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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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宴会上的碎片
名片碎片在空中短暂停留，随即被酒店大堂中央空调的气流托起，旋转着，如同冬日里不合时宜的雪片，缓慢降落在锃亮的大理石地面上。我站在原地，指尖残留着撕扯硬质纸张的刺痛，那感觉和多年前饥荒岁月里剥树皮时留在掌心的粗粝感竟然惊人相似。名片碎片在空中短暂停留，随即被酒店大堂中央空调的气流托起，旋转着，如同冬日里不合时宜的雪片，缓慢降落在锃亮的大理石地面上。我站在原地，指尖残留着撕扯硬质纸张的刺痛，那感觉和多年前饥荒岁月里剥树皮时留在掌心的粗粝感竟然惊人相似。
“李建华！你干什么！”陈保国从主桌站起来，脸上的横肉在精心布置的宴会灯光下微微颤动。他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价格不菲，但穿在他身上却像借来的一样不合身，袖口太长，肩线垮塌。
我低头看着那些碎片，上面还能辨认出“董事”、“经理”等字样，这些词语在碎片中显得荒诞可笑。同桌的其他几位战友神色各异，有的低头喝茶，有的望向别处，只有老张，那个曾在我们大院住了三十年的老兵，正用一种近乎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没什么，陈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刚刚做出这么戏剧化举动的人，“清理一下过期物品。”
空气凝滞了几秒，然后陈保国大笑起来，那种爽朗的、经过多年训练的笑声，恰如其分地打破了尴尬：“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名片肯定是旧版的！明天就给你送新版来，带二维码的那种！”
他的反应之快，化解尴尬的能力之强，让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早已不是我记忆中那个饿得眼睛发亮的少年。他学会了在这个世界里游刃有余地穿行，学会了用笑声掩盖意图，用承诺替代行动。
服务生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蹲下身开始捡拾碎片。我看着那些年轻的手将纸片一片片捡起，像是收集某种易逝的证据。
“不用捡了，”我说，“让它们去吧。”
2. 记忆
我认识陈保国是在1960年的冬天，我八岁，他十岁。那年的冷是沁入骨髓的，饥饿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掐住每个人的喉咙。
“建华，过来。”母亲那天下午罕见地叫我全名。我走进厨房，看见一个陌生男孩坐在我家那张掉了漆的木凳上，手里捧着半个窝窝头，吃得小心翼翼，每一口都要咀嚼很久，仿佛要将每一粒玉米面的味道都榨取干净。
“这是陈保国，他爸在钢厂上班，最近病了。”母亲简单介绍，又转向男孩，“保国，慢点吃，别噎着。”
男孩抬起头，那是一张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显得过大的脸，眼睛尤其大，在瘦削的脸颊上显得突兀。他看向我，眼神里有警惕，有感激，还有些我说不清的东西。
“谢...谢谢。”他的声音微弱，像是怕惊扰了这顿来之不易的饭食。
我那时不懂饥荒的真正含义，只知道家里粮食紧张，母亲把本就不多的口粮分给了这个陌生人。晚饭时，母亲把自己的粥分了一半给陈保国，我看见了，但什么也没说。父亲下班回来，看到餐桌旁多了一个人，只是点点头，从自己的碗里拨出一些菜汤。
“多吃点，长身体。”父亲说，声音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疲惫。
陈保国在我家吃了三天饭。每天放学，我都能看到他安静地坐在我家门槛上等我，手里有时拿着一小捆捡来的柴火，有时是几颗野枣。他从不空手而来，即便那些东西微不足道。
第三天傍晚，他吃完饭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站在我家门口，深深鞠了一躬：“叔叔阿姨，我会记住这顿饭的。”
母亲扶起他：“孩子，别说这话，谁还没个难处。”
父亲拍拍他的肩：“你爸病好些了就来接你。”
陈保国咬着嘴唇，重重地点头。月光下，我看见他眼角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但很快被他用袖子擦去了。
3. 各自成长
饥荒过后，陈保国没有成为我家的常客。他父亲病愈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在同一所小学，他在三年级，我在一年级，偶尔在校园里碰见，也只是点头之交。
小学毕业那年，陈保国全家搬到了城东，我们失去了联系。童年时期的交集像湖面上偶然交汇的两圈涟漪，扩散后便各自消失，不留痕迹。
我按部就班地读完中学，进了工厂，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平淡而稳定的生活。偶尔，母亲会在饭桌上提起：“还记得那个陈保国吗？听说去当兵了。”
