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十三我十八

拾级登山海关时，雨刚歇。石阶还浸着湿意，鞋底蹭过石面，凉得软绵，像摸过一块浸了水的旧布。抬头望天，清透得没有一丝云，蓝得像刚用井水洗过，连风都带着海的咸，漫过耳畔时软乎乎的，恍惚间像有孟姜女的低吟在风里藏着，忽远忽近，叫人心底漫上一点轻浅的怜悯。望向那似曾熟悉的炮台，锈迹斑斑的像极了远方铁轨上的旧痕—那些暗黑的印子，原是岁月刻下的音符，稍一碰触，往事就跟着颤了起来。

“父亲十三，我十八”，这话此刻落在风里，仍觉得有些荒唐，却偏偏道尽了我与他十八年的隔阂。父亲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我总记不清他的模样，只记得他从石家庄站下车回来时，裤脚沾着一路的尘埃，鞋帮磨得发亮，一百多里路，他走得额角全是汗。进门时，灯影里他慢慢凑过来，声音轻得像怕惊着什么：“叫爸爸。”我却只敢埋着头，手指绞着被角—那被角洗得发毛，软得像我心里的慌，实在不知道这个满身风尘的人，怎么就成了我的父亲。等他休完假走了，连梦里的影子都会慢慢淡去，像被风吹散的烟，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爸爸”这两个字，在嘴里含了好些年，舌尖碰着，总觉得生分，贴不紧心口。

直到父亲临退休那年，我刚好十八。日子慢慢过着，忽然就读懂了他—从前总觉得那眼里只有铁轨，只有远方的路，后来才懂，路的尽头，藏着他没说出口的父爱与艰辛。也是在那年，我终于用十八岁的肩膀，扛懂了父亲十三岁的难，“爸爸”这两个字，才轻轻从嘴里吐出来，舌尖都带着烫意，像一颗迟来的糖，甜里裹着涩。

命运像早埋了伏笔，那年我竟循着他的足迹，去铁路上做了工。出工前一夜，父亲坐在灯底下，翻他那个掉漆的旧木匣—里面装着他的老物件，还有我们兄弟几个的照片。他摸出一张叁市斤的全国粮票，手指在粮票边上反复蹭着：“出门在外，先吃饱饭，跟着师傅多学，别毛躁，受了委屈自己扛。”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做工的新鲜，没听进多少，只盼着天快亮，好去走他走过的铁轨，看他看过的风景。

带我的师傅姓贾，唐山人，总喊我“小任儿”，尾音拖得长长的，裹着浓浓的乡音，听着有些别扭，我也只能红着脸应。完工时已近中午，日头晒得人发懒，贾师傅说带我去附近的小餐馆“打牙祭”。他刚坐下要去方便，嘱咐我先点着餐。餐馆里飘着馒头的麦香，热乎气扑在脸上，我赶紧摸出父亲给的粮票，纸在手里攥着沁着汗。服务员过来笑问“要多少”，我盯着粮票上的“叁市斤”，脑子一片空白—打小没用过这东西，哪里知道这能换多少。脸一热，竟结巴起来：“要、要都要！”

贾师傅回来刚坐下，一屉白花花的馒头就端上来了，足有十多个，热气腾腾的，把桌子都罩得雾蒙蒙的。“你要的？这是打算扛回去当口粮？”贾师傅挑眉看我，眼里带着笑。我脸涨得通红，手指绞着衣角，话都说不囫囵。贾师傅没再多问，从口袋里摸出旱烟锅，撮了一撮烟丝，使劲压实，“哧啦”一声划亮火柴。一口浓烟缓缓吐出来，他望着那些冒气的馒头，声音裹着岁月的沙哑：“你爹我们十三岁那年，可比你难多了”

烟圈在空气里慢慢散，混着馒头的麦香，贾师傅的话顺着烟味飘过，把父亲十三岁的日子，一点点铺在我眼前。

那是1958年，村里修海河的牛车走了一百多里，后头总跟着个邋遢的孩子，赶都赶不走。那孩子光着上身，肋骨一根一根数得清，皮肤晒得黝黑，就穿条破裤头，窟窿露着肉，风一吹，像挂着两片破布。脑袋显得大，压在细胳膊细腿上，像棵没长稳的庄稼，一吹就倒。同村的大叔从牛车上探出头喊：“回去吧！修海河累，你小，干不了！”他也不说话，就嘿嘿笑，露出两排白牙，脚还跟着牛车走，一步一步，没穿过鞋的脚丫在地上蹭着，磨出了血也不停。

父亲三四岁就没了爹娘，跟着奶奶过了几年，奶奶也走了，就剩他一个人。那时候他天天饿得头晕，听人说修海河管饭，也没想累不累，只为那口饱饭，就偷偷跟着牛车走，走了整整一天。牛车上的大叔心软了，叹口气说：“让孩子上来吧，这么远，回去也找不着路了。”父亲抬脚往车上爬，血泡破了，红印子渗出来，他却没哼一声—那时候，他只想着，上车了，就能有饭吃，就能活着。

