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园（z）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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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峰蹲在印刷厂后门的台阶上，烟蒂在脚下堆成一个大大的圆锥体。
秋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运转着，但轰鸣声却比十年前弱了三成还多，油墨混着纸张发霉的气味飘了出来，让人平添了几分烦恼。
“杨老板，这批宣传单再印五十份？”徒弟小张探出头，手里攥着一份揉得皱巴巴的样稿。
杨峰掐了烟头，喉结不规则地滚动着：
“印。”声音里裹着子弹，像是从生锈的铁管子里硬挤出来似的。
十年前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的“峰达印务”在这条街上是块响当当的招牌，凌晨三点车间还亮着灯，工人轮班倒，他亲自盯着机器，眼睛熬得通红，嘴角却咧着笑。订单从四面八方涌来，有房地产公司的标书，有培训机构的传单，还有学校印的试卷。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八年前，光一个楼盘开盘，就给他带来了三个月的活计，结款那天他揣着厚厚的现金回家，妻子沈月数钱时数得手抽筋，数完了抱着他的脖子哭，说总算能给儿子在城里付首付了。
那时候日子像上了油的印刷机，飞快，滚烫，满是奔头。他供儿子读完了重点大学，女儿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师范学院，在市中心买了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换了辆黑色的帕萨特。亲戚朋友见了他都喊“杨总”，沈月在菜市场买菜，摊主都会多塞一把香菜。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许是从人们渐渐不再发传单开始，或许是从公司都用电子合同开始，又或许是从第一家网络印刷厂以半价接单开始，订单像退潮的海水，一天比一天少，机器开工的时间越来越短，到最后，车间里只剩下小张一个徒弟。
家里的气氛也跟着变了。沈月不再数钱，开始数账单。“电费又涨了”“女儿要买电脑”“你那车该保养了”，话里话外都带着刺。杨峰起初还辩解，说生意有起有落，后来连嘴都懒得张。他宁愿在车间待着，听着机器空转的声音，也不想回家面对妻子那双充满怨怼的眼睛。
那天晚上，沈月又因为他忘了交水费和电费的事数落他，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划过的玻璃。杨峰猛地站起来，抓起外套摔门而去，帕萨特在楼下发动时，他听见家里传来杯子摔碎的声音。
车开得漫无目的，最后停在了老城区的一条巷口。巷子里有家“夜归人”酒馆，灯牌忽明忽暗，像只疲倦的眼睛。他走进去，点了瓶二锅头，就着一碟煮花生喝起来。
“一个人？”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杨峰抬头，看见是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头发烫成波浪，眼睛很大，带着点笑意。他嗯了一声，继续喝酒。
女人自顾自坐下，叫了瓶啤酒：“我叫苏丽娜，你呢？”
“杨峰。”
“看你心情不好？”苏立娜抿了口酒，手指在杯沿划着圈。
杨峰没说话，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后来他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大概是说了生意，说了家里的事，说那些憋在心里像油墨一样化不开的烦躁。苏丽娜就那么听着，时不时插句话，声音软软的，像温水泡过的棉花。
喝到后半夜，酒馆要打烊了。苏丽娜站起来，理了理裙子：“我家就在附近，去坐坐？”
