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上的《海市蜃楼》

晚饭的酸喝汤早凉透了，玉米面糊糊混着浆水的酸味，在粗瓷碗里凝了层薄皮。我三口扒完玉米面粑子馍，馍渣子呛得喉咙发紧，摸黑钻进萝卜窖，拽出根顶花带刺的青萝卜，咔嚓咬下一口，脆生生的汁水才算压住了嘴里的糙。

那时没人说什么膳食纤维，只知道这样的晚饭天天见，敷衍得像走过场。可奇怪得很，我们这帮半大孩子，嚼着粗粮啃着生萝卜，反倒个个生龙活虎，在黄土坡上疯跑着，摔得满身泥也不见蔫。

兴仁村的节日，从来不用贴告示。大队院墙根那根电线杆上的喇叭，就是全村的信号塔。只要它一扯着嗓子响起来，要么是《南泥湾》的老歌循环，要么是秦腔老生吼得震天响，节日的气场便漫过渭河滩，漫过村头的老槐树，撩得家家户户的心都发痒。

大人们比孩子更耐不住寂寞。喇叭响起来的那一刻，药铺门口、大商店的柜台边，眨眼就蹲满了人。男人们揣着旱烟袋，从对越反击战聊到苏美争霸，唾沫星子溅在青石板上，仿佛他们手里攥着天下的棋局；女人们纳着鞋底，东家长西家短地谝闲传，笑声裹着风飘得老远。我们一帮小孩挤在柜台前，巴望着玻璃柜里那个花搪瓷盆，盆里的水果糖裹着花花绿绿的糖纸，在昏黄的灯泡下闪着光，足够让我们浮想联翩半晌。

要是喇叭里喊出“今晚放电影”，那才是兴仁村最盛大的狂欢。就算是拄着拐杖、走一步喘三喘的老人，也会让儿孙搀着，挪着小碎步往大队院赶。

我至今记得那年黄昏，心被猫抓似的，坐立不安。喇叭里说，今晚放《海市蜃楼》，武打片。

母亲在走廊下簸玉米，昏黄的电灯拉得人影老长。金黄金黄的玉米粒从簸箕里簌簌落下，她头也不抬，对我的躁动视而不见。“电影有啥好看的？一毛钱，够买半斤盐了。”她的声音裹着玉米的碎屑，冷冰冰的。

我软磨硬泡了半个钟头，嘴皮子都说干了，母亲攥着钱的手，始终没松过。

我悻悻地走出家门，远远望着大队院门口攒动的人头，那扇木门像一道鸿沟，把我和里面的光影世界隔开来。一毛钱，成了我迈不过去的坎。

就在我蹲在墙根，盯着地上的蚂蚁发呆时，一道黑影撞进眼里——建兵正趴在他家屋顶上，脑袋探得老长，像只偷食的麻雀。

我瞬间就懂了。

那是我们的秘密通道。荧幕的反面，不用买票，一样能看得见人影晃动。

我压低声音喊他，他朝我招招手，眼底亮着狡黠的光。我手脚并用地爬上那架吱呀作响的木梯，屋顶的青石板被晒了一天，还留着温热。我们俩并排趴着，晚风裹着玉米叶的清香吹过来，远处的渭河滩传来蛙鸣。

荧幕反面的人影是反的，动作也歪歪扭扭，却丝毫不影响武打场面的精彩。女主穿着紧身衣，带着一股子蛮横的野性美，和男主在画面里拳来脚往，拳脚相撞的声音，隔着老远也能听见。我的心跟着那些打斗镜头怦怦直跳，攥着青萝卜的手，捏得咯吱响。

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快意恩仇的江湖，哪里懂什么男人战胜心魔的深意。我只知道，屋顶上的月光很亮，荧幕上的拳脚很帅，建兵的呼吸声和我的心跳声，搅在一起，成了少年时代最过瘾的狂欢。

多年后再想起这部电影，才恍然惊觉，那晚屋顶上的月光，和荧幕里的光影，竟藏着少年时代最纯粹的欢喜。

南集或渭滩放电影的消息，总像长了翅膀，很快就能传遍兴仁村。往往消息刚传开，我们这帮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却总能看见大人们早已蹲在戏楼院的商店门口，气定神闲地聊着天，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些传得有板有眼的消息，多半是老槐树下的闲汉们编出来的。有人说下坪要演《大刀王五》，有人拍着胸脯保证渭滩车站放《解放石家庄》，谣言满天飞，却没人去较真。大抵是日子太过平淡，总得有人添点故事，才好打发那些漫长的时光。

最难忘的是在渭滩看露天电影的夜晚。散场时，月亮升得老高，像个银盘挂在天上。我们一群孩子跟着大人，踩着火车道往家走。

两条铁轨在月光下泛着森冷的光，朝着远方无限延伸，仿佛没有尽头。人群走在铁轨中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头沉默而庞大的怪兽，在夜色里逶迤前行。

我走在人群中，一言不发，却觉得心里满当当的。月光落在额头，把那些黑暗与恐惧都藏了起来。身旁的大人聊着电影里的情节，小孩们追着跑着，笑声撒了一路。

那一刻，我无比喜欢这样的队伍，喜欢这样被人群包裹着的感觉。抬头看天，连黑黢黢的夜空，都变得温柔起来。

那晚的风，那晚的月光，那晚铁轨上的脚步声，还有荧幕上的《海市蜃楼》，都刻进了兴仁村的夜色里，刻进了我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