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位甘肃战友

我的几位甘肃战友

军营是个“五湖四海”的存在，哪里的人都有。撇南腔，操北调，并不影响一致的步调。我在喀喇昆仑北麓那座军营的时候，与各地战友相处融洽，有的至今还保持联系。细捋一下，有几位甘肃战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是良师，有的是益友，还有的是伯乐，或者是我成长的助力者。我对他们心存感激，而且这种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浓烈。

我认识的第一个甘肃战友叫张华，是一个性格开朗而心地善良的庄浪小伙。他当我的新兵班长，对我们进行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训练。每次板起脸训人的时候，先骂一句“毛长”，还没训两句，自己先失笑了，但这点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尊敬。那三个多月住在戈壁深处，环境条件差，训练强度大，偏偏伙食不给力，涝坝水烧开煮白菜加玉米面发糕塞胀的肚子，顶不了半天就会饥肠辘辘，甚至泛酸水，我们一群新兵便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张班长是从一个告密者那里得知此事。但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报告上级，他跟我们说跑是跑不出去的，周围全是戈壁沙漠，没有村庄，不饿死也会渴死，不渴死夜里也会冻死。大约百公里之外有个劳改煤矿，那里连围墙都没有，但犯人没一个逃跑的。不是因为他们安心劳改，而是根本跑不出去。看我们被震慑住了，这才安慰大家：新兵连没有积累，库房是空的，新兵肚子又没有油水，也是空的，这空对空的事情不好办，定量里大米白面吃不上几顿就没了，神仙来也搞不好。但是再差，总比红军长征的时候吃草根树皮强吧！他叫我们硬挺，挺过去分到正规连队就好了。我们被他的真诚感动了，就坚持硬挺。偶尔有战友病了，他会让我们借着打病号饭的机会，埋伏几个馒头，在火炉上烤得干干的，关键时刻大家嚼一口充饥。

新兵们最担心的是半夜紧急集合。那可是滴水成冰的天气，暖和和的被窝，做得正香的美梦。突然间哨子一响，黑灯瞎火地要穿好军装、打好背包，在极短的时间跑到外面集结，然后是五公里越野。这里最考验的是打背包的功夫，捆绑不好，跑着跑着就散架了。于是他就对我们进行打背包训练。和走队列一样，也是分布动作，喊着口令，做着示范，逐个检查，纠偏扶正，要求整齐划一。其要领是：被子一抖，左右两折，上下内卷；然后将背包带压上，顺着一个方向翻捆，三横两竖五个动作，一个多余步骤都不许有。这样严格训练下来，熟能生巧，直到最慢的人都达标了，又蒙上眼睛训练“盲打”。等盲打也过关了，他才跟我们讲节约时间的“诀窍”，就是穿好上衣不要扣扣子直接打背包，背包上肩后边跑边扣扣子，先外（罩衣）后内（棉衣），实在来不及棉衣扣不扣也可以，因为接下来的王五公里越野会跑得大汗淋漓，大概率要解扣子的。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训练卧倒的时候，不像其他班长那般严厉，不管地上是石头是水坑，一声令下就要大家原地趴下。他故意磨蹭几十秒，等其他班排把有利位置占了，才“无可奈何”地带我们到沙子多的地方卧倒，那种关怀和体贴无须言表，我们都心知肚明，下决心用认真训练来回报。新兵连之后，张班长回高炮营提干，先排长后指导员，我离开部队后就失去联系了。但跟他学的打背包“技术”令我终生受用，后来几十年不管是捆书捆材料还是捆货物，都是捆得又整齐又结实。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工兵营舟桥连，学了一个月火工、爆炸、地雷之类基础科目，连里让我当军械员兼文书，与卫生员住一个房子。卫生员叫董安泰，也是个庄浪兵，与我同岁，眼睛很大，皮肤很白，说话斯斯文文，说他来自农家我都不信。因为我之前自学中医，能背“十八反”，我俩很快混熟，有时为倒洗脚水猜拳定输赢。