“是吗？”我会应一声，然后话题就转向别处。
有时候，人性中的善意是出于本能，而非深思熟虑。我当年对陈保国的接纳，更多是源于父母榜样的影响和童稚的天真，而非对他个人有什么特殊情感。饥饿的孩子需要食物，我家里有食物，仅此而已。这种简单逻辑，在后来的岁月里被陈保国不断复杂化、神圣化，反倒让我不安。
当兵第三年，我收到过陈保国一封信。信纸是部队专用的那种黄色信笺，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
“建华兄：多年未见，不知是否还记得我。我现在在云南边防服役，一切都好。时常想起小时候在你家吃饭的日子，那些窝窝头是我吃过最香的食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情谊我陈保国永生不忘。随信附上地址，盼回信。战友：陈保国”
我回了信，简单问候，祝福平安。此后我们通过几封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寒暄。复员后，他分配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机械厂，而我继续在纺织厂上班，两人生活轨迹再次平行，没有交集。
4. 重逢与名片
时间跳转到199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也吹动了我们这座北方小城。国有企业开始改革，铁饭碗出现了裂痕。
一个秋日的下午，我在百货大楼给女儿买书包时，碰见了陈保国。如果不是他主动叫我，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他发福了许多，穿着一件不合时节的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
“李建华！真是你啊！”他热情地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让我有些不自在。
“陈保国？”我试探着问。
“对对对！老同学！”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多少年没见了！得有二十年了吧！”
我们站在百货大楼门口聊了会儿。他告诉我，他从机械厂出来了，现在在一家公司做销售，“混口饭吃”。我则说自己还在纺织厂，但效益不如从前了。
“哎呀，现在都市场经济了，得跟上时代！”陈保国拍拍我的肩，从内兜掏出一个精致的名片夹，抽出一张递给我，“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尽管找我！”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北方实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陈保国”，还有电话号码和BP机号。那时的名片还不普及，拿着这张硬挺的纸片，我感到些许新奇。
“行，有事联系。”我把名片收进口袋。
“一定啊！你可是我的恩人！”陈保国又提起了那几顿饭，“没有你家那几顿饭，我可能都熬不过那个冬天。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呢！”
我有些尴尬，不知如何回应。那不过是一个家庭在那个特殊时期做出的本能选择，却被他反复提及，赋予了一种沉重的象征意义。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
“过去的事才珍贵！”陈保国坚持道，“这样，下周我请你吃饭，咱们好好叙叙旧！”
我找了个借口推脱，但他坚持要了我的联系方式，说一定会安排。
那张名片在我钱包里躺了几个月，我从未打过上面的电话。我不是个善于攀附关系的人，总觉得求人办事低人一等。况且，我们之间那点微薄的童年交集，真的值得被如此珍视和放大吗？
5. 父亲帮忙
半年后的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你和陈保国还有联系吗？”
我愣了一下：“没有，怎么了？”
“他找到我，说想换个工作，听说咱们酒店在招后勤主管。”父亲当时已从厂里退休，托关系在一家新开的大型酒店做行政顾问，有点小权力。
我有些意外：“他怎么会找到您？”
“他说是你小时候的朋友，还提起了那几年在我家吃饭的事。”父亲点了一支烟，“这孩子，记性倒是好。”
“那您...?”
“我看了看他的简历，当过兵，在机械厂干过，人应该踏实。酒店正好缺个管后勤的，就推荐了。”父亲吐出一口烟雾，“他说要好好谢谢你，我说不用，好好干就行。”
我心里有些复杂。陈保国绕开我直接找我父亲，这种做法让我不太舒服，但转念一想，也许他只是觉得父亲更能帮上忙。
一周后，陈保国提着两瓶酒和一盒点心登门拜访。他穿着崭新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比上次见面时更加精神。
“叔叔，阿姨，我来看您们了！”他一进门就热情洋溢，“这么多年，一直想着二老的恩情！”
母亲有些局促地接过礼物：“来就来，带什么东西...”
