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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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早期交通运输非船莫属。因此，船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会摇船的人农民也是有相当大的比例。农民、船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水上生活习俗。
船是民众的衣食父母，船民对船有一种生死相依的感情。他们爱船、惜船、护船，对船的称谓也比较特别：船民称船为“宝舟” 、“溜子” 、“划子”，船民之间打招呼，问对方今天船往哪里开，就说“今天宝舟去哪里？”
“舵”是船之魂，船民称之为“一家之主”。相传远古时代的独木舟没有舵，只能顺水漂流，遇到旋涡或风向不对，就在水中打转。后来发现乌鸦之所以能在天空自由飞翔，原来是靠尾巴掌握方向，便也在独木舟上装了个“尾巴”，这便有了舵。不知这个传说真假，但船民就这样往下传。
桅杆称为“将军”，大桅 “大将军”，二桅“二将军”。“大将军”的高度原则上是船的长度，一是考虑对风力承受, 二是便于对面航船辨识，以利安全航行，桅顶上日有小旗夜有航灯，甲板为“锁福板”，樯板为“披水”，缆桩为“将军柱”。
船艏是整条船上最重要和最受尊重的地方，船民称之为“大王菩萨”。船艏必有一把“太平斧”，被称为“镇妖斧”，是危急时刻砍缆绳用的。
船艏两侧有对联：“龙头金角安天下，虎口银牙定太平”，“江河湖海清波浪，通达逍遥远近游”，经常跑安徽、江浙一带的，就贴上“日行三千里，风送顺水舟”，中间横批“招财进宝”、“船平水稳”、“四平八稳”；贴在船艏两侧的是“九曲三湾随舵走，五湖四海任我行”，大桅上贴的是“大将军八面威风”，二桅上贴着“二将军镇守乾坤”，三桅上贴着“三将军威风凛凛”；船篷上贴着“桅高好比摇钱树，舱深犹如聚宝盆”，“宝货上船千倍利，贵客登舟遇顺风”；舱门上写着“开门看见河中宝，吊桶带起四方财”等等，体现美好愿望保佑航行安全。
船艏顶端铁锚昂角，巨大的车外胎圆圆黑黑如眼，眺望着水面，船艏不许外人大小便，实是一种对船家的尊重，桅杆下不许女人沐浴，实是对“将军”的礼拜。
船民称自己是“官船的”，“官”和“管”谐音，据传这是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一路看到船民辛劳，对运公货的（社会公有物资）无论私船还是商船概受官方保护，因为沾了个“官”字称官船，船民进官府、上街门便有面子，不同于堕民（水岸边群体生活的渔民和捡破烂拾煤渣的）船帮。而且在船停靠的河边、港边、码头一丈二尺以内（船跳板搭到的地方）都可算作船民之地，菜可以随便吃，瓜可以随便摘。因为船民陆地无家，船上无田，这也是朱元璋、乾隆皇上的封赏。也因此，运河两岸临水农田在丰收后田地里遗留着少许蔬菜和瓜果，船民上岸刨挖地瓜挖芋头农民是不计较的。一来二去熟了，船家婆婆也会将苏州豆腐干、上海梨膏糖回赠给农家。
船民们在大桅的左边安放一个专敬船老大的香炉，逢年过节、船将远行都上香。船要远航时，船主要喊一声“老大，我们要开船了！”据说在危急时刻，船老大就会出来帮忙。
