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照片

二〇二一年，母亲去世后，二弟提议将父母的照片补镶到墓碑上。

父亲走了三十五年，他生前留有的照片很罕见，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又作为农村人，连解决温饱问题都是问题，拍一次照片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当我们找出父亲仅存的一张照片时，免不了有些后悔和遗憾。因年头太长，加上老家的老屋失修后，对家中的资料没有妥善保管，父亲的照片斑驳模糊。

二弟购买了照片修复软件，对照片进行修复，然而再怎么修，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模样。无奈，只好又联系专门的修复机构，也没有修复出父亲真实的样子。

那父亲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此刻，我的记忆就涌了上来。父亲这辈子，磨难一直跟着，风霜刻进了骨头，可从没见他皱过眉头；他话不多，对子女严厉得近乎不近人情，可那严厉背后，藏着一颗比棉花还软的心。

父亲生在阜宁县城，生日是一九三七年农历八月十七日。他出生时，家境虽然已经败落，但祖上留下的那座四合院还算体面。

可命运没给父亲这个新生儿多少喘气的时间，就在他出生后第二年，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打进了阜宁城。还在襁褓里的父亲，被长辈们用棉被裹着，在枪炮声和哭喊声里，连夜逃往几十里外的乡下。

那二十七天，是阜宁城的浩劫。鬼子烧杀抢掠，街道成了火海，民房在火里倒塌，浓烟遮住了天。等侵略者退了，长辈们抱着父亲回到县城，那座四合院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和灰烬。一家人没了住处，只好在县城东北的头灶，我奶奶娘家的村庄上勉强安身。

父亲七岁那年，家里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尽头。穷和病像两根绳子，同时勒住了这个家庭的脖子。一个月内，曾祖父和祖父相继去世。父亲被过继给他的大伯做嗣子，他先是随大伯在县城西南的新沟北沙湾住了一段，后来又回到了头灶。从此，他在一个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屋檐下，在寄人篱下的目光里，小心翼翼地长大。

苦难没把父亲压垮。年轻时的他，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二十出头，他就当上了村长，组织和上级领导都很赏识他。他曾郑重地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可最终，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再加上那个年代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他不但没入成党，连村长也不让干了。

那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但他没就此垮掉。此后，他做过“一打三反”工作队员，当过村办农具厂、塑料厂的厂长、建筑队的负责人。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他又牵头承包过运输船队和土窑厂，带着一批乡亲在风浪和炉火里讨生活，让一家家老小有口饭吃，有件衣穿。那些年里，他受过不公正的打压，挨过背地里的冷箭，可从没见他抱怨过，更没见他趴下。他总是乐呵呵的，从容地迎接每一段时光。

我很小就佩服父亲的一手好字。他的楷书端庄秀逸，一笔一画像刀刻斧凿，看着舒服。其实，父亲只读过三年初小，从没登过讲台，可乡亲们却叫他“周先生”。我想，这称呼里大半的敬意，是给他那手好字的。

那时候，新华书店和街市上很少有现成的春联卖。每年春节前一两天，村里每户人家都会买几张红纸，到我家来，排着队，等父亲给他们写春联。父亲总是先仔细问清楚每家的需求，然后裁纸、叠格、书写，一样不含糊。不少人家不但大门、房门上要贴对联和横批，连灶头要祈“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猪圈要盼“六畜兴旺”，粮囤要祝“颗粒归仓，五谷丰登”，父亲都一一满足，从不嫌烦。

那两天，父亲从早到晚，忙得腰酸背疼。每年要耗尽好几瓶墨汁，全家人跟着裁纸递联，屋里屋外红纸翻飞，墨香弥漫。可父亲从没把这当成累赘。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看乡亲们捧着春联满意离去，那神情比喝了陈年老酒还舒坦。我稍大一些后，父亲便逐渐把这副担子交给了我。我对书法的那点爱好，正是从帮父亲给村民们写对联开始的。

然而，父亲的形象在村里孩子眼中，却是另一回事。

记得我和庄子上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总有喜欢恶作剧的小子，为了耍弄我，突然扯着嗓子喊一句：“你嗲来了！”那一声“嗲”（dià），是乡音里对父亲的称呼，却像一记巴掌打到我的头上。我被吓得发懵，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神来。不仅是我怕，我的弟弟妹妹们也怕。这种怕，源于父亲对我们近乎苛刻的管教。