“应该的！应该的！”陈保国在沙发上坐下，腰板挺得笔直，“没有您们当年那几顿饭，哪有我的今天！”
话题自然转到了新工作上。陈保国信心满满：“叔叔您放心，我一定把后勤工作搞好！不辜负您的推荐！”
父亲点点头：“好好干，酒店刚开业，机会多。”
陈保国转向我：“建华，你可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等我站稳脚跟，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摆摆手：“不用这么说，是你自己有能力。”
“能力是一方面，机会是另一方面！”陈保国声音洪亮，“没有你们家，我连机会都没有！”
那天他离开后，母亲看着桌上的礼物，轻轻叹了口气：“这孩子，太客气了。”
父亲磕了磕烟灰：“知恩图报是好事，就怕...”
“怕什么？”我问。
“没什么。”父亲摇摇头，“希望他能踏实工作吧。”
6. 战友聚会
陈保国在酒店干得不错，至少表面如此。他偶尔会打电话问候我父母，逢年过节送点小礼物，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联系。我从父亲那里听说，他工作卖力，很快就熟悉了后勤管理，还提了些改进建议，得到了领导赏识。
1998年春天，纺织厂终于撑不住了，第一批下岗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四十二岁，我突然失去了工作，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妻子安慰我：“慢慢找，总能找到事做。”但我知道，在这个年龄，再就业并不容易。
就在我四处投简历却石沉大海时，老张找上了门。老张是我们大院的邻居，也是陈保国的战友，两人一起在云南当过兵。
“建华，保国想请几个战友聚聚，特意让我来叫你。”老张坐在我家简陋的客厅里，手里捧着我妻子倒的茶。
我有些意外：“战友聚会，我去不合适吧？”
“保国坚持要请你，说你是他最重要的朋友。”老张笑了笑，“他现在混得不错，在酒店当上部门经理了，听说还有望再升。”
我想了想，失业在家也无聊，就答应了。
聚会安排在城里新开的一家酒楼包间。我到的时候，已经坐了五六个人，都是四五十岁的汉子，穿着朴素，一看就是普通工人。陈保国坐在主位，穿着名牌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表，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建华！快坐快坐！”陈保国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旁边，“各位，这就是我常说的李建华，我生命中的恩人！没有他家，我可能早就饿死了！”
其他人纷纷投来目光，有好奇，有探究。我尴尬地点头致意，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下。
酒过三巡，气氛热闹起来。陈保国讲着酒店里的趣事，吹嘘着自己如何解决难题，如何得到领导赏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手势越来越夸张。
“保国现在可是咱们中的这个！”一个脸颊通红的老兵竖起大拇指。
“哪里哪里，都是运气好！”陈保国嘴上谦虚，脸上却满是得意，“也是遇到了贵人，像建华他们一家，还有酒店的领导...”
趁陈保国去洗手间的空当，老张挪到我旁边，压低声音：“建华，保国有点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老张犹豫了一下：“他最近遇到点麻烦...酒店审计查账，发现后勤采购有些问题...”
我心头一紧：“什么问题？”
“具体不清楚，但他很着急。”老张声音更低了，“他想请你帮忙，用你的名义注册一个小经销部，转移一些...东西。”
我愣住了，随即明白了“东西”的含义：“这不行，违法的事我不能做。”
“他说只是暂时过渡一下，等风头过了就转回来。”老张避开我的眼睛，“他还说，当年你家对他有恩，现在他需要帮助，你一定会...”
“老张，”我打断他，“这不是帮不帮忙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
老张叹了口气：“我也觉得不妥，但他坚持让我跟你说。他现在压力很大，酒店那边可能要追究责任...”
正说着，陈保国回来了，脸上挂着笑容，但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他重新坐下，举起酒杯：“来，再敬各位战友一杯！特别是建华，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
我端起酒杯，却没有喝。酒液在杯中晃动，映出包厢里炫目的灯光，也映出陈保国那张笑容过于灿烂的脸。
7. 拒绝
聚会结束后，陈保国坚持要开车送我。那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在当时还算稀罕物。车内弥漫着新车特有的气味和淡淡的烟味。
“建华，老张跟你说了吧？”车子启动后，陈保国直接切入主题。
“说了。”
“你怎么想？”他目视前方，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
“保国，这事我不能做。”我尽量让语气平和但坚定。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我知道这要求有点过分，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酒店那边查得紧，如果这些账目问题被坐实，我不仅工作保不住，可能还要...”
“那就坦然面对。”我说，“该承担的责任就得承担。”
陈保国猛地踩下刹车，车子在路边停下。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坦然面对？建华，你知道我这几年多不容易吗？从一个小工人爬到今天的位置，我付出了多少？现在说没就没了？”
“但违法的事...”