卫生员比我早当一年兵，在卫训队学习过半年，天天背着个皮药箱，不是在训练场，就是往各班排跑，摸排有没有战友生病或受伤。偶尔遇到受伤的战士，包扎起来非常认真，哪怕是小拇指上蹭破一块皮。他的字也写得刚劲，时不时帮我誊写文书。有一天我因为睡熟忘了去轮岗，害得别人站了一夜。他一起床就找那个倒霉蛋“封口”，却因为值班排长不干，连长黑着脸要我在早饭前作检讨。我觉得挺丢人的，问他检讨要不要打草稿。他说形式重于内容，连长是要给各班排一个交待，又不是要整你。咱们连部这几个兵代表的连长的脸面，你就当指挥唱歌了。那时我每周都教战友们学一首歌，每顿饭前必起头唱歌，还在电影院与别的连队拉歌，脸皮已经比较厚了，经他这么一提点，倒是坦然了。做了一番检讨，还赢得了一片掌声，惹得连长都乐了，说话多，连他想讲的都讲了。

不久，连队开到焉耆的开都河边驻训。因为博斯腾湖周围水系发达，芦苇和草木茂盛，那一带蚊子和苍蝇出奇的多，上一趟茅房能拍两巴掌血。喷药、熏烟都无济于事。帐篷搭的伙房又缺乏必要的保洁条件，许多人染上肠胃病，吃黄连素、痢特灵之类的药都不顶事。驻地是个农场的连队，离团部的医院还有几十公里，医疗条件基本没有。为了止泻止疼，有人私下里吃子弹里边的发射药。这玩意儿倒是有效，可子弹头拔下来再装上去，总归是松的，迟早会暴露。他这个人责任心特别强，觉得止不住痢疾是他这个卫生员的责任，就背着我把我的子弹倒空几颗，将发射药悄悄发给需要的战友。为了大家不躺倒，正常参加训练，我也就装没看见。反正我管弹药，库房里有机动的，到年限的也能上交报废。几天后，这秘密被副连长发现了，也没明里批评，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呢”。注意啥？卫生员说就是不要把事情搞砸！他比我多一年军队的生活经验，我信他。

有一天我拉得人都散了架，吃发射药也不见效，他便领我到农场的晾晒场，“偷”了一个黑不溜秋的果子，倒出里头的籽儿，叫我嚼碎咽下，回头又用壳儿泡水喝。不多一会儿人便有了精神，肚子也不疼了。我已经意识到这东西叫罂粟，但没想到它长这模样（那个时期每个农场都指令性种一块，上交国家制药，现在不知道还种不种）。这种犯纪律的事我不知他干过几回，反正我被他带上了“道”，后来还带别的战友干过。纪律与道义，说到底要让位给生命。生命才是第一宝贵的。又不是在战场，不能动辄“邱少云”。

可惜董战友家里给定了亲，早早复员回去成家了。我后来在部队帮过不少人，遗憾没能帮上他任何忙。

我遇上的第三个甘肃人叫冯瑜，是临洮人，1949年跟着解放大军进疆的老革命。我到电影队当放映员的时候，他是文化科科长，我领导的领导。但他没有一点架子，时常跑到电影队指导我们干活，有时干脆自己上手。我那时要备战唯一一次准许军人参加的1978年全国高考，恨不得一天当十天过。好不容易找师首长家的孩子借了两本教材，晚上放完电影想躲到库房里看一阵，却被我的直接领导不允许。我躺床上打手电在被窝里看书，也会被他冷不丁提一个放映机或影片的参数问题。放电影就是个技术活儿，没有多少科技含量，这些小儿科的问题，当然难不住我。但我不喜欢这样被“禁锢”，于是壮着胆子去办公楼找冯科长。哪料冯科长直接劝我放弃高考，考上就意味着离开部队。放映员的工作多好，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他自己就是高小毕业从放映员做到科长。

我在冯科长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想调回舟桥连或者直接复员高考去。之前我读书时成绩一直不错，在部队的文化摸底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也因此被电影队前张队长看中。谁知他只带了我一个月就下团里锻炼去了。而在这时，我惹了一个可大可小的麻烦。师里的大首长庾政委发现我有一本《退伍证》，直接交给了军务科长。师首长来电影队稀松平常，我们见了也不紧张。但这次他选择几个放映员都在舞台上布置会场，房子没人的时候来还拉开了我的抽屉，确实未曾料到。

军务科王科长我也不生，是个陕西老乡。他每次放电影前都要来机房讲话，拿起麦克风总要对着吹几下，我们私下里都叫他“王噗噗”。他打电话叫我上他办公室，一见面就将那个红本本甩给我，然后一通“上纲上线”。我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想着自己犯了错，连累王科长挨了批评，有义务将他在大首长那里受的训斥连本带利接下来。当他吓唬我“如果想复员，他现在就可以办”时，我抬头深情地看了他一眼，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连说“愿意”。他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一下子愣住了，转而叫我坐下。问人家都怕复员，我为什么想复员。

