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

在医院里陪护母亲，一夜未眠。

5月23日，父亲的来电铃声在夜里十点的时候响起，像块突然坠入心湖的石头，在寂静里砸出刺耳的涟漪。我盯着屏幕上“父亲”两个字，指腹触到的玻璃面沁着冷意。我知道，一定有紧急的事情发生。听筒里传来的呼吸声浑浊得像揉碎的砂纸，父亲说：“你妈……高血压又犯了，浑身发抖，直冒虚汗。”

我挂了父亲的电话，首先给妹妹打电话，问她周末是否回家了。正好，这个周末妹妹没有加班，她答应马上到我的小区门口接我去老家。我又往包里塞了降糖药和保温杯，妻子给我拿来毛巾、牙膏、牙刷和速效救心丸。我们匆匆下了楼。

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疾驰，路灯透过车窗，让我感到眩晕，似乎看见母亲苍白的脸。

到了老家。母亲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左手始终按着太阳穴，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父亲把收拾住院的物品已经装好，我们没有多少语言上的沟通，赶紧扶母亲上车，因为母亲高血压犯了，总伴随着心脏病复发。

急诊室的灯光白得晃眼，消毒水的味道铺天盖地涌来。量血压的护士报出数字时，95/210，那数字像根针，扎得空气都沉了下去。医生开医嘱的声音冷静得近乎刻板，“需要急救，静脉滴注降压药物”，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两位护士将我支开，她俩把母亲扶进抢救室。

电子屏上的数字跳得缓慢。妹妹守在母亲身边，我攥着医保卡和住院押金单在人群里穿梭。

吊水，监测血压和心电图，一直到两点半，我办好住院手术，母亲住进病房，护士拿来输液瓶，手臂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液体顺着输液管一滴一滴落下，滴在空寂的夜里，也滴在我悬着的心上。

住院后，妹妹带着我的妻子、妹夫等人回家去了，我留下陪护母亲。

我坐在母亲的病床边，毫无倦意。母亲眼睛半睁着，目光落在天花板的花纹上，像在看很远的地方。许久，母亲说：“你去歇会儿，我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像耳语。我说：“我没有瞌睡，您放心闭目养神吧。”

走廊里偶尔有护士推车经过的声音，轮子碾过地面发出轻微的“咕噜”声，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旁边护士站的时钟指向三点，四点，五点，每一次指针的移动都像是在拉长时间的维度。其间，我出门喊护士来换瓶，轻轻的，生怕影响别人休息。后来才知道，几个病友也是迷迷糊糊的睡不踏实，他们也为我母亲的病感到担忧。

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点滴一点一点滴着，一百滴了，二百滴了，三百滴了......我忽然听到母亲微微的鼾声，心情轻松了许多，母亲终于不再烦躁了。

想起母亲上个月体检时，医生叮嘱她要按时吃药、注意休息，她总是笑着应下，说自己会照顾好自己。几天前通电话时，她还自己好的很。谁知道，那时，她已经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大好了，怕影响我们工作，没有告诉我们。

凌晨五点，输液管里的液体还在不急不缓地滴落，窗外的天色渐渐泛起灰白。母亲的病床在窗户边，我看着晨光一点点爬上她的脸颊。那些在深夜里翻涌的焦虑和不安，此刻似乎都随着点滴的药液，慢慢渗入了时间的缝隙里。

阳光渐渐铺满了病房，落在母亲的被子上，像一层温暖的金纱。我轻轻拉上窗帘的一角，挡住过于刺眼的光线，然后在椅子上坐下，握着母亲放在被子外的手。那只手曾经牵着我走过童年的小巷，曾经在厨房里变出满桌的饭菜，此刻安静地躺在我的掌心，带着岁月的温度。

六点半，我下楼到餐厅给母亲买了早餐，去开水房灌了开水给母亲吃药。母亲叮嘱我按时吃药，别只想着她，弄坏自己身体。母亲一直担心我的身体，我早已过了半百年岁，身体也不大好。因此，母亲常常身体小恙就不和我们说，自己硬扛，尽管我们多次警告她，上了年纪的人，硬扛会有更大危险。母亲口头应着，却常常隐瞒自己病痛。

这一夜未眠的时光，像一段被拉长的胶片，每一帧都清晰地记录着担忧、疲惫，以及那些深藏在日常里的、从未说出口的牵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总要在某些突如其来的时刻，才能真正读懂亲情的重量，才能明白，所谓的陪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相守，而是在时光的长河里，我们互为彼此的岸，互为彼此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