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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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背，正不可逆转地，弯成母亲的弧度。
这不是诗意的感怀，是物理学的塑造。是锅铲与铁锅碰撞时，手肘传来的沉闷反作用力；是踮脚够向顶层橱柜，全身重量在脚踝碾过的承重；是低头搓洗蔬果，水珠顺着脊柱沟壑，冰凉蜿蜒的路径。生活以最朴素的力学，完成了这场漫长的雕塑。
他们叫它“灶披间”。这名字带着柴火气，像一块用了三代人的老榉木砧板，木质坚实，纹理里浸着油盐。四壁的瓷砖，白底泛出类似骨殖的暖黄，砖缝里是年深日久的油垢，在冬日黄昏的斜照下，泛着一层黏稠而温润的光，像岁月自己熬出的糖稀。那把木柄锅铲，被母亲右手的虎口磨出一道深凹，恰好成为她掌骨的负形；那只碗沿有缺的青花碗，是某个除夕被我失手磕破，母亲只说“缺口朝外，不割嘴，还能用三十年”。它们的静默，是一部只有我们能破译的、用摩斯电码写就的家庭编年史。这哪里是房间，分明是一只被岁月腌透的食盒，每一层都紧锁着关于生存、离别与爱的、具体而微的密码。
春的讯息，是沿着墙脚发黑的裂缝，硬生生挤进来的。惊蛰刚过，湿漉漉的、带着泥土腥甜与蚯蚓气息的南风，便从裂缝渗入，让这小空间的空气也变得黏重。母亲拎回的春笋，根须上还紧紧攥着大片的、带着江南山林气息的黄土块。她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竹椅上，竹片的暗红已因年久变成深褐，就着十五瓦灯泡那如融化黄油般的光，剥笋。她的动作很慢，一层，又一层，粗粝的、带着紫褐色斑点和纤细绒毛的外衣被褪下，落在垫着的旧报纸上，发出“窸窸窣窣”如春蚕进食的轻响。那虔敬的神情，不像在处理食材，倒像在为一尊出土的佛像拂去千年尘埃，直到那象牙白的、凝脂般沁着凉意的笋肉全然裸露。
我的刀落在老榆木砧板上，发出“笃笃”的、富有弹性的清响，那是我在厨房里唯一被允许制造的、属于我的节奏。笋被切成薄片，薄得能透出背后手指的轮廓，在咕嘟着的沸水里微微一焯，便捞起，盛在素白瓷盘里，像一片片被遗落在人间的、清明的月亮。然而，这舌尖的清鲜背后，总蜿蜒着另一条更为幽深的路径。母亲会在此时，一边用抹布擦拭同一块已泛黄的瓷砖，一边说起外婆。“五九年，米缸见了底，能刮出回响。你外婆就拎着破篮子，天不亮上山，露水重得能打湿裤脚。”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封旧信，“最嫩的笋尖要拿去换盐，回来的是满篮最糙硬的笋根。她就在石磨上磨，混着扎嗓子的米糠和一点点豆渣……咽下的，是整个时代的刮擦感。” 我刀下这如玉的笋片，便与外婆竹篮里那些沾着泥泞和绝望的、救命的根，在时光的暗房里完成了重叠。
夏的雷霆，是被一刀劈开的。“咔嚓”一声，凛冽清断，如同夏日独有的断头台，利落地斩断了黏腻的暑气。那颗在井水里浸了半日、通体冰凉还挂着水珠的西瓜，抱上案板时，浑身的战栗像是它激动而出的冷汗。我们兄妹几人，早已赤着膊，围在案边，眼睛像被钩住似的，死死盯住母亲手中那把沉甸甸的、闪着铝质冷光的勺子。心中争夺的，是瓜心那口毫无纤维、甜得纯粹而野蛮的核心。
母亲总是沉默的，额角的汗珠汇聚成一小股溪流，沿着太阳穴滑落，滴落在滚烫的灶台瓷砖上，“刺啦”一声，瞬间蒸发。她熟练地剖开瓜，然后运用勺子，像一位冷静的外科医生，极其精准地，将中心最甜润的瓜瓤挖出，稳稳地，扣在妹妹那只印着馋嘴小猫的、碗边已磕出细密缺口的搪瓷碗里。留给我的，常是靠近瓜皮、甜味中已带一丝青涩的边缘。少年的心，曾为此蓄满过微咸的、不被看见的委屈，像夏日雨后墙角迅速滋生的青苔。
