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旧书箱

幼年，父亲的床后边沿墙码着几只装书的箱子，有铁皮箱、木箱、小皮箱。尤其是铁皮箱，那是部队的行军箱，箱里面整齐的摞着各种线装书，还有蓝皮笔记本。从小顽皮的我偷看过父亲的笔记， 印象最深的是有着黄埔军校读书的记录。

父亲每天读书时显得特别的虔诚，总是先泡上一杯茶，然后戴上老花镜毕恭毕敬的坐在靠窗的大书桌前，对着天井。因为书桌上部的半壁墙都是玻璃窗，每一扇玻璃窗都可以独自的撑开。父亲小心翼翼地解开骨牙签，打开书套，取出线装书，看着、看着父亲便会摇晃着头脑，嘴里还哼出如音乐股的节奏声。

每每父亲读书，我便会趴在桌边，歪着脑袋看着，完了，父亲便会将那些比较简单、甚至有着绘图的《四书•五经》指导我阅读，由于耳染目濡父亲的学习，我自小说出的话懂得的知识与实际年龄便显得极不相称。小小年龄就懂得了很多古书中的道理，使得那稚气未脱的脸上虽然挂着天真，但口中却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很多百听不厌的故事。

渐渐长成，父亲便送我去读私塾，那年刚刚五岁。私塾设在安乐巷的尼姑庵中，靠近朱自清故居。课堂就是经堂，尼姑诵经的地方，阴森难见阳光，显得恐怖。堂前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树，闲地还长着菜。整个尼庵与世隔绝，恍如另一个世界。同去的还有我家邻里万和客栈谢家的女儿谢华。我们两家关系极好，谢华比我稍大点，可以带着我。父亲亲自为我准备了笔套，那时没有铁皮文具盒。笔套是用长条布缝成的一个长袋，袋口嵌入一条带子，带子一收，口就会合起来了。笔套里装着两支毛笔，还有一块长方形的黑墨，是最便宜的那一种，写字时，需要自己研墨。私塾老师是一胖一瘦俩尼姑。胖尼姑一脸横肉、看上去很凶，少有出家人的慈祥。一次，我的毛笔字没有写好，她就让我靠在大树上，用尺条抽我的手心，小手都抽得肿了起来。我哭着不肯再去上学，父亲讲，古人四岁就开始读书，你已经五岁了，今天读的书，可能枯燥无味，但五十年后，你就会知道它的益处。

我厌烦那些无聊的天书，不时会从家里的抽屉里翻出几个硬币去东关城门口的小人书店看小人书，那是王伯伯开的小人书店，有着各式各样故事的小人书。王伯伯人很好，胖胖的、面容慈祥。有时实在翻不到钱了，他也可以先让我看。我沉醉在小人书的海洋里，一看就是一天，甚至忘了回家吃饭，因此，将父亲气得可以。有好几次他发狠要打我。一次，还真的从外边找回两根柳条。看到小指头粗的柳条，我当时有点发怵了。可父亲发了老大一顿火以后，只是将柳条高高的举起，又轻轻的落下，在我屁股上扫了一下就住了手，还叹了口气，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

我继续愉愉地跑到王伯伯的小人书店看小人书，还能将书里的故事带回家，绘声绘色的讲给大人听，住在我家天井南边，五湖造纸厂的李永根就是我忠实的听众。夏天晚上乘凉，我的身边能围着很多人听我说故事，有大人也有孩子，特别是那个与我同龄的、与我一起长大的，美丽的小姑娘雅兰总是托着双腮，认真地听着、几乎痴迷。然而，一旦我的故事出现谬误，父亲总是毫不留情的当着众人的面给我指出。下放后，对我每次寄回的家书，他也认真的为我批阅，指出我的不足。

父亲箱子里藏着的，平日当着宝贝的旧书、旧画终究未能保住，破四旧时，大多数还是被翻了出来，搜走了，包括一幅于右任的条幅，一幅唐伯虎的画。若干年后，大哥从曾经的一个警官家中看到父亲自己写的一本诗集。那是这个警官在派出所清理我家旧书时看到父亲的这本诗集，不忍心付之一炬，于是藏了下来。

父亲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二期、黄埔军校高教班五期，应该是武官，但他本质仍然是文人。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弟兄至今不及。只是，父亲性太慈、心太软。慈不掌兵、善不理财嘛，所以，进步不快。北伐前父亲就是蒋公亲自任军长的一军营连长了，长沙会战时才是团级军官。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父亲率领国军195师1131团参与了新墙河战役。战前，父亲还抽身回多年未归的老家去看一看。他脚登麻布屐，身穿灰军服，独自步行回家，没有带任何警卫人员。当走到一个桥时，那桥是个斜坡，坡度很陡，一个老乡拉着一辆满载货物的板车正在吃力的上坡，父亲立刻停住脚步，帮助老乡将板车推过了桥。老乡认出了父亲，看到父亲草鞋便服，暗自感叹他混得不行。直到傍晚警卫人员牵着马来接父亲时，乡亲才知道父亲当了官。

