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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四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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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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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上的宫阙,冷水里的魂灵——《一个王朝的背影》读后感

文/庄佳颖   聊城大学文学院2025级学生,九歌文学社社员


提到清朝,你会想到什么?

郁郁葱葱、郁郁葱葱......漫步山道,拾级而上。小雨淅淅沥沥,撞进满眼滴得出水的绿。

沿着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踏上了这样一条文化苦旅,去探索那个雨雾中渐渐稀释的王朝,嗅闻潮湿陈旧的味道。这场苦旅,没有轻拂过光影唤醒的朱红砖墙上的彩绘,也没有沉寂在碧空洗涤的灿金银杏树上的秋叶。

茕茕孑立的影子,飘离故宫的画栋木石,一路北上。直往着北疆,那一片云雾缭绕的山林飘。那里,有清承德的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影子,就这样默默地撞破了一场雕梁画栋的璀璨梦境,洒下纷纷扬扬的漫天金粉,化作山林间的绵绵雨丝。不是金戈铁马的壮阔,也不是琼楼玉宇的隐秘,而是一种沉郁顿挫的文化叹息。

正如余秋雨先生自己在文中写道:“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也就够了,也就、够了……提到历史,提到那些尘封的王朝,总是免不了一种沉重,而“轻手轻脚”恰好给我们带来一丝消夏的清凉,仿佛史书上生出枝枝蔓蔓。

清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却和我们在心理上好像很遥远。我们夸赞秦汉的刚健遒劲,大唐的多元开放,大宋的风雅富足……可是提到清朝,虽则有前半阶段的崛起与繁盛,诞生个“康乾盛世”。但是这样的“盛世”,只是当时的一时繁华。很快,大清王朝就急转直下、摇摇欲坠。从鸦片战争开始,丧权辱国的口子就越开越大,以至于我们提到这样的朝代,只是觉得它是在腥咸苦涩的泪水中度过的。

从前,余秋雨先生眼里的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老人和孩子的眼泪拌在一起,使历史的情绪拥有了世俗的力量。然而,我们认识一个王朝,不能只怀揣着一种情绪,被强烈的个人情感给压倒。余秋雨先生对清朝的情感隔阂也在悄悄地被冲解。

当我们跟随先生走进那座热河行宫,看到月亮下巍然怆然的山壁,也许心中就会升腾起另一种情绪。映照在我们眼眸里的不再是大厦将倾的繁文缛节,让我们不再感受到那种沉闷压抑,而是清爽的风吹过山野,躲过中原的王气,藏下一个“不掺杂”的清朝。

望着黑黝黝的山岭发呆,余秋雨先生写下了我在这篇文章里印象最深的句子:“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

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简单质朴的句子,却在至简至纯中,极富画面感地将一个王朝的行宫形制跃然纸上。没有精美的雕花,就这样一张朴素的椅子,支撑着一个王朝的后背,留给中原的,是一个略显疲惫和落寞的背影。

“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在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这个王朝,清代的帝王在长城之外面南而坐,都在想些什么?

清朝,我们会形容它“繁盛”或者“腐败”?“兴盛”或者“颓废”?我们也许只是在种种明显的迹象暴露,事情出现了清晰的走势和趋向,才更容易生出感受和体会。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疲惫,似乎像影子一样、缠着这个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余秋雨先生对于清朝的形容,没有赞扬,没有贬低。亮堂堂的月亮升起来了,把山啊,树啊,行宫里的回廊都照得明明白白的,它们就这么安安静静坐在那,接受着审视,接受着议论,在风雨中度过一年又一年......

避暑山庄在余秋雨先生的笔下,已经超越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不同于寻常的园林,避暑山庄前半部是层层叠叠的宫殿,但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占了园林的八成。巍峨的山脉,为这座园林、和它背后的那个朝代,增添了一丝强健的精神。把整座山头都拢进怀抱里、风景秀美的山庄,不仅仅是用来消遣游玩的,它更是一个融合了政治目的和宗教色彩的场所。

康熙皇帝走过一段艰难又成功的路途,来到了山庄。面对山庄北面坍塌的长城他却拒绝了官员请求修筑的奏折。作为一个出身北方少数民族的帝王,他比中原的帝王更清楚地知道用眼泪和汗水搭建起的砖石是抵挡不住塞外的游牧民族的。“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康熙软硬兼施,最终“把复杂的政治目的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康熙在祖辈崛起所在的地方,也寻找到了自己生命和事业的托点。

后来雍正颇为恳切的《大义觉迷录》,乾隆洋溢着自得的“十全武功”;再到一生面对内忧外患的嘉靖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让山庄空关了几十年......最后慈禧在北京重修了颐和园,塞外朔北的园林失去了对峙的兴趣,清朝失去了罗圈椅,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避暑山庄的大门紧紧关闭,荒草凄迷,暮鸦回翔......至此,这个园林和这个朝代的纠葛似乎画上了句号,园林蒙上了历史的尘封,然而清朝的历史并没有结束。

如果让我们来给清朝的历史作结,我们会如何选择?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选择1912年的清帝逊位。

但是余秋雨先生却偏偏在清朝唱起暮歌的时候,提到了另一个人,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先生在1927年拖着清朝的一条辫子,在清朝的皇家园林投水而死,产生的是比十几年前更加深刻的心灵震动。王国维先生只想留在那个文化意义上的古典时代,他没法再推开避暑山庄这座云端上遥不可及的宫阙紧锁的大门,他也没办法脱离出那个已经逝去的王朝构建出的还未消散的文化认同。

文化竟就是拥有着这样的力量,文化纷乱、杂草丛生的时候,真的有为祭奠文化而献身的人,我们很尊重王国维先生,他并不是政治因素上的“愚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他挣扎过,他想不明白,他最终也没能走过来,于是他第一次来到了颐和园,跟朋友借了五元钱买门票。

我们不知道那一天站在水前的王国维先生在想什么,就像我们不知道在避暑山庄那些面南而坐的帝王在想什么。颐和园的冷水打湿了他兜里的四元四角,也让一颗伟大的心脏在挣扎之中等来了可惜又必然的结局。在清澈的湖水潋滟中,文化的极度脆弱和极度强大都一览无余。

于是这个从北方骑着快马,马蹄踩过塞北的枯草和沙砾,扬起飞尘。浩浩荡荡卷着风沙而来的游牧民族,在中原兜转了百年之后,在湿淋淋的冷水中沉默了,云端上的宫阙也成了无法企及的远方,成了镜子里的倒影。

只剩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还在喑哑地低泣。

              【注:此文刊于《九歌四季刊》(20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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