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那个夏天,我去了趟红河。朋友说起屏边,说那是红河下头的一个县,那里的大山风光独特,值得一看。于是我们便相约一同去。
说起屏边,我倒不觉得陌生。高中时同宿舍有个屏边来的同学,苗族,写得一手好字。他为人耿直,却又细腻,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他。大概就因为这点情分,让我对这个滇南小县,心里总存着些说不清的亲近——不用说话,心里都明白。
那时节,云南的路还不好走。从昆明到蒙自,就要颠簸好几个钟头;从蒙自再去屏边,更是连二级路都没有的。一路尽是弯弯绕绕的山路,车子拐来拐去,直把人晃得头晕眼花。
待到了屏边县城,我早已晕得七荤八素。这滋味,倒让我想起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故乡禄劝山路乘车的情景。一样的山路弯弯,一样的头昏脑涨。这么一想,屏边倒像是老相识了。
那天天色倒是晴好,只是滇南的夏天,那份热是实实在在的。到了屏边县城,闷得人直喘不过气来。我们寻了家小馆子吃午饭,坐在里头,汗就没停过,仿佛整个人都被笼在蒸笼里似的。
朋友见我不住地擦汗,笑着说:“热吧?这是在县城。等你上了山,就知道什么叫两重天了。”
我用筷子挑着米线,问他:“山上能凉快些?”
“岂止凉快,”他顿了顿,卖个关子,“到了你就知道了。”
这话说得我心里痒痒的。三两口扒完饭,催着他动身。
“急什么,山路不好走,得慢慢来。”他放下碗筷,又添了句,“不过也好,早些上去,正好赶上凉快时候。”
于是我们便上了路。车子一离开县城,便往山里钻去。
其实,大山离屏边县城并不远——也不过十五公里光景。这在云南,算是近的了。朋友说,这山里头的名堂可不少,什么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什么珍稀动植物,绵延几十里,全是林海。这些,让我心里痒痒的。
车子往山里走,不多时,朋友指着窗外说:“瞧,那就是新现河。”我顺着看去,一条墨绿的河在山谷间蜿蜒,水汽氤氲的。再往上走,远远望见一座亭子,悬在半山腰上。
“望佛亭。”朋友说,“站那儿能看见对面山上一块大石头,像个佛爷打坐。”
我眯着眼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朋友笑我眼拙,说待会儿到了就知道。
正说着,车窗外的风忽然凉了下来。刚才在县城里那股闷热,好像一下子被这风吹散了。我不由得深吸一口气,竟有股子清甜的味儿。
“怎么样?”朋友得意地看我一眼,“没骗你吧?这儿海拔高,年平均气温十五六度,跟县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真怪了,才十五公里地,两重天。”
“这算什么,”朋友说,“等进了林子,更舒服。这山里雾大,负氧离子也多,城里人来这儿都说是洗肺。”
果然,一到大山脚下,一股凉意就扑面而来。不是空调房里那种生硬,是从林子里慢慢渗出来的、带着树叶和泥土气息的清爽。我站在那里,竟有些不想动了——就想让这感觉多浸一会儿。明知道里头更好,可这一刻的舒服,舍不得马上就走。
进了林子,眼前猛地暗了下来。头顶上,密密麻麻的树叶遮天蔽日,只漏下几缕光,稀疏地插在地上。那些树,粗的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干上长满青苔,毛茸茸的;有些树干上还攀着藤蔓,粗的也有胳膊那么粗,缠缠绕绕的,像是树和藤在较着劲儿。
