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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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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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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喇叭 白喇叭

文/李百合

       红喇叭,院墙挂,

“嘀嘀嗒”,闹喳喳,

新人轿到笑哈哈!

白喇叭,檐下搭,

“呜呜咽”,声儿哑,

送别亲人泪花花,

轻些走呀慢些踏……

童谣的尾音缠在碱沟人家的土墙上,被风一吹,飘到了村头大榆树上的枝桠间。树下的小方凳上蹲坐着老九头。九十多岁的老人,背驼得像张弓,“嗞嗞”地吸着手里的旱烟袋锅子,烟灰无声地飘落在黑白相间的碱土地上。

浑浊的目光向着腰街老王家的院子望去,黄土泥抹就的院墙上,钉着一支木棍,上挂着一管红色的喇叭。红漆密密麻麻地布着细小的裂纹,喇叭口的红绸边被摸索得脏兮发暗。风扫过喇叭上的红布条和喜棚上的彩绳,弥漫在满院子的喜庆里。再往西看,西头刚出过殡人家的屋檐下,长凳上搁着一管白喇叭显得古朴而破旧。白漆褪成发了黄的奶色,喇叭杆上拴系的白布条磨得起了球,“呜呜咽”的调子仿佛还沉在昨天的氤氲里,没被送葬的队伍带远。喜事丧事在同一天操办,这在村子的历史上很少见。

“九爷爷,再讲一遍嘛。”一群半大孩子围上来,伸手去扯他的衣角肯求着。老九头的手指糙得能刮下树皮,拍开孩子的手,烟袋锅子在布鞋底上磕了磕,火星溅到孩子鞋尖:“讲啥?讲完你就懂了?这红白喇叭里的规矩,比碱土砬子里的火碱层还厚。”

他的声音哑得像被喇叭哨片磨过,左手缺了半截的小指无意识地蜷了蜷——那是早年在戏班子,抢过吹错调子的徒弟的喇叭时,被气红了眼的班主挥杖打残的。“拜师得磕三个响头,茶水要温,凉了师父不接。头年学换气,三九寒天站在雪地里吹,气断了,就吞冰碴子练。”

孩子凑得更近,鼻子快碰到他的烟袋杆:“那喇叭为啥分红白?”

“红的是喜事用,白的是丧事用,这是咱这碱沟人家一向的习俗。”赵老吹的目光落在远处的红喇叭上,红漆在夕阳里泛着暗光,“红喇叭要么通体涂上红漆,要么系三尺红布条,要在喜庆或是吉庆的日子里用,吹的调子要高亮激昂,声震房瓦;白喇叭漆白色漆,或者系上白布条,要在丧事上吹,吹大伤大悲的调子时,气要沉在丹田,不昨漏半分气,否则亡灵就找不着路。”

“吹错了呢?”

烟袋锅子猛地顿在榆树上,老九头的脸皱得更紧,像晒透的榆树皮:“错了?东头李大冤娶媳妇那年,有个喇叭匠子拿系红布的喇叭吹《送魂谣》,李大冤爹当场把喇叭摔在石头磙上,铜片碎得满地都是,喇叭匠子那双手,被擀面杖打得半个月握不住筷子。”

风卷着榆树叶落在他肩头,孩子吓得缩了缩脖子,没敢再问。老九头把烟袋磕去烟灰塞进怀里,起身时腰弯得有九十度,走两步又回头望了望办丧的那家还没有撤去的丧棚。树影斜斜铺在地上,形状像一管横放的喇叭,一端朝着喜棚,一端指向西碱沟坟地的雾色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是更为久远的过去,家乡的红白喜丧就像田埂上的野花,一茬接一茬地开。而那些背着喇叭、揣着竹板走村串户吹喇叭打竹板的人纷赶喜丧场,便成了花期里最特殊的景致。碱沟人家称他们为“跑嗨儿人”。这名字带着点儿戏谑,又藏着几分无奈——就像追逐着季节迁徙的候鸟,哪里有场子,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碱沟上的风,带着碱草的涩味,吹过碱沟人家的土坯房。那些背着帆布包的“跑嗨儿人”,包里总裹着两管喇叭,红喇叭用红布包,白喇叭用白布裹,脚步声混着喇叭杆碰撞的轻响,敲打着碱沟人家百十年来日子里的规矩。

朱傻毛是村子里喇叭匠子的另类。四十出头的人还没有娶上一房媳妇,腰弯背驼,头发上永远沾着草屑和尘土,远看像碱地上疯长的乱茅草。爹娘死得早,只留下一管掉了漆的喇叭,喇叭口还缺了块茬,红不红、白不白的,挂在脖子上,走路时晃来晃去,像锤子在捶打着胸口。

村里人见了他都绕着走——不是嫌他傻,是嫌他吹的喇叭声,像谁家的老娘们用铁锅铲刮锅底灰,吱嘎吱嘎,直让人倒牙的同时,震得人耳朵里嗡嗡响,连屋檐下的麻雀都要扑棱着翅膀躲开。

那天老王家娶媳妇,朱傻毛闻着喜味就来了。新人刚拜完天地,他扛着破喇叭往院里冲,喇叭口对着新房窗户,“嘀嘀嗒”的乱调子里混着驴叫似的高音。新媳妇吓得往新郎怀里钻,老王媳妇拎着烧火棍追出来,红布围裙扫过门槛,骂声裹着风:“朱傻毛子,你是来要钱还是要命的?!”往着傻毛的手里塞了两个油炸糕,才把他打发走。朱傻毛捏着热乎的油炸糕,蹲在院外的土坡上大快朵颐,风吹过搁在旁边的破喇叭口,发出“呜呜”的轻响。

老九头是村里喇叭匠子的先辈,他的大名村子里没有人知道,上个六七十岁年纪的老人都知道他有个绰号叫赵老吹。他的喇叭吹得神。红喇叭高扬时,院里的公鸡扑腾着翅膀,跳到屋顶,昂扬打鸣;白喇叭呜咽时,天边的云彩都为之动容落泪。据他自己说本人还曾为当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做过贡献。他常常给自己的徒弟喜子或是给喜子一般大的小伙伴们讲,讲述那年他抗日的事迹。

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秋,高粱穗子沉得压弯了腰,赵老吹跟在师傅王先儿身后,背着那杆擦得锃亮的黄铜喇叭,走在自家被“开拓团”占了的地里,脚不硌得慌,心却硌得慌——地里还留着他家没来得及收的土豆,如今却要给日本兵佐藤的喜事吹喇叭。佐藤要娶的是邻村抢来的姑娘秀儿,喜宴就摆在村东头赵家原先的院子里。堂屋门框上贴的“囍”字歪歪扭扭,红纸底下还露着去年贴的雨打发白的“五谷丰登”横批儿。师父王先儿捏着喇叭嘴儿,指节泛白,却对着迎上来的翻译官堆起笑:“太君放心,咱爷俩吹的曲子,保准喜庆!”

