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具箱的最底层,那把黄铜折尺宛如一位沉默的老友,静静泛着冷冽的光。尺身的刻度,被水泥浆糊住又磨亮,恰似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斑驳印记。第三节关节处,有道细细的裂缝,宛如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那是那年在深圳工地,夜班赶工的我不慎摔下脚手架时磕出的。当时,满心只记挂着图纸上的标高,一骨碌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便又拿起它继续测量。后来才发觉,尺身已然微微弯曲,却像根倔强不肯服软的老骨头,坚守着自己的使命。
今日,项目经理递来调令,告知老家开发区的会展中心即将复工,特意点名要我这个 “老师傅” 回去负责钢筋工程。我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折尺上那道细缝,思绪瞬间飘回到临行前。她站在家属院的老槐树下,往我的帆布包里塞着煮鸡蛋,叮嘱道:“尺子比命金贵,量错一分,楼就歪一分。” 那时,她的鬓角还未染上霜华,围裙上沾着的面粉,恰似落了一层轻柔的雪,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温暖的光。
工地的夜,仿佛比别处更为漫长。混凝土罐车如同一头头咆哮的巨兽,轰隆隆地碾过临时便道,震得地面微微颤抖。我独自蹲在钢筋堆上,啃着冷硬的馒头,那馒头皮硬得好似石块,咯得牙齿生疼。裤兜里的手机忽然震动,是她发来的视频通话。镜头里,小孙子举着我的旧安全帽,欢快地转着圈,嘴里嚷嚷着:“爷爷在天上盖房子呢!” 她笑着抢过手机,说道:“阳台的茉莉开了,等你回来摘了窨茶。” 风从脚手架的缝隙间呼啸钻过,灌得手机听筒呜呜作响,可我还是清晰地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和当年一样温柔的月光。
那年在西北修筑水电站,导流洞突然塌方,将我们困在其中整整三天。水和干粮逐渐断绝,黑暗中,借着矿灯微弱的光,老陈满脸凝重地给家里写遗书。而我,下意识地摸出折尺,在岩壁上缓缓划下:“等出去了,给你盖栋带院子的房,窗台要高,能晒被子。” 后来,那房子真的盖起来了,可我却只在竣工那天住了短短一夜,便又毅然跟着援建队奔赴遥远的非洲。她到机场为我送行,将晒好的茉莉干轻轻塞进我衬衫口袋,柔声道:“闻着香,就不想家了。”
这些年,钢筋绑扎的铁丝划破过我的手心,殷红的鲜血曾顺着指缝缓缓流淌;支模的钢管砸青过我的小腿,淤青的痕迹如同大地的烙印;最惊险的一次,吊装预制板时钢丝绳突然断裂,我紧紧抱着安全绳,在半空中如风中残叶般晃了三晃。然而,这所有的艰难与危险,她都一无所知。每次视频通话,我总是拣些轻松愉快的事说,讲工地上的食堂换了手艺精湛的新师傅,做的饭菜美味可口;说混凝土试块的强度一次就顺利达标,仿佛一切都顺遂无忧;还说夜里的星星比老家的更加明亮璀璨,如同镶嵌在天幕的宝石。她就在电话那头温柔地笑,嗔怪道:“你呀,这报喜不报忧的性子,恰似这把尺子,耿直得不会迂回。”
工具箱里,还压着一张字条,是她写的:“西晒的墙要多布两根构造柱。” 字迹歪歪扭扭,宛如刚学写字的孩童。那年她来工地探亲,瞧见工人在样板间砌墙,忍不住非要拿我的铅笔,在图纸背面认真地画着,念叨着:“咱家住三楼西户,夏天热得像蒸笼,可不能让人家也遭这罪。” 后来那栋楼的西墙,真就依照她画的多加了柱子,连监理都不禁称赞:“老周的媳妇,比设计院还懂生活。”
明天,终于就要回家了。我仔细地把折尺擦拭得锃亮,第三节关节的细缝里,还卡着些许来自非洲的红土,那是遥远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手机里,又传来她的新消息,说孙子把我的安全帽刷成了鲜艳的红色,像个喜庆的小灯笼。我轻轻摸着尺身上那些被磨平的刻度,仿佛触摸着过往的岁月。耳边不禁回响起她常说的那句话:“建筑人的心,得像混凝土,捣得实,才能扛住风雨。”
风卷着沙粒,噼里啪啦地打在活动板房的铁皮上,叮叮当当,好似在敲打着岁月的算盘。我小心翼翼地把折尺放进随身的包里,又轻轻摸出那包茉莉干。十年了,那馥郁的香气依旧萦绕不散,恍惚间,她站在老槐树下的模样又浮现在眼前,从未改变,一如往昔的温柔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