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风雪之夜

文/孔庆贵

冬至前夕，一场小雪悄然飘落，如久别的老友，忽至家门。

小外孙趴在阳台上雀跃着喊我：“姥爷，下雪了！能带我去打雪仗吗？

我赶过去一看，雪已经停了。窗外灰蒙蒙的，寂静而清冷。零星的雪花如顽童般挂在疏朗的枝头，又似一层薄絮，轻轻覆在幽寂的小径上。望着望着，心底便渐渐生出些莫名的欢喜来。

去年冬天，人们盼了又盼的雪，终究没有飘落在家乡的土地上。整整一季的等待落了空，心中不免留下几许遗憾。每每想起，总似有薄雾萦怀。虽说只是片刻情绪的轻笼，却也凝结成另一种更绵长的牵念。难怪小外孙见到雪花时，会那般惊喜地叫出声来。

我的童年与小外孙大不相同。我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冬日的雪就像朝夕相处的伙伴，从入冬一直陪我到翌年春天。那般熟悉的温暖，那般沁入心底的亲切，在每一次重逢时，都仿佛一串记忆的密码，瞬间打开时光的甬道。而最令我难忘的，便是举家搬迁、离别故乡时那一年的风雪之夜，至今清晰如昨。

那一年我十六岁。

父亲告诉我搬迁的消息，是在我升入高一不久。那天，他郑重地对我说：“你爷爷来信了，听你表大爷说，我的调令已经发出来，估摸着十天半个月就能收到。等办完手续，咱们全家就搬回山东老家。”

听完父亲的话，我有些不知所措，偷偷难过了好几天。我无法想象新家的模样，即便再宽敞明亮，也无法消减我对这片生养我十几年的土地的眷恋。这里的山川河流承载了我太多的欢乐与成长，像一颗颗种子，早已深埋心底。

其实搬家这件事，半年前我就听父亲提起过，只是当时并未放在心上。父亲说，去年他回山东照顾生病的爷爷一个多月，日夜守在医院。没有床位，他便打地铺睡在爷爷床边。爷爷肠梗阻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快。有一天，爷爷认真地对父亲说：“我和你娘年纪都大了，身体也不好，家里就你四弟一人照顾不过来。要不等我出院了，去找找你当官的大表哥，让他想想办法，把你们一家调回来吧……”

没想到，爷爷出院没几天，真搭车去了九十多公里外的表大爷家。爷爷在信中说，表大爷没有拒绝，只让回家等信，还叮嘱不必再跑——路远，来回不易。

我当时随口问父亲：“爸爸，表大爷当多大的官呀？真能把咱们调走吗？”

父亲说：“我十六岁那年从老家逃荒来到东北，那时你表大爷已考上中专去外地上学了。我在家时也很少和他见面，只有年节时，你大舅爷领他来走亲戚，才能玩上一会儿。这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中间再没见过，也没通过信。只听你爷爷说他中专毕业后留在了上学的城市，在市政府工作。我也不知道他当什么官，能不能办成，心里也没底。”

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便把这事忘了，依旧忙着备考高中。

事情的进展却没有因为我的遗忘而停滞。不知道这几个月里，表大爷为父亲的工作调动跑了多少部门、说了多少好话？那一纸轻薄的调令函，载着浓浓的亲情，跨越千山万水，终于落在了父亲单位的人事科。

得知调令寄到，父亲和母亲几乎一夜未眠。他们低声交谈，唯恐惊扰我们兄妹三个。我隐约听见母亲在啜泣，父亲轻声安慰着，说星期天要带我们去姥爷家，告诉他们调动办成了。

姥爷是一名伐木工人。

那年家乡闹饥荒，姥爷家人口多，为了活命，便带着全家移民到了东北。母亲说，她和我父亲是同一年来的——父亲分配在农场开拖拉机，母亲在农场饲养牲畜，姥爷则当上了伐木工人。一到冬天，姥爷就和工友们起早贪黑地忙碌在大森林里。放倒的树木被一棵棵拉下山，装上火车，运往全国各地。

