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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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背影慢慢转过身来，面朝马路，他一只胳膊扶着她，一只胳膊高高扬起，向往来飞驰的车辆挥手，但是行色匆忙的司机也许没有看见有人在寻求帮助，并没有停车的意思。他又急匆匆的掏出手机。
“……对，还没有醒！碧浪游泳场公交站！请快一点！”
男子几乎是半搂着她的头部，她的大半个身体都贴着路边的地面，她的长发垂在空中，发梢落在地上，她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为了不使她受凉，男子脱下风衣给她垫在她的腰背部。
我开始把目光落在男子的面部，微黑的皮肤，轮角分明的五官，他忧郁的双眼不停地张望着来往的车辆，他不正是那晚在园子里捡到信笺又还给她的男子吗?我慢慢放下心来。
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男子果断地拿下他的单肩包垫在她的头颈部，他俯下身子，有节奏的向她口中吹气，接着展开双手反复按压她的心脏部位。
救护车的汽笛声越来越近了，车子在他们身旁停下，下来几个医护,一面快速听诊，一面有人拿来垫子，抬起她的头部，继续给她做心肺复苏，忽然她张开口，深深叹了一口气，男子随医护人员一起把她送上救护车，随着一陈焦急的恐惧的鸣笛声，他们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我久久望着远去的车流，几乎要流出泪水来，我想幸好她远在北国，还有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子和被男子请来的医护，如果在老家，她必定死去。那里的人没有做心肺复苏的经验，昏倒不省人事了，运气差的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不等送往10公里外的卫生院，人就已经断了气。
听我们蛇族的长老说，她所在的村子原本并没有林姓的家族，而是在一百年前的一个夏天，南方刮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飓风，大雨足足下了一个月之久，她的先祖的家乡的一切都被洪水吞没了。房子，畜类，土地，良田以及老弱妇孺都在这场洪水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些年轻体壮的男子侥幸逃命，他们有的爬上高山、有的爬上百年老树、有的静静抓着洪水里的横木。有的即使没有被洪水卷去，却因为没有长久进食而饿死，有的在逃命中受伤了，伤口溃烂而死，有的因为误喝了被洪水所污染的水患了疟疾而死。她的先祖中，有兄弟六人爬上山顶，待洪水渐渐退去，乘着竹筏从江西飘到了湖北边界的大巴山深处的古金州，再沿着汉江溯流而上抵达黄洋河，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女娲山下生存下来，也许是为了得到女娲娘娘的庇佑。
这里曾是娲皇的治所，最初也是我们蛇类的领地。先古时期，这里从来没有人类袭击我们蛇类，作为这里人类的图腾，我们被视作神灵，如果有人被蛇类主动袭击了，那他一定是因为内心邪恶，受到了神灵的惩罚。
正如传说中的那样，女娲圣地处处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风调雨顺，万物和谐。百余条船只往来穿梭在黄洋河上，这里的贡茶、贡米、沙金、生漆、腊肉、鹤、鹿、麂子、野猪、锦鸡、以及名贵的中药材被大船运走，又有陶瓷、布匹、金银铜铁器被大船运来。
她的祖爷爷的父亲兄弟六人，伐沿河两岸的竹子、取山上的茅草，搭起了简易的茅草屋居住了下来。
但是这里没有一处荒山、一寸空地不是各有其主的，他们初来乍到，只能寻找活计生存。起初一年中的春夏秋三季他们尚且可以在百家湾码头帮助船商装卸货物换得一日三餐，但是到了严冬，往来船队骤减，他们只能去附近的地主家做工解决饥寒问题。
不到三年时间，这兄弟六人里面仅剩下三个幸存下来，他们在当地找了同样在地主家里的帮佣的贫穷家的女子或是附近家里没有男丁的庄户的女子结合、劳作，生养子女。
到了他爷爷这代，虽也有了兄弟六人，但依然没有自己的土地田产，以至于他爷爷和他的兄弟们在约莫四五岁开始就在地主家的田地里干活了。春天播种、插秧、制茶，夏天除草、放牧、割麦，收油菜，秋天挖红薯、收玉米，冬天喂牲口，但凡力所能及的无所不至。但是他和其他的兄弟五人无一不是没有读过一天书，唯一会认识会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他们甚至不知道远在他们江西的他们的祖上曾经也是书香世家、也曽出过朝廷的重要官员，而今到他们这一代人流落在此，不知过去和未来。
他们的父母目光只止于眼前，思想也只止于眼下需要解决的温饱问题，什么祖上是干什么的，他们从来顾不上去想，也觉得没有必要向后代提及。
由于秦岭的天然屏障，不论是日本侵华战争还是国共内战，都没有波及到这里，他们只是在农闲的时候一边口里含着烟斗，一边谈论着战争的话题。
