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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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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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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扇窗,到一座楼

人生这条单行道,走多远才遇什么样的风景,不到转弯那一刻,谁也说不清。

这或许正是命运给予我们的、带着些许神秘与诗意的安排。回望我这半生,那起点,是山村供销社里一方小小的窗口;那远方,是省城百货大楼一座巍然的楼宇。从供销社的窗口到百货大楼的货架,我仿佛是用双脚,懵懂地丈量了一遍现代生活闯入个人生命的全部里程。这一路的变迁,何尝不是时光赠予的难忘体验呢?

我的故乡,是金沙江畔的一座小山村。那里山环水绕,出去的路不多,进来的消息也慢。童年时,买东西几乎只有一个去处:村大队部楼下那间小小的供销社。

说是供销社,其实就是大队一楼的一间屋子,开出一扇门、一面窗,便成了柜台。可你别看它简陋,它在全村人心里的分量,却重得很。乡亲们除了偶尔去乡里赶街,平日里打油称盐、买布扯线、添置文具农具,全指望着这儿。那道小小的门,仿佛山村里一扇通往外界的窗,堆着生活的必需品,也堆着许多朴素而真切的期盼。

有时,我揣着攒了许久的零钱,踮脚扒在柜台边,看售货员从高高的货架上取下糖果、铅笔,或是递过一根橡皮筋,那种期待与满足,至今还暖着心口。

那段日子最明亮的记忆,是父亲回家时从衣兜里摸出一角纸币,轻轻放在我手心。我攥着那尚带父亲体温的纸钞,像只捂不住心跳的小鸟,一口气飞到供销社的窗口。“要十颗!”声音又急又亮。

售货员叔叔不慌不忙,拿起一张牛皮纸摆在柜台上,然后掀开一个木板箱的盖子,用铁皮小勺伸进去,“哗啦”一声脆响,那声音比任何音乐都动听。十颗水果糖倒在糙黄的纸上,我赶紧用双手拢住。

那玻璃纸有的已经黏在糖上,剥开时,指尖会留下甜丝丝的、微粘的触感。我舍不得吃,只是深深吸一口气,因为要带回去与妹妹们分享。仔细包好,放进贴身口袋,隔一会儿便用手捏一下,确认那份实在的甜蜜还在。然后,飞快地跑回家。我和妹妹们品尝着这看似普通的糖果,那硬的、软的、黏的、甜的一连串感觉,就是快乐本身确凿的形状和滋味。

后来长高些,能跟着母亲去赶街了。公社供销社在我眼中,就是藏着万千宝贝的“天堂”。赶街天,母亲的手就是我的船舵。她攥得紧,我几乎是被“拖”着,在弥漫着汗味、尘土味和熟食气味的喧嚣人河里挤出一条路。

一踏进供销社高高的大门,外头的声浪像被一堵墙闷住了,换作一种嗡嗡的、空洞的回响。光线变得昏暗,然后,几种味道——新布的刺鼻、煤油的哈气、红糖的焦甜——拧成一股粗壮的绳子,拴住了我的鼻子。它让我立刻明白:这里是办“大事”的地方。

只见货架高得要仰掉帽子才能看到顶,成卷的布匹沉甸甸地伏在那里。我不敢大声说话,连呼吸都放轻了,仿佛怕惊扰了这座“山”里的什么。

母亲这时会松开我,她的神情变了一种样子,像老师走进课堂。她走到布匹前,并不急着说话,而是先伸出食指和拇指,那样庄重地、缓慢地捻动一匹蓝布的边角,感受它的厚薄;又把手背贴上去,试试是滑是涩。

选定了,便朝售货员点头。只见售货员用木尺一比,粉片“嗒”地画个记号,紧接着,两手捏住布边,“嗤——啦!”一声悠长而清脆的撕裂声便灌满整间房屋。

那声音让我心里一紧,又莫名兴奋,仿佛见证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崭新的布匹截面暴露出来,散发出一股更浓烈的、带着阳光颗粒似的纤维气味。母亲说:“这是涤卡布”。我知道,这声音和气味过后不久,我和妹妹们就会有新衣裳了。

接着,我们去打满满一瓶煤油,那是家里灯盏一冬的光明;再称上斤白糖,买些针线,或许还有一本崭新的作业本。每买一样,母亲都看得很郑重,因为这些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已是需要计划、属于“大件”的采买了。至于零嘴和小玩意儿,街边摊贩那儿就能寻到,而真正重要的、关乎一年光景的家当,总要踏进这供销社的门,才算落了实。

这些记忆里的画面,被岁月洗得有些泛白,却依旧清晰。它们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是普通人家朴素生活的片段,像柜台上那匹最寻常的蓝布,经纬之间,织进了一个时代的温度与盼望。

