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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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总有一个模糊的传闻：爷爷年轻时，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兵。这结论源于同村长辈们的只言片语，像一层薄雾笼罩着家族的过往。我一直未曾向爷爷本人求证，而如今，斯人已逝，谜团似乎再无解开的可能。直到去年春节，八十多岁的（唐）大伯提起往事，那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军三日游”，才终于在我眼前拨开了迷雾。
1948年秋末，寒意渐浓的山村。 国共内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豫东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济南城头已换上红旗，辽沈大地正酝酿着决定性的决战。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摇摇欲坠。前线兵员消耗巨大，如同巨大而无情的绞肉机。不管是共军还是国军，他们都是中国的军人。
为补充兵员，双方想尽办法。共产党因为在土地革命时期土地政策深得人心，农民自主参军的积极性高，加之当前战场胜多败少，招兵较易。国民政府凭借执政党的先天优势，也有所斩获，但由于战场失利，自主参军者寥寥，“抓壮丁”的阴影笼罩着无数乡村。
为填补前线巨大的兵员缺口，国民政府祭出了一招：将地方保安武装整编升级为正规军。这些被称作“保安团”的队伍，装备简陋、训练不足，常常被视为战场上的“炮灰”。我的叔曾外祖父（奶奶的唐叔），时任本地乡长，正面临这样的“升格”。上峰要求他征召组建一支队伍，许诺他一个“团参谋长”的头衔。
消息在闭塞的永新山村传开，人心惶惶。那时节，国民党败相已露，谁会愿意去给大厦将倾的蒋家王朝当垫脚石？强征硬拉，在外地驻军或许有，但在乡土宗法盘根错节的乡里，却行不通。尹乡长深谙此道。他转而号召“以身作则”，动员亲朋子弟带头应征，试图以此带动他人。
于是，压力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二十出头的爷爷头上——他是尹乡长的侄女婿。
爷爷的内心挣扎，远非一句“不想去”所能概括。
首先是家庭的重担。父母早亡，他自幼依附长兄生活，现大哥已育有三个孩子，负担沉重。爷爷自己也有尚未正式成亲的童养媳（即我的奶奶）要照顾。二十多岁的汉子，当务之急是挣钱糊口、盖房娶亲，而非扛枪远行。
其次是长兄的沉默反对。长兄如父，而大哥年轻时参加过红军（在全面抗战前一次惨烈战斗中负伤溃散，与组织失联），如今小弟要去加入曾与红军为敌的国军，说起来也不好听。长兄沉默的反对，是无形的压力。
再者是自身的怯懦。他是文盲，身无长技，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对外面的世界和残酷的战争充满天然的畏惧。“炮灰”的命运，近在咫尺，谁又甘心？
叔岳父的劝说，精准地击中了爷爷的软肋。
“国共兄弟阋墙，终有和解之日，当年联合抗战，就曾抛弃前嫌。保安团装备差，训练不足，未必真上前线。你跟着我当警卫，吃不了亏。当兵有饷银，不比土里刨食强？”
“若非上峰严令，我放着好好的乡长不当，何苦冒险？我以前是当过兵，打过鬼子，但现在年龄大了，还受过伤，都是迫不得已，你不来，我这‘参谋长’怕是当不成，还要受处分。帮叔一回，做个表率，招兵也好说话……”
“再者，你有兄弟三个，选一个当兵，也是优先考虑的对象。”
这位曾经参加过抗战的前军人兼乡长，一番恩义、利害、前途的分析，让涉世未深的爷爷难以招架。
爷爷不禁想起叔岳父的好。奶奶是在曾祖父健在的时候双方家庭协商许配给爷爷二哥当童养媳。不料二哥成年后另有所爱，悔婚入赘别家，引发两家剧烈冲突，几乎兵戎相见。最后，在娘家长辈（包括尹乡长）的强力调停下，才达成“换亲”协议：奶奶改嫁爷爷，爷爷家则划出一亩“养老田”给奶奶作为补偿，这样不管以后奶奶是嫁给爷爷或独自生活，有了一亩田，不至于饿着。爷爷心中对“二嫂”变妻子感到别扭，再者爷爷比奶奶还小四岁，但为顾全大局，还是接受了这门婚事。对叔岳父调解恩情的亏欠，交织在一起。
在人情、生计与一丝渺茫希望的夹缝中，爷爷低着头，勉强点了头。
1948年秋收过后，寒意更甚。 尹乡长带着在本乡东拼西凑、人数不足一连的新兵队伍，从永新出发，徒步开拔吉安万安县的国军集训地。150公里山路的强行军，对习惯了劳作的庄稼汉也是巨大的折磨。沉重的步伐踏在尘土路上，疲惫和怨气在队伍中弥漫。有人悄悄溜走，消失在岔路尽头。大家没有职务隶属关系，有相互认识的，也有陌生的，只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爷爷咬牙跟着，心中那点“跟叔岳父当警卫”的侥幸，在无休止的跋涉中被一点点磨蚀。
经过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急行军，总算抵达万安驻地，疲惫不堪的新兵们倒头便睡。好在有一上午的休息时间。下午经过短暂的欢迎仪式后，就开始分班了。去集训的队伍不止爷爷叔岳父带的一支队伍，还有来自其他乡或县的。分到班里的人也不全是来自同一个乡或县。叔岳父有领导接待。
