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园（z）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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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坐在拆迁办主任的皮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红木办公桌的纹路。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明暗交错的光影，像极了他这半生起起落落的轨迹。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开发商的名字他很熟悉——黎总，前几天刚在私人会所里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黑皮箱，里面是两百万现金，说是“茶水费”。
十五年前，老马还是房管所的所长，手握着辖区内房屋审批的大权。那时候的他，总觉得权力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不抓紧点就会溜走。下属小张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眼里揉不得沙子，看着他把公款挪用来给儿子在省会买婚房，又收着开发商的红包，终究是没忍住，把举报信递到了纪检部门。
查案的那几个月，老马觉得天都是灰的。他看着办案人员从办公室搜出账本，看着银行流水被一笔笔核对，那些曾经以为天衣无缝的操作，在证据面前不堪一击。最后查实，他受贿三百五十万元。法庭上，他穿着囚服，看着台下哭红了眼的妻子，第一次觉得权力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毁灭。判决下来，有期徒刑三年。那时候还没有“开除公职”的明确规定，妻子托了关系，保住了他的公职身份。
三年的刑期基本上磨平了老马身上的戾气。他在监狱里学会了缝衣服，学会了看报纸，也学会了反思。出狱那天，天很蓝，妻子和儿子来接他，儿子已经大学毕业，站在他面前，比他还高。“爸，以后咱好好过日子。”儿子的话，让他红了眼眶。
回到家，他消沉了很久。直到住建局的老领导找到他，说局里缺个办事员，问他愿不愿意来。老马几乎是立刻就答应了，他太需要一份工作来证明自己，也太需要一个机会来弥补过去的过错。
刚开始做办事员的时候，老马格外卖力。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单位，把办公室打扫干净，给同事们烧好热水。遇到群众来办事，他总是耐心解答，哪怕是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也会帮忙指引。有一次，一位老大娘来办房产证，材料带错了，老人急得直哭，说这房子是老伴儿留下的，要是办不下来，她连个念想都没有。老马看着老人花白的头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主动帮老人联系社区，又跑了趟档案馆，终于把材料补齐，帮老人办好了房产证。老大娘握着他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那一刻，老马觉得，比当初收红包更有成就感。
新上任的王局长是个实干派，他看老马工作认真，做事踏实，又有多年的基层经验，渐渐把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老马也没让人失望，无论是整理档案，还是协调邻里纠纷，他都做得井井有条。有一次，局里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及到几百户居民的利益，很多居民不理解，不愿意配合。老马主动请缨，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白天没人就晚上去，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他把改造后的效果图贴在小区公告栏里，给居民算经济账、环境账，终于说服了大家。项目顺利推进，王局长在大会上表扬了他：“老马是个好同志，有责任心，有能力！”
不久后，局里成立公益事业办公室，王局长力排众议，任命老马为办公室主任。这个任命，让很多人不解，毕竟老马有“案底”。但王局长却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的是知错能改，老马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给他一个机会，他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老马没有辜负王局长的信任。工业事业办公室刚成立，事情多且杂，他带领着同事们加班加点，制定工作计划，对接企业，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一家外地企业想来本地投资建厂，但是对当地的政策不了解，手续办理也不顺利。老马主动联系企业负责人，带着他们去各个部门办理手续，还帮他们争取到了税收优惠政策。企业顺利投产，为当地带来了几百个就业岗位。王局长对他越来越赏识，逢人就说：“我没看错人，老马是块好料！”
几年后，拆迁办主任的位置空缺，王局长又推荐了老马。拆迁办是个“肥差”，也是个“苦差”，权力大，责任也大。很多人都盯着这个位置，老马心里也清楚，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但他想起王局长的信任，想起自己这几年的努力，还是接受了任命。
刚开始做拆迁办主任的时候，老马还能守住底线。他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事，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户拆迁户。有拆迁户想通过送礼来多要补偿款，他都坚决拒绝：“政策怎么规定，就怎么来，我不能坏了规矩。”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能一直走在正道上。
