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去哪儿了

灵泉村近来最大的稀奇事，便是嚣张要结婚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村头巷尾。此刻，村里人几乎都聚在嚣张家那座新起的二层小楼里。嚣张是张根的绰号，因年少时的轻狂跋扈而得。如今他已过了不惑之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大喜之日——娶的是个比他大三岁的寡妇，丈夫去世多年，大女儿早已成家。满脸风霜、鬓发花白的他，正咧着嘴，露出被岁月磨蚀得有些发黄的牙齿，挨个给乡党们递烟发糖。那双曾挥拳砸砖的手，如今布满老茧和裂口，微微发着颤。

“谢谢叔，谢谢婶……不计前嫌，还肯来……”他反复说着，声音有些沙哑。

不少年长的伯伯婶婶，是看着他长大的。念在他父母当年老实厚道、与人为善的份上，接了请帖便都来了。其实，嚣张的父母早在十几年前就先后走了。村里人私下都说，是被他活活气死的。

那时的嚣张，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生得浓眉大眼，身板挺拔，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后生。可心眼却小得像针鼻，睚眦必报。谁若让他面上吃了亏，他必要暗地里找补回来。有人说，他从小就是个“瞎㞞”——上小学时，偷偷拔过人家自行车的气门芯，钻到西瓜地里摸过生瓜蛋子；刚上初中，竟把一条菜花蛇塞进女生书包，吓得那姑娘当场昏厥，险些落下病根。学校追查，他梗着脖子说：“谁让她骂我长得丑！”

好不容易混到初三，又因看同班一个男生不顺眼，平白将人打成轻伤。父母拖着病体，提着鸡蛋点心去人家屋里说情，额头几乎磕出血来，才算没被开除。可谁曾想，一周后的周五傍晚，他竟纠集一帮狐朋狗友，将那人堵在放学路上。明知对方不敢还手，他抄起半截砖头，狠狠砸向对方额头。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黄昏的土路。

那孩子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月。

学校这次没有再留情面。调查时，他竟理直气壮：“上次他害我家赔了三百块，我妈借钱时遭了多少白眼！”校长气得拍桌子：“混账！你家的脸是脸，别人的命就不是命？”

他被开除了。

父亲常年佝偻着背，咳嗽起来像破风箱，家里全靠母亲四处打零工撑着。这两场祸事，让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彻底塌了半边天——赔偿、医药费，前后又填进去三千块。母亲把能借的亲戚邻居借了个遍，最后连玉米架上的玉米、粮柜里仅存的口粮，也全都粜卖了。

家里穷得只剩四面土墙，还有两个弟弟正念着书。

那天晚上，煤油灯芯噼啪爆了个灯花。母亲坐在炕沿，第一次在他面前掉了泪。那泪混浊，顺着她过早干皱的脸颊蜿蜒而下。“学乖点吧，根儿……”她声音很轻，却像钝刀子割在他心上。

他似乎终于看见了母亲的艰难，也看清了这个家的千疮百孔。他发誓要出去挣钱。母亲何尝不知，十七八岁的儿子，在家嫌农活脏累，出门又让人放心不下。可留在村里，又能有什么出路？她叹了口气，仿佛用尽全身力气：“那……你就出去闯闯吧。”

母亲第一次低头，去求了他二伯。

二伯早年当兵，打过仗，立过功，后来提了干，在外地某部队当了首长。张根小学毕业那年，二伯曾开着绿色吉普车回来探亲，车停在村口，引来半个村子的人围观。自那以后，张根走路都带着风，总觉得有二伯这座靠山，谁也不敢惹他。为此，他没少欺负邻家孩子，母亲只得一次次赔着笑脸，提了鸡蛋去道歉。

一听是二伯介绍的工作，张根喜出望外。靠着二伯的关系，他进了城里一家机器厂。厂长当面敲打他：“你二伯交代了，干不好，卷铺盖回家；干得好，奖励也少不了你的。”他憋着一股劲，从学徒做起。这小子确实机灵，那些复杂的图纸、精密的车床，他上手极快。不过几年光景，手艺已十分娴熟，加工的零件件件达标，颇得厂长赏识。后来他被提为小组长，奖金一次比一次厚。他把钱悉数寄回家，那张张汇款单，成了父母黯淡岁月里唯一的光。