开席时,佐藤穿着军装,拉着哭红了眼的秀儿出来敬酒。翻译官扯着嗓子喊:“吹!给太君吹热闹点!”师父就朝赵老吹递了个眼色,系有白布条的喇叭凑到嘴边,第一个音却不是《百鸟朝凤》的亮调,而是《哭七关》里最沉的起腔——那是给死人送葬时才吹的调子,哀得像秋风吹过荒坟。席上正端着酒碗的日本兵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

当时少年时期的赵老吹心揪得紧,按碱沟人家的习俗,只有丧事才能吹白漆的或系有白布条的喇叭,鬼子一旦发现责怪起来怎么办?起调吹奏完之后,师父接着吹的是《寡妇哭坟》的碎音,细得像秀儿强忍着的抽泣声,绕着院子飘,绕着整个村子的上空飘。翻译官先反应过来,拍着桌子吼:“老东西!吹错了!这是哭调子!”

师父赶紧把喇叭从嘴边挪开,弓着腰赔罪,脸上的褶子挤在一起:“官爷莫怪!莫怪!咱乡下人眼拙,见着太君娶媳妇高兴,嘴就瓢了——这是咱老家的‘喜哭调’,越喜越哭,哭着喜,图个子孙兴旺!”他说着,偷偷用袖口擦了擦眼角——那眼角湿湿的,像真要掉眼泪了。昨儿听说秀儿娘为了护女儿,被佐藤推搡着头撞在门框上,现在还躺炕上起不来。喜哭你妈个屌!

佐藤听不懂中国话,却被这调子勾得好奇,拉着翻译官问了几句。翻译官不敢说“哭调”,只捡好听的编:“太君,这是他们乡下最金贵的喜调,只有娶大大的花姑娘才吹,哭是因为高兴得没法说,跟太君您能在中国安家一样,是天大的福气!”佐藤听了,咧嘴笑起来,拍着师父的肩膀:“哟西!继续吹!大大的好!”

师父应着,转头给徒弟使了个眼色,两人的喇叭又响起来。这回师父吹《送灵曲》的慢板,每个音都拖得老长,像秋虫在临死前的哀鸣;徒弟就用小唢呐掺着吹《娘送子》的悲腔,调子缠在一起,两管喇叭吹得人心里发堵——席上的日本兵起初还跟着哼唱着,后来竟没人再喧哗,连夹菜的动作都慢了半拍儿;秀儿站在佐藤身边,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好在她是借着“喜哭调”的由头,不用再强装笑脸了。

吹到后半晌,佐藤喝得醉醺醺,拉着师父要再吹一段“喜哭调”。师父趁机说:“太君,这喜调得配酒才够味儿,咱乡下有规矩,吹完了,得给咱爷俩端碗喜酒,再给新娘子也端一碗——沾沾喜气,子孙才旺!”佐藤迷迷糊糊应了,翻译官不敢违逆,赶紧给师徒俩和秀儿各倒了一碗酒。

师父端着酒碗,走到秀儿身边,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对她说:“后半夜,西墙根有个狗洞,洞后有捆苞米秆子,藏着俩窝窝头。”秀儿眼睛猛地亮了,端着酒碗的手稳了稳,朝师父轻轻点了点头。

邻村传来消息,说佐藤家的新媳妇跑了,佐藤发了疯似的搜,却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喜子总是好奇师父为什么会终生未娶,有一次他大胆地问起师父,却遭到了师父恶狠狠地白眼:不该你小孩子知道的,就别瞎打听!训斥完徒弟,赵老吹脸色灰暗得很,那桩往事恶梦般地浮现在眼前……

风扬着碱沟里的碱土面,把人咽喉处的水分刮干。赵老吹那时二十出头的年纪,扛着支铜皮喇叭在沟里跑嗨赶场子。

那天他刚给一户人家吹完喜宴往回走,却在碱沟最深处撞见了十几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人。领头的汉子脸上带着刀疤,压低声音告诉他,他们是马占山的队伍,正等着收拾一队欲要进村扫荡的鬼子。“小兄弟,能不能帮个忙?”刀疤脸的声音里带着恳求,“鬼子人多枪多,我们正面和他们交战,胜的把握不大,得把他们引到塔头墩(长在泥水里成簇状草墩)那里去,那儿好打伏击。”

他攥着喇叭的手紧了紧,没多想就点了头。塔头墩是碱沟里最险的地方,到处是尺把高的塔头草墩子,底下藏着深不见底的泥沼,连本地人都不敢轻易踏进去。他绕到鬼子行军的路上,深吸一口气,铜喇叭往嘴边一凑,清亮又刺耳的调子就飘了出去——那是他平日里吹熟了的《句句双》:正月里秧歌闹得红,几里外听见锣鼓声。才出张家畔又进李家村,挨家挨户拜门门。哎嗨吆,挨家挨户拜门门。谁人伶俐又高才,我唱的秧歌谁对来?谁知杨州多少道街,几道长,几道短,几道圪溜几道弯,几道又通杨家楼,几道又通土楼街……几多欢快,几多诙谐,在静寂的大碱沟深处回响,然而此时此刻这种喇叭声却成了勾魂的引子。

鬼子果然被声音所吸引,端着枪循着喇叭声往塔头墩里钻。赵老吹背着喇叭在草墩子间钻得飞快,听着身后鬼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都快跳出来了。直到他听见前方传来“砰砰”的枪声,才知道伏击开始了。他赶紧藏在一个大塔头墩的后面,屏住了呼吸。

枪声和鬼子的惨叫声,混着风吹羊草的声音响了半个时辰。等动静小了,赵老吹探出头,看见灰布军装的队伍正追着几个突围的鬼子往沟外跑。他松了口气,刚想站起来,忽觉后颈发凉。一转头就看见一双贪婪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

是狼。

不知什么时候,碱沟里聚来了十几匹狼,正围着鬼子的尸体撕咬,其中一匹壮实的公狼,撇下尸体朝他扑了过来。赵老吹来不及躲,只觉得裆部一阵钻心的疼,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过。他惨叫一声,手忙脚乱地去摸身边的喇叭。

狼的獠牙还嵌在他的皮肉里,赵老吹忍着剧痛,把喇叭嘴儿塞进口中。这一次,他吹的不是《句句双》,是他师父教他的《驱兽调》——调子又急又锐,像极了山里猛兽的嘶吼。那匹狼猛地松了口,往后退了两步,眼里满是惊恐和警惕。赵老吹不敢停,拼着力气把调子吹得更响,周围的狼也停下了撕咬,围着他打转,却再不敢往前一步。

