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刘集老街

高刘集老街没落了，在时代变迁时，她昔日的繁华景象沉淀在高刘人的心底。

老街从东北的老粮站起，向西南方向延伸到老乡政府，后来再向西南延伸数百米。老街像把窄窄的瓷勺子，自然弯曲，狭长而有紧凑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刘集开始繁华起来。这繁华是被这老街的脉搏养育起来的。

南头以老乡政府为中心，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圈。老乡政府在东，乡供销社在西，旁边还有中医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带孩子去中医馆看过病，老中医是一个极有亲和力的老者，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姓名。

北头主要是手工业和服务业。老街尾正对老粮站的富春园饭店，老街上有铁匠铺，银器加工铺，照相馆，录像厅，舞厅等。我最喜欢呆在铁匠铺门口看打铁。铁匠铺的炉火烧得正旺，红亮的铁坯在砧子上被捶打得“砰砰”响，火星子溅在青砖地上，像撒了一把碎金，转眼又熄成灰。铁匠赤着膊，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把烧红的镰刀坯浸入冷水，“滋啦”一声，白雾裹着铁腥气漫开来，他眯眼瞅着刃口的寒光，嘴角咧开一道笑。

老街最繁华的中街主要是服装店、面料店、裁缝铺。这里曾经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特别是节假日，各家店铺门庭若市，也成了扒手们最喜欢、最受伤害的地方。扒手们偷到钱，自然高兴，一旦被人发现，惹起众怒，拳头雨点一般，只能缩头认栽。成衣店的缝纫机“嗒嗒”作响，漂亮的小姑娘踩着踏板，手里的软尺在布料上游走，嘴里应着顾客“这料子洗了不缩水”。

与老街南头相连的小街向西，连接着猪行和牛行。农历逢单日子，早上最先吆喝起来的是猪行和牛行。竹编的围栏里，百十头黑猪哼哼唧唧挤成一团，穿胶鞋的屠夫挥着胳膊谈价钱，唾沫星子混着稻草的气息飞在半空。隔壁牛行的老槐树下，穿蓝布褂的老汉牵着水牛，手指在牛脊背上滑过，说“这犊子的骨架，能拉得动三亩地的石碾”，声音里的笃定，比晨光还要透亮。

傍晚逛街，会遇到挑着担子的货郎摇着拨浪鼓从巷口钻出来，“卖鸡屎糖嘞——”的吆喝，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那时的老街，像一条永远拧不干的毛巾，挤挤挨挨都是生活的汁水。

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最先冷清下来的是牛行和猪行，拖拉机和农用机械多了，水牛渐渐退出了田地，屠夫们陆续进了农贸市场卖城里转运过来的猪肉。接着是铁匠铺，他们不甘歇业，将砧子和铁锤放在屋后，用旧衣服包裹好，生怕落灰，好像有朝一日还能重操旧业似的。

高刘集因新桥机场而划入合肥市区，守住传统文化的认识深入人心。政府里有人想把高刘集老街打造成古街。可是，经过一番论证，老街太窄，无法提供出消防通道。消防这关过不了，所有设计都落不了地。就这样老街，错过了一次被“拯救”的机会，像个被遗忘的老人，继续在时光里慢慢蜷缩。

目前的老街，从东北到西南，走到底也用不了十分钟。萎缩的百米路上，二十几家铺子多是卖衣服和鞋子的，门帘半卷着，老板们坐在小马扎上玩手机，见有人路过，懒懒地抬下眼皮。

唯一能称得上“红火”的，便是北头街尾的老张烧饼摊。老张从父亲那辈就守着这摊子，面还是用老面发的，芝麻撒得足，火炉里的炭烧得通红，烤出的烧饼外酥里软，咬一口能掉渣。每天早晚，摊前都排着队，有上班的年轻人，也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人买了就走，有人站在旁边，就着热乎气儿啃，和老张闲聊几句。

老街“回不去”，不只是铁匠铺的炉火、木匠铺的刨花，更是那些被日子磨出来的温度——是屠夫算账时多给的一小块肉，是篾匠在竹篮上多编的那朵梅花，是银匠打银锁时特意留的、方便穿绳的小缺口。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细致，像青石板路上的凹痕，被无数双脚打磨过，也被无数双眼记挂着。

我们知道哪些铺子消失了，哪些人搬走了，也清楚老街再也回不到当年的繁华，连政府的规划都没能留住它的体面。

但那些沉淀在心底的，从来不是某间具体的铺子，而是晨光里的吆喝、暮色中的炊烟，是手艺人额头的汗、买卖人间的笑，是整个高刘集最鲜活的那段岁月。它们像老张烧饼里的芝麻，碎在时光里，却永远带着那股熨帖的香。

或许，这就是老街留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老街，孕育高刘人的老街，虽然没落，但是，并不悲凉，学府庭院、锦尚公馆、河畔雅苑、红卫南北苑、梧桐苑等小区的建设，提升了高刘人的生活温度，也在温暖着高刘集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