“没那么严重！”他打断我，“就是一些账目处理不当，很多单位都这样操作！只要给我点时间周转一下，就能摆平！”
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突然觉得陌生。这不再是那个小心翼翼吃窝窝头的男孩，也不是那个说要报恩的复员军人，而是一个被逼到角落、试图抓住任何救命稻草的赌徒。
“保国，当年我家帮你，是因为你确实需要帮助。”我缓缓说，“但现在的忙，我不能帮。这不是帮你，是害你。”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突然笑了，那笑声干涩而疲惫：“是啊，你们家永远站在道德高地上。施舍几顿饭，就能记一辈子恩情；但真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却又讲起了原则。”
这话刺痛了我：“保国，你这话不公平。”
“公平？”他重新启动车子，“这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当年我饿得眼睛发绿的时候，公平在哪里？现在我好不容易混出点样子，他们又要整我，公平又在哪里？”
余下的路程，我们都没再说话。车子停在我家楼下时，陈保国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点钱，算是我对你家当年恩情的一点回报。”
我没有接：“保国，那几顿饭不需要回报。”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收回：“李建华，你永远这么清高。”
我下车，看着他的车消失在夜色中。信封被他从车窗扔了出来，落在路边的尘土里。我没有捡，转身上了楼。
8. 沉寂与变故
那次不欢而散后，我和陈保国再没联系。从老张那里听说，酒店审计最后给了陈保国一个处分，降职调岗，但没有开除。他保住了工作，但失去了晋升机会。
老张说：“保国现在逢人就说你们家的事，说当年如何帮他，现在又如何不肯帮他，搞得好像你们欠他似的。”
我苦笑：“随他去吧。”
时间是最好的稀释剂，再浓烈的情绪也会在它的冲刷下变淡。我最终在一家小超市找到了工作，做仓库管理员，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但至少能维持生活。女儿上了中学，开支越来越大，我和妻子常常为钱发愁。
偶尔，我会想起陈保国和他那张名片。它一直在我钱包里，已经有些磨损，但我从没想过联系他。直到2002年春天，超市因经营不善倒闭，我再次失业。
这次找工作比上次更难。四十六岁，只有工厂和仓库管理的经验，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显得格格不入。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有面试，也总在年龄这一关被卡住。
“要不，你找找陈保国？”妻子小心翼翼地问，“他之前不是说可以帮忙吗？”
我摇头：“上次的事之后，我怎么好意思找他。”
“但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帮助。”妻子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焦虑，“女儿的学费、家里的开销...我的工资根本不够。”
我看着妻子过早斑白的头发，心里一阵刺痛。这些年，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却从无怨言。
“我考虑考虑。”我说。
9. 第二次请托
机会比预期来得快。一个月后，我在一个行业交流会上意外碰见了陈保国。那是一个酒店业的小型聚会，我跟着以前纺织厂的一个同事去的，他想转型做酒店布草供应，拉我壮胆。
陈保国是作为酒店代表参加的。他看起来变化不大，只是鬓角多了些白发，笑容里的圆滑更加熟练。看到我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恢复常态。
“建华！好久不见！”他主动走过来握手，力度适中，时间恰好，完全是商务人士的标准动作。
“保国，好久不见。”我回应。
寒暄几句后，我犹豫着开口：“保国，有件事想麻烦你。我去年下岗了，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听说你们酒店最近在招人...”
陈保国脸上笑容不变：“哎呀，真是不巧，招聘刚结束。不过你放心，有合适机会我一定想着你！”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却又空洞无物。我想起一年前他托老张找我帮忙时的急切，与此刻的疏离形成鲜明对比。
“保国，我知道上次的事...”我试图解释。
他摆摆手：“过去的事不提了。你现在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话题被轻巧地转移了。我们又聊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然后他借口要见客户离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10. 第三次交锋
又过了半年，我仍在失业中挣扎。做临时工、打零工，什么活都接，但收入极不稳定。妻子偷偷去做了钟点工，每天工作十小时，只为多挣点钱。
一个傍晚，老张来我家，说陈保国又组织战友聚会，特意让他来请我。
“我不去了。”我直接拒绝。
“建华，去吧。”老张劝道，“保国说他现在情况好了，调到集团总部了，可能想通了，想跟你缓和关系。”
我犹豫了。现实的压力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与陈保国的关系。如果他真的愿意帮忙，也许是我摆脱困境的一个机会。
最终，我答应了。
这次聚会在一家更高档的酒店，包间装修奢华，大圆桌能坐二十人。陈保国坐在主位，身边围着几个看起来像是生意伙伴的人，而我们这些老兵则坐在靠门的位置。
陈保国看到了我，点头示意，但没有特别招呼。整个晚上，他忙着应酬那些“重要人物”，对我们这些老战友只是偶尔举杯致意。
酒过三巡，陈保国端着酒杯走到我们这边：“各位老战友，感谢大家赏光！特别是建华，能来真是给我面子！”
其他人起哄，说我们俩应该单独喝一杯。陈保国笑着倒满两杯酒，递给我一杯：“建华，咱俩喝一个！”
我接过酒杯，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保国，上次说的工作的事...”