直到狼群终于被喇叭声逼退,消失在大草原深处,赵老吹才瘫坐在草墩子上,低头看见自己的命根子被齐齐地撕咬去一半,满下半身都是流出的鲜红的血,他耳朵里没了枪声,没了狼嗥声,没了风吹羊草的沙沙声,整个世界好像都静得出奇和可怕。晚霞红得耀眼,一圈一圈无限扩大,红满了天。他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后来他被抗日队伍找到施救,命是保住了,可那处的伤,却让他永远成了“半个男人”。那抹耀眼的红,躲藏在他的心灵深处,永远挥之不去。

想到这儿,赵老吹猛地灌了一口劣质烧酒,辛辣的液体烧得喉咙发疼,却压不住心底那股子凉意和颤抖。他抬头看见喜子还站在跟前,眼圈红红的,赶紧别过脸,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去把喇叭擦了,明天还要去李家庄吹活儿。”

喜子十二岁那年,爹娘在一场瘟疫里全没了。赵老吹一曲白喇叭,超度完喜子父母的亡魂后,不想当时小小的喜子却抱着他的腿不撒手地哭着。赵老吹叹着气把他领回了家。从那以后,喜子就成了赵老吹的徒弟。赵老吹走到哪里都领着他。他成了师父彻彻底底的跟屁虫。

吹喇叭有一种技巧叫做“循环换气”,学会了循环换气吹起喇叭来才能音长韵稳。于是喜子便天天晚上用芦苇杆对着碗里吹水学循环换气。冬天在没人住的仓房里练,呼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成了霜;夏天蹲在树荫下,蚊子嗡嗡地围着转。师父不光教吹喇叭,还教打竹板,教唱喜歌、哭丧词,说:“咱跑嗨儿的,要能文能武,红白喜丧都能拿得下,才算真本事。”“三年笛子、九年琴、喇叭只要三早晨”,喜子的进步很快,不久,师徒俩百战成名,一对喇叭吹得大碱沟周遭百里应山应河。师父总说:“吹喇叭要吹出韵味。韵味这东西,得靠日子磨,等你尝遍了酸甜苦辣,那声音不管是喜还是丧自然就有魂了。”

十九岁那年,秋收刚过,师父把喜子叫到跟前,从柜子里翻出那两管红白喇叭。“这喇叭跟着我三十年了,吹过九十九场喜,送过九十九个丧,现在传给你。”师父的手有些抖,“出徒吧,以后你就自己闯江湖了。记住,咱吹喇叭的,吹的是人心,得有良心,不能为了钱瞎吹。”喜子跪下“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抬头时,看见师父眼里闪着泪光。

出徒后的喜子确实没给师父丢脸。他把师父教的本事揉碎了,加进了自己的心思在里面,使得那红白两管喇叭吹起来更具神韵。办喜事时,他先打上一段竹板,唱念几句吉祥话,把人逗乐后,再拿起红喇叭吹《抬花轿》。那欢快的调子能把整个院子的喜气都掀起来;遇着丧事,他先不吹,而是蹲在灵前听家里人说逝者的生平,等心里有了数,再拿起白喇叭吹奏起来。那调子低回婉转,凄凄切切,能把许多不是孝子贤孙的外人眼泪勾出来。没过一年,“喜喇叭”的名声就传开了,周围十里八村办喜事儿的,都得提前半个月来预约。

小梅是村里李大犟种家的姑娘,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那年春天,村里王奶奶过八十大寿,请了喜子来吹喇叭。小梅来帮忙端菜,听见喜子吹《茉莉花》,就站在院门口不走了。喜子吹完一曲,看见她红着脸站在那儿,心里“咯噔”一下,像有只小兔子在跳。从那以后,只要喜子来村里跑嗨儿,小梅总会找借口出来,有时送碗水,有时递块干粮。俩人没说过几句话,可眼里的情意却像地里的庄稼,悄悄长了起来。

有回喜子在邻村吹完一场红事,回到村后的柳树林里等小梅。夕阳把俩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喜子从怀里掏出个用红绳系着的小玩意儿,是他用竹杆雕的一朵小梅花。“给你的。”他脸通红,说话都不利索。小梅接过来,攥在手里,心里却暖乎乎的。“我爹要是知道了,肯定不同意。”她小声说,声音里带着丝丝的惆怅。喜子握住她的手:“不怕,等我再攒点钱,就去你家提亲。”月亮落在屋檐上,照亮远处的山川。那天的风是暖的,吹得柳叶沙沙响,像在为他们唱喜歌。

可这欢喜劲儿没持续多久,小梅爹娘还是知道了这事。李大犟种把烟袋锅往炕沿上一磕,唾沫星子喷得老远:“一个跑嗨儿的,跟要饭的有啥区别?!我闺女嫁谁也不能嫁他!”小梅妈也在一旁哭:“闺女啊,咱找个种地的、做买卖的都行,咋就看上这么个不着调营业的?”小梅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可她越是反抗,爹娘的态度越坚决。没过几天,媒婆许大寡妇就上门了,说给小梅找了个好人家,是镇上开杂货铺的王家大小子,家里有三间大瓦房,还答应给两匹布当彩礼。

婚期定得急,就在半个月后。小梅知道了,哭得肝肠寸断,可她一个姑娘家,哪扭得过爹娘。喜子听说的时候,正在外村吹丧,他把喇叭一收,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路上摔了好几跤,膝盖都磕青了,可他顾不上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小梅嫁别人。

三九天的北风像刀子似的刮着,地上的积雪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做响。小梅穿着红棉袄,被她哥半推半架着往婚车上送。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雪地上,瞬间就冻成了小冰粒。喜子赶到村口时,正看见婚车扬起一阵雪尘,往镇上的方向驶去。

他啥也没说,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就追了上去。风太大,睁不开眼,他只能眯着眼,盯着前面那越来越小的车影。冰雪路面滑得很,自行车轮时不时打滑。喜子摔了一跤又一跤,棉裤膝盖处磨破了,露出的棉花被血染红,冻成了硬块。可他像不知道疼似的,爬起来继续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见小梅,我要告诉她我能给她好日子。

不知追了多久,终于看见前面的镇子了。那户办喜事的人家门口挂着红灯笼,贴着红“囍”字,老远就能听见喧闹的人声。喜子把自行车往柴火垛上一靠,顾不上拍掉身上的雪,就往院里闯。门口的人以为他是来跑嗨儿的,拦了一下,喜子拨开他们,径直冲进屋里。

