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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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的跳脱：“乐队指挥”的书写法
欲论其文之诗魂，须先察其文本之“跳脱”。
张亚丽的散文《京城的告密》（载《北京文学》2014年第4期），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与诗性语言，在当代都市文学谱系中，开辟了一种兼具历史纵深与当代触感的书写范式。我称之为 “乐队指挥式” 的书写。
她所指挥的“乐队”，是京城的建筑——那些都市文化中凝固的音乐。这一点在她的文集《非常眼》*中亦得到印证：全书四辑，“大调：说吧，城市”、“中调：城市众相”、“小调：城市语丝”、“低调：城市幽情”，宛如一部以城市为主题的多声部交响。
“建筑可阅读”，此一理念在《京城的告密》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实践。全文以北京的建筑——胡同、天坛、陶然亭等——为经纬，起承转合。文章伊始，作者便已凌空俯瞰：“当飞机从云层降低高度，甩下海蓝的天空铺着的白絮，钻出虚无的白时，我乘坐的深圳航班，空姐眨着浓妆的熊猫眼儿，告知前方就是北京。” 这一“俯瞰”的视角，或许正源于作者身处中国现代化的最前沿——深圳，从而获得的对文明根基进行深情回望与理性重估的独特距离。它揭示了张亚丽散文最具原创性与挑战性的内核：一种自上而下、穿越历史的 “俯瞰式”思维诗学。
这种类似于“隔代修史”所带来的 “跳脱感”，究竟创造了何种独特的散文美学？它是情感的疏离，抑或是更为深刻的共情？它如何焊接“大历史”的冷静俯瞰与“一条小巷”的体温触摸？文中，宏大的文明论断与“知面儿还知里儿”的京腔俗语并行不悖。正是这种在 “俯瞰全景”的宏大与“贴身细察”的微末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构成了文本内在的张力，也铸就了那枚“跳脱的诗魂”。
二、历史的跳脱：作为文明谜语的北京
再看“恍若隔世”的跳脱。
《京城的告密》作为张亚丽的散文代表作，探秘历史的隐情，是其创作动力学。
文章开篇以“文明从一片片馨香的叶片中升发，沿一缕缕洁净的蚕丝出使”的诗意走近读者心田，看似轻巧，实则厚重——茶叶与丝绸，这两个极具东方文明象征意味的意象，被置于时间流动的起点，暗示着一种文明的发生学：它并非轰然降临，而是在日常、自然、乃至贸易中悄然孕育、蔓延。作者以“使者”喻指茶叶与丝绸，既点出它们作为文化载体的历史角色，又通过“没想到”一词轻轻一转，将历史的无意与后人的凝视形成张力，带出文明传承中那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复杂情态。
张亚丽的散文被称为“大散文”，正在于她擅于将具体物象转化为文明沉思的触点。也就是说，作者从空中俯瞰时就很跳脱地将京城视为一个文明，不仅有“礼法合治”，更有夷夏合作。茶叶与丝绸在这里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叙事的。它们从具象走向抽象，从贸易史走向心灵史，最终凝结为一种文化记忆的符号。而当这样的符号与“京城”相遇，散文的意图便逐渐清晰：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本身就是一个叠加了无数文明图层的“谜语”。张亚丽并未采用线性历史叙事，而是以诗人的跳跃与剪辑，将忽必烈、鲁迅、王国维、谷歌地图、孙中山像、毛泽东画像等时空碎片并置，形成一种“时间横流”的阅读体验。历史与当代在她笔下不是割裂的两种时间，而是可以互相注解、彼此映照的文明现场。
文中提到“京城是谜语，大家都有猜谜的权利”，这句话可视为全文的锁钥。张亚丽以“猜谜”喻指对城市的解读与认同，这是一种开放的、民主的文化姿态。她不追求权威的历史定论，而是以散文的松散结构容纳多元的视角与情感。无论是胡同、四合院，还是老舍纪念馆，都被她赋予个人的体温与凝视。这种写作，既是向一座城市的告白，也是对“何谓文明”的诗意回答——文明在叶片与蚕丝中出发，在寻常巷陌与人心记忆中延续。