朋友指着一棵树说:“瞧这板根。热带雨林才有的,树要长得高,根就得这么长,不然站不稳。”我这才注意到,那些大树的脚下,都长着像木板一样的根,斜斜地伸出来,有的比人还高。
脚下是软软的落叶,踩上去没有声响。林子深处传来鸟鸣,叫一声,歇半晌,又应一声,悠悠的,让这林子显得越发幽深。朋友低声说:“听说这林子里头有好多珍稀动物,不过难得遇见。”我听了,不由得四下张望,又怕真遇见,又怕遇不见。
要是我那位同学在这儿,会不会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我小时候爬过。
这么想着,再看眼前这些树,心里忽然就多了些别的念头。但我当时最上心的,却是那些茂密的森林和成片成片的参天大树。我有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了。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村后有座山,叫“祖宗箐”。那山上的树,棵棵都直挺挺地戳进云里去,粗的得两三个大人才围得过来。那时候,村里人家烧柴,全靠这山。一家子,一年砍一棵树,就够烧一两年的。
说起来,那会儿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那些年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可没过几年,山上只剩偶尔冒出的几丛低矮的灌木,看着怪心疼的。
后来,我离开家乡,在外头东奔西走,见过不少山,不少树。可不知怎的,总也忘不了故乡那座山从前的模样。
眼下站在这山里,看着眼前这林子,一棵棵大树像大伞撑着一片天——这光景,多像我小时候的“祖宗箐”!一样的幽深,一样的葱茏,连那股子潮润润的、带着腐叶味儿的空气,都那么像。
恍惚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站在屏边的山里,倒像是回到小时候,回到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那片密林。
一时间,心里头翻翻滚滚的,说不上是欢喜还是难过。
我们沿着栈道往里走,遇见一处瀑布。水从高处跌下来,落在水潭里,溅起细细的水雾。潭边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绿得发亮。我蹲下伸手试了试水——冰得刺骨。
“这还不算大的,”朋友说,“大的那个今天来不及看了。”
我站起身,甩了甩手上的水。忽然想,要是那位同学在这儿,会不会也蹲下来试试这水?
正说着,忽见前头一片亮光,走近了才看清,是个小湖。水面把周围的树都倒映进去,清清亮亮的。
“这叫天池。”朋友说。
我在湖边蹲下,伸手探了探水,凉凉的。这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几条小鱼游过,一晃就没了。
“这湖有意思,”朋友指着四周的林子,“这么高的山,湖却常年不干。”
“那是为啥?”
朋友在旁边石头上坐下,讲了个传说——七仙女下凡沐浴,有个神偷看,还放火烧山。后来玉帝派人把神抓走,让仙女撒种,山才又绿了。
我听着,望向湖面,只见水面上漂着几片落叶,一动不动。
“你说,”我轻声问,“这湖底能看见仙女影子不?”
朋友也望着湖面,笑了:“那你得等到天黑。”
谈笑间,山风吹过,湖面泛起细细的波纹。我想,这山这水能长得这样好,怕是不止有仙女撒种。还有这山里的人,一代一代的精心爱护吧。
站在湖边,又想起那位同学。他家就在这山脚下——小时候可曾来过这林子里玩耍?可曾听过这个故事?