修海河住工棚，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晚上大人们累得哼唧声不断，不一会儿就呼噜震天。抬筐、装土，父亲那时候还没木杠高，第一天就被安排用铁锹装土，他望着东边的太阳慢慢挪，总觉得旗杆下的影子永远不动。没几日，父亲醒来，百十来号人的工棚里已没了几个人—太累了，有家的都偷偷跑回去了。也是那天，他结识了同龄的贾师傅，贾师傅也是没饭吃，自己跑到工地来的，两个半大小子聊得起劲，相同的苦日子，让他们的心一下子近了，约好不管去哪都在一起—他们都是没家的人。

就这么累着，工程完工时，慈善的工头见他们几个半大孩子能吃苦，没一句怨言，就把他们介绍到了驻扎在山海关的铁路清筛队。清筛队不比修海河轻松，要用铁镐一点点把石渣倒出来，过完筛清理干净再填回去，每天要完成两个枕木坑的任务。贾师傅说，那天他们几个忙完活，第一次有闲心登上山海关城楼，许是年纪小，几个半大小子竟在关楼上搂在一起哭了半天。咸咸的海风拂过脸颊，他们也说不清为啥哭，只知道从村里走出来闯天下，太不容易了，没有父母的呵护，连家乡的一声呼唤都成了奢侈的念想。或许是过早扛了成年人的苦，他们格外珍惜这份同病相怜的友谊，只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也没有闲钱。

“后来呢？”我忍不住追问。贾师傅轻轻撕下一节带杂纹的红卫生纸，擦了擦眼角，眼袋泛着红：“哎……后来，我们几个苦命的孩子从山海关出发，辗转了好多地方，换过枕木，修过铁路桥，到过城市，也睡过窝棚，风里来雨里去，好在有缘，几年都没离开铁路。慢慢地，我们都长成了十八岁的大小伙，就跟你现在一样，只是没你这么白嫩，那时候我们个个都黑湫湫的。”

说到兴头上，贾师傅撸起裤腿，褪下那双像船一样的大鞋—我早就纳闷，父亲和他个子不高，为啥总爱穿这么大的鞋。直到看见他的脚丫，心里猛地一颤：两个大脚趾内侧都鼓着硕大的硬茧，是常年扛木杠压出来的。他用手摸着硬茧，眼神飘向远方：“扛不动的时候就硬扛，慢慢就压出了大包，穿大鞋能松快些。”我又看向他的肩，他似是懂了我的目光，左手藏了藏，却又猛地撸下衣服—锁骨处深深凹进去一个槽，像骆驼压弯的驼峰。“对不起，贾师傅，碰你伤心处了。”见他埋头吸鼻子，我连忙道歉。“不说了，你知道你爹是苦出来的就行，先吃饭，咱说点高兴的事。”

我正愁这一屉馒头怎么处理，贾师傅拿起筷子，竖着扎进馒头，一串竟串了三四个：“当初要是能天天吃上白面馍馍，谁愿意背井离乡受这罪？以前活重，我一顿能吃七八个，用筷子扎着省时间，习惯了。”

我指尖碰了碰馒头，还带着热乎气，暖意顺着指尖沁入心底—像记忆里父亲抚摸我头的感觉。可就在来父亲单位做工那天，站台上他也这么摸我的头，我却抡着胳膊挡开，嘟囔着“干嘛呀”。父亲的手僵在半空，半晌，才讪讪地说：“大小子了，管不了了……”

不知道是亏欠还是心疼，暖意顺着喉咙漫过鼻尖，酸酸的。我强咽了口唾液，忽然似乎懂了：他们那一辈铁路人，爱从不是挂在嘴边的温语，是父亲十三岁光脚跟着牛车的倔强，是硬茧里裹着的岁月，是粮票上磨出的褶皱。那个邋里邋遢的少年，那个在工棚里啃窝窝头的父亲，当初是凭着怎样的勇气，一步步把苦日子踩成了路？我在心里轻轻喊了句：“爸，对不起。”

“有苦才有甜，年轻人要学着吃点苦。”贾师傅抹了抹嘴角，黄牙在烟雾里若隐若现，“傻小子，你不知道我们也有高兴得三天三夜睡不着的时候。”

那年我们也是十八岁，还在工地换枕木。那天的天特别蓝，万里无云，一只喜鹊在树上喳喳叫，赶都赶不走。歇晌时，你老爸歪在石渣堆上捅了捅我：“哎，贾哥，人都吃不饱，这喜鹊咋这么肥？”后来才知道，那喜鹊的叫声，真应了“喜鹊喳喳叫，贵客要来到”的老话—几个穿中山装、铁路路服的人来了，还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脖子上挎着一台照相机。