直到遇到黎总。黎总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手里握着一个大型拆迁项目。第一次见面，黎总就对他格外热情，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礼品。老马一开始还能拒绝，但黎总很“懂事”，从不提项目上的事，只是跟他聊家常，聊工作。时间久了，老马渐渐放松了警惕，觉得黎总只是个豪爽的生意人。
有一次，黎总请他去私人会所吃饭，饭后，黎总塞给他一个黑皮箱，说：“马主任，这段时间麻烦你了，这点茶水费，你收下，别跟我客气。”老马打开箱子，里面全是现金，他心里咯噔一下，想拒绝，但黎总却说：“马主任，你别多想，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跟项目没关系。再说，你在这个位置上，难免需要应酬，这点钱，够你周转的。”
老马犹豫了。他想起自己刚出狱时的窘迫，想起妻子每天省吃俭用的样子，想起儿子结婚需要买房的压力。他心里的防线，一点点开始松动。最终，他还是收下了那个黑皮箱。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黎总越来越大方，从几十万到几百万，老马收的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心安理得。他开始利用职权，为黎总在拆迁补偿、项目进度上提供便利，甚至不惜损害拆迁户的利益。
拆迁户老张的房子在拆迁范围内，按照政策，他能拿到一笔不错的补偿款，还能分到一套安置房。但黎总想压低补偿款，把节省下来的钱投入到项目开发中。他找到老马，塞给他一张五十万的银行卡，让他“想想办法”。老马拿着银行卡，心里虽然有些愧疚，但还是答应了。他找到老张，故意夸大拆迁过程中的困难，说按照规定，老张的房子只能拿到很少的补偿款，安置房也只能分到偏远的地方。老张不相信，拿着政策文件去找他理论，他却以“政策有变动”为由，把老张打发走了。老张没办法，只能接受了不合理的补偿方案，搬走那天，老张看着自己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推倒，忍不住哭了：“这世道，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老马听到这话，心里不是滋味，但很快就被金钱带来的快感淹没了。他用收来的钱，给儿子买了高档小区的房子，给妻子买了名牌包和首饰，自己也换上了名牌西装，开上了豪车。他出入高档会所，和开发商、官员称兄道弟，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做房管所所长时的“风光”日子。他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教训，忘记了王局长的信任，也忘记了做人的底线。
纸终究包不住火。有人把老马受贿的举报信递到了纪检监察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很快就展开了调查，他们调取了老马的银行流水，询问了相关人员，掌握了他受贿的证据。当办案人员出现在他办公室的时候，老马正在和黎总通电话，商量着下一笔“合作”。看到办案人员，老马手里的电话掉在了地上，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在留置室里，老马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在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低下了头。他交代了自己收受黎总两千余万元的事实，还交代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他曾经给当地的主管旗长送了两千万。
那位主管旗长，后来升任了副市长。老马之所以给她送钱，是想找个“靠山”。有一次，黎总的项目遇到了麻烦，需要副市长签字审批，黎总找到老马，让他帮忙疏通关系。老马找到副市长，送上了两千万现金。副市长收下了钱，很快就签了字，项目得以顺利推进。此后，老马又多次给副市长送钱，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关照。
纪检监察部门根据老马的交代，很快就对那位副市长展开了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证，副市长受贿的事实也浮出水面，她不仅收受了老马的钱，还收受了其他开发商、官员的贿赂，涉案金额巨大。最终，副市长被收押，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老马再次站在了法庭上。这一次，他没有了上次的侥幸，只有深深的悔恨。他看着台下的妻子，妻子已经老了很多，头发也白了大半，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痛苦。他想对妻子说声对不起，却发现自己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
判决下来，老马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法警把他带出法庭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看到了王局长。王局长看着他，眼神复杂，有失望，有惋惜，还有一丝不解。老马知道，自己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也辜负了王局长的信任，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监狱的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沉重的声响。老马坐在牢房的角落里，看着窗外的天空，想起了自己这半生的浮沉。从房管所所长到阶下囚，从办事员到拆迁办主任，再到如今的重刑犯，他的人生就像一场闹剧，最终以悲剧收场。他不知道十五年后，自己还能不能走出这扇大门，也不知道走出大门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但他知道，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了。