国军全面溃败时，父亲临危受命担任国防部视察，其时，部队大面积的倒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父亲面对大势已去的形势，巡查时也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一次父亲检查的一个师正在密谋起义，这个师的王师长与父亲交情很深，劝其一同率部起义，父亲婉拒了，也没有告发。人各有志嘛，终于在关键时刻未能走向光明。解放后，我们抱怨他糊涂、不识时务，殃及全家。如今想想，忠臣不事二主，也是一名军人应有的本质，任何阶级都不会喜欢背叛， 从而理解了当时的父亲。

父亲参加过北伐，抗日，数十年厕身军旅，从见习排长起，逐级升至师军参谋长、军视察等。虽长年跃马横戈，而勤奋学习之精神，始终不懈。他随身行李，除被褥之外，就是几只装书的箱子。戎马倥偬之余，即批阅揣摩，手不释卷。对书法的兴趣也很浓，只要有暇，临池挥毫，字体兼颜、柳之长，端庄遒劲，颇具功夫。在守卫滇南大门及入越受降时，还写有不少诗词，故在军中颇有名气，素有儒将雅号之称。

父亲的家乡，是个文化极其浓厚的大省，传统的文化和新兴的文化都出自那个地方，也出了很多重要的名人。最终，新兴的名人用新兴的文化推翻了传统的文化，赢得了天下。而父亲的性格却跟不上那个省的霸气。他儒雅的秉性自然遗传给我们弟兄，使得我们弟兄姊妹无缘官场，不过，平平淡淡度其一生也蛮好。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我与两个哥哥相继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大哥的班主任急得直掉眼泪。无奈，两个哥哥去了南京，到一个远房的堂舅家去帮忙拉车，而我，则被父亲悄悄送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去接受旧式文化。那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古镇。去的这家人家曾经是书香门第，有过一个辉煌的院子，那是个很深的院子。院子不是太大，却是青砖铺地，当然，多半已经布满了青苔；天井里长了一棵大树，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从梁柱的粗细来看，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富贵气象。只是从外面走进去，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

我拎着父亲当年辗转战场曾经用过的一只皮书箱，书箱有几处已经磨破了皮。书箱里装了父亲认为人生必读的几本书，去了那个陌生的地方。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这家院子的大部分已经被公家占据着，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犹如进入了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栈。

白天我随先生在当地的学堂插班接受现代知识、革命道理，那是初高中五年制的班级。晚上回家接受另一种教育，是古代人考秀才的教育。那是一个前清举子的遗族，满腹的诗书文章、也写得一手好字。此时，已是日渐贫寒的人家。

原本是这个老师自家的院子，现在居住的范围只剩两个狭小的房间，一间厨房带餐厅。我住的屋里原来是两个与之相龄的妹子住着的，大的10岁、小的8岁，现在与我一起住着。我不知道，父母将我交给他家时，已经郑重作了承诺：长在成人后，就留在他家，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女孩相伴。

我搁床的地方有个小小的窗口，从窗口可以望着窗外那条长长的石板街。那儿死气沉沉，一片萧索。对面围墙的后边，一棵半秃的树上经常有只乌鸦拱起背来，伤心地咕咕在叫，预兆不祥。树上挂着一块厚厚的铁板，每一个时辰铁板会敲几下，那声音柔弱、悲戚、凄凉……那就是这个镇中学号角。当暮色完全降临，主人从镇上学校回来的时候，全家才把油灯点燃。

老师个子很高，体格匀称，褐色的面庞轮廓清晰，干糙的黑胡须略有白花。他话不多，但说话算话，要求严格；他以身作则，对己对人都恪守规矩。他说，这些规矩是由我们的祖先父辈一劳永逸地为家庭与社会的挣扎而创立起来的。每日晚上我要根据主人的意愿读完指定的书本，写完指定的字，甚至也被打过手掌心。

我与同屋的俩小妹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小妹妹象只陷入笼中的小兽一样，总是怯生生地坐在屋角里望着我这个陌生人，死不吭声。时间长了，两个小妹慢慢与我有了交流。大一点的女孩隐约的知道她与我将来可能的关系，仍然显得有点拘谨，而小妹则活泼，晚上睡觉时，经常会爬上我的床，钻进我的被窝。

不言而喻的原因，我又回到扬州，扬州正在开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于是，不可避免地，理所当然卷入了下放的浪潮之中。

下乡的那一天，父亲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只旧木箱给我带上了。那是几块木板钉成的木箱，四四方方，箱盖是活动的，可抽，就像卖冰棒的箱子。由于箱子不起眼，里面保存的几本旧书还在；另外，大哥也给了我几本俄罗斯名著，有托尔斯泰、屠格列夫、肖洛霍夫，以及高尔基等等的著作。父亲再三叮嘱，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读书。到农场后，我用砖头将旧木箱搁在了床头前，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煤油灯，每晚就着黄豆般微弱的煤油灯光读着带去的书，伴着这些书，我慢慢的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