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园（z）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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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第一次摸到小提琴时，手指被琴弦硌出四道红印子。这一年的深秋，山风卷着碎雪沫子撞在公社礼堂的玻璃窗上，他裹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盯着文化站老王手里那把棕红色的乐器，喉咙里像堵着晒干的玉米芯。
“这叫小提琴，不是二胡。”老王把琴递过来时，琴身还带着体温，“你不是能唱《白毛女》吗？试试拉段《北风吹》。”
李友的手指在琴弦上僵了半天，才想起在县剧团看过的指法。他哆哆嗦嗦地架起琴，弓子一拉，不成调的声响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可老王却拍着大腿笑：“有灵气！比公社那几个只会吹唢呐的强多了。”
那时的李友，还是李家窝铺最穷的孩子。父亲死得早，母亲靠纺线供他读完高中，书包是母亲用面粉袋改的，里面总装着半块凉透的熟土豆。李友能写一手好字，作文常被老师贴在教室后墙；也能唱旦角，每次村里排《红灯记》，他扮的李铁梅总能让台下的老母亲抹眼泪。高中毕业后，他本该跟着村里人去山里挖煤，是老王听说了他的本事，把他拉进了乡文化站。
文化站在公社后院的破瓦房里，除了那把小提琴，就只有一摞卷边的《人民文学》和一台吱呀作响的旧风琴。李友在这里扎下根，白天写宣传稿，晚上就着煤油灯改二人转剧本。他写的《送肥记》在县里汇演拿了奖，剧本被印成小册子，发到各个公社。有一次，县委书记来看演出，指着台上扮演村姑的李友问：“这小同志是哪个队的？嗓子亮，戏也真。”
老王趁机说：“是我们文化站的，不光会唱，还会写。”
那天之后，李战友的名字在公社里传开了。这一年合乡并镇，他被招为招聘干部，任乡党务秘书。报到那天，他特意穿了母亲新买的的确良衬衫，手里攥着用红布包着的钢笔——那是老王送他的礼物。
乡党委办公室在二楼，窗外能看见成片的玉米地。李友每天第一个到岗，扫地、擦桌子、烧开水，然后坐在桌前整理文件。他记性好，全乡三十多个村干部的名字，不到一个月就记全了；他文笔快，书记要的讲话稿，他熬个通宵就能拿出来，还能把政策条文写得像拉家常一样通俗。
过了几年，李友被提拔为乡长助理，跟着乡长跑遍了全乡的山山水水。有一次下暴雨，山体滑坡堵了进村的路，他扛着铁锹在雨里挖了三个小时，直到村民把被困的老人背出来。那天他浑身是泥，鞋也被冲走了，光着脚走回乡政府，乡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李是个能干事的人。”
过了两年，他升任党委副书记；又过了两年，调任邻乡任乡长；两年后，他回到出生的李家窝铺乡，任乡党委书记。走马上任那天，他特意回了趟家。母亲站在土坯房门口，看着他穿的中山装，眼泪掉在衣襟上：“我儿出息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李友握着娘的手，心里发酸。那时他家还住在漏雨的土房里，儿子上学要走五里山路，妻子在村小学代课，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有一次儿子发烧，他连夜背着去乡卫生院，路上摔了一跤，儿子哭着说：“爸，我以后不当医生了，我要当大官，让你和妈妈住大房子。”
李友那时没想过，儿子的话会在几年后变成现实。三年后，他调任县人事局局长。报到那天，县委书记对他说：“人事工作是大事，你要守住底线，别辜负组织的信任。”他用力点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人事局在县政府大楼的三层，办公室比以前的乡党委办公室大了一倍，窗明几净，还有一台崭新的空调。第一天上班，就有人提着水果篮来拜访，说是“老同事，来看看”。李友把水果篮推回去，说：“心意我领了，东西你拿回去，咱们按规矩办事。”
可渐渐地，他发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有人托他给孩子安排工作，送来一沓厚厚的信封；有人想评职称，提着烟酒来家里；甚至有领导找他说话，说“某某是我的老部下，你多关照一下”。他一开始还能拒绝，可次数多了，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开口。
有一次，县政协副主席郝贵找到他，想给妻侄安排进事业单位。郝贵以前是他的老领导，当年他能任乡党委书记，郝贵还帮过忙。可他那个妻侄只有初中文化，连简历都写不通顺，李友只好说：“郝主席，按规定，事业单位招聘得有大专学历，我实在没办法。”