我估计他的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也就不唱那些单纯为了保家卫国的高调。和平时期，年轻人当兵就是为了找出路。我当兵前没有恢复高考，出路就寄托给招工和当兵。春节后给老兵办理复员手续，看为了找出路来当兵的老战友，辛辛苦苦两三年又回农村原籍，什么也没改变。摘掉领章帽徽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垂头丧气，没有一点光荣的样子。部队再敲锣打鼓地欢送，简直就是往人伤口上撒盐。我的内心受到很大震动。刚好与一位指挥南疆石油会战的高官是近老乡，我便私下联系尽快去他那里，所以就悄悄给自己也办了一个红本本。这件事没来得及给连队领导汇报，就接到允许高考的指示，没几天又调到电影队了。王科长说我态度很好，但这么实在不行，有些事可以想不能说。我跟他说说也就算了，不要再和别人讲。战士能联系到工作是好事，机关可以协助办手续，但必须服役期满，也得光明正大，不能私下处理。正说着，冯科长推门而入。说他刚从庾政委办公室出来，《退伍证》的事情他知道了，小孩子家家，就是玩儿，做个纪念。该收回收回就是了，不要吓唬他的兵！

他这是护犊子吗？我突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弄得王科长一个劲儿朝冯科长分辨，说他也没怎么批评我。他俩同样都是副团职干部，但冯科长的资格与师长差不多，王科长在他面前就是新兵蛋子，自是要礼让几分。冯科长亲自将我带回电影队，路上跟我说，部队虽然是服从第一，但也不能耽误年轻人，你放心准备高考吧！他又当我面跟队长交待：离高考不到一个月了，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允许我复习功课，晚上熄灯后也可以到库房学习，只不要太晚！虽然冯科长的指示实际没落实多少，我也没有多少复习资料，但冯科长的包容、理解和关爱，让我对那个严肃紧张的军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冯科长后来转业定西文化局长，离休前还来西安见过一面。

塔克拉玛干南部的绿洲，灌溉农业很发达，瓜果很丰富，是个容易生活的地方。但那里的风沙特别大，每年都要刮上几场，有时刮得天昏地暗，人和人拉手对面看不见。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又爱又恨。

我遇到的第四个甘肃人叫魏汉璋，平凉的，时任宣传科长，堪称“伯乐”。他发现我多少有点文化，口才也还行，有心调我到他科里管文化教育。但他从来没有私下找我，后来也从未提及，不想有的人巴不得你一辈子感恩戴德，他通过冯科长让我当教员表面上是求帮忙，实际上为了让我在政治部全体干部面前亮相，请有关领导一起考核。我的第一课讲的有理数运算，虽然在“负负得正”的问题上，我只能讲是运算法则，回答不了为什么，领导们还是反映“小伙子不错”，就让我把新来的放映员好好带一带，尽快交接。

新队长是1971年的兵，比前任蔡队长资历还老，以前在团里当电影组长，没接触过座式放映机。这家伙人很懒，几乎每天都睡懒觉，让我们帮他带早饭。但人聪明，书画水平挺高，很快就教会了。可他探亲时违规带了手枪和子弹回去，还将皮箱遗落在火车上，结果被上海铁路公安追到部队，连累我也做了检讨，因为子弹是他从我床下的胶片盒里拿走的。还是魏科长帮他做工作，才减轻了处罚。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就是关系再好，都不要试图挑战规矩。

然而，那年的高考我获得驻地考区（三县）汉族理科第一，报的新疆大学数学系，却因为我不理解的理由没去成。闹了一段时间情绪，结果是又让我在文化教员的岗位上当了大半年战士，直到1979年11月我都做好复员离队的心理准备了，才下了提干命令。

后来其实不大在意提干这件事，至少没有很渴望。人坐到了办公楼，有专门的办公室，守着一个书籍丰富的资料室，还可以到驻地中学去听课，学习条件太好了。干的又是教学相长的事情，大半年时间我自觉知识丰富不少，考一个内地大学应该不困难。魏科长大约是发现了我的小心思，跟我谈过两次，还请我到他家吃饭。主要意思就是劝我不要老想着离开部队，之前干部科的同事也曾建议我同时参加军校招考，主要考初中文化知识，我没报，就是不安心部队工作，这不好。他还与我分析提干可以提前四年拿工资，这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挺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几乎每个月都布置我写材料，有意识培养我。我开始写得文词华丽，空话连篇，他又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还让我多看看科里几个笔杆子写的材料。我后来能独立撰写大型材料和首长讲话稿，可以说是魏科长手把手教出来的。一年多之后，他升任政治部副主任，还经常润色我起草的文件。

