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笔名”

父亲离开我已经快六年了。他留下的那部半智能手机，偶尔会亮一下。那些大都是提醒缴费、骚扰电话、垃圾短信之类的。而在我的微信置顶聊天人里，静静地歇息他着微信名，简简单单两个字：正义。

这是父亲艰难一生最大的心愿：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当然，这不是针对他经历的时代和生活的大环境，只是针对他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大都和钱有关。父亲的这一生过得极不容易：经历过大饥荒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上石棉矿挣过工分、在火车站当过装卸工、去建筑工地拉过砂石，一辈子下苦干重活的他，也在新世纪的美好时光里信心满满，把手里的几十亩地用心侍弄好。他通过努力奋斗逐渐改变了家里窘迫的状况，但经历的一些不公正却又无法解决的事，却一直在心里过不去，即便晚年提起，仍不能释怀。

第一次知道父亲还叫“陈正义”，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在乡中学上学，包产到户也已经好几年，家里不需要挣工分吃饭了，承包地多，父母整天在地上忙，出不了门。一天，父亲对我说：你回家的时候顺便到村上，把我的信带回来。我嗯了一声正要走，他又补充说：收信人叫陈正义，就是我的，不要拿错了。

我愣了一下，这并不是父亲的原名。但我还是在中午回家的时候去了村上，把四封“陈正义（收）”的信件拿上，其中一封的信封比别的大许多，摸了摸，很厚，我把它撕开，几本致富信息类的资料滑落下来。

这是父亲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致富信息后，按照地址写信过去要来的资料。作为偏远乡村少数识字的人，他相信科学的力量，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父亲生于1952年，10岁的时候才自己偷偷跑去邻村开办的小学上学，每天早上喝一碗稀饭或揣上一个黑面馍馍，马不停蹄跑四十多分钟赶到学校上课，放学回来就下地干活挣工分。小学毕业后，父亲担任队里的会计，老实本分、兢兢业业的他很受大家的信任和喜欢，尤其是村上的领导，对他评价极高。

有一年冬天，父亲把一笔队里的钱交到队长手上，队长是我们本家的人，按辈分要叫父亲为叔叔。出于对本家的信任，就没按要求走必要的流程，队长也没签个字写个条子，表示这事情他认账。谁知到了年底总账的时候，这笔钱对不上，队长说他不知道，还说钱补不上就把父亲告到公社。父亲又急又气，空口无凭，关键时刻村上的领导站出来替父亲说话：陈会计就不是那样的人，不会贪污那几个钱，你们再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没几天，事情查清楚了，但父亲没有声张。这件事，父亲记了一辈子，他想不通一个本家的人，为什么会为了那几个钱阴了他。这或许是父亲第一次体会到人性的险恶，让他心酸又无奈。

后来，父亲不当会计了，被队里派出去在阿克塞县的石棉矿挖石棉，还在酒泉火车站当装卸工，吃了很多苦。随着政策的好转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父亲和爷爷奶奶及几个兄弟分家另过。从小挨饿的父亲格外珍惜自己的承包地，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但由于种植结构简单，基本上都是小麦和大田玉米，一年收入不了几个钱。父亲常去村上找各类报纸和乡村杂志，从中发现致富信息，然后写信去咨询或索要资料，但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要靠独家信息和科技致富，所以署名“陈正义”。收到的资料父亲看得很仔细，他根据信息预测，把屋后一块两亩多的地栽满了苹果树、梨树、杏树，不几年就都开花结果了，但苹果、梨子、杏子卖不出去，每年秋天地里烂了许多，牛和猪都不好好吃了，无奈又把树挖掉种庄稼。有一次，父亲看到介绍的一种葱很好，就汇了钱买回来种子种了一块地，可惜长出来的葱苗很少，外地的葱在我们这里明显“水土不服”，倒是大量的杂草长势旺盛，我们手拔了好多天。父亲气得不行，可又毫无办法，维权无望，只能通过不吃饭的方式惩罚自己。我想，父亲可能藏着这样的小心思：如果失败了，别人笑话不到他；某一天成功了，他就能扬眉吐气，去掉所有颓势。但他又一次败给了现实。

