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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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本文源于笔者小说创作中的核心伦理抉择。《胶东星火》中“闭目天鹅”的封存，与《第八候车室》里“猪用逆变器”的启用，正是创作时面对技术洪流的下意识抵抗——当技术以“进步”之名不断吞噬人性经验、模糊文明边界，叙事本能让我选择为时代保留一份“减速记忆”。现将这份从故事肌理中自然浮现的思考提炼成文，既是对创作初心的回望，也求教于方家，探讨文学在技术狂飙时代的责任与可能。
当AI开始撰写科研论文、智能设备垄断生活场景，技术狂飙带来的不仅是效率革命，更有一场悄无声息的精神失重——我们沉迷于“更快、更准、更智能”的进化叙事，却渐渐丢失了对技术边界的敬畏，对质朴经验的珍视。而文学，恰在此时成为文明的“反向校准器”。我的《胶东星火》与《第八候车室》，以两个跨越时空的故事，用“闭目天鹅”与“猪用逆变器”的独特意象，完成了一次对技术伦理的深刻叩问：真正的文学预警，从来不是拒绝技术，而是为狂奔的时代保留一份“减速意识”，为迷失的人性守护最后的伦理直觉。
《胶东星火》中，那只藏在机床深处的“闭目天鹅”，是文明自我救赎的终极象征。1962年的烟台车间，苏父用一场精心设计的“技术事故”，将载有天鹅座61星图的微缩胶卷封存于机床主轴，而星图背后，是上一个文明因“知晓一切而毁灭一切”的宇宙警告。这只天鹅“闭目”的姿态，绝非怯懦的逃避，而是清醒的克制——当时代沉迷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技术扩张，当科学探索可能沦为毁灭的伏笔，文学用最诗意的方式，为人类的“无限求知欲”安装了一个“暂停键”。438Hz的隐秘共振与《东方红》440Hz的标准音形成尖锐对峙，前者是父亲的心跳、星图的密码，是未被异化的人性频率；后者是被规训的技术标准，是集体意志对个体真相的覆盖。苏月最终选择将立方体焊死在机床深处，用“公开的沉默”守护秘密，本质上是文学对技术伦理的一次主动建构：有些真相，需要等待文明足够成熟时再揭晓；有些技术，需要为伦理底线留出缓冲地带。
如果说“闭目天鹅”是对技术扩张的“边界预警”，《第八候车室》里的“猪用逆变器”，则是对技术等级制的温柔颠覆。当许多作品仍将技术简单设置为背景或奇观时，文学或许更需要这种嵌入肌理的、充满张力的伦理对话——春运候车室的寒夜里，当智能设备集体失灵：许闯的电脑因断电面临项目崩盘，儿子的平板终止了动画播放，被智能闸机、12306APP挡在门外的赵桂香，却用一个“给猪打疫苗”的陈旧逆变器，解决了所有困境。这个沾着泥土、带着乡野气息的“落后技术”，在智能时代的失灵现场，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它不依赖网络信号，不要求操作技巧，仅凭热水袋的热量就能转化为能量，成为连接危机与希望的桥梁。赵桂香的逆变器，像一面镜子照见技术的傲慢——我们总以为答案藏在更前沿的算法里，却忘了最质朴的经验往往能直击人心的困境。那些被智能设备抛弃的“非标准化”人群与“非先进化”技术，恰恰藏着人性最本真的温度：茶油的香气、手工编织的毛衣、贪吃蛇游戏的像素画面，这些无法被数据化的生命体验，正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精神锚点。
两部作品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将文学变成了文明操作系统里的“冗余备份”——这份“冗余”，不是无用的累赘，而是抵御技术异化的最后防线。《胶东星火》中，机床接油盘里的银色液滴，模仿着人类的疤痕与心跳，将“刀具夭折的未来”“操作者心肌被剜掉的未来”预演成真，它是技术冰冷外壳下的人性记忆体；《第八候车室》里，赵桂香将三十八块钱的拿铁倒进矿泉水瓶，想带回家给儿子尝尝，这个细微的动作，解构了技术时代的价值排序——不是所有珍贵的东西都需要智能标签，不是所有有用的技术都必须先进复杂。文学的“无用之用”，正在于它守护着那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情感、无法被技术复制的经验、无法被标准定义的伦理，当技术试图将人类驯化为“高效的工具人”，文学始终在提醒我们：文明的本质不是征服与加速，而是守护与平衡。
当我们为AI的自主决策能力惊叹，为智能设备的便捷性欢呼时，《胶东星火》与《第八候车室》像两束冷静的光，照亮了技术狂飙背后的阴影。“闭目天鹅”教会我们敬畏边界，知道有些探索需要“适可而止”；“猪用逆变器”教会我们回望来路，明白有些智慧藏在“返璞归真”里。文学从来不是技术的对立面，而是技术的“伦理设计师”——它不提供具体的技术方案，却为技术设定了人性的底线；它不阻碍时代的进步，却为狂奔的时代保留了思考的间隙。
在这个技术替代一切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需要这样的“伦理开关”。它让我们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不忘停下脚步问问自己：技术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文明是什么样子？或许，当每一项新技术诞生时，当每一次技术迭代发生时，我们都该想起那只闭目沉思的天鹅，想起那个带着泥土气息的逆变器——它们在提醒我们：技术是恩赐，也是诅咒；唯有守住人性的底线，敬畏文明的边界，技术才能真正成为照亮人类的星光，而非毁灭一切的烈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