杨峰的脑子晕乎乎的，只觉得眼前的红色晃得人心慌。他跟着她走出酒馆，晚风一吹，酒意上涌，脚步踉跄。苏丽娜扶着他，手指凉凉的，触在他的胳膊上，像电流窜过。
他们没去苏丽娜的家，在巷尾找了家小旅馆。房间里一股廉价香薰的味道，电视嗡嗡响着，演着无聊的电视剧。苏丽娜靠过来时，杨峰闻到她头发上的香水味，和王秀兰常用的肥皂味完全不同。
事毕，杨峰从钱包里抽出五张百元钞票，递过去。苏丽娜愣了一下，接过来塞进包里，嘴角勾了勾，没说话。
走出旅馆时，天快亮了。巷子里有清洁工扫地的声音，唰唰的，像在擦去什么痕迹。杨峰坐进车里，发动了几次才打着，后视镜里，苏丽娜的红色连衣裙像团火苗，很快被晨雾吞没。
杨峰以为这只是一夜荒唐，像印错了的纸，扔了就完了。可没过几天，当沈月又因为他晚归的事和他争吵时，他鬼使神差地摸出手机，给苏丽娜发了条短信：“在吗？”
很快收到回复：“刚下班，老地方？”
那之后，他们隔三差五就会在那家小旅馆见面。苏丽娜总是穿得很漂亮，有时是碎花裙，有时是紧身的牛仔裤，身上的香水味也换着花样。杨峰每次都会给她钱，从五百到八百，有时她会推一下，说“不用”，但最后还是会收下。
杨峰说不清自己图什么。或许是苏丽娜听他说话时专注的眼神，或许是她身上那种不管不顾的浪荡劲儿，又或许，只是想在一个陌生的身体里，暂时忘了印刷厂的机器声和沈月的唠叨。
纸终究包不住火。先是王秀兰发现他手机里的暧昧短信，接着是邻居在巷口撞见他和苏丽娜一起走进旅馆。那天晚上，沈月把他的衣服从衣柜里扔出来，摔得满地都是。
“杨峰你这个畜生！”她哭喊着，声音嘶哑，“我跟你苦了这么多年，你就这么对我？”
杨峰站在客厅中央，像被钉住的标本。儿子从外地赶回来，把他拉到阳台，沉着脸说：“爸，你太让我失望了。”女儿在电话里哭，说同学都在背后议论她。
朋友们也渐渐疏远了。以前常一起喝酒的老李，见了他就绕道走；合作过的客户，打电话时语气也变得敷衍。他去茶馆喝茶，听见邻桌的人说“那个开印刷厂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进他耳朵里。更让他难受的是苏丽娜的变化。因为生意不好，每次给她的钱也是越来越少，四百，三百，二百，一百，甚至······她回复短信越来越慢，有时干脆不回。约她见面，她总说“有事”“不方便”。有一次，好不容易约上了，她全程都在看手机，话也说得有一搭没一搭的。
杨峰心里发慌，像手里的订单一样，抓不住了。他开始给苏丽娜发更长的短信，说自己的烦恼，说对她的“想念”，甚至提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苏丽娜偶尔回一句“知道了”“别多想”，语气淡淡的，像在应付一个陌生人。
有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杨峰就醒了。身边的沈月的呼吸很沉，带着没消的怨气。他悄悄摸出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着，像块冰凉的镜子。他犹豫了很久，打下一行字：“能发几张你的照片给我吗？”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他心里竟有点期待，像多年前等着印刷厂印出第一份样稿。
几乎是立刻，手机震了一下。
他慌忙点开，苏丽娜的短信只有一行字：“我是有对象的人，我的照片不随便给人的。”
杨峰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天慢慢亮起来，光线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手机屏幕上，把那行字照得清清楚楚。他忽然觉得很可笑，有很悲哀，禁不住笑出声来······
沈月被吵醒了，翻了个身，没好气地问：“你笑什么？”
杨峰没回答，把手机塞回枕头底下，闭上眼睛。黑暗里，他仿佛又闻到了印刷厂的油墨味，那味道曾经让他觉得踏实，现在却只觉得呛人。他想起那些印废了的纸张，被卷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皱巴巴的，再也展不开了。 车间里的机器又响了，还是那慢悠悠的节奏······
