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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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只小狗！”
这句话，是三十多年前一个同事对我说的。那时我们处在一种特别的环境下。看他说话时轻松的样子，我心里一阵发凉，又忍不住难过。可他是认真的。如今算起来，那只小狗要是还在，也早就轮回好几世了吧。
（一）
入了秋，燥热没撑多久，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风吹过来，带着清冷冷的劲儿。
下午一到办公室，屋里安安静静的，叫人一下子踏实下来。从外头带来的凉气，也好像被这安静捂暖了。路上那些冷，转眼就没了。
我是两个月前，从前台的业务部门调到后台工会办公室的。为这事，我没少找行长说道。原因也简单：前台是年轻人拼杀的地方，他们有的是力气和心气。像我这样还有两年就退休的人，就该退到后台，慢慢把心静下来，从忙到闲，一步一步适应将来退休的日子。
这一回，行长的口气软了，没像前几次那样一口回绝，反倒夸了我几句，算是留了留我。过了几天，我就到工会报了到。心里很是感激他。
行长想得周到。我平时爱写几个字，偶尔也能在报纸上露个脸，工会这地方，正好能让我发挥这点长处。我也愿意，在退休前，用这笔头，给自己忙活了一辈子的银行工作，画个圆一点的句号。
刚沏上茶，办公室电话就响了。
“喂，老兄，我亚辉。”
“哪位？”
“亚辉，张亚辉。”
“哎呦，是亚辉呀！你看我，刚换了个新手机，里头好多号码都没倒过来。真对不住。哎，亚辉，该叫你张行长了吧？”
亚辉在电话那头笑：“我打你手机是空号，你换号也不说一声？害得我只好打你原来办公室电话，你同事说你调工会了，这才找着你。”
我听出他声音了，其实是他报了“张”这个姓，我才猛然想起来。差不多一年没联系了，只恍惚听说他高升了，当了市里一家商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兄，伟红大姐的孩子，招到我们行上班了。大姐亲自送儿子来报到。我跟大姐说了，找时间咱老一班人聚聚，也算给孩子接风。孩子培训刚结束，今儿上午我跟大姐说好了。饭店我订了，下了班你直接去燕喜楼302。另外，那几位还得劳你驾通知一声，尽量都来，不见不散。”
放下电话，我喝了口茶，就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今天是张行长请客、行长做东，一定得来……”每个电话，我都特意说明是亚辉请客，也说了请客的缘由。大家都答应得痛快，没人推辞。
（二）
星期五了。
银行科室里，一到星期五下午，活就松快了，特别是我们工会。
打完电话，看了看这礼拜的邮件和手头做完的工作，心里挺舒坦。干了半辈子前台，什么乱麻似的线头都理过，工会这点事儿，倒显得简单了。
这两个月，同事都说我显年轻了，眼神都比以前亮。
说实话，这俩月，我心里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在公司部忙得脚不沾地，里里外外、营销应付，整天累得人瘫软；尤其是最近几年，真觉得力不从心了。自打到了工会，我就像蝉蜕了壳，浑身都轻快了。这种从来没尝过的清闲日子，怎能不让人显年轻呢？
看着茶杯里上下打转的茶叶，我的心思也跟着飘了起来……
时间过得太快，像一阵风，打个转就没了，把年轻也卷跑了，只留下满脸的皱纹，和一堆忘不掉的旧事。
我是八十年代初进银行工作的。那时候城里，金融机构就“五行一司”—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再加一个人民保险公司。那会儿，银行工作体面，要是人说你在银行上班，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好像你就是财神爷，对你毕恭毕敬的。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一进银行，连邻居跟我母亲说话的口气都变了。
隔壁李大婶常跟我母亲说：“你真有福，儿子这么争气，一下就考进银行了。多好哇，有钱，又有人求着办事。赶明儿我家有啥困难求着你儿子，你可得帮我说句话……