屋里正热闹,新郎新娘刚拜完天地,小梅遮着红盖头,在炕上“坐福”。喜子一进门,所有的声音都停了,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他。他喘着粗气,从怀里掏出白喇叭,往嘴边一放,吹奏起来。

喇叭声骤起,炕上的小梅身子猛地一颤,盖头都差点掉下来。这声音她太熟悉了,是喜子吹给她听的《茉莉花》,可今天这调子,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却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悲怆,像寒冬里的孤狼在哀嚎,又像被拆散的鸳鸯在哭泣。围观的人一开始还觉得新鲜,可听着听着,脸上的笑容都没了,心里酸酸的,不好受。

忽的就有人发现不对,大喜的日子,喜子怎么吹奏的是那管白喇叭?“这是干啥呢?大喜的日子吹这个!”新郎的妈反应过来,叉着腰就骂。新郎也急了,上前就要抢喜子的喇叭。喜子往旁边一闪,继续吹,他仰着头,通红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腮帮子鼓鼓的,仿佛要把心里所有的委屈、愤怒和不甘都通过喇叭吹出来。那声音时而高亢,欲要冲破屋顶;时而低沉,像在地上痛苦地打滚;时而急促,如暴雨敲在窗棂上;时而舒缓,有如秋叶在风中盘旋。

小梅再也坐不住了,一把扯掉盖头,光着脚就从炕上跳下来,朝着喜子跑去。“喜子哥,你别吹了!”她哭喊着,眼泪糊了一脸。就在这时,新郎家的亲戚们反应过来,“这是砸场子的!”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一群人涌上来,对着喜子拳打脚踢。喜子被打得趴在地上,嘴角流着血,可手里的喇叭还没丢,挣扎着还要吹。

小梅扑上去,趴在喜子身上,哭喊着:“别打了!要打就打我吧!”可她一个姑娘家,哪拦得住那么多人。喜子看着小梅脸上的泪水,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他踉踉跄跄地从地上爬起,先是抹了一把满脸的血污,既而面色狰狞着举起白喇叭,这次吹的是办丧事时才吹的曲子。那声音凄厉得让人头皮发麻,听得人心都揪在一起。院子里的喧闹声没了,连哭闹的孩子都停了,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有几个年纪大的,想起过往,想起已逝的亲人,偷偷抹起了眼泪。

新郎气得眼睛都红了,冲上去一把夺过喇叭,狠狠摔在地上,还用脚使劲踩。“咔嚓”几声,那管跟着赵老吹和喜子走南闯北的喇叭,折断了好几段。喜子看着地上的喇叭碎片,像丢了魂似的,愣住了。新郎还不解气,从墙角抄起一根镐把儿,对着喜子的腿就抡了下去。“咔喳”一声脆响,喜子发出一声惨叫,当场就晕了过去。小梅“啊”的一声,也跟着昏了过去。

婚礼彻底搅黄了。新郎家觉得晦气,当天就把小梅送回了娘家。小梅回来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眼神呆呆的,像丢了魂。她爹娘急得团团转,请了大夫来看也没用。没过半个月,这个才十七岁的姑娘香消玉殒了。

喜子被人送回姐姐家时,双腿已经骨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听说小梅死了的消息,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眼泪不停地流,流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眼睛都哭肿了,像两颗烂桃子。等他能拄着拐杖下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冬了。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挪地来到西碱沟的坟圈子,找到了小梅的坟。

那小小的土包,连墓碑都没有。喜子一声不吭,扒卧在坟旁,用手一把一把地往坟上添土。冬天的土地冻得硬邦邦的,他的手指很快就磨破了,鲜血渗出来,染红了冻土,滴在旁边的雪地上,红白相映,雪白血红,触目惊心。他就这么添着,直到天快黑了,才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埋在坟前——是他用那支碎喇叭剩下的杆,重新雕的一朵小梅花。

从那以后,老家再也没人见过喜子。有人说喜喇叭离开了老家去了关外;有人说喜喇叭疯了,在碱草甸子里流浪;还有人说,在小梅坟前,每到月圆之夜,就能听见隐隐约约的喇叭声,那声音,悲悲切切,听得人心头发紧。

“世上事,你说稀奇不稀奇,为什么汉武帝死时要吃梨?平南王平日为啥怕铺席……”老九头赵老吹坐在村头的大树下,对着一群孩子絮絮叨叨地讲着他那些老得掉了牙的故事。

有位哲人说,历史重复发生,首先是悲剧,然后是闹剧。喜子的悲剧过去十几年后,在村子里的少年大宝身上,又上演了一出更让人唏嘘不己、痛断肝肠的故事。周围百里碱沟人家的喇叭匠子少了,偶尔有办红白喜丧的,大多都请镇上的乐队,乐队有全套现代的乐器,几乎没有喇叭。吹喇叭的越来越稀罕了。

大宝是我们村刘大木匠的儿子。刘大木匠是闯关东来的,一手木工活做得漂亮,在村里威望很高。他年轻时也学过吹喇叭,据说跟喜喇叭的师父学的,只是后来专注于木工,就把喇叭放下了。大宝从小就跟着爹学木匠,可他对锛刨斧锯等兴趣不大,倒是对爹那两管藏在箱底的喇叭情有独钟。趁爹不注意,就偷偷拿出来吹。一开始吹得不成调,后来慢慢有了样子。刘大木匠知道了,没骂他,只是叹口气:“这玩意儿,是能勾魂的。”

大宝和村里的翠翠好上的时候,刚满二十。

翠翠是邻村的姑娘,梳着两条大辫子,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俩人是在镇上赶集时认识的,大宝帮翠翠抢回了被小偷扒走的钱包,之后一来二去的就熟了。

翠翠喜欢听大宝吹喇叭,每次大宝在村前的大榆树下吹,她都会偷偷跑来听,躲在树后面,红着脸,心怦怦跳。

可翠翠爹娘不同意这门亲事。他们觉得大宝家里条件一般,况且翠翠已经许给了镇里的暴发户杀猪匠张大全的儿子。张家开着肉铺,家里有拖拉机,是全镇数一数二的富户,给的彩礼也厚:两头牛,三匹布,还有五十块钱。翠翠爹娘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一口就答应了。

大宝在县城打工,听到翠翠定亲的消息时,正在给人家打家具。他手里的刨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啥也没说,背上木工包就往家赶。从县城到村里几十里路,由于当时天近黄昏没有方便车可坐,他硬是走着回来了,脚上磨起了好几个大水泡。可他到家才知道,翠翠被她爹锁在了屋里,连窗户都钉死了,根本见不着面。

