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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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从部队退役，由于种种原由，我未能进入朝思暮想的新闻单位，被迫到许昌一家企业工作。
两年后，由于企业不景气，加之长时间处于下岗待岗状态，我很郁闷，就重新燃起了我的新闻梦想。
由于长时间在部队服役，我对家乡发展知之甚少，所以写稿就先从消息入手，投稿的媒体主要是当地的报纸和电台。有时也偶尔写些散文、随笔之类的稿投给报纸副刊和当地文联办的《原野》期刊。没想到三年下来，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媒体编辑，还发表了近百篇新闻和文学稿件。
通过写稿，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河南日报驻许昌记者站的朱巍站长。朱站长高高瘦瘦，衣着很朴素，颇有省报记者的气质。
自从认识朱站长后，我就经常去记者站看报。
记得当时许昌记者站在七一路许昌市委办公大楼里。每次到市委大院，我就对门口值班人员说去记者站，值班人员总是对我特别照顾。后来值班人员见我来得次数多了，也就对我不再盘问了，总是友善好地向我点点头，示意我进去。
记者站占了一间房子，里面有一部电话和一台传真机，可能是传输文件和新闻稿件用的吧。最让我欣喜的是，记者站有很多种类的报纸，大部分都是国家有名的报纸，像《人民日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新华每日电讯》《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当然，记者站最多的报纸还是《河南日报》。
记者站隔壁是河南新闻中心驻许昌记者站。有一次我问朱站长新闻中心是做什么的，朱站长说是省电视台和省电台设在当地的新闻机构，与《河南日报》驻许昌记者站功能是一样的，都是省里设在驻地收集新闻的。
其实我去记者站还有另外的目的，那就是我想进入记者站工作，哪怕是临时性的也行。但我从来不好意思向站长表达我的心愿，我怕站长笑话我。
后来去记者站的次数多了，站长也没把我当外人。他对我说记者站里的河南日报较多，让我拿一些回家看，他还鼓励我向报纸投稿。当时我写的稿子都是当地的一些很平常的新闻，感觉离省报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
有了站长的应许，以后每次去记者站，我都会找几张最新的《河南日报》拿回家看。至于向《河南日报》投稿，我那时真没有胆量。
那时候的《河南日报》有很多对农村的报道，曾被人戏称为河南农村报，但我从不这样想。我认为《河南日报》很贴近现实，因为河南是农业大省，做为全国的粮食大省，农业发展不容忽视。当我第一次认真阅读上面的文章时，那些关于河南发展的报道、河南农村的人和事，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河南土地的温度和省报的磅礴力量。慢慢我就开始留意报纸上的好新闻，并把好文章单独剪下来保存着，心想说不定哪天就能用的上。
后来我听说朱站长调走了，调到了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当主编了，我们从此就中断了联系。再后来我有幸当上了打工记者，有些稿件也上了省级大报，这些都得益于当初《河南日报》对我的启蒙。
说实话，我对所有新闻体裁最热爱的莫过于调查报告了。对《河南日报》上面的调查报告文章，我基本都要剪下来保存到档案袋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看一下，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借鉴。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调查报告，也开始撰写调查报告。我那俩年写的调查报告，大部分都投给我们当地的《魏都晚报》和许昌人民广播电台。
《魏都晚报》是许昌市魏都区委的机关报，报社有一个记者叫张发占，他很喜欢我写的社会新闻，总是向我约稿。有一天，我把在姥姥村庄里了解的农村结婚送彩礼的事情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调查报告给了张编辑，没想到几天后这篇调查报告就在《魏都晚报》上刊登了出来，张编辑还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
有一天，在魏都区公分安局工作的邻居大哥常保和来家找我，他说我有一篇稿子上了《河南日报》。当时我很纳闷，心想我压根就没有给《河南日报》投过稿，怎么能见报呢，我想一定是邻居大哥看错了。
但邻居大哥很坚决，他说他不会看错，说文章的署名就是我，我问他文章内容是什么，他说是关于农村结婚送彩礼的事，我又问他是什么时候见报的，他说是昨天的报纸。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当天下午我去《河南日报》许昌记者站找了一份那天的报纸。
我打开报纸，发现我那篇调查报告被报社编辑修改了标题刊登在二版的头题位置，文章标题下面的署名确实是我的名字。
难道有人与我同名同姓，还写了同样的文章？
带着这个疑问，我决定第二天就乘车去郑州，亲自到《河南日报》社一探究竟。
许昌距郑州只有一站地。上午10点多我就到了郑州，后乘公交车来到纬一路一号原河南日报社。门口值班人员问了我的来意后，就让我上楼去找社会部一个叫高金光的编辑。我三步并做二步上楼找到了社会部，见到了我敬佩的高金光编辑。
其实高金光老师我在许昌就听说过他的大名，我也经常在河南日报和其他媒体上看到过他撰写的新闻和文学作品。只是我没想到仅仅因为一篇文章，我竟有幸认识了高金光老师。
我想象中的高金光老师应该是非常严肃且不易接近的人。而现实中我见到的高金光老师十分平凡，他中等个子，相貌慈善，言谈举止平易近人，穿着也很朴素。但有一点他与常人不同的是：高老师慈善的外表下透着一种干练和坚毅。当他知道了我的来意后，就解释说当时已接近年关，部里面想采写一篇关于农村结婚送彩礼的新闻，不巧的是临近年关社会部的记者大都在外面忙着其它工作，人手不够，刚巧在《魏都晚报》见到了我写的那篇文章，经过研究就转载了这篇文章。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有人跟我同名同姓呢！”我笑着对高金光老师说。
当我准备辞别时，高老师叫住了我，他说去财务科办点事，让我在办公室稍等片刻。过了一会儿，高老师回到了办公室，他拿着50元钱递给我，说是我那篇稿子的稿费，当时我很不好意思，说我早就想认识老师，中午就请高老师到外边吃顿饭吧！高老师却坚持让我收下这50元钱，说稿费是我应该得到的。至于吃饭就不必要了。他说从许昌到郑州乘车不容易，来回要花几十元呢？
临走时，高老师又找了一张当期的报纸递给我，说你拿着这张报纸吧，权当留个纪念！
我接过报纸，小心把报纸折叠好，放进了随身带的公文包里。
自那次辞别高金光老师后，由于工作和生活原因，我很少到郑州去拜访高金光老师了。
几年后，当我偶尔听朋友说高金光老师已调离河南日报社后，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为什么有缘人总不能常聚，这也算是人生的遗憾吧！
虽然后来我发表了多篇调查报告，两千年后我又转向了文学创作，还发表了越来越多文学作品，可我有时还会习惯性地打开剪报本，看一看那张印有我作品的《河南日报》。看着这张泛黄的报纸，我心里五味杂陈。这张报纸经历了从崭新到破旧，不仅记录了《河南日报》的突飞猛进，也见证了一名新闻撰稿人到文学创作者再到自媒体人那非同寻常的成长历程。
如今纸媒正逐步被新媒体所取代，可我那张破损的《河南日报》还整齐的存放在我的剪报本里，至今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还有我那篇调查报告，它藏着我的回忆，也藏着我与《河南日报》的缘分。它见证了我半生的新闻生涯，陪我走过了人生的种种至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