每回听李婶这么说，我母亲心里就咯噔一下，见了面就唠叨我：“孩子，咱可得好好干，千万不能收人家礼，咱家可丢不起那人。我跟你父亲老实了一辈子，没让人戳过脊梁骨。”
我父亲也常给我讲道理：“公家的钱，个人的钱，都不能贪。手不干净，迟早要出事。”
我这半辈子，就是听着父母的这些话过来的，也照着他们说的，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心里那点贪念的火苗，从来没敢让它烧起来，慢慢地，也就熄了。
不知不觉，耳朵边好像又响起父母一声声的嘱咐，心里头漫上一丝感激，也为有这样的爹娘，觉得庆幸、硬气。
（三）
这会儿屋里静，我脑子里猛地闪过两个一起共过事的同事的影子。他俩都是没绕过心里那个贪字，到现在还在大牢里坐着。一个是分理处的会计主管、判了无期徒刑，一个是会计、判了十五年，都为挪用储户的钱，给国家捅了大窟窿，判了重刑。我算了算，等他们出来，怕是要过退休的年纪了。好好的一辈子，就像鸟关了笼，自由没了，家散了，亲情也淡了，丢的东西太多，教训太深了。
去年银行组织去监狱受警示教育，那个会计主管，作为经济犯代表上台忏悔。
我怕他看见我，稍微低了低头，怕影响他发言。没想到，他句句都像锤子砸在心口，说着说着就哭了，后悔当初不该把手伸向公家的钱、储户的款，把银行害苦了，也给自己戴上了铁镣。看来这十几年，他真是想明白了，说的话，能敲打人，是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如今这世道，诱惑多，好些坏人像苍蝇盯蛋一样盯着银行，稍有个缝，就钻进来。银行大会小会讲规章讲制度讲法律，可还是有那心思歪的，经不住引诱，一脚踏错，就毁了一生。
电话铃又响了，是伟红大姐打来的。她说让我跟门卫说声，过会儿她要把车停在我们单位院里。
放下电话，我就去门卫那儿打了招呼。饭店离我的单位就隔着一堵墙，估计还有几个人也要把车停这儿。
当年我们会计科八个人，在一处朝夕相处了六年，感情很深，像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我们都一齐出动。像年轻的亚辉、小林、小郭他们三个，连结婚都是我们大伙儿张罗的，那情分，没得说。
这几年岁数大了，家里的事、单位的事，忙得我团团转，聚会自然就少了。可谁家真有事，还是一喊就到，心里近着呐。你看，伟红大姐的儿子，考哪家银行不行，偏就考到亚辉那家去了。
后来大家岗位慢慢都变动了，就李科长和伟红大姐在会计科一直干到退休。
亚辉去了信贷部，没干几年，就跳跳槽去了一家新来的股份制银行，职务一提再提，直到前些天，听说当了副行长，真替他高兴。
果然，下班后，有两位老同事直接把车开到我单位。我们几个一块儿走着去了饭店。
秋天的晚上，风有点凉，吹得路灯昏黄昏黄的。路上行人匆匆忙忙的，往自己家里赶。
刚到饭店大厅，我妻子电话来了。
“别开车。少喝点。别一见了老同事就喝多。不年轻了，早点回来，还得看孙子睡觉呢……”
妻子絮絮叨叨，都是这些老话，我早已经习惯了，嘴里应着“保证不开车。是是是”，就糊弄过去了。
不到七点，人都到齐了。伟红大姐的儿子忙前忙后倒水，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叫得人心里好暖和。我看着这孩子，好像又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浑身是劲儿，满是光亮。岁月真是不饶人呀，眨眼间，我们的孩子都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我们能不老吗？
大家感慨着，不知不觉提到了我的老搭档小郭，屋里气氛立马沉寂下来，像有块云压下，闷得人喘不过气。
“小郭……走了有十年了吧？”有人猜着。
我对大家说：“十六年了。走的时候，才三十八。”
说起小郭，就不能不提他父亲。他父亲是我们行副行长，管信贷工作。人特别直，心眼好，是个让人敬重的好领导，正直、干净的金融人。
那年，有家企业赖账不还贷款，我们银行把它告上了法院。开庭那天，郭行长信心满满去了法院。
他对一起去的两个同事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官司咱赢定了。”
