毡袄,现在已很少见了。它比用布和棉花做的棉袄差远了,穿在身上,硬梆梆的,风从这个袖口进去又从那个袖口出来。不是穷困所迫,谁愿穿这玩意。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甘肃山区的农民还有不少人穿着它抵御风寒。我的启蒙老师刘国信就曾穿过这种毡袄。
一九六五年春天,刘老师把我从家中领到学校时,我还不满七周岁。这所乡村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总共才六十多个学生,老师也只有刘老师一个。从家到学校,尽管才五里多路,但却要绕山弯、爬陡坡,过深沟、翻山梁,真可以说是曲曲弯弯长又长,沟沟坎坎险处多。天晴倒还好说,有我同村的两个同学关照我,遇到变天,可就犯难啦。一天快放学时,风雨大作,眼看着天快黑了,我急得哭了起来。刘老师把我领到办公室,抱到他的木椅上,哄我止住了哭,然后从墙上取下他那件黄白色的毡袄,忙着去安排同学们回家的事。路近的同学陆续回家了,最后就剩下我们村的三个,刘老师顺手拿起一把小镢锄护送我们三个回家。
黄土高原上的土路,每逢下雨就象抹了油,非常地滑,如果是平路还好点,但遇山坡路或山沟路,每走一步都让人提心吊胆,再加上阵阵晚风冻得我上下牙打起架来。这时,刘老师就脱下毡袄给我穿上。这毡袄对我来说活象毡袍,正齐脚面。他帮我穿好后,又蹲下身背着我走。
该下沟了,刘老师让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从口袋里摸出绳子,把我捆在他背上,然后抡起镢锄在沟路上挖脚坑,挖一个,下一步,还不时回头关照另外两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我小心翼翼地爬在刘老师背上,环顾这千百年来由山洪冲开的深约一百多米的大沟:两边全是陡崖峭壁,一条蛇形小道盘绕在这峭壁之上,朝沟底一望,令人头晕目眩。
下到沟底,再往上走就不害怕了,我要下来自己走。但刘老师不允许,仍然背着我走。一直到天空消失了仅有的一缕光亮,大地笼罩上黑色的夜幕时,刘老师才把我们送到村口。快到家了,我们三个嚷着要他进村暖和一会儿,他婉言谢绝了,把镢锄往路旁树上一靠,穿上我还给他的毡袄,站在那里,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们走进村子里。渐渐地,刘老师那清瘦的身影消失在我们模糊的视线中,消失在茫茫的雨夜里……
这件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但在我的记忆中仍象发生在昨天一样。每当我想起敬爱的刘老师,一股暖流便涌上心田,激励着我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积极献身党的教育事业。这种暖流,不正是产生于那黄白色毡袄的余温么?
注:本文首发于1985年6月26日《新疆日报》四版,并在当年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工会联合举办的“我的老师”征文比赛中,本文荣获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