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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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的青瓦被震得簌簌作响，那列蒸汽火车像头钢铁巨兽，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从错落的屋脊上方碾过。黑沉沉的车厢一节接一节，铿锵有力的铁轨撞击声砸在耳膜上，混着锅炉里喷涌而出的白汽，氤氲成一片朦胧的雾，缓缓漫过弧形土地上排列的屋舍。不远处的水带像条银灰色的蛇，缠绕着这片矮屋，水汽沾在瓦楞上，凝出细碎的水珠，被偶尔掠过的风抖落。
麻雀们早习惯了这动静，它们在瓦脊上起起落落，灰扑扑的翅膀扇动着，啄食着瓦片缝隙里的草籽。有只胆大的，竟停在最高那户人家的烟囱旁，歪着脑袋看那火车远去的背影，直到汽笛声消失在天际，才扑棱棱飞走。
这是黑白电影《东京物语》里的一个镜头，老旧的胶片带着颗粒感，缓缓流淌出五十年代的东京。屏幕下方，一行白色弹幕慢悠悠飘过：“一直觉得，东京离我很近，其实已是记忆里风景。” 我盯着那片青瓦，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壳，忽然就想起了兴仁村——那束异域镜头里的光影，竟和我记忆里的八十年代严丝合缝。一样的青瓦，一样的水带，连麻雀起落的姿态，都像是从同一个时光匣子里飞出来的。
生活大抵就是这样，总有些不相干的片段，在某个瞬间突然契合。就像村口老槐树下那个卖糖人的老汉，他捏的孙悟空，竟和我在日本画册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就像母亲蒸的荞麦面馍，麦香里混着的烟火气，和电影里东京小巷飘出的饭香，在记忆里缠成了一团。一个人，一只飞鸟，一碗饭，一口水，甚至是墙角那块磨得光滑的石头，灶台上那只缺了口的粗瓷碗，巷子里传来的一声狗吠，都能猝不及防地穿越时空，把藏在心底的记忆翻出来，拨得人心弦发颤，仿佛下一秒，就能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日子。
思绪正飘着，眼前的画面突然切换——宝天铁路的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冷光，424次蒸汽机车正喷着浓白的汽，铿锵有力地向前行进。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像极了村里老钟的滴答声，沉稳而坚定。伯阳站的站台光秃秃的，只有一根木杆挂着信号旗，站台值班师父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袖口磨得有些发白，他挺直腰板，目光望向驶来的列车。列车上的值班师父推开窗户，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没有言语，只是不约而同地抬起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瞬间的肃穆，像一幅静止的画，刻进了时光里。
这镜头让我猛地想起《铁道员》，想起村里的老周和老王。他们俩都是铁道员，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制服，皮肤被晒得黝黑，眼神却像高仓健那样，沉厚而坚定。小时候总爱蹲在铁道边看他们工作，看老周拿着信号灯，在铁轨旁一步步巡查，看老王坐在值班室里，一笔一划地记录着列车经过的时间。身后的渭河水永远泛着粼粼的光，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无数片金箔，南集村的炊烟从树梢间钻出来，一缕缕，缠缠绕绕，飘向远方。偶尔有大雁从头顶飞过，翅膀划破天际，人字队形被风吹得微微晃动，转瞬又拼成整齐的一字，渐渐消失在青山背后。
大铁牛的汽笛声突然拔高，像一声悠长的嘶吼，它一头扎进狭窄的铁路巷子，黑色的车身在两侧的山壁间穿行，只露出一截冒着白汽的烟囱。等它从洋旗湾湾的拐角探出头时，整个车身已被白汽裹住，浓得化不开，遮了日头，连远处的山都变得模糊。我站在山脚下，歪着头看它呼啸而过，白汽扑面而来，带着淡淡的煤烟味，等雾气散去，机车已到了新洞子口，只留下一串越来越远的铿锵声。
若是恰巧路过的过客，定会被山脚下那片方形空地吸引。那是兴仁小学的操场，用黄土夯成的地面，被孩子们的脚踩得结实，边缘长着几丛野草，在风里轻轻摇晃。此刻，操场上正闹成一片，孩子们的欢笑声像撒了一地的碎银，清脆响亮。
穿花棉袄的女孩子们聚在操场东侧，红的、粉的、蓝的棉袄在黄土背景下格外扎眼。她们手里攥着彩色的跳绳，双脚交替着跳起，绳子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带着风声。领头的丫头梳着两条麻花辫，跳得又高又稳，嘴里念念有词：“刘胡兰十六岁，参加革命游击队！” 韵脚踩得极准，节律撞着心跳，其他丫头跟着附和，声音脆生生的，飘出操场，缠在村口的槐树上。不远处，几个踢毽子的丫头围成一圈，五彩的毽子在脚尖、膝盖、肩头来回翻飞，偶尔落地，立刻有人弯腰捡起，笑声不断。