等到法院宣判，结果让他傻了眼。法官判银行败诉。法槌敲下去那声闷响，像直接砸在郭行长的心口，他脸唰地白了，猛地要站起来争辩，可身子一晃，又重重坐回椅子上，头耷拉下去，再也没能抬起来。
一起去的同事吓坏了，慌着打急救电话。医生来了，说是脑血管崩了，翻了翻眼皮，摸了摸脉，说人早没了。那年，他才四十一。
小郭是银行照顾进来的，正式工。他先在信贷科干了两年，后来调到我们会计科，当会计辅导员，成了我的搭档。
别看他年纪小，脑子活。干信贷员那两年，交了一帮做生意的朋友，后来也没断。几年下来，他自己也攒了点本钱，请了长假，和两个朋友跑到胶东搞起房地产开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小郭走的时候，是在出差回来的路上。后半夜到的公司，司机以为老板累了睡着了，叫几声没反应，一探鼻息，吓的大叫，赶紧打120。医生过来忙活了一阵，说人早凉了，没救了。医生说，估计是路上睡过去的。司机连夜联系家里，又从胶东把车开回老家。
可惜，生意做大了，人却累没了，走得比他爹还早几年。
有人说他家祖坟风水不好，几辈人没活过五十的。后来听说，他母亲还特意请风水先生，把祖坟挪了地方，指望能保佑子孙平安无事。
大家好像好久没见，有说不完的话，屋里吵得快要掀了屋顶。
亚辉行长轻轻敲了敲桌子，大家静了下来。
亚辉话说的很真诚，当着大家的面表态：“伟红大姐孩子的事，交给我，一定好好带。大姐这么优秀，孩子也错不了。小伙子你好好干，过两年我让你下基层锻炼……还有，大伙儿谁家有孩子符合我们行招聘条件的，优先录取。”
亚辉说完，大家不约而同端起酒杯，七嘴八舌夸起来。亚辉一高兴，半杯白酒一口干了。喝酒的气氛又热乎又亲切，满是家的味道。话头一个接一个，说不完。
（四）
小林喝得有点多了，醉眼朦胧地举着半杯酒找人碰。嘴里嘟囔着：“我家那京巴，刚生了一窝，六个，纯种的……”
也不知怎么，酒劲一上来，他就扯到狗身上了。
大家的话头立刻转到了狗上。有的说养狗好，狗忠诚、通人性，还讲了几桩奇事，说得玄乎乎的；有的说养狗不好，万一咬着自家人或外人，容易得狂犬病，那病潜伏期长，一发病必死无疑，死得很惨。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得不可开交。
起初，我也跟着笑了笑，想随口分享点养宠的趣事。可当“京巴”这个词，再次从小林醉意朦胧的话语中蹦出来时，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刚刚举到唇边的酒杯，不自觉地停在了半空。
“京巴”……
这个熟悉的犬种名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猝不及防地插进了我记忆的锁孔。包厢里的喧闹声——劝酒声、谈笑声、碗筷的碰撞声，仿佛瞬间被拉远了，隔着一层无形的膜，变得模糊不清。一股凉意却从心底悄然蔓延开，桌上的菜肴的热气，窗外的夜色，似乎都冷了下去。三十多年了，那个年轻人轻松的声音，再次穿透岁月的壁垒，清晰地在我耳边响起：
“我家小狗快生了，等我回家，送你一只，挑你喜欢的。
这句话，是那年我的同事王伦对我说的。他说这话时，正被临时看管着。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隐隐作痛。
我没能抱上那只小狗，王伦和同事崔军，却一个被判了六年，一个被判了四年。这事成了我心里的一块病。我常在心里骂他俩：“糊涂！蠢货！法盲！
这事，得从一次例行查账说起。过去三十多年了，一想起来，还像在眼前……
那年的那一天，一早到单位，我就和小郭商量：“小郭，今天咱俩去向阳储蓄所查账吧。那儿最远，先查它。”
小郭同意了。这个月的例行对账，我们就从向阳所开始。
小郭那时有摩托车，载着我，一溜烟去了。
那时候储蓄所一般六个人。向阳所有四个柜员，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活不忙。因为离城三十多里，天高皇帝远，除了每月对一次账，平时少有检查。
上午九点多，送钞的押运车才慢悠悠开进院子。接钞的两个柜员王伦和崔军，慌里慌张抬着钱袋进门时，差点绊倒。
我忙扶了王伦一把，开玩笑说：“小心点，这要摔了，门牙非得磕掉。”
按老规矩，我搬出储蓄卡片箱，王伦递给我钥匙，我开始一张张核对。小郭清点库存现金。