一九八二年的秋天,我从金沙江畔的小山村出发,用一天半时间走过五十来公里山路到达一个叫撒营盘的地方,再乘一辆老式客车把我甩在禄劝县城。此时,我像一粒被风吹远的草籽,终于落在了这片叫“城里”的土地上。

于我这样一个十二岁的稚气未脱的农村少年而言,这不止是外出求学,更是一场生命境遇的巨变,就连吃的都从“包谷饭”换成“大米饭”了。用长辈们的话说,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而县城中心刚刚建成不久的那座三层百货大楼,便是这“米箩”里最耀眼、最令我目眩神迷的所在。

这百货大楼巍然矗立在主干道街边,灰白的水泥墙面,宽大的玻璃橱窗。在我们乡下,两层高的房子已属气派,这三层的建筑,简直有了摩天接云的气势。平日里功课紧,只有到了周末午后,我才敢和要好的同学相约,怀着一份近乎仪式的庄重,汇入那扇宽大的铁门。

里面的天地,才真正是另一个世界。空气里弥漫着崭新的布匹、皮革和肥皂混合的复杂气味,那是一种远比乡下“复杂”的味道。我们怯生生地走在锃亮的水磨石地面上,脚步都放得轻了。目光掠过一排排整齐的货架,那些搪瓷脸盆、暖水瓶、成卷的布料,虽也亲切,却不足以撼动心神。直到我们转到卖电器的柜台,脚步便像被钉住了。

那里,静静地趴着几个方头方脑的黑匣子。它们大多前面是蒙着布网的喇叭,只有一两个,前面嵌着一块四方的、深灰色的玻璃。售货员见我们看得出神,便伸手拧开了开关。一阵细密的“沙沙”声后,一台机器居然出现了我们在大队听到的那种广播声,售货员说那是“收音机”。

而有灰色玻璃的那台竟倏地亮了!里面出现了晃动的人影,还有声音传出来。我和同学都屏住了呼吸——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白电视机,售货员说这机器要凭票才能购买。

我凑近些,看清标签上的价格,胃像是被轻轻捏了一下。那数字,是我父亲在公社工作几个月工资换来的数目。我下意识地把手从打着补丁的口袋里抽出来,空空地垂着,仿佛这样就能抹去我与它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

售货员慷慨地让电视继续开着,雪花点很多,人影模糊,但里面传出的歌声和笑声却清晰无比。我就那么站着看,心里有一种近乎贪婪的喜悦——这昂贵的机器,此刻正施舍给我一点点来自遥远世界的幻象。

我们自然什么也买不起,只是慢慢地转,一层又一层,用眼睛呆呆地抚摸一切。这百货大楼,成了我们最迷恋的“课外教室”。在这里,我们直观地触摸到了“现代”粗糙而真实的肌理,而且懵懂地感知到,山外的日子正以一种我们追赶不上的速度往前飞奔。

每一次离去,我心里都揣回一团小小的、灼热的火苗,那是对未来模糊而强烈的憧憬。这栋楼,连同楼里那些闪烁的屏幕,就这样照亮了一个乡下少年最初睁眼看世界时的瞳孔。

县城的三年光景,像指缝间的流水,无声淌过。回头看时,整个社会也正这般,默不作声地向前走。那时的日子,街巷屋舍的变化是慢的,可柜台里的光景,却一月一个样,悄然丰盈起来。到了初三快毕业时,连我们这些穷学生,竟也偶尔能攒下些零钱,去百货大楼为自己添置一两样东西了——比如一个崭新的硬壳笔记本,或是一支梦寐已久的钢笔。

那支笔的来历,我记得格外真切。刚上初三时,学业骤然吃紧,父亲从工作的地方来看我。他知道我羡慕同学手里的钢笔许久了。那是个寻常的午后,他没多说什么,径直带我走进那座熟悉的三层大楼。在文具柜台前,他俯身看了很久,最终让售货员取出一支暗绿色、笔帽锃亮的钢笔,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好好写。”他付了钱,只说了这三个字,便将笔放入我手心。它带着新笔特有的、微涩的触感,也带着父亲掌心粗糙的温度。那个价钱,在当时能买好些斤米面了。

自那以后,这只笔就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我用它演算过无数习题,在作文本的格子间里一字一句地行走,笔尖与纸张摩擦,发出极轻的“沙沙”声,像是时光本身在絮语。笔杆上那层暗绿的漆,被手指日日摩挲,渐渐润泽起来,有了温润的光。它吸饱过纯蓝和蓝黑的墨水,陪伴我写完最后一个紧张的升学考卷。