俗话说：跑马行船三分命。船民整天和水打交道，危险性比较大，所以忌讳也比较多。新婚和生孩子未满月的女人叫做红人，“红人”不能从船艏走，不能走人家船上的跳板，不能到别的船上去走亲访友，不能坐在桅杆或舵杆上。船上无男人，他船及岸上男人不得上船，反之也如此，如果船上有雇来的船工，老板娘和小姐一般不能开船舱，即使做好饭，也只能从船舱的小窗子把饭菜递出来。实际上是做给人看的，在独船航行时，就宽松多了，没有那么多约束。久而久之，船民大嗓门，被岸上人当作没文化、没修养，其实是生活环境造成的，风大雨大，嗓门能不大！
船行到险要的地段就要磕头烧香，求神保佑，有时还许下事后以整猪整羊谢恩的愿。实际上险关过了，又有多少人能还得起当初的愿呢？
船民们不仅敬水神，陆地上的神也敬。每当船经过一个山头，要烧一个山头的香，目的是祭山神，有的甚至还提前准备好供品。实际上，这是过去船民不懂科学的缘故。因为每座山都有山风，一般都是旋风，没有规律，风力又比较大，有的船工到了山前过于紧张，风不乱，人先乱，导致翻船事故不断，人们愈加相信这是山神在作祟。新中国成立后的船民不一样了，每到山前先测算好风力风向，稳稳地把好舵，不烧香、不磕头，也平安无事。 加之许多船民长辈坟墓均在运河边，船过就缓缓滑过，并敬酒端菜，磕头作揖以示尊重。这一习惯沿袭至80年代。
船艏不能大小便，相思木不得跨越，跳板上不准坐人，停船时船头不能直接对庙宇和祠堂或横对桥口、路口、河口，不然对船主不利。船篙吊在船帮上，篙头要统一朝前，这一是为了整齐好看，二是有降妖伏魔的意思。船民睡觉都是在一头睡，两头睡似乎预兆船在水中打转转。自航船有两个舱，即前舱和后舱，前舱装货，后舱又分住舱和火舱，住舱住人，火舱烧饭。要是船小，小夫妻结了婚要避开老一代，夏天便睡到舱顶上。在船上睡觉，橹前不能睡头，橹后不能睡脚。
船民把吃饭的筷子看作是行船的“篙子”，吃完饭筷子不能搁在碗上，船是“搁”不起的，往桌上轻轻一射，表示“顺顺当当”。“翻”和“沉”对于船民来说意味着死亡，是最忌讳的语言，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开；如小孩生病，是否请郎中（医生），由长辈将筷子一双插入一只盛满河水的碗中，如倒下就必须送医院或请郎中，如双筷合并，在碗中站立，不碍事，祖宗保佑着。前者筷子倒下，祖宗无力保佑，似乎船上人觉得灵验，这一习俗传至20世纪70年代末。吃鱼时要把鱼翻过来，只能说“正”过来；红薯也叫番薯，吃它时不能提它的名字，只说“吃这个芋头、吃那个芋头”；对物品可以说轻和重，不能说“沉”；“装饭”可以说，“盛饭”说不得，这个“盛”和“沉”谐音；即使有东西掉到水里沉下去，也只能说东西下去了。要是哪一天船未开时提了“翻”和“沉”这两个不吉利的字，这天宁可休息，船主也不开船。
在船民的交往中，也很有讲究：到别的船上去走亲访友，或是经过人家的船时，手里不能直接提着肉和铁锅，必须要用篮子或袋子装起来。肉有“肉头肉脑”之嫌，会让人认为你是笑话人家不会谈生意；锅是“过”的谐音，会让人认为你是在怪人家把生意谈过了、谈黄了。两条船靠在一起，不能脚踩两只船，不然说明你这个人一心二用不可靠。
船上办红白喜事比较简单，姑娘出嫁，儿子娶媳妇由男方派人迎接，各家在自己的船上搭个敞棚，摆一两桌酒席，亲朋好友过来吃一顿就行了。船上死人了，一般是哪里死、哪里葬，请人看个日子，如需要在船上停尸三天，这三天不行船，到岸上买一小块地方，买口棺材，安葬后再开船。烧七（祭祀活动）时，船先靠岸，搭上跳板，喊一声“××上船，拿钱吃饭”，纸烧好后再行船。