算盘噼里啪啦响，几百张卡片打下来，眼睛发酸。第一遍合计，和账上差了一百二十六万，天文数字！我又打一遍，嘴里念着：“不能差这么多吧？”
第二遍打了一个多钟头，慢打细看，中途还记下几个数，结果还是差那么多。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没睡醒，眼花了。打算盘容易顺手错。可我心里仍不信会差这么多，太离谱了！
王伦催我和小郭第二遍了：“快十一点半了，食堂菜炒好了，主任等咱们吃饭呢。”
查账时，王伦和崔军还得抽空办紧急业务，把新传票、卡片放一边，免得搞乱数字。一晃就到中午。看来中午走不了。
食堂炒了六个菜，桌上摆了两瓶白酒、两盒烟。主任说：“好久没来了，好好喝点。”那时候，喝点小酒没人怪，交警查酒驾，批评两句就放行。
我和小郭推辞：“不行，下午还得对账，今天数老对不上，差得邪乎。赶紧吃，吃完抓紧弄，晚上行里还开大会。”
话音刚落，王伦手里的酒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扑通跪下来，吓我一跳。
“你这是干啥？起来！崔军，扶他起来！”
崔军和小郭拉他，他不起来，一屁股坐地上，哇哇大哭。我懵了，感觉不对劲，饭也不想吃了。
看来出事了，出大事了！
“我对不起单位，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家里……我该死，我糊涂……”王伦哭嚷着，大家一头雾水。
崔军跟着也哇哇大哭起来。
“是我俩糊涂，交了坏朋友……我们挪了公款，我们该死，我们全说……”
主任目瞪口呆，脸阴得像要下雨，没了主意。
小郭赶紧给我们科长发了传呼信息，大意是：“向阳所出事，王伦、崔军账有问题，请领导速来。”
没等上班，科长电话来了：“你们再把卡片核对准，让主任看好他俩，别出事。我马上带人过去。”
行里来的人真不少，分管行长、审计科长、我们会计科的头，还有两名审计、两名保卫。一屋子人，心情沉重，我胸口也堵得慌，说不出的滋味。
快傍晚了，账又换人核了几遍，数都一样，差一百二十六万。那年头，这数能吓死人。
行长也赶来了，问了情况，安排了下一步工作，就带大队人马回去了。路上，我问小王、小崔，挪用的数对不对？他们说比这还多，具体说不清，大概两百多万。后来检察院核实，是两百六十九万。
后来听小王说，我们去的前一天下午，是他和另一个同事值班。有个大户汇了一百二十六万，小王就觉着要坏菜，因为那大户卡上只剩几千块，别的钱早让他和小崔挪用了。办完业务，小王赶紧联系小崔。小崔说：“明天咱俩上班，从别的账户挪点钱把窟窿补上……”
那几年，他俩没少折腾，天天提心吊胆，拆东墙补西墙，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都是挪来挪去的名字、金额，怕搞乱了出事。不该他俩值班，也得有一个人到单位守着，怕有急事处理不了。
那天上午的突击检查，打得他俩措手不及，像丢了魂，磕磕绊绊熬了一上午，预感要出事，心里防线快垮了。中午吃饭前那几句话，彻底让小王崩溃，才有了大哭那一幕。
回来的路上，行里向检察院报了案。那时银行和检察院是共建单位，他们预防犯罪科的人年年来讲课，可还是有人栽跟头。
晚上，行里安排我、小郭和两名保卫科同事，带小王、小崔住进一家宾馆十六楼。
领导一再交代：必须保证他俩安全，不能出任何岔子；不准对外联系，包括家里人，这是铁纪律。
在宾馆里熬了一个星期，真难熬。怪不得人说关久了能憋疯，一点不假。
我也快憋疯了。家里人也快急疯了。后来听说，家里人天天去银行打听。
领导解释：“他没事，是公干，要保密……”
家里人听得云里雾里，没办法，只好轮流去单位，指望能听到点消息，哪怕一句半句，可一个星期都是白跑。
在宾馆，我和保卫科小胡主要负责看王伦，陪他聊天、打牌打发时间，不能让他有压力、想不开。我们几个看守的，都在等外面检察院调查的结果。
王伦好像没意识到后果多严重，还常跟我们开玩笑、讲笑话。打扑克消磨时间，他俩手气挺好，算下来赢了我们几十块钱。
小崔对我们说：“等我们出去，一定请哥几个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闲聊时，王伦对我说：“哥，我家京巴又快生了，回头送你一只，挑你喜欢的。”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为他这份天真、无知、法盲，感到又无奈又悲哀。