父亲后来成了一名电焊工。

几年后，父亲通过招工离开农场，来到山下的一家木材加工厂。那时母亲已经嫁给了他，也随他到了山下，失去工作的母亲只能在工厂里打些零工、干点杂活。

工厂里没有拖拉机，父亲的技术没了用武之地。领导看他机灵，就安排他到发电车间学电焊。父亲没上过一天学，但做事认真，肯钻研，能吃苦，后来成了技术过硬的“八级焊工”。全厂只有他能焊汽车水箱，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也因此受到了领导的赏识，当上了焊工班班长。

没多少文化的父亲，在人情世故上简单直接，没有那些弯弯绕绕，总是与人为善，为他人着想。这份朴实让他赢得了较好的口碑。

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得知父亲要调回老家的消息，纷纷前来问候帮忙，让我们一家十分感动。单位领导特批了一方木材作为对他以往所作贡献的奖励；同事们也拉来几车废弃的建筑模板当作送别礼。模板上满是水泥污渍和大大小小的钉子，我们一家人费了好几天才清理干净，送到火车托运站。

白天，亲友们帮忙整理家当，将大衣柜、写字台、梳妆台等木家具包裹好送去托运；晚上，母亲备好酒菜，大家围坐在炕桌旁，叙旧话别。酒香弥漫，仿佛浸在春日的暖意与秋收的喜悦里，说不完的珍重，道不尽的牵挂。

临行前几日，大姨父晚上来家里吃饭。酒过三巡，他提出想把我二姨姐的户口落在我们家，让她随我们一起回老家。二姨姐命苦——大姨去世早，她与后妈关系不好，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曾一度患上轻度抑郁。这些苦楚，我父母都是知道的。父亲二话没说便答应了。第二天，大姨父便办好了转户手续。

后来我才知道，大姨父是听说我父亲将我小姨的户口转来之后，才动了这个念头。没想到父亲答应得那么痛快，几乎未加犹豫。

我明白父母将小姨带回老家的心意——那是他们对姥爷一家的报答与愧疚。

从我记事起，姥爷一家就没少照顾我们。尤其是妹妹和弟弟出生后，家里更加拮据。父亲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除去寄给老家爷爷奶奶十元，就剩下二十几元还要养活五口人，真的是捉襟见肘。姥爷姥娘每月都让大舅或三姨送来吃的穿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这次举家搬迁，最难过的就是我的母亲，她既要承受当下的离别之痛，又要面对未来的思念之苦。父亲觉得亏欠姥爷一家太多，便主动为待业在家的小姨办理了随迁落户，也算为姥爷家减轻些许的负担。

就这样，原本五口之家，突然变成了七口人。启程的那日傍晚，天色阴沉，零星的雪花已纷纷扬扬飘了一整天。我已记不清是怎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火车站的，可等待绿皮火车开动前，与亲人离别的场景却让我终生难忘。

站台上，昏黄的路灯映着漫天飞舞的晶莹雪花，在寒风里静静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这束光落在亲人们的脸上，照出一片愁容与不舍。母亲强忍着泪水，劝父母和兄妹早些回去，一边牵着妹妹和弟弟的小手，步履蹒跚地走向绿皮火车。汽笛响起的那一刻，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凑近结霜的车窗，大口哈着气，呵出一小片清晰的视窗，久久回望着亲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一晃离别故乡已四十余载。姥爷姥娘永远留在了他们钟爱的辽阔的黑土地上，他们是当年移民东北人群的缩影，也是那段岁月忠实的见证者。

如今，昔日归来的七口之家，已繁衍为祖孙四代、三十余人的大家族。还有不到两个月，我便将光荣退休。闲暇时，我常会想起这一路走来的光阴。

正如那一年的风雪之夜——那是我人生旅途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悄然改写了我的生命轨迹；而那场雪，不只飘落在故乡的土地上，更像纷纷扬扬落进了我的心里，从此融进血脉，再未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