大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村里转来转去,最后走到了村前的大榆树下。

那是他和翠翠经常见面的地方,树皮上还有他们刻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大宝从怀里掏出喇叭往嘴边一放,吹了起来,像是在对翠翠父母包办婚姻的抗争。

那一天,村里的人都听见了喇叭声。一开始,大家以为是谁家办喜事,可仔细一听,不对。那喇叭声太特别了,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能把天上的云彩都洗干净;婉转得像林间的黄莺,能把地上的花草都叫醒。吹到欢快处,让人想跟着跳;吹到哀怨处,让人忍不住掉眼泪。有人说,听着那声音,仿佛看见一对年轻的恋人在月光下跳舞;也有人说,像看见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在拼命挣扎。

大宝站在树下,闭着眼睛,整个人都沉浸在喇叭声里。他的手指在喇叭孔上灵活地跳跃,像在抚摸心爱的姑娘;他的身体随着节奏轻轻摇晃,像风中摇摆的芦苇。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光,远远看去,他和喇叭、和大树、和周围的一切都融在了一起,分不清哪是大宝、哪是喇叭。

月亮落屋檐,照亮远处的山川。榆树下的少年身影浅浅,眉宇间却透着决绝和勇敢。

村里人都围了过来,静静地听着,没人说话。

翠翠爹处在屋子里把耳朵堵上,可那声音像长了翅膀似的,往耳朵里钻。

屋里的翠翠,听见喇叭声,一下子就哭了,她知道是大宝在呼唤着她。她拼命地拍着门,声嘶力竭地大喊:“放我出去!我要见大宝!”可她爹铁了心肠,就是不开门。

喇叭声吹了一遍又一遍,从日落西山吹到月挂中天。忽然就有人发现不对,大宝的眼角,有红色的液体流了出来,不是眼泪,是血!一滴,两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胸前的衣服上,洇开一朵朵血红的花。

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呼,有人想上前,可看着大宝那专注而痛苦的神情,又把脚收了回去。

“大宝这是把魂都吹进去了啊……”老九头赵老吹叹了口气,眼圈红了。

刘大木匠闻讯赶来,正看见儿子嘴角渗着血沫,眼角的血珠儿顺着脸颊流淌成一条线。他心疼得浑身发抖,上前一把夺过喇叭:“儿啊,别吹了!咱不吹了!”

大宝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前方的天空飘来四个字:诗和远方。他和翠翠的故事,就是诗和远方,、那么遥远,那么遥不可及。他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刘大木匠赶紧抱住他。儿子的身体烫得吓人,像一团火。“快!快找车!去县城医院!”木匠的声音在发颤。

村里几个年轻小伙儿七手八脚地找来一辆马车,铺上棉被,把大宝轻轻放上去。

车轮碾过雪地的声音格外刺耳,刘大木匠坐在车辕上,紧紧握着儿子冰冷的手,眼泪一滴滴落下。他想起大宝小时候,拿着小木锯跟在自己身后,奶声奶气地喊“爹,我也要学吹喇叭”;想起儿子第一次吹出完整的《东方红》时,兴奋得蹦了三尺高;想起翠翠第一次来家里,儿子红着脸给她吹《送情郎》,翠翠听得眼睛发亮……那些画面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他的心像被喇叭那尖硬的碎片割着,一阵阵痛彻心扉地疼。

到了县城医院,大夫检查了半天,摇着头说:“脑子里血管崩了,伤及元神,能否醒过来全看天意。就算醒了,怕是也……”后面的话没说,但谁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刘大木匠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给大夫鞠了一躬,抱着大宝上了马车。回去的路上,他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儿子身上,自己裹着儿子的薄外套,任凭寒风往骨缝里钻。

大宝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眼睛紧闭着,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刘大木匠请了村里的老中医来看,扎针、灌药,啥法子都用了,大宝还是没动静。

翠翠听说了消息,在家里又哭又闹,绝食了三天,最后被她娘强行灌了米汤才保住一口气。她爹怕出事,看得更紧了,连窗户都加了锁。

半个月后,大宝还是没醒。刘大木匠让镇里的木匠铺打了口薄棺,放在堂屋的角落里。他每天坐在炕边儿子的身旁,一边摩挲着那管染了血的喇叭,一边给儿子讲过去的事:讲他闯关东时,在雪地里差点冻僵,是师父用喇叭声把他叫醒;讲他和大宝娘结婚那天,师父吹了《百鸟朝凤》,大宝娘笑得像朵花;讲大宝刚出生时,他在院里吹喇叭,孩子不哭不闹,睁着眼睛听……说到伤心处,老木匠就把喇叭凑到嘴边,吹一段不成调的曲子,那声音哑哑的,像破旧的风箱在喘息。

月亮落屋檐,照亮远处的山川。邻居听见刘家忽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喇叭声,那声音比丧曲还悲,听得人后脖梗子发凉。第二天一早去看,才知道大宝走了,是在前半夜就没的,脸上很平静,像是睡着了。

送葬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雪花。刘大木匠穿着一身黑棉袄黑棉裤,腰里系着麻绳,目光木木、一步一挨向着西碱沟的坟地走。村里的人都来了,男女老少,排了长长的队伍。翠翠也来了,是她娘偷偷放她出来的,她穿着一身素衣,眼睛红肿得像核桃,走在队伍前面手扶灵车,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棺材入土时,刘大木匠没哭,只是把那管喇叭放在坟前,说:“儿啊,爹知道你放不下这个,带着它走吧,到那边接着吹,别委屈了自己。”

众人都散去后,刘大木匠还坐在坟前没动。太阳落山了,天边染成一片血色。寒风卷着雪花,打在他脸上生疼。他忽然拿起坟前的喇叭,凑到嘴边吹了起来。那喇叭声一出来,周围的风雪仿佛都停了,天地间只剩下含着冰雪的悲怆和凄凉。

开始是《哭七关》,调子低回婉转,像在诉说无尽的悲伤;吹着吹着,变成了《抬花轿》,可那喜庆的曲子被他吹得满是凄凉,听得人心头发紧;后来又变成了《茉莉花》,是大宝吹给翠翠听的调子,这次却带着撕心裂肺的痛,像刀子一样割在人心上……

喇叭声在空旷的坟地里回荡,惊起几只夜宿的乌鸦,呀呀惊叫盘旋着不肯落下。夜幕像一块黑布,把整个天地都罩了起来。忽然,“咔嚓”一声脆响,晴朗的冬季夜空里,竟然响起一声炸雷!