最让他心头滚烫的，是两个弟弟的来信。信里说，交学费时同学问钱哪来的，弟弟挺起胸脯，声音响亮：“不是借的！是我大哥在厂里得的奖金！”特意把“奖金”二字咬得极重。张根捏着信纸，在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翻来覆去地看，嘴角的笑意藏也藏不住——他终于能替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了。

又这样干了几年，张根到了该成家的年纪。父母托媒人说了好几个姑娘，他连面都不见，有一次甚至将媒人轰出门去。村里人议论纷纷：“这嚣张，人是越长越排场，本事也见长，就是那驴脾气，一点没改。”也有人说，他是厂长眼里的红人，心气高着哩。

无人知晓，他拒绝所有相亲，只因心里早已住进一个人——厂里的“厂花”，斑斑。

斑斑那年二十，初中毕业，生得明眸皓齿，尤其那一头乌黑长发，如瀑如缎，衬得她肤光胜雪。她从不施粉黛，却自有一种清水芙蓉的韵致。张根第一次见她，是在厂区后头的晾衣场。她抱着一床厚棉被，踮着脚，怎么也够不到晾衣绳。他默默上前，接过被子，一扬手便搭了上去。她回头，对他嫣然一笑：“谢谢你啊。”

那一笑，脸颊漾起浅浅梨涡，眼底有星光闪烁。张根只觉得心口被什么重重撞了一下，从此再不能忘。

自那以后，他总寻着机会接近她。而她从不回避，每次见他，都报以温柔浅笑。那笑意，像冬日暖阳，将他心底的暴戾与阴郁一点点融化。他对自己说，就是她了，这辈子，非她不娶。

心里装了人，他的脾气竟收敛了许多。见人开始打招呼，脸上也有了笑模样。斑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他的变化，两人便越发亲近——食堂吃饭，他总会“恰好”坐在她旁边；下班后，两人常沿着厂外那条栽满梧桐的小路散步。最让他魂牵梦萦的，是那次他鼓起勇气，请她去看电影。放映的是黎明和张曼玉的《甜蜜蜜》。当黎明的自行车碾过香港的街巷，邓丽君的歌声温柔流淌，他感觉到，斑斑轻轻将头靠在了他的肩上。

电影散场，夜风微凉，他送她回宿舍。在昏黄的路灯下，他第一次握了她的手。她没有抽开。

那晚回去，他彻夜未眠，翻出攒了许久的漂亮信纸，就着床头昏黄的灯光，写了整整八页。他把相识以来的点滴，心底的眷恋，对未来的憧憬，全都倾注笔端。信送出去后，他坐立不安，像等待宣判的囚徒。

斑斑的回信极简短，只有一行秀气的小字：“我和你一样。”

狂喜席卷了他。他立刻写信告诉父母，他要和斑斑订婚。父母喜极而泣，连夜张罗。媒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二伯。二伯亲自开车，载着厚重的四色礼登门提亲。斑斑父母是通情达理的人，见了礼数周到、一表人才的张根，爽快应下，只提了一个要求：斑斑还小，等她过完二十一岁生日再完婚。二伯含笑应承：“不急，这一年，也让根儿好好攒钱，把婚事办得风光些。”

谁知，半年后却横生枝节。

张根发现，同车间的阿正总往斑斑身边凑，有一次竟偷偷往她工具柜里塞了张纸条。斑斑不知所措，把纸条拿给了他。展开一看，是一首诗，字迹挺拔有力：

看见你的长发

飘逸柔顺

在我心底荡漾

你的微笑

那样摄人心魄

令我朝思暮想

你若是天上的织女

我就想做你地上的牛郎

哪怕银河九天

我的心永不变

不过是首浅白的倾慕诗，张根却妒火中烧。其实他早看阿正不顺眼——厂里正在举办技能大赛，他和阿正分在一组，是夺冠的热门对手。阿正技术不输他，为人谦和，人缘也好。此刻，嫉妒与狭隘彻底吞噬了他：他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斑斑有非分之想，斑斑是他的全部。若这次大赛输给阿正，他还有什么脸面当这个组长？斑斑会怎么看他？厂里那些平日被他呵斥过的工人，背地里又会如何嗤笑？

更让他窝火的是，阿正家境优渥，是高中毕业，难怪能写出这么“酸”的诗，字也比他狗爬般的强得多。他越想越气，当场将纸条撕得粉碎，就要冲出去找阿正算账。斑斑死死拉住他，好说歹说才劝住。可那几行诗像毒虫，整夜在他脑子里钻咬。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黑暗中滋生。

