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四季刊》
内刊会员
女性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和美丽景观。与此相伴，也自然出现了一批研究女作家创作的专著，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现代中国女作家》(黄英即阿英著)、《中国现代女作家》(贺玉波著)等，90年代问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阎纯德著)等。这些著作各有所长，都是学术上的重头戏。其中对我吸引力最大者，则是阎纯德著《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因为这部著作向读者提供了许多作者费力挖掘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我读起来颇有饿汉遇佳肴之感；作者学术视野开阔，见解新颖且又稳妥，读之颇受启发；它虽属学术研究专著，但行文流畅，语言生动，笔带感情，具有诗意，颇似优美的散文佳作，读它犹如在顺水行驶的舟上饱览江河两岸的诱人风光。
一
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非常重视史料的价值和材料的开掘、整理。阎纯德先生极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早在1974年他在法国讲学时，就萌生了系统研究我国女作家的想法，从此矢志不移，坚持奋斗了二十多年。这期间，他主编了《中国文学家辞典》、《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汉，搜集了千余名女作家的文献与资料，撰写了《中国现代女作家》。长期的艰苦劳动和丰厚积蓄，为其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以下简称《女作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女作家研究》重点论述了25位作家，加上几篇综合评论，全书46万字。但这只是作者的厚积薄发，它的学术分量不是简单地用篇幅长短和所论作家的多少所能衡量得了的。
阎先生了解、认识作家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跟踪调查，不管这些作家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或当面访问，或通信交谈，直到获得满意的答案为止。对于一些已经去世的作家，他也不放弃“追踪”的机会，或通过逝者的亲属，或通过逝者的朋友，去了解该作家的有关情况。阎先生与身居美国的“女兵”、老作家谢冰莹，曾有二十多封的书信来往，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乘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之机，不辞辛苦地去登门拜访谢老，被谢老称为“你是第一个来访的大陆人”。在交谈中，阎问：“您走上创作道路是受家庭、作家影响，还是受生活启发或自身追求?”谢答：“从事创作是我个人的兴趣和追求，当然也受父母的影响，尤其受我大哥的影响。我有话，是非说出来不可!要说话就得写作。”阎又问：“你的艺术信仰和艺术风格是什么?”谢干脆地回答：“现实主义!我的作品主要是纪实的。日记、传记文学当然必须完全真实，就是小说也都有真实的模子。”谢老关于自己创作的谈话，可视为打开她艺术之门的一把钥匙。但这把钥匙在其他地方难以寻找，只有在独家采访的阎氏著作中才能得到。身居海外的赵淑侠，被学者们称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梁，她的作品充满了流浪人生的东方情结。但这位作家不爱回忆，不爱写自传，因此人们对她的生平了解甚少。在阎先生的恳切追踪下，他们乘开会见面之机，免去一次午餐、委屈一下饥饿的神经，采访者又获得了丰收。阅读《女作家研究》中的赵淑侠一章，你会被传主曲折动人的故事所吸引。对作家进行追踪调查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它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也需要花费相当的财力。为了学术事业，阎先生坚持他的“执拗”作风，发扬韧性战斗精神，乐此不疲，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阎先生为此所得到的回报也是十分可喜的：凌叔华向他坦陈自己被人称道的作品《花之寺》存在“幼稚病”，柳溪向他致信谈自己的作品《功与罪》之创作动机，菡子自述她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黄宗英写给他的《断章残句》所展示的作家的性格和人格，陈衡哲断了线的生平得以连接……阎先生获取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为他多角度地研究作家作品拓宽了思路。阎先生将他获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如实地写入自己的研究著作之中。单就这一点，他的《女作家研究》就具有独特的优势。
二
阎先生不但详尽地掌握了相关的研究资料，更重要的是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对占有的材料分析、归纳，从中找出了规律性的东西，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冰心是贯穿于20世纪始终的老作家，如何准确地把握和正确地评价她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并不是一个十分容易解决的问题。阎先生用《爱，永恒的圣火》六个字，作为冰心专章的标题，就恰好道出了冰心思想倾向与艺术倾向的主旋律。
怎样科学地评价冰心“爱的哲学”?这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有的文学史家曾经一味地信奉‘阶级论’而对它作了太多的否定。”就连冰心自己，受社会舆论环境的压迫或驱使，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些贬低自己作品内涵的话。1954年，她在《<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里，承认自己“五四”时期的作品是“退缩逃避到狭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1960年，她更在《把反帝国主义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中说：“我以极其痛苦和羞愧的心情，把自己三四十年前的作品又重新翻了一遍，我发现几乎每一篇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着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点!”“我痛切地认识到在我的作品中一贯宣扬的超阶级的‘母爱’，绝解除不了世界上的痛苦的，那完全是虚幻的梦想。”阎先生勇敢地冲破以往的偏颇之见，从冰心创作的客观实际出发，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作家的创作倾向，认定冰心的“爱的哲学”并不是不分是非的泛爱主义，而是有所爱也有所恨的，并且从理论上指出：“冰心的‘爱的哲学’是女性意识的重要方面，它是同爱人类、爱祖国、爱人民、爱亲朋好友、爱弱者、爱生命和爱大自然紧密相联的，是同战争、杀戮、压迫、剥削等非人道、无视人权格格不入的。”“冰心的‘爱的哲学’就是人道主义、民主意识和博爱精神的文学化。”笔者很赞同阎先生的这个看法，因为它符合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熟悉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盛行的人类之爱、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等，都是进步文化思潮的组成部分。冰心作品宣传的“爱的哲学”，正表现了当时先进的文化思潮。