夕阳透过铁窗，照在老马的脸上，留下长长的阴影。他闭上眼睛，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很快就消失不见，就像他那些曾经的“风光”和“荣耀”，终究只是过眼云烟。
铁窗外面的梧桐树从枝繁叶茂到落叶飘零，老马腕上那道当年在监狱里缝衣服时被针扎出的旧疤，也跟着季节反复发痒。每天清晨，号房里的筒子灯还没亮，他就会盯着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发呆，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反复回放着和黎总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是他刚当上拆迁办主任的第三个月。局里在迎宾馆开项目推进会，黎总穿着一身熨帖的藏青色西装，手里捏着镶金边的名片，在人群里格外扎眼。当时老马正低头整理会议材料，忽然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抬头就看见黎总满脸堆笑的脸：“这位就是马主任吧？久仰大名，我是恒基地产的黎乾坤。”
老马那时候还揣着几分谨慎，只礼貌性地握了握手：“黎总客气了，都是为项目办事。”可黎乾坤总像是早把他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顺势把他拉到走廊僻静处，递过来一杯刚泡好的普洱茶：“马主任以前在公益办的时候，帮我们市引进了三家外地企业，这事我可是听说了，您是真为咱们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
这话正好戳在老马的心窝里。他这辈子最在意的，就是别人对他“改过自新”的认可。当初从监狱出来做办事员，每次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妈看见他都会悄悄议论“这就是以前那个贪钱的所长”，那些眼神像针一样扎得他抬不起头。后来做公益办主任，虽然王局长信任他，可背后总有同事窃窃私语。黎总这番话，像是一把温吞的熨斗，把他心里那些褶皱都熨平了。
那天会后，黎乾坤非要拉着他去“尝尝本地的特色菜”。车子七拐八绕，停在城郊一处挂着“静心园”木牌的院子前。院子里种着大片的桂花树，香气能飘出半条街。包厢里摆着一张能坐二十人的圆桌，水晶灯把桌面的骨瓷餐具照得发亮。老马看着满桌的山珍海味，心里直打鼓：“黎总，这太破费了。”
黎乾坤总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亲自给他倒上一杯茅台：“马主任，您别跟我见外。这院子是我一个朋友的，咱们今天就是随便吃点，聊聊项目上的事。”酒过三巡，黎总话锋一转，说起自己公司正在推进的“城东片区改造项目”：“马主任，您也知道，这拆迁工作难啊。有些住户狮子大开口，还有的老职工抱团闹事，我们真是没办法。”
老马放下酒杯，心里已经有了数。他在公益办待了五年，最擅长的就是协调纠纷。可他也清楚，拆迁办的权力比工业办大得多，一句话就能决定开发商的利润，也能改变拆迁户的命运。他斟酌着开口：“黎总，按政策来就行。只要你们补偿款到位，不欺负老百姓，我这边肯定配合。”
黎乾坤总眼睛一亮，立刻给老马夹了一块鲍鱼：“马主任真是爽快人！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那天吃完饭，黎乾坤塞给老马一个牛皮纸袋，说是“给嫂子带的本地特产”。老马回到家打开一看，里面是两盒包装精美的茶叶，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装着五万元现金。他当时就慌了，连夜想把钱送回去，可黎乾坤电话里说：“马主任，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一来二去，老马的防线就松了。他开始频繁地黎乾坤见面，从一开始的“谈工作”，到后来的“泡温泉”“打高尔夫”。黎乾坤总能精准地捕捉到他的需求：知道他儿子想进事业单位，就托关系帮孩子安排了岗位；知道他妻子有腰椎间盘突出，就从国外买了进口的按摩椅送过来；甚至连他母亲八十大寿，黎乾坤都提前订好了酒店，还送了一块价值十万的玉镯。
老马不是没犹豫过。有一次，他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翻到了当年王局长提拔他做公益办主任时的谈话记录，上面王局长写着“老马，我信你能走正道”。那天晚上，他把黎乾坤送的现金锁在保险柜里，一夜没睡。可第二天，黎乾坤又来找他，说城东片区有几户“钉子户”拒不搬迁，影响了项目进度，想让他“帮帮忙”。
老马跟着黎乾坤去了城东片区。那是一片老旧的平房区，墙壁上写满了“拆”字，有的房子已经被拆了一半，断壁残垣间还能看到散落的家具。有个姓赵的大爷，家里住着七十多岁的老伴，还有一个患有脑瘫的孙子。赵大爷拉着老马的手，眼泪直流：“马主任，我们不是不搬，可他们给的补偿款连个小房子都买不起，我孙子还要看病，你让我们去哪啊？”
老马心里像被揪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住的也是这样的平房，那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妹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黎乾坤在旁边悄悄拉了拉他的胳膊，递过来一个眼神。老马咬了咬牙，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敷衍地说：“赵大爷，政策就是这样，您再想想。”