我和弟弟相差两岁，随着我们长大、上学，家里的开销不断增多。1990年的夏天和秋天，父亲托人找了在乡政府扩建工地拉运砂石的活。为了这些活，父亲借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四轮拖拉机，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中午就着开水吃些馍馍，就为了能省出回家吃饭的时间多拉几车。父亲一个人上满车，加大油门“突突突”地开到工地，用腰背抵住车斗，双腿钉在地上，双手扣住车斗底部，“嗨”地一声全身用力，把车斗抬起来，再用大铁锨把砂石卸下来。那些天，父亲浑身是土，头发凌乱，胡子老长，晚上进门时腿都在发抖，有时候饭吃到一半就睡着了。工程结束时，他的腰背满是伤疤，手指僵硬弯不回来，人也瘦了一大截。可是到了领钱的时候，工头无缘无故扣下了400元，父亲求了好久，但工头无动于衷，回到家，我看到他和母亲流了好多泪。这件事也是父亲心里的一根刺，甚至后来我工作了，他还希望我去找工头帮他要回这400元钱。看着父亲的无奈、不甘、委屈，我慢慢明白了他的满腔热情在现实面前不断失败的无力感，他多想有人把这些不公平的人和事管一管，更想社会充满公平正义，所以他取的“正义”二字，是希望，更是内心的坚守。

上高中时，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城里的远房亲戚，还带着一位姑娘。他的到来，让我家和大伯家感到“蓬荜生辉”，割肉、宰鸡、买酒，把家里最好的吃食拿出来招待。他还特意问我和大伯家哥哥两人的学习情况，把一些“独家消息”讲给我们，并介绍说那位姑娘是某领导的女儿，是跟着他来了解乡里有关情况的，可以在我和哥哥上大学的事情上帮忙。这下，两家大人更高兴了，他们走的时候专门到乡上榨了纯正的胡麻油、换了最新鲜的白面、到乡邻家找来手工酿的醋，又把自己养的土鸡给他们带了几只，高高兴兴把他们送上班车，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忘了娃娃的事。可是不久，从城里传回消息，亲戚和那个姑娘有不正当关系，那个姑娘也只是某个店里的服务员，他们到乡里只是为了躲避，让家里人没办法找麻烦。“不要脸，亏他还是个亲戚，专来欺负老实人。”父亲气得嘴唇直哆嗦，一个人蹲在墙角，双手捶打面部、撕扯头发，良久，又无声无息走出院门。那一天，父亲从地上回来得很晚，睡到炕上叹息了很久。

我上完大学有了工作之后，家里的条件慢慢好起来了。进入新的世纪，农村的种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家里先是种了几年洋葱，后来又种了制种玉米，制种玉米由种子公司订单收购，收入有保障，父母亲的干劲很足，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可惜，好时代好日子到来了，但父亲的身体也因为过度透支，很快就垮了下来。他年轻时在石棉矿务工的几年，吸入粉尘太多，给肺部造成了很大伤害。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多少环保概念，我问父亲：石棉矿给你们发防尘罩这些东西吗？父亲说，哪有这些东西。上了矿，一年发不了几双白线手套，口罩也不发，我们都是用家里拿的毛巾或妇女用的头巾把头和嘴包住就上工了，一天下来毛巾、头巾黑的不成样子，粉尘不知道吸进去多少。当时上石棉矿都是给队里挣钱，给个人记工分，年底再按照工分给家里分粮食。父亲家里兄弟姊妹多，他干活特别卖力，总想着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哪里懂得心疼自己的身体，病根就慢慢在身体里孕育并发作。

2012年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只能把地租给别人种。他很不甘心，对我说：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政策，眼巴巴看着那么多钱都让别人挣上走了，要能再年轻几岁多好。我安慰父亲：您辛劳了一辈子，也该享享福了，钱有多少都挣不完。在我们的坚持下，父亲当起了“两栖农民”，秋天后期天冷起来的时候到城里和我们住，春天热了再回乡里。我们谈过很多，说起来他“陈正义”的名字，父亲说，就当是你们写文章用的笔名吧。这一辈子我吃过苦也享过福，很平淡，也没什么遗憾，就是年轻的时候上过的当和一些糟心的事，一直在心里，就希望这个世界充满公平正义。后来他注册了微信，给我看他的微信名称，就简单的两个字：正义。

天又热起来了，小草绿了、百花开了。小区里种的花卉多，淡淡的花香飘进房屋，让人心旷神怡，只是父亲住过的房间里空荡荡，我的心里也始终空着一块。这几年，我无数次梦见父亲，想起他经历的事情，更加理解他的不易和辛苦，他的希冀和愿望。有时候我睡在他的房间，尽力伸展身体，仿佛要再次靠到父亲宽阔粗犷的怀中。朦胧中，父亲又来到我面前，和我说些家常话，鼓励我好好工作和生活。醒来，枕巾湿了一大片；想起他的话，心也慢慢静了下来，又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