后来,我带着它去了更远的昆明读高中。课业的天地更广阔,写的字也更多了。这支从初三陪我走来的笔,笔尖已磨出了最适合我的弧度,出水总是那么顺畅妥帖。它静静地躺在文具盒里,和那些更时新、更漂亮的笔在一起,显得朴拙而沉默。可只有我知道,它笔杆里藏着的,不单单是墨水,还有县城的中午,父亲简短却厚重的嘱托,以及一个少年,用一笔一画将自己从懵懂刻写成青年的全部历程。

从县城到省城,这一步跨出去,天地便豁然不同了。这于我的生命,是一场远比从山村到县城更剧烈的迁徙。在真正落脚昆明读高中之前,我曾有幸窥见过她两次模糊的侧影。

头一回,是学校的一份厚礼——组织我们民族班的学生去省城“学习参观”。这在八十年代初的县城中学,是了不得的稀罕事,惹得其他班级的同学眼里尽是掩不住的羡慕。我们挤在班车里,沿着颠簸的公路,心里装满了神圣的激动,第一次集体叩响了昆明的大门。虽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了几处地方,但那宽阔的街道、成排的梧桐、以及比县城百货大楼巍峨许多的建筑,已像一枚生猛的印章,重重地盖在了我少年的认知里。

第二回,则掺杂了苦涩。初三那年一场大病,让我不得不辗转来到昆明求医。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做各种检查之余,我从病房的窗口,竟望见了一个热闹的所在——动物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城市里竟圈养着一个如此生动的、属于山林与荒野的世界。病中的昏沉与孤独,与墙外隐约传来的喧哗、斑斓模糊的色彩交织在一起,构成我对昆明第二幅复杂而奇特的印象。

然而,那两次终究只是匆忙的过客。直到我背着行囊,真正成为这座城市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才得以从容地、一寸一寸地触摸她的脉搏。课业之余,我最爱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转悠。翠湖的柳岸波光固然温柔,但我心里另一头惦念的,就是那座矗立在市中心,仿佛城市心脏一般的百货大楼。

它不再是我童年时那个需要踮脚仰望的“天堂”,却成了一个更广阔、更丰盛的“世界”。我熟悉它每一层的气息,知道哪里散发着糖果的甜腻,哪里飘荡着时装的棉尘,哪里又闪烁着五金与电器的冷冽光泽。我不再是那个扒在柜台外满眼渴望的孩童,而是慢慢学着,像一个真正的城里人那样,走进去,融进去,呼吸其间那庞大、有序而又生机勃勃的市声。这座楼,从此成了我认识昆明、安放青春的一个最重要的坐标。

高中那三年,只要得空,我总爱和要好的同学一道,从翠湖的柳荫下出发,沿着武成路慢慢走。那时的武成路两旁梧桐如盖,阳光穿过叶隙,在被岁月磨得有些光滑的青石板路上洒下晃动的光斑。拐过几个熟悉的弯,远远地,就能望见那座米黄色墙体的建筑——百货大楼,它沉稳地立在街口。

武成路很美,包括两旁的房子,都是古色古香的。可惜,九十年代的城市改造后,这条路连同它的名字、梧桐与青石板,都永远消失,并入了崭新笔直的人民中路。那些房子,自然也都不在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座落成于1959年的楼,曾是昆明的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云南第一个大型百货商场,一度被誉为“西南第一”。但在当时的我们眼中,它更像一个沉默而博学的长者。

楼里的光景,是八十年代末特有的丰足与俭朴。一层是日用的海洋,锅碗瓢盆、针头线脑,散发着家常的、踏实的气味。二层以上,多是琳琅的布料与成衣,颜色虽不如现今鲜艳,却叠放得整整齐齐,透着一种规整的的丰裕。那时家电尚是稀罕物,只在角落占着一小片天地,闪着矜持的、属于未来的微光。

于我们这些从县城来的少年而言,这里与其说是商场,不如说是一座活的“城市博物馆”,一个我们百去不厌的免费的“风景区”。我们谨小慎微地混在人群中,脚步放得轻,说话压着声,像几只偶然闯入广袤森林的小雀,既惶恐于这片天地的开阔与陌生,又按捺不住心头那份颤巍巍的新奇。

漫步其间,我们用目光小心翼翼地触摸每一件商品,观察着城里人如何从容地挑选、问价,学着辨认那些时髦而陌生的商标。这里的一砖一栏、一物一品,都在不经意间,成了我们阅读城市、理解现代生活的最好课本。

那种感觉,并非简单的向往,而是一种被巨大的、井然有序的陌生物质世界所包围的眩晕。我们是在用目光预习一场即将到来的生活,而这场生活里,充满了一个青年学生需要重新学习名称和价值的规则。

时光从货架的缝隙里匆匆溜走。后来我到上海求学,见识了南京路令人眩晕的繁华,看惯了外滩永不落幕的霓虹。那些景象固然璀璨,却像一幅幅巨大的、精美的油画,美则美矣,总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唯独记忆里的昆明,尤其是那座朴素的百货大楼,在我眼中从未褪色。