魏科长这个人为人谨慎，行事低调，善良和蔼，毫无私心。现在像他这样的干部，恐怕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他其实是有些背景的，但从来不在人面前高声说话，不与人争辩，就是别人说得不对，他也只是笑笑，表示他还没听说过。每周到机关的菜地劳动，就连我们这些做干事的都很不乐意，他却扛一把圆锹走在前面，从不找个借口躲避。他的一个亲侄子在汽车连当兵，只要他稍微关照一下，转个志愿兵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可他就是不用这个人情。有一次我去他家，看见他给老婆擦自行车。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被一个正团职军官擦得明光铮亮，每一条辐条都反射着阳光，摇一下脚蹬，发出“磳磳磳磳”的响声，就像手指在钢琴的键盘上游走，动听极了。

我转业之前，他调任克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又升武威军分区政委，就不大联系了。前几年他在咸阳居住，我和电影队的老队长张相鸿专门去看他，受到老首长热情接待。我们一起回忆当年的往事，感叹时光不再。而他的两个女儿都事业有成，令老首长十分欣慰。

1981年，国家首次发行国库券，是任务，分派下来的，每人10元，同时配以各种爱国宣传。但与工资一起领回来，人人脸上挂着不自在。不是大家不爱国，也不是对国家财政没有信心，而是每个人都拉家带口，工资都是计划着花的。少几块钱，就可能影响孩子的书包。那时的军队干部，23级起步，只比地方干部高一两级工资，有的家属还没有工作，不像现在一个排长就拿一个副省长的薪水。边疆的日用品又比口里贵，谁家厨房里也没有多少余粮。所以领导就盯上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试探着让我将大家的国库券收了。大多数人的情怀，在柴米油盐的鸡零狗碎面前，还是显得怯弱害羞。

收了是没有问题的。我替大家承担了风险，应该是义举。但一个个都是要脸的人，谁都叮嘱不要说出去，怕影响不好，所以这件事就低调得像做贼一样，年终总结都不敢提一笔。事后只有从团里调上来的王好元干事，认为与帮出差的同事领了工资送到家里都是“好人好事”相比，我当了一次“雷锋”。

雷锋不敢当。但他的认可，让我对他有了一份亲近。他也是我在部队相处的第五个甘肃人，1973年从新疆吉木萨尔入伍，实际上是甘肃泾川长大的。泾川位处泾河上游，与关中人同饮一条河水，这条河还与渭河在西安境内演绎了“泾渭分明”的盛状，然后才流入黄河。所以与陕北人相比，他更是我的近老乡。他专门负责新闻报道，每天不是去采访就是伏案疾书，往各种报刊发稿，特勤奋。因为当兵前在地方工作了几年，人老成，有基层社会经验，表面上憨憨厚厚，见谁都表现得很谦逊，似乎逆来顺受，什么都能忍，实际上他自有见地，大智若愚。他见我一直单身，还张罗给我介绍女朋友。

我在六师政治部当个小干事，与绝大多数同事处得不远不近。这是政治机关的氛围所致，也与我将业余时间大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有关。还因为我曾经和一个张姓同乡加战友关系过于密切，经常一起出动，动不动聊到半夜，被人笑称“胡萝卜——不零卖”，被他的科长严重警告，同时“抄送”给我的科长。所以我极少串门，只因为好元老兄的善良和诚实，我没事的时候就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我们俩的办公室斜对门。他总是很客气，想找点什么招待我，可办公室除了茶叶，也没有别的可以入口。而茶叶我也有，可能还是从一个商店买的。有一天我去《喀什日报》去找写诗的记者朋友，无意中看到好元兄的几篇稿件。负责新闻的编辑是个军嫂，跟我说；王好元是她接触的最勤快的通讯员，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稿件来。他这么不遗余力地宣传你们部队，是不是应该给予奖励！我说他太要强，压力大，总想做出优异的成绩来。奖励的事，你们最好通过组织跟师首长说，跟我说了和没说一样。