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恢复正常：“哎呀，你看我，忙忘了！这事怪我！”
“那现在有没有机会？什么岗位都行，我能吃苦。”我放低了姿态。
陈保国放下酒杯，叹了口气：“建华，不是我不帮你。但你也知道，现在企业用人很规范，都要走流程。你年龄摆在这儿，又没有相关经验...”
“后勤、仓库管理这些我都做过。”我急切地说。
“我们酒店现在要求高了，都要大专以上学历。”陈保国摇摇头，“这样，我帮你留意着，有合适的一定告诉你。”
这话和上次如出一辙。我感到一阵失望，但仍不甘心：“保国，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女儿要上大学，家里...”
“兄弟！”陈保国突然提高音量，拍了拍我的肩，“那年我让你当经理，你不敢，现在，你说我怎么办？”
包间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
“经理？”我愣住了，“什么经理？”
“就是让你注册公司那事啊！”陈保国说得很大声，仿佛在宣布什么，“我本来想拉你一把，让你当经理，你自己不愿意！现在反过来求我找工作，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我感到血往头上涌：“那是什么经理？那是帮你转移...”
“转移什么？”陈保国打断我，眼神锐利，“建华，有些话可不能乱说。我是真心想帮你，是你自己不要机会。”
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他是在众人面前塑造自己的形象——一个知恩图报却被辜负的好人。而我，成了那个不识抬举、现在又反过来求他的小人。
周围的战友们窃窃私语，眼神复杂。老张想说什么，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陈保国继续说着，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遗憾：“兄弟，不是我不讲情面，是你自己把路走窄了。我陈保国从来不忘恩，但你点也不讲面子，整的我好尴尬。这些年我逢人就说你们家对我的恩情，可你呢？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哪里？”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进我心里。我看着他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看着桌上精致的菜肴和名贵的酒水，看着这个装修奢华的包间，突然感到一阵窒息。
我的手伸进内兜，摸到了那个旧钱包。打开，抽出那张已经泛黄、边角磨损的名片。它在我钱包里躺了七年，像一种莫名的坚守，坚守着某种早已不存在的情谊。
“陈保国，”我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这张名片，你七年前给我的。”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手里的名片。
“你说有事找你，你会帮忙。”我继续说，“但后来我发现，有些忙你让我帮，是违法的；而我需要帮助时，你却总有理由。”
“建华，你这话...”
我没有让他说完。双手捏住名片两端，慢慢用力。硬质纸张发出轻微的撕裂声，在安静的包间里格外清晰。
然后我举起手，将撕成两半的名片再次对折，撕开。一次又一次，直到它变成一堆碎片。
我松开手，碎片在空中散开，缓缓飘落。
“我们的情谊，就像这张名片。”我说，“早就该清理了。”
11. 碎片之后
我离开包间时，身后一片寂静。老张追了出来，在酒店大堂拉住我。
“建华，保国他...”
“老张，不用说了。”我打断他，“我都明白。”
“他那个人，就是这样。”老张叹了口气，“总想占道德高地，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知恩图报的好人。实际上...”
“实际上，他早就变了。”我接道，“或者说，我们从来就不真正了解对方。”
老张点点头：“你接下来怎么办？工作的事...”