它不高耸,不耀眼,却像一个温暖的巢,曾庇护并接纳了一个少年最初打量世界时那份惴惴与渴望。它教会我的,不是物质的琳琅,而是一个人与一座城,最初相遇时,那种笨拙而真诚的亲近方式。这份记忆,比任何繁华景象都更结实,妥帖地安放在我的心坎里。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故乡小城工作,与昆明成了偶尔相逢的故人。去开会、办事,来去总是匆匆,竟再也没踏进过百货大楼的门槛。一来觉得没有非要买的东西,二来,年纪渐长,心思和脚步都转向了别处。那座楼,便像一帧旧照片,静静地压在记忆的底层。

直到筹备结婚前,舅舅要领我们去置办些体面的电器家具,我才又一次跟着他,踏进了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大门。楼还是那座楼,可里面的光景,却教我恍惚了。

往日铺天盖地的布料与日用品,悄然退到了角落。大厅的中央,已被铮亮的光碟机、身躯大的洗衣机、闪着蓝光的冰箱所占据。它们像新时代的主宰,气派地陈列在射灯下。舅舅指着一台影碟机,念叨着价钱,那数字让我暗暗一惊。

三层的柜台,黄金首饰在丝绒上黄澄澄地躺着,散发出一种我从未在此感受过的、沉甸甸的富足气息。那一刻的感觉很复杂,一面惊觉世事变幻之快,一面又觉得,这热闹里似乎还带着点摸索的、不确定的生涩,像一出戏换了全新的布景与主角,锣鼓刚敲响,调门还未定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已定居昆明,亲眼看着它日新月异。那座老百货大楼旁,早已立起规模数倍于它的崭新商厦,玻璃幕墙映照着流云。我和家人偶尔也去逛逛,里面宽敞明亮,应有尽有。只是,在网购如此便利的今天,实体百货总不免显得有些安静与庄重,不复我们少年时那人头攒动、如同赶赴盛会般的热闹了。

但很奇怪,任凭外面世界如何天翻地覆,在我心的版图上,那座米黄色的、朴素的旧楼,依然占据着一块最柔软、最光辉的位置。它的辉煌,不在于货物多寡,而在于它曾是一个少年丈量世界的起点,安放过一颗怯生生却又无比热切的心。这份美丽,是时光镀上的,永不褪色。

这一路,仿佛一条无声的河。

我从金沙江畔那个踮脚扒着供销社柜台的孩子,变成在昆明那幢百货大楼里陌生而又好奇张望的少年,再到如今,动动手指便能连接四海货品的寻常中年。场景在变,从一间屋,到一座楼,再到无边无界的网络天地。方式在变,从递上攥得发热的毛票,到仔细端详标价,再到屏幕上轻轻一点......

可有些东西,却始终没变。

就像我那支再也寻不见的钢笔。高中一年级末,它笔尖的铱粒已磨出顺从我手腕的斜面,暗绿的笔杆被岁月盘出了包浆。我很想把它珍藏着,但却不慎丢失了。可每当意念及此,指尖仿佛便触到那熟悉的凹痕,县城百货大楼里父亲那句“好好写”的嘱托,便会穿透三十年的光阴,清晰地在耳边响起。

那一刻,我全部懂得了,那是对“外面世界”最初的那点好奇,像颗被捂在口袋里的水果糖,生怕化了,又忍不住时时去摸;是那份面对琳琅货架时,混合着卑微与渴望的忐忑心情;更是那份通过一件具体之物,来安顿生活、确认幸福的朴素本能——无论是为一包盐、一支笔,还是一件远道而来的包裹。

我终于明白,人生这条河有两道源头:一道是山乡故土给予我的、那份对具体之物的珍重与确信;另一道,则是时代大潮推着我,去不断适应、辨认乃至拥抱那无边无际的、令人目眩的丰盛与变迁。我半生的脚步,就在这两道源头汇成的河道中,寻找着自己的平衡与航向。

这变迁的洪流,卷走了太多东西。村供销社早已没了踪影,当年县城和省城的百货大楼也都换了新颜。但那条河的最初那道泉眼,那片最初映照出世界倒影的澄明,却一直在我心里,静静地泊着。

它没有声音,却总在回响。它不曾凝固,只是缓缓地游移,像月光下的水纹,一圈一圈,从过去荡到现在,又从现在,漾向看不清的将来。我知道,它永远不会干涸。

因为那份最初的张望与欣喜,便是我的故土,我的来处。任凭光阴如何冲刷,它始终在那里,温煦地、固执地照亮着我从村供销社走到省城百货大楼的每一步路,并将继续照亮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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