操场西侧的墙角，男娃们正挤成一团，像一群争食的小兽。他们紧紧贴着墙，使劲往中间拱，脸憋得通红，额头上渗着汗珠，嘴里齐声喊着：“挤——挤——挤麻子，挤不过的鳖娃子！” 喊声震得墙皮都似在颤动。最外层的二柱个子瘦小，脸涨得像个红柿子，双手死死抵着前面的人，可终究抵不过众人的力气，“哎哟”一声被挤出队伍，摔在地上。他愣了愣，脸上瞬间爬满羞赧，低着头想爬起来，周围的男娃们已经爆发出哄堂大笑，笑声里满是不加掩饰的快活，二柱也跟着咧开嘴，挠挠头，又挤回了人群里。
文明些的玩法在操场中央。两根粗壮的杨树干，被硬生生戳进土里，露出地面一米多高，上面横钉着一块厚厚的木板，木板中间钉着个铁圈，便是篮筐了。这篮筐出奇地结实，我亲眼见过石头——村里最皮的娃，像只猴子似的攀上铁圈，双手抓着圈沿翻了个跟头，木板纹丝不动，铁圈也没变形，看得我们一群人直叫好。石头落地时拍着胸脯炫耀，脸上沾着泥土，却笑得得意洋洋。
篮球架旁边是两张水泥乒乓球案，案面被磨得光滑，边缘有些地方掉了水泥，露出里面的石子。孩子们手里的球拍都是用木板做的，有的还缠着几圈胶布，握在手里糙糙的。他们围着球案，玩的是“争皇上”的游戏。被选为“皇上”的孩子站在案的一端，脸上带着几分得意，“忠臣”站在他旁边，而“秀才”则孤零零地站在对面。发球权在秀才手里，他攥着乒乓球，眼睛盯着案面，猛地将球抛起，球拍一挥，球带着风声飞了过去。皇上接住球，手腕一转，传给忠臣，忠臣再回给皇上，皇上瞅准时机，狠狠一扣，球落在秀才那边的案角，弹了出去。“赢了！”皇上和忠臣欢呼着，秀才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离开，下一个秀才立刻补上来，悲喜就在这一来一回间切换，玩的就是那份悬着的心。
而我最爱的，始终是骑马打仗。选马的时候，男娃们都抢着找壮实的伙伴，我总跟在虎子身后——他比我们都高半个头，胳膊上有使不完的劲，是村里公认的“好马”。每次他蹲下来，我就手脚麻利地爬上他的背，双腿紧紧夹住他的腰，双手揪住他的衣领，大喊一声：“冲啊！” 虎子便像头小牛犊似的，朝着对面的“敌人”冲过去。场上顿时乱作一团，喊杀声、笑声、摔倒时的闷哼声混在一起，有人被拽着头发拉下来，有人抱着对手的腿不放，有人滚在地上扭作一团，张牙舞爪，人仰马翻。泥土沾满了衣服和脸蛋，却没人在乎，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那份简单粗暴的快乐，是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这方小小的天地，兴仁小学，藏着我们最纯粹的童年。
后来再坐火车向东，蒸汽机车早已换成了电车，车身亮堂，行驶起来也平稳了许多，没有了当年的铿锵声，也没有了那浓得化不开的白汽。那是高中时代，我在北道上学，每个月都要回一次伯阳的家。车票一块钱，可在那个年代，这一块钱能买不少东西，谁愿把闲钱花在这上面？在我们看来，买票坐车是可耻的，是浪费。
有一回，我和同班的几个伙计一起坐车，刚找了个座位坐下，就被列车员发现了。他穿着笔挺的制服，脸上没一点表情，把我们一群人赶到了行李车厢。车厢里堆着乱七八糟的货物，弥漫着一股灰尘和霉味。“抱头，下蹲！”列车员的声音带着威严，我们乖乖照做，心里却没一点害怕，反而有些窃喜。“没钱还敢坐车？”他骂了几句，话语刻薄，可手里的动作却没那么强硬。我们低着头，小声嘟囔着：“要钱没有，就要坐车。” 列车员叹了口气，没再为难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终究是心软的，穷学生的头顶似有光环，再硬的心，也会生出几分恻隐。
列车到元龙站的时候，他朝我们挥挥手：“赶紧下车，再往前，可就没人给你们求情了。” 我们嬉笑着跳下车，看着电车缓缓驶离，心里满是得意。这算什么？大半夜摸黑到元龙看戏，跟着戏班子的调子哼唱；跑到渭滩看露天电影，挤在人群里，盯着幕布上的画面，看得热血沸腾；这些在大人眼里不靠谱的事，我们做了一件又一件，每一件都透着年少的疯狂。
那天下车时，日头已经沉在了西山，天边染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把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铁轨都染得暖洋洋的。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沿着铁轨旁的小路往家走，脚步轻快，放浪形骸。路过一片萝卜地时，肚子突然咕咕叫起来，不知是谁先提议：“拔几个萝卜垫垫肚子？” 我们相视一笑，蹑手蹑脚地钻进地里，每人拔了两个水灵灵的白萝卜，在衣角擦了擦泥土，咔嚓一口咬下去，清甜的汁水立刻涌了出来，顺着喉咙往下淌。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萝卜，甜得纯粹，甜得让人难忘。晚霞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和远处渭河水的流淌声、风吹过庄稼的沙沙声，凑成了一首最动听的歌，刻进了岁月的肌理里，再也抹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