村里人都吓了一跳,纷纷从屋里探出头。“冬天打雷,这是咋了?”“怕不是有啥冤屈吧……”正说着,狂风骤起,大雪纷飞,天地间一片混沌,连对面的房子都看不清了。风里还夹杂着喇叭声,忽远忽近,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最后渐渐消失在风雪里。

第二天雪停了,村里人去坟地看,只见大宝的坟前干干净净,那管喇叭不见了,刘大木匠也没了踪影。有人说看见夜里有个黑影从坟地往西边走,背着个木工包,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发亮的东西。也有人说,听见风雪里有两阵喇叭声,一阵像年轻人吹的,清亮;一阵像老年人吹的,沙哑,一起往碱草甸子深处去了。

翠翠那天晚上回到家,就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嘴里一直喊着大宝的名字。张屠户家退了亲。

翠翠病好后,像变了个人似的,不爱说话,也从没笑过,每天坐在窗前,望着村前的大榆树发呆。过了半年,她跟着一个跑江湖的二人转戏班子走了。临走时,在大宝的坟前放上了一管新喇叭——既不是红喇叭,也不是白喇叭,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后来,大碱沟一带喇叭匠子更少了。朱傻毛杀猪般的喇叭声,仍然在每每的红白喜丧事宜中响起。人们再提起喇叭匠子,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当然这种敬畏不是针对朱傻毛类说的,说这行当是“人前显贵,人后受罪”,还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讲究。

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九头赵老吹儿说,喇叭匠这行当,规矩大着呢。拜师得磕头敬茶,师父得考察三年,看徒弟心术正不正,能不能吃得了苦。学手艺先学“忌口”,吹喇叭前不能吃蒜、韭菜,怕口气熏着乐器;吹丧曲前不能吃荤,怕对逝者不敬。登台前得净手,喇叭要用红布或白布包着,不能随便乱放,更不能让女人碰。红白喜丧的曲子也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吹。办喜事要用红喇叭或是系有红布条的喇叭,进门先吹《开门喜》,拜天地时吹《抬花轿》,入洞房时吹《百鸟朝凤》,曲子得欢快、明亮,听得人心里敞亮。要是哪个喇叭匠在喜事上吹了丧曲或是拿错了喇叭、系错了红白布条,轻则被主人家赶出去,重则断了手指,再也不能吹喇叭。

办丧事要吹白喇叭或是系有白布条的喇叭,规矩更多。先看逝者的年龄,老人去世是“喜丧”,曲子可以稍微舒缓些;年轻人去世是“凶丧”,曲子得低沉、压抑,不能有半点欢快的调子。停灵的时候,喇叭匠得坐在灵棚旁边,不能说笑,不能打闹,主人家给的烟酒点心也得等吹完曲子才能动。出殡时,喇叭匠走在灵柩前面,吹着《引路幡》,一步三回头,据说这样能引导逝者的亡灵顺利上路。

喇叭匠的班子也有等级,按本事大小分“头吹”“二吹”“帮腔”。头吹是班子里的灵魂,曲子好不好听,全看头吹的本事。老九头赵老吹就是头吹,据说他能吹七十二种曲子,模仿十八种鸟叫,吹到动情处,能让天上的鸟都停下来听。二吹主要是配合头吹,加些和声,或者在头吹休息时顶上。帮腔的就简单了,敲敲锣、打打鼓,或者在旁边唱几句应和的词。

班子里的钱也分得明白,头吹拿大头,能分到一半;二吹拿三成;帮腔的拿两成。要是遇到大方的主人家,给的赏钱也按这个比例分,谁也不能多拿。有回一个年轻喇叭匠贪心,偷偷藏了赏钱,被师父发现后,当场打断了手指,逐出了师门,从此在这行当里再也混不下去。

但规矩再多,也挡不住人心。喇叭匠走南闯北,见多了人间冷暖,心肠大多慈软。遇到家里穷的,给不起工钱,管几顿饭就行;遇到可怜的逝者,没儿没女,喇叭匠会义务吹三天丧曲,送逝者最后一程。老九头赵老吹就干过这事,有年冬天,村里的孤寡老人王瞎子冻死在草棚里,是赵老吹带着班子,吹着《哭七关》把老人送走的,一分钱没要,还自己掏腰包买了口薄棺。

喇叭匠之间也讲义气。哪个班子遇到难处,其他班子会主动帮忙。有回喜子刚出徒,在一个村子吹喜曲时,被当地的地痞流氓讹钱,要抢他的喇叭。附近几个村子的喇叭匠听说了,连夜赶来,拿着喇叭、铜锣当武器,把地痞打跑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跑嗨儿的喇叭匠。

大宝死后第三年的冬天,松嫩平原下了场百年不遇的大雪,积雪没到膝盖,村路都被封了。就在村里人以为这个冬天只能猫在家里烤火时,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村口。

那人穿着一件黑色的旧棉袄,戴着狗皮帽子,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拄着一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雪太大,看不清脸,只能看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像是腿上有残疾。

“我是刘大木匠的儿子,刘大宝。”

距离这个人最近的老王两口子都惊呆了,手里的扫帚“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你……你不是……”老王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大宝不是三年前就死了吗?他们还去送过葬呢!

“我没死,当年是爹把我从棺材里救出来的。”那人笑了笑,眼角的疤痕动了动,“说来话长,能先让我找个地方歇歇脚吗?”

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这事,纷纷围到了老王家来,七嘴八舌地问。大宝喝了碗热姜汤,才缓过劲来,慢慢说起了当年的事。

原来,当年大宝并没有真正的死去。被埋葬的那天夜里,他在棺中忽然醒了过来,眼前一片漆黑,伸手摸到的都是木板。他吓坏了,拼命地喊,可声音传不出去。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听见外面传来熟悉的喇叭声,是爹在吹《送魂谣》。那声音像一道光,给了他力气,他摸出棺材里随葬的木工工具——是刘大木匠偷偷放进去的,他知道儿子离不开这些——开始凿棺材板。

冬天的土冻得硬邦邦的,棺材埋得不深,大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凿开了一个洞,爬了出来。

外面风雪正紧。他看见爹倒在坟边,已经没了气息,手里还紧紧攥着那管白色的喇叭。大宝抱着爹哭了半天,把爹放进自己躺过的的棺材里,盖上盖子,又用冻土块把坟封好。他为爹吹了一曲《送魂谣》,之后对着坟磕了三个响头,站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生他养他二十多年的家乡。

三年来,他在外面流浪,去过县城,进过工厂,在车站扛过活,在工地搬过砖,受尽了白眼和欺负。有次在矿上干活,遇到塌方,他被埋在下面,左腿被砸伤,落下了残疾,眼角也被石头划了一道疤。可他一直没忘记自己是谁,没忘记那两管红喇叭和白喇叭。

白天干活,晚上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拿出偷偷带出来的喇叭——不是爹给他的那管,是他后来在旧货市场买的——吹上一段,一吹就是大半夜。

“我总梦见爹在喊我,让我回来。”大宝说着,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用油布包着的东西,打开来,是一管白喇叭,虽然有些陈旧,但擦得很亮,正是刘大木匠当年吹的那管。“这是我从坟地带出来的,我离不开它。”

大宝在村里住了下来,还是住在刘家的老房子里。他把爹的坟迁到了风水好的地方,立了块墓碑。每天干完活,他都会去坟前坐一会儿,有时吹段喇叭,有时就默默地坐着,像当年刘大木匠陪着他一样。

村里人发现,大宝变了,话不多,但人很实在,谁家有木工活找他,他都乐呵呵地去帮忙,手艺比他爹还好。只是他很少吹喇叭,那两管喇叭被他用布包着尘封在箱底,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爹的忌日,才会拿出来吹一段。

有人问他:“大宝,你还恨翠翠家吗?”