那天晚上，黎乾坤把一个装满现金的黑皮箱送到了老马家。“马主任，今天辛苦您了。”黎乾坤拍着他的肩膀，“那几户钉子户，我已经让人‘处理’了，您就放心吧。”老马看着那个黑皮箱，心里的愧疚很快就被金钱带来的踏实感取代了。他开始说服自己：“我只是帮黎总协调一下，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
可他不知道，那些所谓的“处理”，全是见不得光的手段。赵大爷因为拒绝搬迁，家里的窗户被人砸了，老伴晚上出门倒垃圾时被自行车撞了，虽然没什么大碍，却吓得再也不敢待在老房子里。最后，赵大爷只能拿着远低于政策标准的补偿款，搬到了城郊的出租屋。
老马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开始主动给黎乾坤“出主意”：怎么通过修改评估报告压低补偿款，怎么利用政策漏洞为开发商争取更多的土地，甚至怎么打通各个部门的关系。作为回报，黎乾坤给他的好处也越来越多，从现金到房产，从股票到奢侈品，老马的资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在市中心买了两套高档公寓，一套自己住，一套给儿子当婚房；还在海南买了一套海景房，计划着退休后去养老。
那时候的老马，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谨小慎微的办事员了。他穿定制的西装，戴名牌手表，开着一百多万的奔驰车，出入各种高档场所。每次局里开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那些曾经议论过他的同事，心里充满了优越感。他甚至觉得，当初那三年监狱生活，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现在的他，才真正活出了“价值”。
可他忘了，纸终究包不住火。第一个举报他的，是拆迁办的一个年轻科员小林。小林刚从大学毕业，眼里还带着一股韧劲。有一次，小林跟着老马去给拆迁户送补偿款，发现老马手里的名单和实际发放的金额对不上，多出来的钱不知道去了哪里。小林提醒老马：“马主任，这账好像有问题。”可老马却瞪了他一眼：“小孩子家家懂什么，赶紧干活。”
小林没有放弃。他悄悄收集了老马和李总见面的照片，还有老马修改评估报告的证据，匿名举报到了纪检监察部门。一开始，纪检监察部门只是进行初步调查，老马还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直到有一天，他正在办公室和黎乾坤通电话，商量着怎么把一笔一千万的“好处费”洗白，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穿着制服的纪检监察干部。
“马昭然同志，我们是市纪委监委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留置，请你配合。”纪检监察干部的声音很平静，却像一把锤子，把老马的世界砸得粉碎。他手里的电话“啪”地掉在地上，屏幕摔得四分五裂，就像他的人生一样。
留置室里的日子，是老马这辈子最煎熬的时光。每天面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讯问，他一开始还想狡辩，说自己和黎乾坤只是“朋友关系”，那些钱是“借款”。可当纪检监察干部拿出他银行流水的明细、他在海南买房的合同，还有赵大爷等人的证词时，他再也撑不住了，瘫坐在椅子上，一股脑地交代了所有事情。
“我错了……我不该收黎乾坤的钱，不该帮他欺负拆迁户……”老马捂着脸，声音哽咽，“我还给女副市长送了两千万，那钱是黎乾坤让我送的，说是为了项目审批……”
老马嘴里的女副市长，就是当年的主管旗长。他第一次给她送钱，是在一个雪天。黎乾坤把一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交给老马，说：“马主任，女副市长那边，还得您去跑一趟。这项目能不能批下来，就看您的了。”老马提着行李箱，站在市政府大楼前，心里既紧张又害怕。他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女副市长的办公室在十三楼，装修得豪华又低调。老马把行李箱放在墙角，低着头说：“市长，这是黎乾坤让我给您带的一点东西，希望您能多关照一下城东的项目。”女副市长正在看文件，头也没抬：“老马，你是老同志了，知道该怎么做。东西你先放这，回去等消息吧。”
从那以后，老马就成了女副市长和黎乾坤之间的“中间人”。他先后给她送了五次钱，总金额高达两千万。女副市长也很“够意思”，不仅帮黎乾坤的项目顺利批了下来，还在后续的土地拍卖、资金扶持上给了很多便利。老马原本以为，有副市长这个“靠山”，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可他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把这个“靠山”也拉下了水。
纪检监察部门根据老马的交代，很快就对女副市长展开了调查。她一开始还想掩盖，把赃款转移到了国外，甚至还销毁了部分证据。可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她最终还是交代了自己受贿的事实。除了老马送的两千万，她还收受了其他开发商、官员的贿赂，涉案金额高达一亿多元。
当老马在留置室里听到女副市长被收押的消息时，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刚上任的旗长，在大会上说要“为人民服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可短短几年，她就忘了自己的初心，成了金钱的奴隶。老马忽然觉得，自己和女副市长，还有黎乾坤，都像是被欲望牵着走的木偶，最终都掉进了同一个深渊。
案件很快就移交到了检察院，然后提起公诉。老马第二次站在法庭上的时候，比第一次平静了很多。他穿着看守所的囚服，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背也驼了，再也没有了当年拆迁办主任的风光。法庭里坐满了人，有他的家人，有局里的同事，还有一些被他伤害过的拆迁户。