他趁夜深人静，溜进寂静无声的车间，在阿正那台机床的关键部位，做了极隐蔽的手脚。

第二天，冠亚军决赛。阿正刚启动机器没多久，加工的零件就出了严重偏差。阿正察觉不对，立即上报。检查很快发现了人为破坏的痕迹。生产线暂停，全厂排查。最终，有同宿舍的工友作证，昨夜看见张根偷偷溜出过宿舍。

面对质问，张根脸色煞白，哑口无言。

处罚很快下来：撤销组长职务，罚款两千元，全厂通报。

从云端跌入泥淖，只需一夕之间。张根觉得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鄙夷，连斑斑的目光，似乎也多了几分疏离和失望。他开始疑神疑鬼，只要看见斑斑和男工友说话，便怒火中烧，脾气反而比从前更暴烈。

最刺伤他的，是几天后，他亲眼看见斑斑和阿正在厂外的小饭馆吃饭。两人相对而坐，斑斑似乎被逗笑了，眉眼弯弯。那一刻，张根觉得心被狠狠剜了一刀。骄傲如他，再也无法忍受与“情敌”共事，更无法面对全厂的指指点点。

他连行李都没收拾齐整，更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斑斑，在一个清晨悄悄离开了工厂，踏上了回家的路。他想，斑斑一定对他失望透顶，自己把脸丢尽了，还有什么资格去争取爱情？忘了罢，都忘了罢。

可家，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港湾。父亲佝偻得更厉害，咳嗽声空洞骇人；母亲似乎更瘦小了，除了操持家务、喂养牲口，还要没日没夜地给人绑笤帚，绑一把才挣一毛钱。她摊开手给他看，掌心布满厚茧和裂口，像干涸的土地。

张根的眼泪砸在地上。他不敢说出被开除的真相，只说身体不适，请假回来休息。父母不疑有他，依然以他为荣。两个弟弟放学回来，围着他“大哥、大哥”地叫，眼神里满是崇拜。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一周后，二伯的信到了。那天二弟正好回家取麦子换饭票，母亲不识字，便让二弟念。二伯在信里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干出这等下作事，让自己老脸丢尽，从今往后，再不管他张根的死活。

屋里死一般寂静。父亲剧烈地咳嗽起来，痰盂里晕开暗红的血丝；母亲瘫坐在凳子上，眼神空洞，嘴唇哆嗦着：“这……这可咋办呀……”

张根猛地抬起头，脖颈青筋暴起：“怕啥！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他听说西安蒜价好，便咬牙道：“我去西安卖蒜！”

他买了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将家里半亩地的蒜头悉数挖出，捆扎结实，驮在车后座上，一路蹬往西安。到了地方，人生地不熟，加上心里憋着闷气，他懒得吆喝，只寻了处树荫，解开袋子口，便蹲在一边发呆。

没想到，蒜头品相好，很快有人来问价。他打起精神，讨价还价，倒也卖了一些。正低头点钱时，三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晃了过来。领头那个叼着烟，在他崭新的自行车上摸来摸去，东拉西扯，就是不提买蒜。

张根心头火起，不耐道：“要买就买，不买走开，甭摸我车！”

领头的青年把烟头一摔，咧嘴笑了：“嗬，脾气不小？”手一挥，两个同伙上前，一把将车座上的几袋蒜掀翻在地。蒜头滚得到处都是。领头的紧紧抓住车把，显然是要夺车。

张根自小只有他欺负人，哪受过这个？热血瞬间冲上头顶，他扑上去和领头扭打在一起。混乱中，他摸到车筐里的铁秤砣，想也没想，抡起来朝对方后脑勺狠狠砸去！

“砰”一声闷响。

时间仿佛凝固了。领头的青年动作僵住，眼睛瞪得极大，似乎想回头看他，却直挺挺向前扑倒。暗红的血，从他后脑汩汩涌出，迅速在地上洇开一片。

两个同伙吓傻了。围观的路人也发出惊呼。有人喊：“出人命了！快跑啊！”

张根握着沾血的秤砣，站在原地，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他看见血不断流出，看见那青年的腿抽搐了两下，再也不动。耳朵里嗡嗡作响，世界失去了声音。