杨峰从车里下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径直地往车间里走去。小张正在调试机器，见他进来，问：“杨老板，上午那批货……”
“印。”杨峰打断他，声音比刚才清楚了点，“赶紧印，印完了送过去。”
机器的轰鸣声里，他走到一堆待印的纸张前，伸手摸了摸，纸很薄，带着点潮湿的水汽。就像他现在的日子，轻飘飘的，抓不住，也放不下。
阳光穿过车间的窗户，落在油墨桶上，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那光芒很快被机器转动扬起的灰尘遮住，像从未亮过一样······
残阳
古娜第一次见到死亡谷的月亮时，正趴在酒家后窗的木台上啃苹果。月光把沙滩上的石子照得发亮，像撒了一地碎银子，风卷着沙粒打在窗纸上，簌簌响得像谁在外面数钱。
“新来的，把这筐酒瓶搬出去。”老板娘掀着门帘喊，银镯子在腕子上叮当作响。她总穿件紫花袄，脸上的胭脂厚得能刮下来，可那双眼睛亮得很，看人的时候像鹰隼盯着兔子。古娜应了声，把啃剩的苹果核扔到窗外。十六岁的姑娘已经长到一米六五，站在灶台边比老板娘还高出半头，胸脯鼓鼓的像揣了两只小羊羔，辫梢的红绳在干活时一甩一甩，把满屋子的酒气都搅得活泛了些。
来死亡谷之前，她在三十里外的红柳牧场放了两年羊。阿爸的鞭子抽在羊身上时，总顺带骂她“脑壳里装的是沙子”。初中教室的黑板刚认识她，她就把书包扔在了草垛上。“念书有啥用？”她梗着脖子跟阿爸吵，“牛羊认不得字，草也长不成书本。”
那时她眼里的世界，是地平线尽头的雪山，是羊群踩出的小径，是阿妈熬奶茶时铜壶里翻滚的奶沫。直到那个叫巴特尔的年轻小伙骑着摩托来牧场收羊毛，她才知道原来外面还有更热闹的地方。
“死亡谷的酒家夜夜有歌声，”巴特尔的摩托在帐篷外突突响，“来喝酒的都是跑长途的司机，还有挖金矿的老板，出手阔绰得很。”他说着从怀里摸出支口红，在古娜手背上画了道红痕，“比你放牧强多了。”
古娜盯着那道红痕看了半晌，第二天趁阿爸去镇上换盐，揣着攒下的二十块钱，爬上了巴特尔的摩托。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像团乱草，她却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发芽，顶得胸口发胀。死亡谷的酒家其实就是两间土坯房，一间摆着四张木桌，另一间隔出几个小单间。老板娘说她长得“招眼”，不用干粗活，只负责给客人倒酒递烟。头一个月，古娜总把酒瓶捏得发白，客人看她的眼神像打量牲口，让她浑身发紧。有次一个满脸胡茬的司机捏她的手，她抬手就把酒泼在了对方脸上。
老板娘没骂她，只是用帕子擦着桌子说：“在这儿讨生活，就得学乖点。男人的手跟草原上的风一样，吹过了就过了，别较真。”那天晚上，老板娘给她换上件粉格子衬衫，领口开得很低，又教她怎么用眼神勾人，“你看，就像看你家最肥的那只羊，想把它哄到羊圈里。”
古娜慢慢学会了。她会在给客人倒酒时，指尖轻轻蹭过对方的手背；会在听荤段子时，红着脸低下头，睫毛却故意颤得厉害；会在客人掏钱结账时，娇嗔着说“老板真大方”。第一个月领工资，她数着手里的票子，比阿爸卖三只羊还多。她给家里寄了一半，附了张纸条：“我在外面挣钱呢，别惦记。”
巴特尔成了酒家的常客，有时带朋友来喝酒，眼睛总黏在古娜身上。有天夜里收工，他在屋后堵住她，酒气喷在她脸上：“当初可是我带你出来的。”古娜没躲，看着他解开自己的裤带，月光照在他背上的旧刀疤，像条丑陋的虫子。完事之后，巴特尔塞给她五十块钱，她捏在手里，觉得那纸票子烫得能烧起来。后来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挖金矿的张老板总在单间里叫她，给她带城里的雪花膏；跑运输的李师傅会讲外面的故事，说上海的楼比雪山还高。他们都给她钱，有时是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有时是崭新的红钞票。古娜把钱藏在枕头下的布包里，看着那包越来越鼓，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羊群啃过的草地。