从我有记忆以后，父亲从不允许我欺负别的孩子。上中学之前，我和村庄上的小孩一起玩耍，只要发生冲突，不管谁对谁错，父亲都会立刻板起脸，或是厉声训斥，或是命我跪下受罚。我家位于村道边上，东乡的人进城，十有八九要从我家门前经过。父亲让我们跪在门外，十里八乡的人路过，都看得见这一幕。久而久之，方圆十几里都知道父亲教子严厉。有时弟弟们犯了错，与我毫无关系，父亲也会责令我陪着他们一起跪。作为孩童，我一度十分不解，甚至心生怨恨。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他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作为长子，带好弟弟们是你的责任，他们犯错，便是你失职。以至于这样的理念，也潜移默化着我们兄弟在后来多年工作中的担当与责任。

那年大年初一，村庄上的同学约我和二弟去河西看大队宣传队的演出。渡河时，我和二弟被渡船的缆绳刮下了河，棉袄棉裤吸饱了河水，沉甸甸地贴在身上。待我们把棉衣烘干，在奶奶再三劝说下，父亲终于没有罚我们跪。可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去，下田拾草！”过年时节，连大人都歇着不下地，我们兄弟俩却背着篮子，在寒风霜冻的田地里捡拾柴火，全庄子的人见了都惊讶不已。而那场大队宣传队的演出，自然也与我们无缘了。

在县城上中学时，有一次，城里一个同学拉着我到城郊去看打靶。我们蹲在麦田里，等打靶结束后疯抢铜炮壳。父亲知道此事后，没有动手，却把我训得抬不起头。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人家是城里人，没见过麦田，稀奇！你一个乡下的，没见过麦田吗？文化课学习现在看上去没有用，总有一天会有用的。”那时学校里对文化课抓得松，他便找来一块大方砖，又给我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字帖，让我每日在砖上临帖，一笔一画地练写毛笔字。

父亲的教育方式，在今天看来或许陈旧，甚至有些封建，可他的用心是良苦的。他不希望我们长大了欺负别人，不希望我们沾染半点恶习，他始终相信，读书写字对我们将来总有好处。那张严肃认真的面孔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农民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心思。

我高中毕业时，才十五六岁，便跟着父亲所负责的建筑队给瓦匠做小工。酷暑天里，我顶着毒辣的太阳拌砂浆、抬砖石、拎灰桶，手掌磨破了，浑身上下晒得像黑炭。即便再累，我也从不敢在父亲面前叫一声苦。有时他到工地上检查质量，我连靠近他都不敢，生怕被他挑出毛病。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民办教师，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学校。父亲其实是有关系可以帮我调得离家近些的，可他没有。他只是说：“这些都要靠你自己去努力。”没几年，我从小学调入中学，又从中学进了乡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每一步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正应了父亲当初对我的要求。

父亲牵头承包村上的土砖窑时，全家人跟着在炉火与尘土间忙碌，家中的境况一度有所改善。可后来遭人忌恨，加之烧窑所购的煤炭被人骗了，父亲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帮人家烧锅炉，以微薄的工资维持家用。他知道我写稿子需要稿格纸，便用烧锅炉挣来的钱，为我买了好几本高档稿格纸。那纸质地细腻，格线清晰，透着淡淡的清香。至今，其中一本仍被我珍藏在我的书橱里，纸页已经泛黄，却平整如新。

一九八五年，父亲患了重病。那时我工作正忙，有时抽空回家照看他，他总是摆摆手：“你工作要紧，我的身边有你妈妈呢。”他见我裤子坏了，从寥寥无几的买药钱中拿出了十块钱，叫母亲扯了一块布料，让村里的裁缝做一件裤子，给我换洗。一九八六年九月，他病危之际，我打算写信让在南京读书的二弟回家见他最后一面。他执意不肯，声音虚弱却坚决：“不要影响他的学习。”直到九月三十日他溘然长逝，我才发电报通知二弟。

如今，在父母墓碑上，父亲的照片修复得虽然不像。可我明白，最好的照片，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影像。父亲的模样，早就不在那一张小小的照片上了，他活在乡亲们提起“周先生”时敬佩的语气里，活在我提笔写字时的一横一竖里，活在我们兄弟姐妹人生的每一段岁月里。

父亲的照片，永远清晰，永远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