看着湖水静静映照面庞,听着林子深处的鸟鸣,县城里的闷热,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怪不得朋友说要上来走走——有时候,只差这不大一段距离,就是两个世界了。
从山上下来,朋友说还有个地方应该去看看——五家寨的人字桥。
“也是在咱们刚才那片山里?”我问。
“对,就在山林深处。”朋友指着远处层叠的山峦,“米轨铁路从那里过,桥架在两座悬崖之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人字桥。”
车子往山里钻,路越来越窄,弯越来越急。窗外的林子却越发茂密,满山的绿意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朋友说,这大山是“一片两线”的布局。人字桥就在这铁路线上,藏在莽莽苍苍的深处。
到五家寨,下车走一段山路,远远就看见——两座陡峭的山崖之间,凌空架着一道铁桥,真像个“人”字叉开双腿,稳稳当当地跨在深谷上头。
走近了看,桥不长,才七十来米,可是底下的山谷深得吓人,足有上百米。谷底是四岔河,望下去只觉得头晕。整座桥全是钢板和角钢拼起来的,用铆钉一颗颗铆住,密密麻麻的。一百多年了,铁桥还结实得很,黑黢黢的钢架上,满是岁月的痕迹。
站在桥边,风从谷底吹上来,呜呜地响。四周是密密的森林,把这座桥裹在怀里。我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些参天大树——它们也在这山里站那么多年了吧?看着这座桥从无到有,看着火车来了又走,看着守桥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看完人字桥,朋友说,还有个地方,也得去看看——白河镇的火车集市。
“火车还有集市?”我没听明白。
“就是铁路边上摆摊,火车来了就收,火车走了接着卖。”朋友说得轻巧。
从五家寨往北,车子在山里绕了一个多钟头,才到白河镇。这地方藏在群山里头,倒是清静。镇子不大,那条米轨铁路穿镇而过,两边零零散散摆了些摊子。
我们去那天没赶上“街子天”。朋友说,要是赶上了,热闹得很——附近的山民,有从公路来的,有顺着铁路走来的,还有从后山翻下来的,背着自家园子里的瓜果蔬菜,沿铁路两边摆开,能摆出去一两里地。他们当中,苗族、彝族、壮族的都有,穿着各色衣裳,花花绿绿的。
“那火车来了咋个办?”
“火车一来,远远地鸣笛,摆摊的就赶紧收,十几秒功夫,把摊子挪开,让出通道。火车贴着人过去,就这么近。”朋友比划着,“等火车走了,又把摊子摆回去。街街如此。”
“他们不怕?”
“怕什么,”朋友笑了,“从小就这样,耳朵听着呢。”
我想象那场面,又新奇又悬乎。这不就像刚才那人字桥——一样是山里的铁路,一样是人和火车相依为命的日子。只不过一个在高高的悬崖上,一个在热闹的集市边;一个承载着沉重的历史,一个延续着活生生的日常。
“后来不让在铁路上摆了。”朋友说,“不过这几年当地又把这个集市拾掇起来,在旁边修了专门的摊位,逢周一赶街,还是那个味儿。”
回程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窗外的山一座连着一座,大山的林子望不到边。忽然想起高中时那个兄弟——他小时候可曾在这铁路上走过?可曾见过火车贴着人过的光景?
那以后,好些年了。
去年夏天,我又去了趟屏边。
这次时间紧,只到了县城。朋友还是那样,早早就在路口等着,一见我就笑:“这回不晕车了吧?”
“路好,想晕都难。”我也笑。
从昆明下来,一路高速,确实快当。从蒙自到屏边,也就半个小时。十多年前那趟颠簸,倒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车子进县城,我简直不敢认。
“这是屏边?”
朋友看我发愣,笑得得意:“认不出来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他就拉着我往河边去:“走,先逛逛。”
牧羊河从城里蜿蜒穿过,倒映着两岸的风物。河边是连廊,是风雨桥,错错落落的。对岸那些吊脚楼,青瓦黄墙,依着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木格花窗透着苗家的味儿。远处山上是密密的林子,云雾缠在半山腰,慢慢的,悠悠的。
“这哪是县城,”我忍不住说,“简直是座园子。”
“就是照着园子建的,”朋友说。
正聊着,忽然听见前面热闹得很——竹竿砰砰地响,围了好大一圈人。
“走,跳竹竿去。”朋友拉着我就往里钻。
几个苗族姑娘正踩着节拍,在竹竿间跳得欢实。竹竿一开一合,响成一片。旁边的人喊着号子,拍着手。我本是在旁边看的,不知被谁一把拽了进去。
“来嘛,试试!”
我硬着头皮上,刚开始老是踩竿,惹得大家直笑。后来摸着门道,居然也能蹦几下。跳得满头大汗,抬头歇口气的工夫,才看见远处山顶的云雾还在那儿,慢悠悠地飘着。
从人堆里钻出来,朋友又拉我去打年糕。
“还有年糕打?”
