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戏迷,这与我生活的时代、环境和天性有关。试问,像我一样曾经生活在农村的70后,谁小时没有看大戏的经历?耳濡目染,成为戏迷也就不足为奇了。
打我记事起,随着父母看戏就是我的一大精神享受。那时农村闭塞,电影电视尚不普及,逢年过节,唱戏就成了首选的文娱活动。我看戏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点,一是本村,二是外婆家。我居住的村庄在三乡五里来说算个大村,一年有三个集会,加上春节和红白喜事,唱戏自然最多。村委会为了满足村民的需要,很重视唱戏。向人家戏团定戏有个专有名词叫“写戏”。每次听说大队要写戏,村民们都会奔走相告。即使忙得下午没时间,晚场是一定要赶的。我村的戏院很大很气派,位于村中央,青砖大瓦房,外面还有围墙,舞台看台后台乃至后勤及戏子的休息场所一应俱全。不管哪个剧团来到我村,想不卖力也不行。戏迷众多,村里懂戏的行家也不在少数,加上外村来的,常常是观者如堵。唱好了赢得满堂彩,唱不好鼓倒掌,让你下不了台。
每当戏团到来,刚搭台子拉幕,我们一帮小戏迷就会到舞台下踩点占地方。上岁数的戏迷也不甘示弱,有时会为了一个好位置争执半天。强势的大户人家往往能占到中间位置,用布袋片在水泥凳上占下一大片。我们小孩儿们没有这魄力,只能靠边占。但看起戏来大家都平等,就看谁的功力深,熬不住的早点回家,只好腾出位置让给资深戏迷。我是不散戏不回家,即使在戏台下打瞌睡也觉得比睡在家里过瘾。看戏间隙,我也会到后台瞄瞄,看人家化装更衣,煞是羡慕。实在困得很,便买点瓜子或冰棍,继续支撑着看。散戏已是深夜,边朦朦胧胧往回走,边听着老戏迷们头头是道的分析,回去准睡得又香又甜。
我所在的小学校离戏院也不远,下午第二节课,“光采光采”的锣鼓声一敲响,我就魂不守舍了,心痒痒的不行。人在教室,心早飞到了戏台下。迫于老师的威力,逃学看戏是不敢,但听课效率也大大降低。遥闻敲打的锣鼓和唱词,我在心里暗暗猜着戏名和情节。遇到中意的戏,恨不得插翅飞去。放学铃刚敲响,各个教室就会射出一支支小箭头,争先恐后地直插戏院。可往往看个戏尾巴,沮丧之情自不待言。
村里唱戏的次数多了,为了换口味,剧种也常常更新。常来的剧种有豫剧、曲剧、平调、河北梆子和丝弦,偶尔落子和坠子也来。我是兼收并蓄,各样剧种都看得津津有味。作为一个小孩,我有趴在舞台边沿观赏的特权,即使影住了后边的大人,他们也不会苛责。印象最深的是看《三请樊梨花》,剧中的薛金莲扮演得太形象了;我趴在舞台边,对薛金莲恨得咬牙切齿,以致扮演薛金莲的演员连连用眼瞪我。剧中往往有奸臣和忠臣之分,人们对奸臣是深恶痛绝的,称之为“白脸大奸臣”。有的奸臣隐藏得深,到剧终才暴露,也有“失戏露奸臣”之说。能与奸臣对抗的叫忠臣,忠臣出场,我往往肃然起敬。我最信赖的忠臣有包拯、海瑞、徐延昭和刘墉,他们似乎都手握特权,足以克敌制胜。尤其是忠臣威风凛凛出场时,连跑龙套的都增加了,观众们看得热血沸腾;一旦正义伸张,那更是全剧的高潮。当然,遇到不精彩的戏时,观众们就会陆陆续续退场,以此表达不满。唱戏的即使看出端倪,也只能硬着头皮唱下去。
除了大队写戏,偶尔流落到我们村无台可赶的戏只好自己卖票,这对我们一帮小戏迷是个打击。父母不肯花钱,我们又戏痒难挠,胆大的偷偷翻越围墙,胆小的只好在围墙上挖个洞,从洞眼里观看。夏天还好,冬天冻得瑟瑟发抖,也不肯离去,小戏迷的精神可见一斑。
到外村看戏,总觉得不如本村踏实,但这是免不了的。外婆家离我村八里之遥,村里也有个礼堂,能做戏院,逢年过节也唱戏。这里便成了我看戏的第二个宝地。我有个小伙伴,姥姥家也是这村,两人志同道合,都是小戏迷。有一次礼拜天相约看戏,偏偏周一开学。头天下午我们犹豫不决,姥姥小姨都劝说好不容易来一趟,就看一晚吧。戏瘾倒是过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启程往学校赶。八里地,两个人跑得气喘吁吁,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迟到了。老师命令我们做检查,并当堂念,不少人在底下偷偷笑。那是我求学时唯一的一次检查,想起来又惭愧又好笑。
时代在飞速发展,电影电视,手机电脑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戏曲舞台慢慢被挤了出去。现在我们村的戏院早已拆除,改做幼儿园了。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按说该上升为老戏迷了,却因为失去了看戏的土壤而与戏曲渐行渐远。唉,我将永远停留在小戏迷的回忆之中了,那如梦一般缥缈的戏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