当公诉人念出他的罪行时，他听到台下传来压抑的哭声，是他的妻子。他转过头，看到妻子扶着他年迈的母亲，母亲的眼睛已经哭肿了，正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的儿啊，你怎么又犯糊涂了……”老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是教育他“做人要本分，不能贪小便宜”，可他却把母亲的话抛到了脑后，一次次地触碰法律的红线。
法庭辩论环节，辩护律师为他求情，说他“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有立功表现，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可当赵大爷作为被害人代表发言时，所有的求情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马主任，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好官，可你却帮着开发商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我孙子的病因为没钱治疗，现在越来越严重了……”赵大爷的声音很沙哑，却像一把刀，扎在老马的心上。
最终，法院作出了判决：被告人马昭然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审判长念出判决结果的时候，老马没有上诉，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认罪伏法，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
监狱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发出沉重的声响。老马跟着狱警走进牢房，里面有六个犯人，都低着头整理床铺。他找了个靠墙角的位置坐下，看着铁窗外的天空，心里一片茫然。十五年，意味着他要在这个地方度过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意味着他可能再也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意味着他的儿子要背负着“贪官之子”的骂名过一辈子。
有一天，狱警给了他一封信，是妻子写的。信里说，母亲因为他的事一病不起，现在在医院住院；儿子已经辞掉了事业单位的工作，去了外地打工；家里的房子和存款都被没收了，她现在租住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老马，我不怪你，只希望你在里面好好改造，早点出来。我们还等着跟你一起过日子。”
老马握着信，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想起自己当初收那些钱的时候，总以为是为了家人好，可到头来，却把家人拖进了痛苦的深渊。他走到铁窗前，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忽然明白，那些曾经以为能带来幸福的金钱和权力，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亲情和良知，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
在监狱里，老马开始认真改造。他主动报名参加了监狱里的读书班，每天学习法律知识和政策文件；他还跟着老犯人学习修鞋，虽然手上磨起了水泡，却觉得很踏实。有一次，监狱组织犯人观看警示教育片，里面播放的是女副市长和黎乾坤的庭审画面。看着女副市长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样子，看着黎乾坤因为巨额债务而家破人亡的结局，老马心里更加坚定了好好改造的决心。
他给妻子写了回信，信里说：“老婆，对不起，是我害了这个家。我在里面一定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去陪你和妈。你要照顾好自己，告诉儿子，别因为我抬不起头，爸爸知道错了，以后会做个好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马在监狱里的表现越来越好，多次获得监狱的表扬。他知道，十五年的刑期很漫长，但他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王局长当年对他说的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的是知错能改。”以前他不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可惜为时已晚。
窗外的大杨树树又开始发芽了，嫩绿的叶子透过铁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老马坐在牢房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本《忏悔录》，认真地读着。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因为贪念而毁掉了前途，毁掉了家庭，毁掉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但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忏悔和改造，能给其他人敲响警钟：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不能忘记初心，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否则，等待自己的，终将是法律的制裁和人生的悲剧。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老马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他抬起头，望着远方，心里默默地说：“妈，老婆，儿子，等着我，我一定会好好改造，早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