“有,那边场子上。”
一个大石臼,几个人轮流抡着木槌,喊着号子,你一槌我一槌地打。糯米的香味飘得老远。我也上去抡了几槌,累是累,可那热腾腾的团子吃到嘴里,软软糯糯的,香到心里。
吃完晚饭,天快黑了。我们坐在河边廊桥上,风吹过来,凉丝丝的。河水在脚下静静地流,远处有狗叫,有小孩的嬉闹声。对岸那些吊脚楼,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倒映在水里,晃晃悠悠的。
“十多年前来,可不这样。”我说。
“那会儿县城啥样?”
“又小又旧,热得喘不过气。哪像现在。”
朋友笑:“现在人都说屏边是‘最南端的春城’,你来对了。”
我点点头,忽然想起山上那些参天大树,想起人字桥下的深谷,想起铁路边摆摊的老阿妈。那里的一切都好吧?
“大山还像从前吗?”我问。
“好得很,林子更密了。人字桥还是那样,火车路边的街也越来越热闹了。”
山风吹过来,我好像又听见了那遥远的汽笛声,穿过那些密密的林子,穿过这些年月,一直传到这牧羊河边。
这个小小的县城,藏在群山里头,安安静静的。可它什么都有——有高高的山,有清清的水,有浓浓的苗家味儿,有热乎乎的人情。十多年前我来,它让我晕车;十多年后我来,它让我不想走。
朋友送我上车的时候,我说:“下回还来。”
“来嘛,”他拍拍我肩膀,“来看看大山,看看人字桥,竹竿舞也还等着你去跳呢。”
车子开动,我回头看——暮色里,那些青瓦黄墙、吊脚楼、风雨桥,都渐渐模糊,融进了大山的影子里。可我知道,它们都在那儿,等着下一个人来,看一眼,就喜欢上。
说起来,我那位屏边的同学,毕业后就回去了。先是在乡里教书,后来调到县城边上的一所小学,当了校长。这些事,都是听别的同学说的。
他倒是常邀我们去玩。每年临近春节,总要在同学群里喊几嗓子:“来屏边嘛,我这儿有个花果山,水果多得吃不完,甜得粘嘴!过年猪也养好了,白白胖胖的,就等你们来。”
同学们就在群里起哄:“杀年猪喽!去屏边喽!”可闹归闹,真能去的没几个。我也一样,两次去屏边,都来去匆匆,竟没顾上去看看他。
第一次去,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在屏边。等知道的时候,人已经回来了。第二次就是去年,到了县城,又是没空余的时间。
“你那个同学,学校在哪儿?”朋友问。
“说是在县城边上,我也不清楚具体位置。”
“打个电话问问?”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又揣回去。晚上就要往回赶,这会儿去找,怕也坐不了多大一会儿。见了面,急匆匆的,反倒不好。
后来是在昆明同学聚会上见的他。一进门,还是那个样。见了我,老远就伸出手:“听说你去屏边了?”
“去了两次。”我有些不好意思,“都没顾上去找你。”
“忙嘛,知道。”他拍拍我肩膀,倒像在安慰我,“下次,下次来,提前说,我带你摘果子去。”
那天聚会,我们坐一块儿,喝了不少酒。说了很多话,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同学之间,大概就是这样——不见时候各自忙着,见了,又觉得跟从前一样,什么都没变。
散的时候,他握着我手说:“我那过年猪,年年都给你们留着呢。”
我笑了:“那得养多少年?”
“养到你来为止。”他也笑。
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热忱、豪爽。
回来的路上我想,下次再去屏边,说什么也得去看看他。不用杀年猪,也不用去花果山,就坐在他家院子里,喝着酒,说说大山的树,说说人字桥下的风,说说那些变了和没变的东西。
可谁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好在还有同学聚会,还能见面,还能听他喊“来屏边嘛”,还能看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