“排队点名照相！”领导喊着，我们心里都犯嘀咕，却没人敢问。等照完相，领导在枕木上踱了一圈，展开手里攥得紧紧的纸，声音洪亮：“吃苦耐劳的兄弟们！根据铁路需要，北京铁路局要在丰台成立北京线路大修队，以后你们都是吃商品粮的正式职工，不用再打游击杠活了！放假三天，好好打扮一下，三天后回村办手续带介绍信去丰台报道！”

贾师傅望着窗外愣神，嘴角还沾着笑：“那三天，我们愣是没合眼，高兴得睡不着。”我没敢打扰这份沉浸，只从他浑浊的眼底，偷偷揣磨当年的欢喜—许是围着煤油灯数刚发的粮票，指尖反复蹭过“全国通用”的字样，许是对着新领的路服反复摩挲，袖口的铜色扣子是铁路人的记号，他当时还对着镜子转了两圈，扯着衣角跟父亲说“以后咱也是吃商品粮的正式工了”，声音里的颤音藏都藏不住。就像此刻站在山海关城楼上，我仿佛能看见他们当年趴在城砖上歇脚的模样：汗珠子滴在砖缝里，晕开一小片咸痕。

“后来那山海关的照片，是哪一年拍的？”等贾师傅缓过神，我又问。“吃上商品粮后总凑不齐人，约莫二十几年后吧—就是你出生那年，你爹天天念叨‘老三要生了’，刚好单位驻在山海关，我们才终于又一起登了城楼。”那张照片我记的：父亲站在中间，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膝盖上有两个长方形的大补丁，袖口卷到小臂，手搭在贾师傅肩上，笑得露出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和城砖上的纹路竟有几分像，连阳光落在脸上的角度，都透着股踏实劲儿。可惜那张照片找不见了，只能在记忆里一遍遍复刻。

其实不止父亲难，那一带的铁路人都难。贾师傅那天拍着我肩膀说：“等我们老了，别忘了替我们再看一眼山海关。”我又望他那手：骨节粗大，黑红得如同他脸上爬满的树皮般褶痕，中指短出一截似大拇指。没敢问缘由，知道定是被砸断的—或许是枕木，也或许是铁轨。攥起手时只有这根指头不肯弯曲，就像他们那代人，腰身被苦日子压得佝偻，脊梁却永远挺得笔直。那时候我只含糊应了声“嗯”，没懂这声托付里藏着半生的重量。

直到父亲走后，我蹲在地上翻他的旧木匣，手指先摸到照片的硬壳残片，再往下探，才触到压在底层的铁路路徽—是他刚转正时发的，边缘磨得圆钝，上面还刻着小小的“1963”，那是他真正成为铁路人的年份。我把路徽贴在掌心，凉丝丝的金属慢慢被体温焐热，忽然想起父亲当年将它别在路服上的模样：他对着镜子反复调整位置，指尖捏着徽章边角，轻声说“得戴正了，这是铁路人的脸面”。如今我才懂，那“脸面”里藏的，是那代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

正想着，远处传来一声汽笛，慢悠悠的，像当年那群十三四岁的孩子收工后嬉闹着哼出的不成调曲子。一列绿皮火车顺着铁轨开来，车身的绿有些褪色，却仍带着熟悉的“哐当哐当”声，和父亲当年走在枕木上的有力节奏慢慢叠在一起。望着火车在铁轨上稳稳前行，恍惚间竟觉得这节奏里藏着父亲的影子—我不知该如何敬畏你们那代铁路人，虽没读过多少书，却是我至亲至爱的朋友，也是谆谆教诲我的导师。从他们的一生里，我看见男人顶天立地的誓言与行动，看见他们期盼后辈知难而进的目光。于是又读懂了些他们常说的“天塌下来，得用肩扛”。

海风再吹过来时，卷着海的咸，也裹着岁月的暖。石阶上的湿意早已干透，鞋底蹭过石面的触感却流进掌心—像摸过路徽的凉，碰过粮票的软。“父亲十三，我十八”，这几个字现在想起来，早没了当年的荒唐，只剩满心的力量。望着远方延伸的铁轨，忽然觉得他们从没离开过：他们裹在这风里，浸在铁轨的震颤声里，落在孩子摸焊痕时的笑声里，也融在我捻粮票时指尖触到的那层毛边里。

这样就够了。有些念想不用喊出来，就像这山海关的石阶，长城老龙头的起点，经风雨打磨，依旧巍峨。就像他们那代铁路人走过的路，时光悄悄藏着，传承却从未断过。

风再扬时，我仿佛听见父亲的声音，轻得像当年灯影里那句“叫爸爸”。这一次，我在心里稳稳应了声：“爸，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