船民的语言比较丰富，有些谚语、俚语既生动，又很有哲理。如形容风力风向的：南风腰里硬（早晚风小，中午风大），北风两头尖（早晚风大），西风没老婆（因为要回去烧饭，到晚上便早早歇了），东风活抽筋（风一起天就变阴）；反映行船要诀的有：行船不能走回流，出事都在艄后头；反映船民性格豪迈、直爽的有：船上三块板（指横板、跳板、纤板），不是吵，就是喊，船头打架，船艄说话；反映船民生活的有：忙时像‘花子’（船行起来衣服脏不能洗，头发长了没时间理，如同叫花子），闲时像‘公子’（船一靠岸就上街进茶馆、泡澡堂），背纤像‘猴子’，上岸进‘三馆’（早晨茶馆、中午饭馆、晚上戏馆），下水躺舱板等等。
特定的习俗反映了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区域里所表现的心态和文化。早期的船民习俗是旧社会船民思想和生活的折射，绝大多数旧的习俗已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一代有知识、懂科学船民的诞生而逐渐被人们遗忘，有的仅存在于老一代船民的记忆中。
船在航行中，一路可看到，很多船，有航快船、驳子船、渔船、师网船、菱湖船、摆渡船、农船等。在五六十年代，可看到各种造型的冒着黑烟的轮船，船停泊码头，可以钓鱼、捕虾、捉蟹或者约几个小伙伴去城里逛街，买小人书，船在上海苏州河港过夜，那么去外滩、南京路，还能在大光明电影院守几张退票，看完电影，吃了柴片馄饨，到达码头，船上静悄悄。但父亲和其他小伙伴们的长辈还在等着，怕我们在上海迷了路，也怕车子多，怕出交通事故，还怕被人拐走。其实长辈们是空担心，因为社会变了。
船上青年男女长大后，多数在船民中配对相亲，少数女孩子嫁到岸上，与搬运工、修船工成亲，成亲结婚是一件大事，数只船以铁链相系，搭起油布凉棚，从岸上人家借来八仙桌，置于船舱，喜气洋洋办喜事。老人说从前有句古话叫做：“有女不嫁摇船郎，一年空守半年房，有朝一日回家转，点灯熬油补衣裳”，有人笑言：“新社会是：一周二次回，岸上有新房（一般指渔村，渔家姑娘嫁给帆船的小伙子，渔家姑娘家有房，男的无房就做起招女婿），新娘码头迎，落帆正斜阳”，时代不同，船民的生活质量也提升了。
现在船民的风俗习惯，基本消失了，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形态，船帮、漕帮、盐帮等消失已半个世纪，只剩下在弄口的皮匠帮还是最后的遗迹吧。
船上人家的生活和劳作是非常艰辛和危险的，船有不测之风云，有旦夕之祸福，在长期的船运史上形成了很多船民的风俗习惯，比如，船头不得置放从水中打捞的尸体，但为自家长辈送葬，是可以放在船头，船上长辈还健在的情形下，家庭其他人员按尊卑置放在前舱、中舱、后舱，用二大块舱板在舱面上架起棺材，棺材上盖一床被子，或白布或麻袋布；比如船上女嫁岸上阔少，新郎必须上船迎亲，这是船家老大的尊严，如果新郎不愿意上船，船老大立马托媒人退彩礼，解缆启帆，携女儿逃离码头。
新中国成立后，移风易俗，一些传统陋习被先进观念改革掉了，但有些是自行退化。留下了一些痕迹。2009年嘉兴运河文化系列活动，曾搞了“农历二月十九日庙会”盛况空前，但已经变样了，是一种风情回忆了，也可以说是政府在挖掘运河文化的一项活动了。
关于“农历二月十九日”庙会，也就60年代前见过，虽然是民间船民庙会，但性质景象与旧社会大不同了，看到的是几艘船在有庙的河埠，或城郊相聚，也就是烧香拜菩萨，实际上几家船的人聚一聚，长辈有旧社会结帮时的一批船老大，分别在湖州、杭州、吴江、上海等码头，如正巧在海宁附近就约好这一天在北关桥庙祭祀，晚上在民乐书场听一场大书。次日，天未明，几家船老大在“长乐茶楼”再一次友情话别。大约上午八九点， 各自走南闯北了。