她开始学着涂口红，把老板娘的紫花袄借来穿，在镜子前扭着腰肢。有次镇上的货郎来送东西，盯着她说：“姑娘，你可比刚来时亮堂多了。”古娜摸着自己涂得鲜红的嘴唇，忽然想起牧场的春天，那时她的嘴唇总是干裂的，却能尝到带露的草叶味。
十九岁那年，阿爸骑着马来死亡谷，把她堵在酒家门口。老人的脸皱得像块老树皮，手里的马鞭抖得厉害：“跟我回去！”古娜没动，从布包里掏出一沓钱塞给他：“我不回，这儿能挣钱。”阿爸把钱扔在地上，用马鞭抽她的胳膊：“你挣的这叫什么钱！”鞭子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她却咬着牙不吭声，直到阿爸的马消失在山的那边，才蹲在地上哭起来。哭完了，她照样给客人倒酒，照样在单间里陪张老板说笑。只是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拒绝了巴特尔的拉扯：“别碰我。”年底的时候，她嫁给了来酒家送肉的牧民小伙牧仁。牧仁话不多，只会咧着嘴笑，看她的眼神像看草原上的萨日朗花。婚礼很简单，就在酒家摆了两桌酒，老板娘送了她一对手镯，叮叮当当地响。
婚后的古娜没离开死亡谷，只是从酒家的后屋搬到了谷口的土房里。牧仁每天赶着羊群出去，傍晚回来时，总能看见她坐在门口织毛衣，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可没过多久，张老板又来敲她的门，塞给她一条金项链。古娜摸着冰凉的项链，想起牧仁粗糙的手掌，心里像被沙子硌着。但她还是让张老板进了屋，完事之后把项链藏在箱底。她需要钱，牧仁的羊群去年病死了大半，还欠着镇上兽医的药费。
她开始更频繁地接客，有时是在酒家的单间，有时是趁牧仁出去放牧时带回家。牧仁像是不知道，依旧每天给她挑水劈柴，只是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暗，像蒙了尘的月亮。
有天夜里，古娜觉得下身发痒，起初以为是草原上的风沙惹的，后来越来越厉害，白带里带着血丝。她去镇上的卫生所，医生戴着口罩说：“是性病，不好治。”她听不懂什么叫性病，只知道医生开的药很贵，吃了却不见好。
她开始消瘦，脸颊的红晕褪成了蜡黄，曾经发亮的眼睛也蒙上了灰。张老板他们见了她，都绕着走，只有老板娘还时不时给她送碗热汤：“早跟你说过，这碗饭不好吃。”
牧仁把羊群卖了，带着她四处求医。他们去了旗里的医院，又去了市里的大医院，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她的病却越来越重。最后回到死亡谷时，古娜已经走不动路了，牧仁用马背驮着她，一步一步漫漫地进谷口的土房。躺在床上的日子，古娜总想起红柳牧场。想起阿爸甩着鞭子赶羊，想起阿妈熬的奶茶冒着热气，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躺在草地上看云，觉得天大地大，什么都有可能。弥留之际，窗外的风又在像数钱似的刮着。牧仁握着她的手，泪水滴在她手背上，烫得像当年巴特尔塞给她的钞票。古娜想抬手摸摸牧仁的脸，却没了力气。她看见死亡谷的月亮又升起来了，还是那么亮，照得沙滩像片银色的海。
“我想……回家……”她气若游丝地说道，声音轻得被风吹散。
牧仁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抱得更紧了。
第二天清晨，死亡谷的酒家照常开门，老板娘扫着门口的沙子，看见牧仁背着古娜往谷外走。太阳刚爬过罕山的山顶，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路。风卷着沙尘在他们身后打着旋，仿佛在掩埋什么，又像在诉说什么。
很多年后，还有跑长途的司机记得死亡谷有个高个子姑娘，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亮得像大草原的星星，只是没人知道她叫什么，也没人知道她最后去了哪里。只有谷口那间土房，在风沙里慢慢塌了半边，门框上挂着的红布条，早已被风吹得褪了颜色，像一滴干涸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