郝贵脸色沉了下来：“你现在是局长了，这点小事还办不了？”
李友没松口。可他没想到，拒绝了郝贵，却没能拒绝其他人。有一次，他儿子要上重点中学，校长说“得找人事局李局长批个条子”。他拿着条子去找校长，校长笑着说：“李局长，你帮我侄子安排个工作，孩子上学的事包在我身上。”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坐了一夜。看着桌上儿子的成绩单，想着妻子在村小学代课的辛苦，他最终还是松了口。没过多久，校长的侄子进了一个乡的社保所，儿子也顺利进了重点中学。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他开始收礼，从烟酒到现金，从购物卡到金条；他开始违规安排工作，只要给钱，不管有没有学历、有没有能力，都能塞进事业单位；他给妻子办了中级职称，让她从村小学调到县里的教育局，不用再站讲台。
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从土房搬进了一百多平的楼房，买了辆桑塔纳轿车，儿子穿的衣服都是名牌。母亲看着家里的变化，总说：“咱们别太贪心，够用就行。”他嘴上应着，心里却早已被欲望填满。
李友开始和女人来往。有个女的想进人事局当打字员，找到他，后来就缠上了他。他开始夜不归宿，妻子察觉到了，和他吵架，他却不耐烦地说：“我这都是为了这个家，你别无理取闹。”
李友在人事局当了八年局长，县里副处级干部才四十多人，他却为二十多个处级干部的子女亲属安排了工作。有人背后骂他“李阎王”，说他“一手遮天”，他却毫不在意。他觉得自己有本事，能把别人办不成的事办成，那些送礼的人、求他办事的人，都得看他的脸色。
直到这一年的夏天，郝贵把李友告到了市纪委。
那天下午，李友正在办公室看文件，市纪委的人突然来了，亮了证件，说“请你配合调查”。他当时就懵了，手里的笔掉在地上，墨水染黑了文件。
李友被带到市纪委的谈话室，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办案人员问他：“你说说，这些年你收了多少礼？违规安排了多少人？”
李友一开始还想狡辩，说“都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安排工作都是按规定办的”。可当办案人员拿出他收现金、收金条的证据，拿出那些违规安排人员的名单时，他再也撑不住了，双腿一软，瘫坐在椅子上。
李友开始哭，像个孩子一样，把这些年的事全说了出来。他说自己是穷怕了，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说自己一开始不想收礼，可后来控制不住自己；说自己对不起组织，对不起老母亲的教诲。
办案人员问他：“你还记得你刚当人事局长时，县委书记对你说的话吗？”
李友愣了一下，然后用力点头：“记得，他让我守住底线，别辜负组织的信任。可我……我没守住。”
调查期间，发生了很多可笑的事。有一次，李友听说办案人员要去他家搜查，竟然让人连夜把家里的现金、金条藏到了乡下亲戚家，结果被亲戚举报了；有一次，他想给郝贵送礼，让郝贵撤案，结果被郝贵骂了回来；还有一次，他趁办案人员不注意，想跳楼自杀，结果被及时拉住，闹了个大笑话。
第二年的春天，李友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宣判那天，他穿着囚服，头发花白，站在被告席上，看着台下的家人，眼泪止不住地流。老母亲已经去世了，没能看到他今天的样子；妻子坐在台下，眼神里满是失望；儿子已经上了大学，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恨，只有陌生。
李友想起小时候，在李家窝铺的山坡上，他跟着老王学拉小提琴，琴声飘得很远，能传到山那边的村子；想起刚当党务秘书时，他在乡党委办公室写材料，窗外的玉米地一片金黄；想起任党委书记时，他带着村民修水渠，村民们给他送来了鸡蛋和红枣。
那些日子，虽然穷，虽然累，可心里踏实。不像后来，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却每天都提心吊胆，怕被人举报，怕东窗事发。
监狱的铁门关上时，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像重锤砸在李友的心上。他攥着那套灰扑扑的囚服，指节泛白，走廊里的灯光惨白，照得他影子在墙上拉得又细又长，像根随时会折断的芦苇。