第三天，部队开始集训。操场上，口令声粗暴地撕裂空气。来自各地的壮丁们成分复杂，松散的习性在严苛的军规面前暴露无遗。教官的呵斥、推搡，甚至羞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每个人的神经。队列训练让本就酸痛的身体更加僵硬麻木。一天下来，爷爷和同乡们累得如同散了架，心中更是冰冷一片——从集结到入营，不过两个月，前方传来的消息却一天坏过一天。东北危矣，华北告急！ 即便在封闭的军营里，失败的气息也像瘟疫一样蔓延。警卫的幻想早已破灭，他们只是待填的炮灰坑里最底层的新土。
第三天晚上，军营简陋的营房里弥漫着绝望和鼾声。 借着昏黄的灯光和对黑暗的熟悉，几个身影，包括爷爷和几个永新同乡，悄无声息地贴着墙根移动。岗哨的疏忽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像水银泻地般溜出营门，一头扎进浓重的夜色里。逃亡！目标只有一个：回家！来时走过的150公里路途，此刻成了通往自由的唯一路径。为了躲避追兵，他们避开大路，专走荒僻小径，提心吊胆，却也脚步不停，微弱的月光下，逃亡者踩碎落叶的声响，和远处间歇的狗叫声，就像一道道催命符。实际上并没有追兵赶来——或许开小差在当时已是常态，不值得大动干戈。
可以说，第四天，他们一直在逃亡的路上。
第五天上午，当爷爷的身影出现在自家屋外时， 年幼的（唐）大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声喊着“叔叔回来了！”，屋里的母亲（大奶奶）斥责孩子胡说，出门一看，惊得愣在当场。得知是逃回来的，一家人又喜又惧。叫大伯不要声张，并叫大伯去田里喊爸爸（大爷爷）赶紧回来，听完经过，眉头紧锁，旋即低声嘱咐：“先别声张，去亲戚家躲几天看看风声。”奶奶就在隔壁，此刻也未能相见。
回头再看叔岳父尹乡长的命运。 抵达万安后，许诺的“团参谋长”缩水成了“副参谋长”，实际职责是管管杂务的“政工”，并非真正的军事指挥。一方面他年龄大，退役多年，旧伤在身，退役前军衔不高；另一方面，他所募兵员远未达标（能募集到一百人就要烧高香了）；再者因为当乡长的经历合适做“政工”工作，便于沟通调停，年龄大，反而是优势。团领导一脸无奈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兄弟我向上峰强调你参加过抗战，上峰还不一定会让你在团级上任职呢。你可以问问其他招兵负责人。”最后团领导允许给尹副参谋长配一名警卫。尹乡长心中憋屈，细想也是言之有理，带兵打仗、战术策划确实不是自己的强项，当年打鬼子时都是败多胜少，错误的决策是要死人的。进一步了解到其他招兵负责人也是相似的安排，甚至有些人还安排到营连队担任闲职，只好无奈接受了现实。
待他安顿下来，想起侄女婿，派人一问，才知人已跑了。他心中先是一恼，随即一声长叹：“跑了也好……这仗，打不得了。”兵败如山倒的消息不断传来，他明白，侄女婿的选择或许歪打正着。他默默另选了一个爷爷同村后生做了警卫，将心事压下。
春节，尹副参谋长得以返乡探亲。 爷爷忐忑地上门拜年，讲述了逃跑经过。出乎意料，叔岳父并未苛责，只低声叮嘱：“部队那边没事了。别对外人提，安心在家种田吧。”语气里，是经历过战场和官场沉浮后的疲惫与通透。
历史的车轮无情碾过。 仅仅几个月后，1949年4月，解放军兵锋直指江南。尹副参谋长所在的部队，以及众多类似的保安团，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策感召下，选择了起义。1949年5月，这支组建不过半年、未曾上过战场、没有放过一枪一炮的“国军保安团”，在吉安和平易帜，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序列。 同月，吉安全境解放。
尹副参谋长（少校军衔）因非战斗人员背景，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后凭借才干得以高升。他的儿孙辈，后来也有人光荣参军入党。
当年留在部队、接替爷爷做警卫的同村青年， 因起义人员身份，光荣退役，担任了多年生产队书记。
而我的爷爷呢？ 解放初期，那段短暂的“三日游”经历曾惹来麻烦，险些被划错成分。幸得乡邻证明和已担任地方干部的尹乡长（叔岳父）的澄清，才得以过关。从此，他彻底回归土地，一生务农。
1981年，我曾见年逾古稀的大爷爷精神矍铄地为我们演练战场拼杀的长棍技艺，虎虎生风。而我的爷爷，从未提过当兵的事，更不曾展示任何军事技能，仿佛那段经历从未发生。
我的爷爷，只是一个中国最普通的农民。 他没有英雄主义的壮举，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本能地畏惧战争，逃避兵役，只想守住家门口那一亩三分地，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中，积极交粮，求一份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淡安稳。他没能预见历史的走向，只是在命运的夹缝中，凭着最朴素的生存本能，做出了那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逃亡。他的“国军三日游”，是时代洪流中一滴微不足道的水珠，折射的却是千千万万沉默个体在历史巨变下的茫然、挣扎与求生的欲望。他的平凡，恰恰是那个动荡年代无数普通人最真实的注脚。他像大地一样沉默，却用最坚韧的姿态，背负起了一个家庭，也默默走完了属于他的、没有被战火吞噬的一生。
20250724 康剑民 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