“再想办法吧。”我说，“天无绝人之路。”
走出酒店，夜风很凉。我回头看了一眼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它像一个巨大的堡垒，里面的人们各自戴着面具，演着不同的戏码。
我想起1960年的那个冬天，想起那个坐在我家门槛上等饭吃的瘦弱男孩。那时的陈保国眼里有真诚的感激，那时的我家给予帮助时也不求回报。
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是时间？是欲望？还是这个越来越复杂的时代？
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有些情谊就像那张名片，看起来坚硬，实则脆弱；保存再久，也终有过期的一天。
12. 新开始
撕碎名片的事很快在我们的小圈子里传开了。有人觉得我太过冲动，有人理解我的选择，更多的人只是把这件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陈保国没有联系我，我也没有联系他。我们像两条曾经短暂交汇的河流，最终还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流去。
三个月后，我在社区帮助下开了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店面不大，但位置不错，靠近一所小学。启动资金是亲戚凑的，妻子也辞了钟点工来帮忙。
开业那天，老张带着几个战友来捧场，还送了一个招财猫。
“保国知道吗？”我一边整理货架一边问。
老张点点头：“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就点了点头。”
“他怎么样？”
“调去集团一个闲职了，没什么实权，但待遇不错。”老张顿了顿，“他最近常提起小时候的事，说那几顿饭救了他的命。有时候我觉得，他是真的记得那份恩情，只是后来...”
“只是后来他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报恩。”我说。
“也许吧。”老张叹了口气，“人都会变。”
是的，人都会变。那个饥饿的男孩变成了精明的商人，那个单纯给予帮助的家庭也不再能轻易相信他人。时代在变，人心也在变。
但我仍愿意相信，有些东西不会变。比如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本能，比如对善意的珍视，比如在诱惑面前坚守的底线。
我的文具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虽然赚不了大钱，但足以维持生活。每天看着孩子们来买铅笔、橡皮、作业本，看着他们纯真的笑脸，我感到一种朴实的满足。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整理新到的笔记本，门铃响了。
“欢迎光临。”我没有抬头。
“老板，有信纸吗？”一个熟悉的声音问。
我抬起头，愣住了。陈保国站在门口，穿着普通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保国？”
他走进来，环顾小小的店面：“生意不错啊。”
“还行，你怎么...”
“路过，来看看。”他把塑料袋放在柜台上，“给孩子的，一点心意。”
我打开袋子，里面是几本精装书和一些学习用品。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说。
“收下吧。”陈保国看着我，“建华，那年的事...对不起。”
我没想到他会道歉，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我后来想了很多。”他继续说，“你说得对，我让你帮的忙，确实不应该。而我答应你的事，也没有做到。”
“都过去了。”我说。
“没有过去。”他摇头，“有些事过不去。这些年，我到处说你们家对我的恩情，好像在给自己贴金，证明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但实际上，我连最简单的回报都没做到。”
我给他倒了杯水：“保国，当年帮你，我们家没想过回报。”
“我知道。”他接过水杯，“正因如此，我才更惭愧。”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店里只有时钟的滴答声。
“我现在在集团做培训工作，给新员工讲职业道德。”陈保国突然说，“每次讲课，我都会讲一个故事：一个饥饿的男孩，在一户普通人家吃了几顿饭，那家人不求回报，只是出于善良的本能。”
我看着他，等待下文。
“我告诉那些年轻人，真正的善良是不求回报的，而真正的感恩，不是挂在嘴边，而是记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他顿了顿，“但我自己，却花了这么多年才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明白也不晚。”我说。
陈保国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又放了回去：“算了，不留这个了。我的电话你如果有需要，可以问老张。”
他站起身：“我该走了。建华，好好干，你这店不错。”
我送他到门口。夕阳西下，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保国，”我叫住他，“那些年你常说的恩情，其实不必一直记着。有时候，放下比记得更需要勇气。”
他转过身，脸上有一种释然的表情：“你说得对。那我们...算是和解了？”
“我们从来不是敌人。”我说。
他笑了，这次的笑真诚了许多：“再见，建华。”
“再见。”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想起那些飘散的名片碎片。它们最终会去哪里？被清扫，被掩埋，或是被风吹到某个角落，慢慢分解，回归尘土。
但有些东西，不会随风飘散。比如那个冬天的温暖，比如困境中伸出的手，比如历经岁月冲刷后依然保留的那点善意。
我回到店里，继续整理货架。窗外，孩子们放学了，笑声洒满街道。
生活还在继续，带着它所有的复杂与简单，遗憾与希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尽量保持内心的清澈，尽量做出对得起良知的选择。
哪怕只是一家小小文具店的老板，也能在自己的方圆之内，活出一份尊严和踏实。这或许就是对那个饥饿冬天最好的回应，对那份朴素善意最真诚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