后来还真有个机会。那一年，科里有一个涨工资的名额。论军龄，老同志除了他还有一个搞摄影的，结果上面领导明示给搞摄影的，美其名曰：王干事有稿费收入。这个理由挺滑稽，似乎墨索里尼的逻辑。他认了，我却对这事很有看法，写了一篇书生气十足的小品文《如此平衡》，用笔名在报纸发表。结果人都知道是我写的，把那位得好处的同事得罪了。不多久，后勤一位与我交好的江苏籍战友上昆仑山执行任务时牺牲了，部里临时派我去叶城处理后事。我和死者女朋友的父亲陪着152医院两个女护士，一起为战友穿衣整容，到后勤分部申请木料，紧急打制棺材，然后移柩烈士陵园看着下葬。整个过程都拍有照片。回来后领导让他帮我冲一冲胶卷，第二天他说是胶片跑光了，什么影子都没有。害得我被领导骂“手臭”，没留下资料。我当时很纳闷：打当放映员就照相做幻灯片，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可见报复之心，人多有之，平常还是少栽刺比较好。

好元兄觉得我是为他抱不平受了委屈，专门请我到家喝酒。他的酒量其实也不咋样，没几杯舌头就大了。他妻子是个教师，待人友好热情。做了一桌子菜，可是我们并没吃多少。其实我也没把得罪谁当事儿。我虽然军龄短，但在机关是“老资格”，又不是靠关系上来的，谁也不怵。就是科长副科长，做了不合适的事情也敢呲两句。这是个毛病，后来我自己意识到了，就给嘴上立了个把门的。

好元兄后来辗转二十一集团军复又调回六师，再后来到喀什分区工作，多次去帕米尔高原采风，写了好多有分量的稿件，把中央那些大报大刊登了个遍。正团职转业到乌鲁木齐，在自治区供销社做机关党委书记多年。期间我们偶有联系，他电话里总是笑呵呵的，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不开心。2019年我跟一帮朋友自驾新疆故地重游，好元兄特意约了几个战友给我接风。他还续约了几个维吾尔族的战友，这些人都事业有成，有的还是军级。可惜我的行程紧张，也没能相见。

其实，还有一个人是不能忘却的，虽然我和他杰出时间很短。他叫文万绣，是我在部队遇见的第六个甘肃战友。

那一年，文从团政治处副主任调到师政治部当副主任，从正营到正团，越级提拔。我感到很震惊。而且他第一次参加会议，几乎一言未发，让人有些神秘感。但冯科长喊他“老文”，他反而不喊冯科长“老冯”，我才知二人是同期入伍的。

有一天，我因送一份文件，敲了他的门。里边嗯了一声。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拎着喷壶给窗台上的两盆花浇水。他没搬家，就在办公室支了一张床。但搬来两盆花，一盆玻璃翠，一盆小叶海棠，似乎已经进入修身养性的阶段了。见了我，放下喷壶，戴上老花镜打量，弄得我很不自在，以为自己脸上趴了苍蝇。老半天他才慢慢吞吞接了文件，坐到办公桌前，扶了扶眼镜的秀琅框子，边翻文件边问我：为什么不喊报告？我有点哭笑不得。自从离开连队，就没喊过报告了。我平时到办公室找首长都是敲门，从来没喊过报告。而且我感觉喊报告是军事干部的做派，政工干部就应该敲门。但面对一位长者和领导，我不能做任何辩解，傻笑着。他也不抬起头：去，给我打一壶水去！卫生间也就二三十米距离，我很快回来，见他在文件下面签名，字体潇洒，草而不狂，那一个“繍”写的是繁体，便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人崇洋媚外，不好好写汉字了，非要把已经简化得失去灵性的汉字再行简化，比如部队的“部”写成“卩”，年龄的“龄”改成“令”，就餐的“餐”字只保留左上角，治病的“病”去掉病框里头的“丙”，等等。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我敢断定：他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人。再看他的眼镜，他瘦削的身材，和举手投足间的书卷之气，十足一个电影里的教授模样。后经询问冯科长，得知他入伍前读过中师，是那一群人中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天之骄子。我的敬仰油然而生——我一直尊敬有本事有知识的人。