船民祭神风俗，从明代船民信奉的罗教风俗形成，与洪帮共存至民国1936年前。抗日战争时，船民不敢聚会，后来又是内战，再后来历史进入新社会了，漕帮利用二月十九日这一机会，说是祭神，其实实施本帮会组织、联络、协调等工作。所有帮内船只在祭神日前陆续到达码头，船老大前去拜访帮主，效外码头上船与船紧靠，这种风景，让人印象很深，后来读到唐诗，有人记不住作者，但记住了诗句：“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这“桥边火”，和“寺外船”不一定是祭神，但印证了船民相聚的热闹景观，大约可追溯到唐代。
这片船景是一帮一帮的，外行的人看热闹，内行的人知道，一帮一帮船的区分，细看船尾也有标识，如“南通港”、“苏州港”，且船形、船的大小等，也是不同组合，一切似乎很有秩序，规律的。其实帮内有帮，帮外有帮，大帮牵小帮，小帮挽大帮，姻亲关系牵扯起一张巨大的人际、船际关系网，这种网络关系的实际效果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船运业退出历史的主角地位，也就顷刻隐退了，这是后话了。
回到前面说得祭神庙会，有必要展开一下，海宁的漕帮在江南是很有势力的，原因是：1857年硖石米市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80年经营，形成了江南最大的米业集散中心，海宁还是钱塘江流域，运河流域，以及乍浦、盐官等海运，可称三运交汇，加之宁绍地区货物北上必须经海宁作为集散，如古代的上虞瓷器、绍兴黄河、宁波海货等，还有杭加湖布业、丝绸业等集散码头。所以从前海宁船运异常活跃，这一景观大约在1919年，沪杭铁路建成前是特别现象，直至日军侵略而衰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即恢复水上航运业。运河水上又迎来了繁忙的历史阶段。
海宁米市的繁荣，让巢湖帮船民，米商先富了起来，从巢湖中转的大米运往海宁再中转过江，大批苏北船民从巢湖、芜湖、镇江、南京、丹阳、句容、常熟、无锡、苏州、长兴至海宁米市来回跑，途中必经苕溪运河（浙北——浙西段）或镇江至杭州的大运河主航道，有老船民称运河的帆船热闹，很多是海宁米市的拉动，因为米市集数百家大小米行，是华东米价的风向标，这也让海宁及江南的漕帮船民比农民和手工业者要富裕，据我的伯父称：“抗战前，我们赚了很多钱，为了防盗防匪，这钱兑换成金砖、金元宝藏在贴身腰带，衣服夹层中，随身穿着，遇到危急，纵水先逃，但还是被日伪、盗匪搜身发现，为了活命这些财产是保不住的。”
说起抗战，曾听到一位老船民回忆说：“过去船民与搬运工、麻袋行员工、篷布行、打铁铺、修船厂、米行、食品加工坊等是姻亲相连的，是盘根错节的”，1940年的夏天，有海宁汉奸的保标，强暴了船家女孩，这个女孩自尽后，知情的麻袋行店员告知船老大，船老大们一商议，请搬运工执行暗杀，尸体装了麻袋扔到受害者船上，该船深夜离开硖石码头，这一过程严密、迅速，汉奸们不敢声张，知道这一群体不能公开得罪，可见底层百姓团结对作恶者威慑力也是很大的。
杭州帮船民，但母亲是苏北帮的渔民子女，船民关系甚好，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帮族已淡化，大家都是船上人，何必较真，想起这些令人心里不免也是苦苦酸酸的。好在时代进步着，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又一次改变了这一群体的命运，如今运河上跑的大都是铁驳机动船，在无锡、常州等公园还能看到帆船。在江南各城镇码头，看到大型起重机，重吨位铁驳船，船民心里也是温暖的，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