冰棍车推来的春天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用生命写就的故事。母亲,请允许我,为你树立一座小小的纪念碑。
——题记
(一)
记忆里,冬天总是从水缸开始。 每天清晨,最先响起的不是闹钟,而是母亲手里那把小锤子凿冰的“咚咚”声。清脆,又沉闷,像命运敲在冻土上的节拍。北方的严寒把家里最后一点温存都冻成了结实的冰块,早起的母亲就那样一下、一下地凿,然后连冰带水倒进大锅,再抱柴烧锅,很快,屋里蒸汽升腾,暖和起来了。半梦半醒间,母亲隔着被子抚摸着我的后背,轻柔地叫醒我:“姑娘啊,起床了。”那是我永远难忘的温暖记忆。
可我知道,她的命有多苦。
那一年,天塌了两次。春天,父母单位倒闭,断了家里最后一丝微薄的薪火。秋天,强壮如山又老实本分的父亲怀着满腹的不甘,轰然倒下。脑出血夺走了他的健康,也夺走了这个家最后的经济支柱。十五岁的我和十岁的弟弟,茫然地看着这个世界突然褪去所有颜色,只剩下灰白。而站在废墟中央的,是我们瘦小的母亲。
(二)
熬过了冬天,父亲出院了。春寒料峭,母亲右手纂着厚厚一叠父亲住院的票据,没有单位可报销;左手捏着弟弟和我的开学收费清单,没有亲戚再肯借给她钱了。她得自己想办法赚钱养家。
那个春天,母亲把两个白色保温箱改造成的冰棍箱子,一左一右挂在父亲用过的那辆沉重的旧自行车上,她每天推着,去卖冰棍——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整天都是推着。一根冰棍卖三分钱,卖一百根能挣三毛钱。这意味着,她必须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分钱的距离,走遍镇上的每一条街巷,喊哑喉咙,晒透脊背。
(三)
我永远忘不了那样的母亲:皮肤被烈日灼成深深的古铜色,嘴唇上因为焦灼和上火,总是涂着一块刺眼的紫药水,像一枚苦难的印章。瘦弱的身体推着巨大的推车,车轮每转动一圈,都发出吱呀的呻吟,那声音混在夏天的蝉鸣里,成了我青春期最心酸的记忆。
那辆冰棍车,吱吱呀呀地,推出了父亲的药费,推出了我和弟弟的学费,也推出了这个四面漏风的家里一点点微弱的希望。
邻居们提起她,总会感叹:“那女人,真刚强!”她的背影,是那段灰暗岁月里,最励志,也最让人心疼的风景。
后来,我和弟弟终于被她用冰棍一根根“堆”出了出息,有了体面的工作,有了和谐的家庭。家里的墙不再漏风,水缸也换成了自来水龙头,我们再也不用在冬天凿冰。天,好像终于要晴了。
(四)
可命运对她的磋磨,似乎还未尽兴。父亲病情加重,基本上是植物人状态了。母亲刚卸下冰棍箱子的肩膀,又扛起了护理的重担。喂饭、擦身、翻身,整整十年,她把瘫痪在床的父亲照顾得妥帖周到,没生过一个褥疮。可是这十年,她却把所有的疲惫和损耗,都悄悄咽下,直到它们在她身体里凝聚成更可怕的敌人——乳腺癌。
病魔的疼痛是蚀骨的。她曾对朋友坦白:“昨晚疼得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朋友问:“那你怎么没跳?” 她说:“我不能跳。我要是跳了,我姑娘儿子怎么做人?别人会怎么议论他们!” 直到最后一刻,她最锋利的武器和最坚硬的铠甲,依然是作为母亲的本能。她抵抗死亡的理由,不是对生的渴望,而是对儿女名声的清白守护。
最后一次从长春回来,医生的话等于判了死刑。她沉默地接受了,什么都没说。 在老家医院,她依旧刚强。直到有一天,她轻轻说:“我想回家住几天……”
(五)
我们带她回了弟弟家。那几天,她一定很难受,但大概也很幸福。最后,她说:“送我上医院吧,不能死在你们家里。”
送去医院时,她还能自己走路。我们搀扶着她慢慢下楼,她停下来,回头望了望那个她付出了一生、刚刚盼来一点好光景的家,轻轻地说:“再也回不来了。” 一句平静的预言,道尽了她一生的了然和不舍。
五天后,她安安静静地走了。如她所愿,没有给儿女添任何麻烦,干净、体面,就像她操持了一生的家。
(六)
母亲的一生,是一场漫长的苦役。她用一副瘦小的身躯,对抗着命运加之于她的严寒与飓风。她像一头沉默的老牛,拉着我们这个破败的家,一步一步,走出了泥沼,走进了坦途,可这一路走过来,却耗尽了她最后一滴心血。
她没吃过什么好吃的,没穿过什么好看的,她的世界小得只有推车走过的路和那个需要她撑起的家。 她是世界上最普通的母亲,也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
……十年了。母亲,我们过得很好,如你所愿。到今年春天,我都退休五年了。人生海海,好多过往云烟我都能一笑而过。只是,这个世界,因为少了你,永远缺了一角最坚韧的温柔。你推着冰棍车的身影,是刻在我生命里,关于爱、关于责任、关于牺牲的,最不朽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