一个同伙连滚爬爬奔向远处的公用电话亭。另一个在路人提醒下，也跑了过去。

警笛声由远及近，撕破了街市的嘈杂。当冰凉的手铐扣上手腕时，张根才如梦初醒，裤脚已被自己的尿液浸湿。

那个领头的青年，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断了气。

消息传回村里，天塌了。母亲走投无路，颤抖着手，让二儿子代笔，给二伯写了第二封求救信。信里字字泣血，求二伯看在血脉亲情的分儿上，救儿子一命。

二伯闻讯，拍案大怒。可冷静之后，还是拖着年迈之躯，四处奔走，赔尽笑脸，说尽好话。最终，判决下来了：因属激情犯罪，对方亦有挑衅过错，且积极赔偿（二伯几乎掏空了积蓄），张根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入狱前，二伯带着斑斑来见他。隔着冰冷的玻璃，斑斑哭成了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只递进来一封厚厚的信，便掩面离去。

张根在狭小的接见室里，抖着手拆开信。斑斑清秀的字迹，被泪水晕染得有些模糊：

“根哥，若不是你犯了这样的大错，我从未想过离开……机器那事，我气你糊涂，可只要你肯软语哄我几句，我气消了，天涯海角也随你去。我心里，从来只有你一个。阿正找我，我请他吃饭，是想当面说清楚，让他死心。你怎么就不明白，怎么就不问一句，就这么走了？你可知我找了你多久，哭了多少回？我恨你，恨你莽撞，恨你不懂我的心……再过两月，就是原定婚期。十五年，你要我等十五年吗？到时你都快四十了，我也老了。就算我肯，我爹妈能肯吗？根哥，对不起……忘了我吧，好好改造。愿你……余生安好。”

信纸从指间滑落。张根佝偻下身子，把脸埋进手掌，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却没有一滴眼泪。心，好像在那个瞬间，被彻底掏空了，只剩下一个呼呼漏风的洞。

他入狱后，家里最后的支柱也垮了。父亲一病不起，弥留之际，浑浊的眼睛望着门口，断断续续地念叨：“根儿……根儿……”便咽了气。

二弟木儿不久后去了城里，再无音信。多年后才有同乡捎信回来，说是在外地偷电缆，被人发现，活活打死了。

母亲硬撑着，守着破败的老屋，靠绑笤帚一点点偿还儿子惹下的债，等待渺茫的希望。在张根刑期将满的最后半年，她也终于油尽灯枯。走的那天，她干瘪的手在空中无力地抓挠，嘴里含糊地喊着“根儿”，眼睛始终没有闭上。

三弟草儿，性子最闷，在二哥出事后，也离家去了外地打工，多年没有音讯。直到张根出狱后，才收到他一封简短的信，说在外头挺好，让大哥勿念。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张根获得三次减刑，实际服刑十二年。

出狱那天，阳光刺眼。他站在监狱高大的铁门外，眯着眼，看了很久天上流云。回到村里，老屋已塌了半边。他默默清理，在废墟边搭了个窝棚。他继承了母亲的手艺，开始绑笤帚。母亲绑一把挣一毛，他绑得又快又好，能挣一毛五。他不给人打工，自己收材料，自己绑，自己卖。

起早贪黑，三年过去，他不仅种好了地，笤帚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他雇了村里几个手脚勤快的妇人帮忙，自己负责收购材料和贩卖。又过了三年，他还清了母亲留下的所有债务，推倒老屋，盖起了村里第一栋气派的二层小楼。他还特意在旁边，给三弟草儿也盖了三间明亮的平房，想着哪天弟弟回来，总有个像样的家。

如今，他四十三岁了。

新娘是邻村一个苦命的女人，丈夫早逝，独自拉扯大女儿，眉眼间尽是岁月的风霜与温顺的坚韧。相亲时，她看着他，轻声说：“就知道埋头苦干，话都不会说几句。” 他搓着手，憨厚地笑：“能踏实过日子，就成。”

婚礼简朴而热闹。他穿着不太合身的新西装，站在镜前。镜中的男人，头发已白了大半，脸庞被岁月刻下深深的沟壑，背脊虽还挺直，却已带了明显的弧度。只有那双眼睛，在经历无数风雨后，沉淀下一种浑浊的、近乎麻木的平静。

窗外，乡亲们的谈笑声、孩童的嬉闹声阵阵传来。屋里，红烛静静燃着，火光跳跃。

他望着镜中的自己，望着那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恍惚。那些鲜活的、炽热的、痛苦的、愤怒的过往，那些关于青春、爱情、冲动与悔恨的记忆，潮水般涌来，又迅速退去，只剩下满目荒凉。

他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我的青春……去哪儿了？”

没有人回答。只有红烛的灯花，又轻轻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