我国20世纪的女作家人数众多，艺术风格各异，研究者的本领就是要善于辨别“这一个”。例如冰心与苏雪林，都是被人们称为“闺秀派”的作家，她们在艺术风格上同中有异。就以二人的散文来说吧，阎先生引郁达夫的话称道“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似独一无二的作家了……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对苏雪林的散文集《绿天》阎先生则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她的散文近自然，近人性，是其突出的特点；想象恢弘，辞采瑰丽，写得机智聪明，是其又一特点。”“她的早期散文既是诗，又是画，充满了灵性和真诚。她的这种风格，正是20年代中国美文运动中一种重要的文体倾向，但是她的风格是独具的，是浪漫抒情与清新质朴和阳刚与阴柔兼具的散文佳作。”将从作家的创作实际出发归纳出来的以上看法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二位“闺秀派”作家在艺术上的异同了。
阎先生不仅对作家作品有着精辟的评论，而且还从宏观方面对20世纪末女性文学出现的问题及其未来走向，提出了中肯的切中时弊的意见。他说：“女性写作越来越多的‘私人化’书写，使女性文学越来越偏离自己的康庄大道。那些‘私小说’，作为女性文学的一元，固然也不是坏事，‘女同性恋’、‘恋父’、‘自恋’、‘自慰’、‘隔代异性恋’等等，虽然也可以写，但这毕竟不是文学效法的样板；关于‘私小说’，当事的作家对批评家们说三道四的不同批评可以不管，但是女性文学绝不能只有‘个人书写’才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不能只是‘私人化’作品，女性文学不能以‘性’的解放为标准，文学不应该放逐自己，不能只顾自己，不管读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阎先生的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的空泛议论，而是针对女性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偏向提出的忠告，是在总结20世纪女性文学成败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三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它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那样艰涩难懂。这是因为阎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者，而且还是一位能诗善文的作家。多种身份的综合作用，使得他的学术论著富有文学韵味，语言清新流畅，形象生动，在描述和议论中常有诗情画意扑面而来，让读者爱不释手。
阎先生对女作家的研究采取的是综合研究的方法，即包括对作家生平的介绍、创作评议及论述该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女作家的成长要比男作家的成长付出更多的代价。作者运用典型的事例描述了女作家成长、发展的曲折历程，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内涵。如苏雪林祖母之恶、母亲之善、自己的奋斗及由“母亲代定”的非爱情婚姻所带来的不幸等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与劣。阎先生描述作家的生平业绩、评论作家创作的成就及其影响，常常妙笔生花，引来丰富的联想。“当大地渴望甘霖的时候，即使远天一声雷，一朵云，也会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飘然而下，人们便会欣喜若狂地感谢它，大地将永远记住它……”这是阎先生论及陈衡哲《小雨点》时说过的意味深长的话。读者若能联系《小雨点》问世之际的文化背景及胡适为该书写的序文，就不难明白陈衡哲为我国新文学所做的开拓性的贡献了。关于冰心的仙逝，作者有这样一段叙说：“1999年2月28日，晚上9时，春风刚刚掠过‘春水’，托起满天‘繁星’，这时冰心这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大师，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虽然，再坚持一下，就看到21世纪的太阳了，可是她没有，也许是为了中国人民所神往的吉祥——‘1999’年和‘99’岁。‘9’就是‘久’，就是中国文化的永久和恒久!冰心，永恒的‘繁星’，永久的‘春水’，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不落的巨星。”作者巧妙地把冰心的名著《繁星》和《春水》与她去世时的年、岁联系起来，以“9”与“久”的谐音，深情地寄托了自己的哀思与怀念，读起来颇耐人寻味。阎先生论及某作家对文坛的贡献，常是要言不繁地说上几句，颇得画龙点睛之妙。如他评论谢冰莹时说道：“谢冰莹，一代文豪，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是第一个在现代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领域建树卓著的女作家。从《从军日记》，到《一个女兵的自传》，以及其他纪实性的散文和小说，她为20世纪中国女性在社会和文学上建立性别话语作出了贡献。”读阎先生的作家论，给人以立体感，使你觉得他笔下的作家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雕像”，大有呼之欲出之势。作者评论作家作品，好像经过了自己与评论对象心与心的交流，表现了他对女性意识和女性审美心理的充分理解；他不是冷眼旁观的纯客观评述，而是在事实基础上有感有悟有爱有憎的动情表达。当然，作者笔带感情并不是偏爱，作者的爱憎之情没有影响他科学地历史地评价作家作品。
时隔20多年，再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一书，笔者仍以为该书是评价20世纪中国女作家的一部力作。不过，该书也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有些重要作家，如冯沅君、丁玲、萧红、杨沫、茹志鹃等，未能论及，使人感到遗憾；关于作家的评传，给人的印象是“传”优于“评”，部分篇中的理论概括尚嫌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思辨性和对规律性的东西的总结。
【注：此文刊于《九歌四季刊》（202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