同监室有六个人，最年长的是个七十岁的老头，因贪污被判刑，每天坐在床边叠纸船；还有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偷了公司的钱去赌，总在夜里哭着喊妈。李友刚进去时，没人跟他说话，大家要么低头发呆，要么凑在一起小声聊天，他像个局外人，缩在墙角，看着窗外那片小小的天空，想起以前坐在人事局办公室里，透过落地窗看到的旗政府广场，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第一天出工，是去车间糊纸盒。李友的手指以前是握笔、拉小提琴的，现在却要捏着胶水，把硬纸板粘成一个个方方正正的盒子。胶水粘在手上，干了之后紧绷绷的，像结了层痂。他动作慢，别人都糊完三个了，他才糊好一个，组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老李，快点，完不成任务要扣分的。”
李友点点头，加快了速度，可越急越出错，胶水抹得满手都是，还把纸盒粘歪了。到了中午，别人都去吃饭了，他还在车间里赶工，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滴在纸盒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想起以前在乡文化站，熬夜写剧本，母亲会端来一碗热粥，说“慢点写，别累着”；想起在人事局，下属会把泡好的茶放在他桌上，说“李局长，您歇会儿”。可现在，没人再叫他“李局长”，只有“48号”——这是他在监狱里的编号。
晚上，监室里的灯十点钟准时熄灭。李友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旁边的老头呼噜打得震天响，年轻人还在小声哭。他盯着天花板，想起被判刑那天，妻子来见他，隔着玻璃，她的眼睛红肿，说“家里的房子卖了，还了一部分赃款，儿子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不回来了”。他想跟她说对不起，可话到嘴边，却只发出了沙哑的声音。
在监狱里，李友学会了织毛衣。他给儿子织了一件毛衣，红色的，像他小时候穿的那件。他想，等他出狱了，一定要去找儿子，跟他说声对不起；一定要回到李家窝铺，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看看老王的坟，跟他说声对不起。
有一次，监狱组织文艺演出，有人拉小提琴，拉的是《北风吹》。李友坐在台下，听着熟悉的旋律，眼泪又流了下来。他想起第一次拉小提琴时的样子，想起那时的自己，像一只山雀，自由地在山林里飞翔。可后来，他却钻进了金笼，以为金笼里有吃不完的粮食，却没想到，金笼的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
秋风从监狱的铁窗吹进来，带着一丝凉意。李友望着窗外的天空，心里空荡荡的。他知道，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曾经的自己，还有那些最珍贵的东西。他想，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一定不会再贪心，一定不会再走错路。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就像他再也回不到那个在公社礼堂里，第一次摸到小提琴的深秋午后。
有一次，监狱组织家属会见。李友提前几天就开始紧张，他把唯一一件没破洞的衬衫找出来，叠了又叠，还跟老头学怎么把头发梳得整齐点。会见那天，他坐在会见室里，心跳得飞快，可等了半天，只有律师来了。律师说：“你妻子说她没时间，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他接过律师递来的东西，是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儿子的照片。照片上，儿子穿着大学的校服，笑得很灿烂，背景是学校的教学楼。他把照片贴在胸口，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律师还说：“你妻子让我跟你说，好好改造，出来后别再找他们了。”
那句话像一把刀，把李友的心割得鲜血淋漓。他知道，妻子是恨他的，儿子也不想再认他这个爹了。他想起以前，儿子总跟在他身后，叫他“爸，你真厉害”；想起他给儿子买了辆新自行车，儿子骑着车在院子里转圈，笑得合不拢嘴。可现在，儿子再也不会跟他亲近了，他亲手毁了这个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友慢慢适应了监狱的生活。他每天按时出工、吃饭、睡觉，空闲的时候，就坐在床边看书，大多是法律方面的书，他想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有一次，他看到一本《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准则》，里面的每一条都像在打他的脸。他想起自己刚当人事局长时，还在大会上跟下属讲“要廉洁自律，不能以权谋私”，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又可悲。
