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新洁 聊城大学文学院2024级学生,九歌文学社理事
翻开《莎菲女士的日记》,仿佛推开了一扇锈蚀的铁门,门后是民国初年弥漫着潮湿雾气的房间。丁玲以一支如手术刀锋利的笔,将莎菲的灵魂层层剖开,那些流淌在纸页间的文字,不是规整的日记,而是一个女性在封建礼教与现代思潮夹缝中,用血泪写就的生命呐喊。
莎菲的悲剧,从来不是简单的爱情纠葛,而是一个觉醒的灵魂对“被物化”命运的激烈反抗。在那个女性仍被视为附属品的时代,她拒绝像商品一样被陈列、被挑选。当苇弟用笨拙的温柔编织着传统的爱情幻梦时,莎菲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温柔背后的空洞——那是一种不尊重个体意志的怜悯,是将她困在“贤妻良母”牢笼中的枷锁。她的刻薄与疏离,不是天性凉薄,而是用荆棘包裹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内心最后一寸关于“自我”的领地。
而凌吉士的出现,更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刺破了莎菲对爱情最后的幻想。他拥有英俊的外表、优雅的谈吐,像极了莎菲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理想伴侣。可当她靠近时,却敏锐地嗅到了他灵魂深处的腐朽——那是一种将女性视为玩物的傲慢,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莎菲的挣扎,是整部作品最令人心碎的篇章:她的身体渴望着凌吉士的拥抱,灵魂却在鄙夷这种渴望;她明知这段感情是深渊,却忍不住一次次探头去看,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因为在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连堕落都成了对抗空虚的途径。这种灵与肉的撕裂,让她的每一篇日记都充满了滚烫的痛苦,像一根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上。
丁玲最令人惊叹的,是她对人物心理的极致刻画。莎菲的日记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细微的情绪波动:清晨醒来时的茫然、面对苇弟时的愧疚、想起凌吉士时的矛盾、深夜独处时的绝望。这些细碎的情感,被丁玲用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灵魂肖像。当莎菲写下“我想,我总该自个儿负责任,我既受了社会的压迫,就不该再为自己找无谓的烦恼了”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软弱的女性,而是一个在黑暗中独自舔舐伤口,却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战士。她的痛苦,是整个时代诸多女性的集体痛苦;她的反抗,是千万个被压抑的灵魂发出的呐喊。
读完最后一篇日记,合上书页,莎菲的形象依然在眼前挥之不去。她像一朵开在暗夜中的花,在封建礼教的寒风中,拼尽全力绽放出最鲜艳、也最凄美的色彩。她的悲剧不在于没有得到爱情,而在于她过早地觉醒,却找不到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像一个孤独的行者,背着“自我觉醒”的行囊,在茫茫旷野中艰难跋涉,最终却只能在绝望中燃烧自己。
丁玲通过莎菲,不仅书写了一个女性的命运,更叩问了人性的本质、爱情的意义,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莎菲的故事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她所追求的“自我价值”,依然是每一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命题。当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面临选择与迷茫时,总会想起那个在日记中呐喊的莎菲,想起她用生命告诉我们的真理:真正的自由,从直面内心的痛苦开始;真正的觉醒,从拒绝被定义的勇气开始。这,便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穿越百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热泪盈眶的原因。
【注:此文刊于《九歌四季刊》(202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