第九天上午，分管行长来看我们，问了些关心话：“这几天休息好吧？宾馆伙食还行不？……”说了一堆暖心的。
小王急着问：“行长，今天能让我们回去不？我们知错了，出去就找那些借钱的要，让他们赶紧还银行……”
大家表情都很平静。
行长说：“一会儿就回行里，你俩把问题写写，好好认识，以后别再犯糊涂。”
小王、小崔千恩万谢，跟着大家回到了行里，回到了会计科。
一进门，办公室坐着两个陌生人，见他俩进来，立刻站起来问：“是王伦、崔军吧？”他俩点头。 “我们是市检察院的，现在宣布，对你们挪用公款一案执行逮捕……”
我知道结果必然这样。可王伦、崔军却一脸茫然。
王伦嘟囔：“不是说写个检查就回家吗？回不去了，钱怎么要啊……”他眼里噙着泪，求援似的看着分管行长。
手铐戴上时，我下意识用袖子给他们遮了遮，看着他们跟检察官上车走了。院子里一大群同事交头接耳，没看见他们戴着手铐。
行长把我和小郭叫到办公室，说了些表扬的话。我一句没听进去，心里空落落的，想哭又哭不出。是为他俩的愚蠢难过？还是为自己上报这事是对是错迷茫？反正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回到家，埋怨挨了不少。尤其妻子，眼里噙着泪数落我半天。我也没心思解释，王伦、崔军上警车的影子，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追缴欠款开始了。我被抽去配合检察院工作。按他俩交代的借款人名单，和检察院前期摸的情况，一家家上门催，讲政策，让借款人写还款计划，找担保人，签字画押，然后让他们赶紧筹钱。
我和检察院的人去了王伦、崔军家。眼前的景象凄凉，几间破旧的房屋，矮墙，院里长了杂草，荒凉。家里人说：“一出事，媳妇就带孩子回娘家了，在娘家等信。”
屋里，没一件像样家具，灯泡瓦数低，昏黄得像没睡醒。大家心情沉重，谁也不敢信，挪了两百六十多万的公款，家会破落成这样。
调查借款人才知道，他俩一分钱好处没拿，就是讲哥们义气，平时喝点小酒，一步步被套牢。可怜的是，有时遇到客户急用钱，他俩还把自己的工资贴进去，弄得家不像家；平时很少同时休息，怕露馅，整天拆东补西，惶惶不可终日。
借款人有十多个，都是所谓的哥们朋友，简直把银行当自家钱柜，没钱了就去找他俩拿，有的连借条都不打。
检察院忙了两个月，传唤借款人几十次，按借条追回二百一十五万。
律师告诉他俩，还有五十四万没人认账时，他俩哭得特别伤心。帮朋友帮出一身债，把自己也搭进去，让本来不宽裕的家，背上了沉重包袱。
王伦、崔军的父兄都在银行工作。两位父亲都退休了，很明事理，到行里见到我和小郭，总说：“谢谢你们，这俩不懂事的东西要是再折腾几年，非枪毙不可。”
我听了，心里亮堂不少。他们家人能这么想，我没想到，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些，觉得自己做了件对的事，救了他俩，也救了他们的家。
后来听说，王伦、崔军的两个哥哥，从别的商业银行贷款，把剩下的五十四万元窟窿堵上了。
案子按程序移到法院。开庭时，因为没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检察院又出了自首证明，最后法院合议，小王判六年，小崔判四年。
那时候，银行里好多“娃娃兵”，多是父母、亲人在银行，孩子初中毕业就招工进来。有素质高的，自学成才，也走上了领导岗位；可那些素质低的，不学无术，喝点酒就忘形。真是文盲加法盲害死人啊！
（五）
伟红大姐看时间不早，发了话：“大家停停，我说两句。今天这顿接风酒，我先谢谢张行长盛情，再谢谢大家来捧场。过几天我再请大家聚，都不准请假。今天不早了，忙了一星期，都早点回去歇着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大家敬重大姐，共同干杯，簇拥着走出餐厅。
伟红大姐的儿子跟在小林后面说：“小林叔，给我留只小狗，回头我去抱。”
小林含糊应着：“没……没问题。”
风一吹，我头有点晕，仿佛又听见三十多年前小王的那句话：“我家小狗快生了，等我回家，送你一只，挑你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