文主任开口就骂我一个小干事太骄傲，他都上任一个多星期了，我也不来“巴结”他，是不是秦人在甘肃人跟前有优越感？他这一骂，反而让我觉得不那么生分了，忙说你不分管我们，我吧儿吧儿地跑到你办公室，专门说几句奉承话，那不跟哈巴狗一样了吗？再说陕甘一家，都穷，实际上甘肃更有理由称秦。秦长城就是从你临洮老家那里的战国长城起头的。他没想到我还知道战国长城，话就多了。说他在团里就听说我一身书生气，而且有些清高。我说“清高”这帽子太大，不适合我。他就说不是职务高才能清高，清高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他有个电话，我就拿上文件走了。这次发现这老爷子是个循循善诱的老学究，我就很愿意接近他。

一天我和一位武威的小战友，在他管的库房里打了一条野狗，拿到营外一家小饭馆让人剥了炖了，饱餐一顿，存了一小部分在饭馆，约一半的肉顶了饭馆的工料费。谁知这件事被文副主任知道了，第二天在楼下拦住我，先是问我干什么坏事了。我说没有啊。他就说我没心没肺，吃狗肉也不想着首长。我说首长也喜欢吃狗肉啊！他反问我首长撒不撒尿？意思首长也是凡人。我赶紧骑自行车往小饭馆赶，谁知饭馆老板不讲信用，当天就把狗肉都卖了，我只好拿回一块酱牛肉。文副主任笑了，说牛肉他不吃，就要吃狗肉。接着就骂我笨得跟个葫芦一样，一看就不会巴结人。

文副主任没待多久就回家等待离休了。他走之前我刚好下团调研，顺便去看望他。他亲自给我沏茶、洗葡萄、削苹果。说他看见我就想起自己年轻气盛的样子。他也当过文化教员，从不巴结上级，不拍马溜须，光闷头做自己的事，也不大与别人来往，所以吃不开。你不跟人来往，别人就就认为你清高，看不起他，这是要命的。包括进门喊报告。你小子别不信，喊报告的人提得快，敲门的人提得慢。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都愿意戴高帽子，被崇拜，甚至被盲从。一个平庸的盲从者，总比一个有思想的下级，更得领导的信任。他是过来了才明白这些道理，明白得太晚了。希望我也适当调整调整，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呢！

这是文副主任老先生对我的最后教诲。但我其实辜负了他，没有学会那些吹吹拍拍的本事。因为一个人血液里那些宁折不弯是遗传，还真不是说点头哈腰就能点头哈腰的。不知被我尊为学究的文老先生如今是否还健在，他应该有九十多岁了……

当然，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可能铁板一块。我在办干部文化轮训队（学校）的时候，有个团的政治处给我推荐了一位教员，是甘肃人，当排长时间比较长了，迟迟没有合适的岗位，面临转业，而本人妻子在当地工作，又不愿意走。我考察后发现他爱读书，字也写得不错，就是普通话讲得不好，建议领导让他来当队长，管行政。领导研究后同意我的建议，但不能直接从排长提正连，就给下了一个副队长（副连职行队长职责）的命令。这个人从团里到了师里，非常高兴，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还请我去他家吃过饭。结果干了两年，不知从哪里听了什么人的话，说我故意打压着不让他当队长，私下里各种谩骂，弄得我啼笑皆非。

平心而论，我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只要有人求到门上，我是能帮就帮。就是能力够不着的，也转求别人尽量成人之美，哪里能坏别人的好事呢！再说我一个机关的小干事，职级只是个副连，跟他一样，根本就没有干部管理的资格。为了办学，领导临时赋予我一些人与物的建议权，过后就拉倒了。而且轮训队办起来之后管理归直属队（直工科）不归政治部，我只负责教学业务，哪里就轮到我对干部任用说三道四了！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饭后都陪李师长（后任海南省军区司令员）在营区散步。他是从南线作战部队调过来的，打过仗，立过功，人高马大，走路快，不喜欢和小个子一起走，正好我个子高步子大，能跟上他。他说你小子不光能写，文化队办得也不错，还是有一定组织能力的。我说，我只是搭台子，唱戏的是几位教员。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领导安排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干部来轮训队的指导员（高配副营职，实际是一把手），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他说你小子有意见，为什么不找干部部门提。我差一点说不提意见都有人说我打压，还敢给人找事。但我那时调大军区未果，已经决定申请转业了，懒得再扯这些，也不想影响别人的进步，就什么都没说。改说我转业的事，他开始坚决不同意，架不住我天天说，他就同意让我“滚”了。临走前想跟该同志见个面，结果人请假探亲了。也不知他最后打开心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