监狱里有个图书室，每周开放一次。李友每次都去，他喜欢看文学类的书，尤其是描写农村生活的。有次，他看到一本《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让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有梦想。他看着书，眼泪又流了下来，他想，如果当初他没有被权力和欲望迷惑，会不会也能像孙少平一样，过着平凡却踏实的生活？
有一天，车间里来了个新犯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以前是某个县的交通局局长，因受贿被判刑。男人看到李友，愣了一下，说：“你不是县人事局的李局长吗？我以前跟你吃过饭。”
李友尴尬地笑了笑，没说话。男人却打开了话匣子，说：“我当初要是听我老婆的话，别那么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女儿今年高考，我都没法陪她。”
李友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起自己的儿子，高考的时候，他正在忙着给别人安排工作，连儿子的家长会都没去。儿子后来跟他说：“爸，我高考那天，看到别人的爸都来送考，我心里特别难受。”
那天晚上，李友第一次在监狱里哭出了声。他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儿子哭，为妻子哭，为那个被他毁掉的家哭。他想，要是能重来一次，他一定不会再伸手，一定好好陪在家人身边，做个好父亲、好丈夫。
监狱里每年都会组织文艺演出。这一年的春节，李友报名参加了。他想拉小提琴，可监狱里没有小提琴，他只好报名唱一首歌，唱《北风吹》。演出那天，他穿着囚服，站在舞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犯人，还有穿着警服的狱警，心里既紧张又激动。
音乐响起，他深吸一口气，开口唱了起来。“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充满了感情，台下的犯人都安静了下来，有的低着头，有的擦着眼泪。他想起了那一年的深秋，在公社礼堂里，第一次拉小提琴的样子，想起了老王，想起了老母亲，想起了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
唱到最后，李友的眼泪掉了下来，滴在舞台上。台下响起了掌声，虽然不热烈，却很真诚。狱警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唱得不错，好好改造。”
从那以后，李友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而是积极参加监狱里的活动，还主动帮其他犯人写家书。有个犯人不会写字，想给家里写封信，李友就帮他写，写完后，犯人说：“李哥，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
李友听了，心里暖暖的。他知道，自己以前不是个好人，可现在，他想做个好人，哪怕只是在监狱里，哪怕只是帮别人写封信。
这年夏天，李友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拿到减刑通知书那天，他拿着通知书，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眼泪又流了下来。他想，还有两年，他就能出去了，出去后，他要去找儿子，跟他说声对不起；要去看看老王的坟，跟他说声对不起；要去李家窝铺，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看看老母亲的坟，跟她说声对不起。
李友开始为出狱做准备。他在车间里学了门手艺，修自行车，他想，出去后可以开个修车铺，挣点钱，养活自己。他还跟图书室的管理员借了很多关于修车的书，每天晚上都看，记笔记。
有一次，家属会见，李友的妹妹来了。妹妹比他小十岁，以前他当局长的时候，妹妹很少跟他来往，说“你现在官大了，我们高攀不起”。妹妹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说：“哥，妈的坟我帮你照看着呢，每年清明我都去给她烧纸。”
李友点点头，说：“谢谢你，妹妹。”
妹妹又说：“你儿子去年毕业了，在外地找了份工作，挺好的。他说，等你出来了，要是想他，就给他打个电话。”
李友听了，心里一阵激动，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说：“真的吗？他还记得我？”
妹妹说：“他是你儿子，怎么会不记得你？只是他心里还有坎，需要时间。”