大宝摇摇头:“不恨了,都过去了。那时候,谁都不容易。”

后来村里有人传说,在大宝回来的那天夜里,看见西碱沟的坟地里有两团火光在飘,还听见隐隐约约的喇叭声,一会儿像年轻人在吹,一会儿像老年人在吹,听得人心里毛毛的。村里的老人们说,那是刘大木匠在欢迎儿子回家呢。

大宝回来后,村里的气氛渐渐不一样了。年轻人开始好奇他的喇叭,总有人缠着他,让他吹一段。大宝一开始不愿意,后来架不住孩子们软磨硬泡,就在村前的大榆树下吹了起来。

那一天,好多人都去了。大宝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站在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他身上,像给他镀了层金边。他拿起喇叭,试了试音,然后吹了起来,吹的是《百鸟朝凤》。

开始,那声音还有些生涩,像是久未开嗓的鸟儿在试啼。可吹着吹着,调子越来越流畅,越来越清亮。高音处,像凤凰展翅,直冲云霄;低音处,如雏燕呢喃,温柔婉转。吹到尽兴时,他闭上眼睛,身体轻轻摇晃,手指在喇叭孔上灵活地跳跃。草原不存在了,大碱沟不存在了,月亮隐藏了起来,老榆树不存在了,手里的喇叭不存在了,就连他自己都不存在了。他的喇叭吹到了最高境界,仿佛回到了三年前,在树下给翠翠吹喇叭的情景。

月亮落屋檐,照亮远处的山川。榆树下的少年变成了身世沧桑的中年,身影浅浅……

孩子们听得入了迷,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成了“O”形。大人们也听呆了,想起了喜子,想起了刘大木匠,想起了那些逝去的岁月。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跟着调子轻轻哼唱……

从那以后,大宝就经常在树下吹喇叭,有时教孩子们用柳条皮制成的柳条叫叫吹,有时给老人们吹他们爱听的老歌。村里的小学请他去当课外辅导员,教孩子们吹喇叭,大宝答应了。他说:“这手艺不能断,得让孩子们知道,咱大碱沟有这么好听的玩意儿。”

他教孩子吹喇叭有自己的法子,不先讲乐理,而是带他们去野外听风声、听鸟叫、听河水流动的声音。“喇叭不是死的,得让它跟着自然的声音走。”他拿着柳条叫叫或芦苇杆给孩子们示范,“你听这风吹过碱草的声音,‘沙沙沙’,吹喇叭时气息就得像风一样匀;你听那麻雀叫,‘叽叽喳喳’,手指就得像麻雀跳枝儿一样灵活。”

孩子们学得认真,放学就往大榆树下跑,芦苇杆吹得满嘴白沫也不喊累。大宝看着他们,眼里有了光,就像当年赵老吹看着喜子,刘大木匠看着他一样。他把自己收藏的喇叭曲谱找出来,一笔一划地抄写给孩子们,那些泛黄的纸页上,还留着刘大木匠年轻时的批注。

村里的红白喜丧,开始有人来找大宝了。刚开始他推辞,说自己手艺荒疏了。可架不住乡亲们劝:“大宝,你吹的喇叭有魂。”他便应了,每次都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让他们在旁边看着、学着,自己则拿起喇叭,站在喇叭棚里,像当年的赵老吹、喜子一样,用声音为喜事添彩、为丧事送终。

办喜事时,红喇叭吹奏《抬花轿》《百鸟朝凤》,调子欢快得能把房梁上的灰尘都震下来。新人拜天地时,喇叭声陡然拔高,清亮得像撒了把碎金子,满院子的人都跟着笑,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味道。有回邻村办喜事,新郎是个外乡人,听完大宝的喇叭,拉着他的手说:“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没听过这么得劲的喇叭,把人心里的喜庆都彻底地吹了出来!”

办丧事时,白喇叭吹奏《哭七关》《送魂谣》,调子低回婉转,像秋雨打在梧桐叶上,簌簌地往人心里钻。“手捧一柱香啊!香烟冲九天,大门挂岁纸。二门挂白幡啊!爹爹你归西天啊!我们啊跪在地上砖,跪在地上,给爹爹哭七关。哭呀哭七关啊!哭到了头七关哪!头七关是望乡关哪……”逝者的儿女们听着听着,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想起老人在世时的好,哭声里多了份怀念,多了份眷恋。有回村里的老光棍去世,无儿无女,大宝带着孩子们吹了三天三夜,送葬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喇叭声在旷野里回荡,把老人的孤独都吹散了。

日子久了,“大宝喇叭班”的名声又传开了,不光附近村屯来请,连县城里都有人专门来接。大宝从不推辞,带着孩子们早出晚归。马车在土路上颠簸,车厢里总飘着断断续续的喇叭声。他给孩子们立了规矩:“吹喇叭先学做人,不贪财、不偷懒,见了老人要行礼,遇了穷人少要钱。”孩子们都记在心里,走到哪儿都被人夸懂事。

有一年春天,县里要办民间艺术展演,派人来村里找大宝,让他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大宝犹豫过,怕孩子们怯场。可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师父,我们想去!我们要让全县人都听听咱的喇叭!”