到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年，她的爷爷和奶奶和这里的贫苦大众一起获得了自由，并获得了光荣的阶级称号“贫农”。他们从国家和党组织那里分来了房屋，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的贴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放起来了鞭炮。这一年，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耿直的她的爷爷被贫民举荐为村支书，他带领村民劳动生产、开垦荒地、修水库，挖路、铺桥。
到了五十年代末林菀儿的父亲降生了，后来到了读书的年龄，他和村子了一起长大的地主的儿孙们一起进学校，他们学习国文也饶有兴趣、舌头生硬的学着俄语的发音，每日须流利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才可以顺利往返于家庭和学堂，一星期两天在学堂，其余时间要下地进行劳动实践。五年后他们开始一起到二十公里外的镇中学读书，但不到一学期，他由于家境困窘支付不起上学的费用，只能背上书包回家在大集体挣工分。他有着和林菀儿的爷爷一样的高大魁梧的身材，他英俊，好斗，喜欢和民警一起学射击、打靶，摔跤。退学以后，能够去当兵是他唯一的理想。他执意要参军，菀儿的爷爷阻止他去，但他还是去了，前面两次体检各项指标都通过了，他激动地想着他马上就可以入伍成为他心目中的大英雄了，可是偏偏在最后出发前一次的体检中，由于血压高了零点二，成为了被淘汰的理由。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发小向东军顺利的进了部队。队伍出发那天，他从山路追着队伍一直走出二十公里外的地方直到天黑了他才认命了一般地沮丧着回家。
后来他在菀儿爷爷的带领下做了大集体的保管，再后来做了生产队的队长，包产到户后，大队划分为四个组，他做了其中一个组的组长，组织、领导村民修桥、修路、打井，协助乡政府驻村干部征收公粮、种子款、化肥款，以及主持三天两头就有一次的村民会议。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娶了黄洋河对岸山上的远亲姨表妹结婚。如果说失去上学的机会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打击、没有顺利入伍是对他的第二次打击，那么在生了很多女儿之后依然没有生儿子，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三重打击。男子固有的自尊心使他仿佛跌进深渊无法自拔，他开始酗酒。
他的二女儿、三女儿走了他同样的路，接连辍学，他没有酬劳却乐此不疲地奔波忙碌于分担、协助乡镇驻村干部的公务上。
谁家该交农业税了却没有交清，哪个组长管辖的范围，就由这个组的组长带领着驻村干部挨家挨户去询问收取。
菀儿的父亲整天忙碌于公家的事情，母亲却屁股不着板凳地在田间地里家里劳作着，加上频繁的生育，渐渐体力不支。
孩子交不起学费，妻子交不起医药费，直到由于无力支付大女儿在市里读书的费用，他没有征求上级的同意而私自挪用了村里由他代收的部分化肥款，他平生仅有的一次收到了县委法院的传票，在四面都是密不通风的好奇的观望的人群里，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车，汽车行驶在由他带领村民修筑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上。在一阵唏嘘声中，车辆越行越远。他在法院讲述了他在村上忙于“公务”，没有收入，陷入到无力支付三个女儿的上学的各项费用的困境，法院终于法外开恩让他回家，责令限定时日缴纳相应款项及赔偿金。有了这样一次打击，他终于下定决心放下“公务”和村民们一起去“淘金”，他们乘坐火车再转坐破旧的面包车去了矿山，但最终以煤矿崩塌，有惊无险地捡回一条性命而告终。他回到家，脱去上衣，让妻子看他在一次事故中被一块面盆大的矿石擦肩而过留下的永远也洗不去的黑黑的一片疤痕。
妻子和他相拥而泣。
家庭面临的困境使他在元宵节后再一次出发了，附近的包工带着村里年轻力壮的男人女人一起去了北方的砖厂，去了以后整整一个夏天接连雨涝，即使在雨水里他们也不停地劳动，但由于砖厂老板并没有盈利，在春节前夕他们只拿到了路费钱和买一点年货的钱回家。
他渐渐放弃了外出，他依旧留在村子里做起来组长，继续着跑东家走西家，忙着站在山顶扯起嗓子召集开会的事物。
最后，他成了整个村子里的唯一一个男劳力，除了六旬以上的老人，年轻力壮的男人都外出务工了，女人们留守在村子里种田地，孩子们去学校读书，老人们协助子女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二零零四年这年，村子传来了废除农业税的好消息，学校传来了给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好消息。林菀儿的父亲终于不用带领协助乡镇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征收农业税了。却依然忙碌着大大小小的会议，除了女人、除了他和村委会的一两个男子、再无其他男子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