那天晚上，李友睡得很香。他梦见自己出狱了，开了个修车铺，儿子来看他，还带了个女朋友，说“爸，这是我女朋友，我们来看你了”。他笑得很开心，醒来时，眼角还带着泪。
这年春天，李友刑满释放。出狱那天，天很蓝，阳光很好。他穿着妹妹送来的衣服，走出监狱大门，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妹妹在门口等他，看到他，说：“哥，走吧，我带你回家。”
李友跟着妹妹，坐上了去李家窝铺的班车。车窗外的景色很熟悉，却又有些陌生。以前的土房变成了砖房，泥泞的小路变成了水泥路。他想起小时候，在这条路上奔跑，想起跟老王去公社的日子，心里满是感慨。
回到李家窝铺，妹妹把李友带到母亲的坟前。老母亲的坟很简陋，只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母亲的名字。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说：“妈，我回来了，我错了······”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母亲的回应。李友坐在坟前，跟母亲说了很多话，说他在监狱里的日子，说他现在的想法，说他以后要好好做人。
妹妹帮李友在村里租了间房子，还给他买了修自行车的工具。他开了个修车铺，就在村口的路边。每天，他早早地开门，等着别人来修车。村里的人一开始对他还有些疏远，可后来，看到他实在，收费也便宜，就慢慢跟他亲近起来。
有一次，村里的老张来修车，说：“你以前是局长，现在却修自行车，不觉得委屈吗？”
李友笑了笑说：“不委屈，以前我做错了事，现在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挺好的。”
老张点点头，说：“你能这么想就好，人谁还不犯个错，改了就好。”
李友听了，心里暖暖的。他知道，村里的人已经原谅他了。
这年夏天的某一天，儿子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儿子的声音很陌生，却又有些熟悉。儿子说：“爸，我下个月要结婚了，想请你过来。”
李友听了，激动得说不出话，眼泪掉了下来。他说：“好，好，我一定去。”
儿子结婚那天，李友穿上了妹妹给他买的新衣服，去了儿子所在的城市。婚礼上，他看到儿子和儿媳，心里满是欣慰。儿子走到他面前，说：“爸，谢谢你能来。”
李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应该的，祝你幸福。”那天，他喝了很多酒，却没醉。他看着儿子幸福的样子，心里想，以前他做错了，让儿子受了委屈，现在，他终于能弥补一点了。
婚礼结束后，儿子留李友住了几天。他跟儿子聊了很多，聊他小时候的事，聊他在监狱里的日子，聊他现在的修车铺。儿子听着，没说话，却偶尔会点点头。
临走那天，儿子送李友到车站，说：“爸，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李友点点头，说：“好，你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媳妇。”
班车开了，李友看着儿子的身影越来越小，心里满是感慨。他知道，儿子虽然还没完全原谅他，可已经开始接受他了。
回到李家窝铺，李友继续开着修车铺。
每天，李友早早地开门，修修车，跟村里的人聊聊天，日子过得平淡却踏实。有一次，他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把小提琴，是老王当年送他的那把，妹妹一直帮他保管着。小提琴已经有些旧了，琴弦也断了几根，可他还是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有一天傍晚，李友关了修车铺，拿着小提琴，走到村后的山坡上。夕阳西下，天边泛起了金黄色的余晖，像那年的那个深秋。他架起小提琴，试着拉了一段《北风吹》。琴声有些沙哑，却充满了感情，飘在山坡上，飘向远方。
李友想起了老王，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堕落。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到过去，可他现在的生活，虽然平凡，却很踏实。他就像一只曾经钻进金笼的山雀，现在终于飞出了金笼，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山林，虽然翅膀上还有伤痕，却能自由地飞翔了。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为他伴奏。李友拉着小提琴，眼泪又流了下来，可这次，是幸福的眼泪。
李友久久地伫立在夕阳普照的窗前，喃喃自语道：
“以后，以后可不能再走错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