展演那天,大宝带着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孩子们有点紧张,小手攥着喇叭杆直冒汗。大宝给他们使了个眼色,拿起喇叭先吹了一段《开门喜》,清亮的调子一出来,台下立刻安静了。孩子们跟着他的节奏,慢慢放松下来,芦苇杆换成了小喇叭,和着他的调子一起吹了起来。

他们吹的是《松嫩风》,是大宝自己编的曲子,里面有风声、雨声、鸟叫声,还有拖拉机突突的声音,把平原上的日子都吹进了喇叭里。吹到欢快处,孩子们踮着脚、晃着头,像一群快乐的小鹿;吹到舒缓处,他们低着头、鼓着腮,神情虔诚又专注。台下的掌声一波接一波,有人站起来叫好,有人跟着调子打拍子。

展演结束后,大宝他们得了一等奖。县文化局的人找到大宝,说要把他的喇叭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手艺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得保护起来。”那人握着大宝的手说。大宝愣了愣,眼眶红了:“俺爹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

从那以后,大宝更忙了。县里给他办了喇叭培训班,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学;电视台来拍纪录片,把松嫩平原大碱沟一带的喇叭声传到了更远的地方;甚至有大学请他去讲课,让他讲讲喇叭匠的故事。可他从没忘了根,培训班一结束就回村,孩子们一放学就能在大榆树下找到他,喇叭声依旧在黄昏的炊烟里飘荡。

有天傍晚,大宝在树下教孩子们吹喇叭,一个穿着碎花布衫的女人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孩子们喊:“师父,你看那人是谁?”大宝抬头望去,是翠翠。

翠翠回来了,头发剪短了,眼角有了细纹,可眼睛还是亮亮的。她在外漂泊了几年,戏班子散了,就去南方打工,攒了点钱,听说村里的喇叭出了名,就回来了。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今朝两相见,脉脉万重心。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这么多年我始终认为你还活着。”她走到大宝面前,声音有些抖,“你把喇叭吹活了。”

大宝看着她,笑了,眼角的疤痕舒展开来,泪水也落了下来:“回来就好,我的喇叭,等着你听呢。”

翠翠留在了村里,开了个小杂货铺,没事就去大榆树下听孩子们吹喇叭。有时大宝教累了,她就递上一碗水;有时孩子们调皮,她就帮着照看。没人再提当年的事,那些伤心的过往,像被风吹散的喇叭声,早就融进了岁月的沟壑里。

月亮落屋檐,照亮远处的山川。榆树下的少年变成了老年,依然身影浅浅。又过了十几年,变化最大的是碱沟人家。土路修成了柏油路,砖瓦房代替了土坯房,拖拉机换成了收割机,但周遭百里碱沟人家婚丧嫁娶的喇叭声从没变过。大宝的头发白了,背有些驼,可拿起喇叭一吹,立马精气神爆棚,中气十足,只是调子里多了几分岁月的醇厚与苍凉。

他教过的孩子们长大了,有的成了专业的喇叭演员,在大城市的舞台上演出;有的留在村里,接过了大宝的班,继续教更小的孩子;还有的走南闯北,把碱沟人家的喇叭声带到了全国各地。

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回来,聚在大榆树下,围着大宝吹喇叭,一曲《百鸟朝凤》能吹得震天响,把整个村子的年味都吹得浓浓的。

县里建了个民俗博物馆,专门设了个喇叭匠展厅,里面摆着老九头赵老吹用过的喇叭、喜喇叭雕的梅花哨片、刘大木匠的曲谱,还有大宝带孩子们得的奖状。大宝常去博物馆转转,给参观者讲喇叭匠的故事:讲老九头赵老吹的智、朱傻毛的憨、喜喇叭的烈、刘大木匠的悲,讲那些藏在喇叭声里的恩爱情仇和悲欢离合。

“喇叭匠不是下九流,是咱老百姓的乐师。”他总对参观者说,“红白喜丧里的喇叭声,吹的是日子,是人情,是咱对生活的念想。”有人问他:“现在日子好了,还有人听喇叭吗?”大宝就拿起喇叭吹一段,那声音穿过博物馆的玻璃,飘到街上,路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侧耳倾听。

喜喇叭和小梅的坟,大宝每年都会去添土。坟前的草枯了又青,青了又黄,喇叭声却从没断过。有年清明,他带着孩子们去上坟,吹上一曲《茉莉花》。风吹过坟头,碱草沙沙作响,像是小梅在应和。孩子们问:“师父,这曲子真好听,是谁教你的?”大宝指着坟头,轻声说:“是一位叫喜子的前辈,他把心吹进了喇叭里,人们称他为喜喇叭。”

翠翠的杂货铺变成了“喇叭人家”,里面摆着各种喇叭、曲谱,还有孩子们的照片。她成了大宝的帮手,帮他整理曲谱、照看学员。两人相濡以沫,虽没领证,却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一对。有人打趣他们:“咋不办场喜事,请大伙喝杯喜酒?”大宝就笑,笑得略苦,仿佛他和翠翠心中那块伤痕又隐隐做痛。众人心里明白,便自觉失言,不敢再说下去。

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和大宝当年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那天一样大。大宝病了,躺在床上,咳嗽不止。孩子们都来看他,围在床边,眼泪汪汪的。他让翠翠把喇叭拿来,靠在床头,给孩子们吹了最后一曲。那声音依旧清亮,只是带着些微的颤抖,像风中摇曳的烛火,却把整个屋子都照亮了。孩子们跟着调子轻轻哼唱,眼泪掉在喇叭上,亮晶晶的。

大宝走的那天,天放晴了。全村人都来送他,喇叭班的孩子们穿着统一的蓝布褂子,吹着《百鸟朝凤》,送他去西碱沟的坟地。他的坟挨着刘大木匠,墓碑上刻着:“喇叭匠大宝之墓”,旁边还刻着一管小小的喇叭。

翠翠在坟前放了管新做的喇叭,那是她亲手给大宝做的,哨片用的是碱沟水泡里长的芦苇剥下来的膜。

“大宝哥,你听,孩子们在给你吹喇叭呢。”她轻声说。

风穿过坟地,带着远处的喇叭声,像是大宝在回应。

后来,孩子们把大宝的喇叭谱整理成书,里面不光有曲子,还有喇叭匠的规矩、传说,和那些藏在音符里的故事。他们带着这本书,继续在大榆树下教喇叭,教孩子们认谱子时,总会说:“这音符里住着咱师父,住着喜喇叭,住着刘爷爷,他们都在看着咱呢。”

再后来,松嫩平原的喇叭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片土地上的喇叭匠故事。有游客来村里,总会去大榆树下听一曲喇叭,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吹奏,听着那清亮的声音穿过旷野,飞向远方。

夕阳西下,大榆树下的喇叭声又响了起来,调子温柔又明亮。风吹过树梢,带着喇叭声,飘过碱草甸子,飘过湿地,飘向松嫩平原的每一个角落。那些逝去的喇叭匠子们,仿佛都站在云端,听着这生生不息的声音……

手捧一柱香啊!香烟冲九天,大门挂岁纸。二门挂白幡啊!爹爹你归西天啊!我们啊跪在地上砖,跪在地上,给爹爹哭七关。哭呀哭七关啊!哭到了头七关哪!头七关是望乡关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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