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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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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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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电影

我喜欢看电影是有历史的,而且是有程度的,几十年如一日地挚爱电影,几乎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程度。

小时候,随父亲的部队驻扎在河北省保定市,那时唯一值得我们这群孩子欢呼雀跃的就是去军部的俱乐部看电影。时值文革时期,有什么好片子?可就是一部《草原英雄小姐妹》,一部《半夜鸡叫》,也足以让我们晚饭不吃八点开演六点就眼巴巴地去占座,尔后翘首企盼。有一次看电影,放的是《闪闪的红星》,加上一大堆《新闻简报》,看完之后已是月上中天,接近半夜。走回家时,几乎是半梦半醒之中,迷迷糊糊地随大流挪回家。还好,大家都是一条道,还不至于走失。有一回112师俱乐部放内部片子《啊,海军》,演的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不让小孩看,我硬是藏在我妈的大衣里混进去,把我看的稀里糊涂,还吓得够呛。

那时候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十分贫乏,就那么几样,被总结成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

1976年随父亲转业到东北,地域转换,迷恋电影的劲头丝毫未减。粉碎“四人帮”后,被禁锢的老电影纷纷上映,曾被打倒批判的中国片子、外国片子一起拥上银幕,让我这个乐!一时间看的昏天黑地,光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硬是看了五遍。看《冰山上的来客》是在集安边防驻军的院子里看露天场。由于去的稍晚,被挤到最边缘,而且看的是银幕背面。瞅着银幕上的“古兰丹姆”的脸长的出奇,腿也特别长,像仙鹤,且人物动作均为反向。那也看得津津有味,而且第二天同好友坐在操场上足侃俩钟头。那句“阿米尔,冲!”至今仍能回忆起当时听后的激动劲儿。

那时候,赶上高考。虽然是七十年代末,考大学还未达到现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但是从学校到老师,从老师到家长,皆渴望重点高中的升学率越高越好,考上的学生越多越好,咱的孩子都考上才好。所以这课程和时间也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为了能占用晚自习时间看上一场好电影,我没少费心思、没少撒谎,蒙完班主任蒙班长再蒙我妈。还记着我们那位来自农村、学习蛮好、后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班长,每每被我糊弄完,都会眨着圆圆的眼睛瞩我好好休息,那虔诚的造型和神态,足足能让我在回家路上开心一道。

当时县城只有一家电影院,名曰东方红,硬座排椅,散场后,劈啪乱响。这是我们唯一的文化场所。每天放学,必先绕道去该影院侦查一下,但见木头黑板上写着电影片子,如有马上开演的,立马买票进去就看。好在那时一张电影票只有一角五分,我的零用钱尚能支付得起。看完电影,回家后就得想法子蒙老妈。须蹑手蹑脚地溜进自己的房间,假寐一会儿,然后佯装回来已久,深入厨房。老妈必问:“什么时候回来的?”答曰:“刚才胃疼,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老妈说:“吃一片阿托品。”蒙混过关,然后坦然坐下,该吃吃,该说说,该乐乐。

老妈是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懂得育人。见女儿如此钟爱电影,心想保不准闺女能成个剧作家啥的,于是予以投资。先是《大众电影》,后是《电影创作》《电影剧本》,等等,一系列电影杂志纷纷订阅回家,这又看得不亦乐乎。后来,我上了大学,学的中文,对电影上心研究,还尝试着写剧本。前几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读到他瘫在家里,大写电影剧本,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怎么那时候我们都爱看电影、都想成剧作家,真是时代产物。现在的孩子,都想的是赚大钱、发大财,最好都成亿万富翁。想来这差异的根本是因为价值观不同啊。

后来这些年客居辽宁鞍山,干工作干事业,为人妻为人母,对文化生活的最奢侈要求就是每周末能到影院里坐一坐,看场电影。于是就办了一堆电影卡:新华影院卡、银河影院卡、新玛特国际影城卡。经常是一个人坐在一大堆热恋的青年男女中间独享电影的快乐。旅游、出差到外地,准看上一场电影,享受一下该地的电影设施和文化。还购入一大堆电影光盘,没事儿偷着看。最爱看的是《漂亮女人》,最喜欢的演员是潘虹和陶泽如。同时也把我儿子拐带着爱上了电影,成了影迷。

电影让我快乐、让我充实,让我幸福!


      2012年7月15日于辽宁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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