在语言上，张亚丽充分展现诗人散文的特色。她将俗语诗化（如“知面儿还知里儿”），活用儿化音以贴近京味，又在历史细节中穿插戏曲典故（如关汉卿、李好古），使文本在雅俗之间、古今之间自由穿行。这种语言的多声部特质，恰恰呼应了她对北京“有容乃大”的体认。
值得注意的是，张亚丽的这篇散文诞生于深圳。一个在“创业型”城市生活的作家，回望另一座古都，其间已暗含了双城对照的视野。深圳的现代性、社会性、创新气质，或许正是她能在历史叙事中保持冷静与开阔的原因。她不在怀旧中沉溺，而在对话中建构——与历史对话，也与当代对话。
《京城的告密》因而成为一篇典型的“文化大散文”：它篇幅不大，却气象开阔；它写的是北京，关怀的却是文明如何在个体记忆中苏醒、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被讲述。张亚丽以散文为刃，划开时间的骨节，让我们看见：文明，从来不是静止的遗产，而是不断被书写、被猜谜、被携带上路的生命过程。
三、地理的跳脱：深圳视角的生成
创作地理学意义上的跳脱。
回到本文开头，这“俯瞰”从何而来？是作者的直觉？还是深圳（作为观察中国的前沿与高点）赋予的地理-心理距离？这种视角如何区别于传统散文的“漫步”或“沉浸”式书写？
“深圳视角”作为一个关键在深圳写北京，这一创作地理学有其深意。《京城的告密》中，作者将忽必烈定都、胡同变迁、当代地标等异质时空片段并置。这非平铺史料，而是像在文明地图上标定坐标，形成一种“共时性”的地名信息秩序。
由此，张亚丽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散文空间诗学。她摒弃了描绘时序地图的惯例，转而绘制一幅‘共时性’的文明认知图谱。文中，从元大都到谷歌地图，各个地名被抽离线性历史，转化为平等并置的文明数据节点。作者以个人逻辑在这些节点间建立超时空链接，从而驱动北京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整体显形。这套‘基于文明分析的信息架构’，恰恰源自其写作地点——深圳。这座以“时空压缩”与“信息重组”为内核的现代都市，反向赋能了她解码古都的认知框架，成为其‘跳脱感’与思维快感的深层逻辑。
深圳作为最年轻的移民大都会的居民，回望最厚重的古都，天然获得了比较文明的视野。
四、价值的重估：作为一种诗学策略
对散文“跳脱感”的审美价值进行重估，此其时矣。
在传统批评视域中，“跳脱”常被简单判读为“散漫”或“游离”。然而，若将其辨识为一种自觉的、生产性的诗学策略，其深刻价值便豁然开朗——正是凭借这种时空与尺度的骤然切换，散文得以挣脱对现象的表层摹写，直抵文明结构的幽深肌理。
张亚丽散文所呈现的“跳脱感”，远不止于一种观察视角；它更是一条独特的审美发现进路，烛照出其创作最核心的现代性与方法论意义。这绝非技艺的缺陷，而是自觉的文体革新：她并非在“描写”一座城市，而是在“解码”一个文明系统。锚定这一点，文学评论便能超越《京城的告密》的单篇赏析，触及“当代散文如何承载复杂文明思考”这一前沿命题。
总而言之，张亚丽的散文（《非常眼》这部视野宏阔的文集亦是明证）开创了一种独特的 “跳脱的文明书写” 。其核心在于，她构建了一套“共时性”的地名信息秩序：元大都、鲁迅的胡同、谷歌地图坐标……这些异质时空的符号被她从线性历史中解放，并置于同一阐释平面，转化为承载“礼法合治”与“夷夏合作”等文明命题的数据节点。此种书写精心维系着一种审美的距离——它并非冷漠的疏离，而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俯瞰与抒情体认的观察高度。在此结构中，当代元素（如深圳视角、数字意象）被有机叠合，绝非浮泛的点缀，而是构成了与古老文明进行持续、深度对话的必要声部。
这一独特诗学的生成，深植于创作地理学的辩证关系之中。书写对象北京（古都，文明积淀的象征）与写作位置深圳（新城，未来实验场），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交相辉映”。正是从深圳——这座以时空压缩与信息重组为发展逻辑的现代前沿——回望，作者才获得了将北京“共时化”、“系统化”解码的认知框架与内在冲动。她的文本，由此化作一座观念的桥梁，让古都的厚重与新城的锐气，在散文的思维空间里完成了相互照亮，实现了意义的当代再生。
*卡雅（张亚丽）著：《非常眼》，羊城晚报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