直到多年后，我自己的女儿，在都市的暑气里，眼巴巴地望向我手中的西瓜刀时，我竟鬼使神差地，重复了母亲当年的动作。当我把那勺象征着至高宠爱的“深井”送入女儿口中，看她腮帮幸福地鼓起，那一瞬，我舌底竟泛起了当年那份被让渡的、迟来了二十年的甜。一股更复杂的滋味也随之涌上——我是否，也成了那个沉默的、古老秩序的共谋？我们以爱的名义，施行着并不公平的分配，并在下一代满足的笑容里，为自己寻得最终的谅解。这领悟，带着甜，也带着一丝血缘承袭的无奈。
秋的献祭，总是包裹在一副冷硬的、青黑色的铁甲里。那些被草绳紧紧缚住的河蟹，在冰凉的白瓷砖上徒劳地吐着泡沫。母亲是处理它们的好手。她走近，先用自来水细细冲洗蟹壳上的泥污，那双手，因常年与冷水、淘米水打交道，指节粗大，皮肤粗糙如砂纸。然后，她左手拇指与食指精准地扣住蟹壳后缘的凹陷处，任那双威猛的大螯在空中狂乱舞动，右手持一把刷毛已倒伏的旧牙刷，伸到流水下，刷洗腹甲如书页般的褶皱。她的食指内侧，有一道月牙形的、发白的旧疤，是二十年前被一只凶猛的公蟹死死钳住留下的。每年蒸蟹时，滚烫的蒸汽扑上她日渐松弛的面庞，那道疤痕便会微微发红。
等待蟹熟的时间，是一种混合着焦灼与期待的喜悦。蒸汽从锅盖边缘“噗噗”地溢出，带着一股愈来愈浓郁的、勾人魂魄的异香。这时，父亲会放下他的图纸，背着手，踱步进来。他是剥蟹的艺术家。一套小巧的蟹具在他手中，被赋予了生命，能精准地探入每一个最细微的关节缝隙。他耐心地将蟹肉剔出，金黄的蟹黄完整地堆在蟹斗里，最后，雪白的肉、鹅黄的膏，分别码放在祖传的青花碟中。最高潮在于，他能将那一副被解剖得干干净净的背壳与所有肢脚，奇迹般地拼回一只完整的、橘红色的“空蟹”，置于白盘中央，宛如一件关于“完满”与“虚无”的静物雕塑。他会在空蟹壳里，为童年的我点上一小截用蟹油浸透的纸捻，划一根火柴，豆大的、温暖而摇曳的光晕便在秋夜的凉意里舞蹈起来。多年后我才懂得，父亲执意要恢复的，不只是蟹的形骸，更是他们那代人在动荡岁月里，对秩序与体面，微弱而固执的坚持。
冬的盟约，是由北风与时间共同谱写的。制作腊味，是一场对抗虚无的、充满耐心的共谋。母亲会系上那条染着深蓝色碎花、边角已磨损起球的布围裙，将炒得滚烫、香气刺鼻的花椒盐，倒进印着红色双喜字的搪瓷盆里，与肥瘦得宜的猪肉条反复揉搓。“窸窸窣窣”的声响，绵密而踏实，像极了雪籽在深夜轻轻敲打着窗棂。而后，这些肉块被投入深色的酱缸，如同投入一场漫长的沉睡，贪婪地吮吸着酱油、冰糖与黄酒调和成的、属于东方的滋味。
数日后，它们被麻绳穿起，悬挂在北面窗檐下，去承受凛冽北风的吹拂。自此，厨房的窗外，便摇曳着一串沉甸甸的、关于年关的期待。我时常在黄昏，望着那些腊味在血色夕照里微微晃荡，在班驳的墙上投射出长长的、摇晃不定的影子。它们从鲜红欲滴，渐渐变得暗沉、坚硬，最终呈现出琥珀般的、半透明的质感，像一块块被风干的、凝固了的时光。这缓慢的变化，几乎无从察觉，唯有风知道，日光知道，还有我那日夜守护着它们的、鬓角渐渐爬上霜色的母亲知道。
这时，姨外婆从江南小镇打来的长途电话，总会如期而至，听筒里带着“滋滋”的电流声。她开口永远是那句带着糯软吴语腔调的问询：“小明，北风起了吗？肉晾出去没有？” 我在这头，看着窗外都市灰蒙蒙的天空，总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起啦！妈刚把肉挂出去！风大着呢，吹得呼呼响！” 这重复了半个多世纪的问答，是我们母子三代人间最朴素的声音密码。那腊味的香，便不再是单纯的肉香，它是风干了的叮嘱，是悬在窗口的、关于团圆的终极许诺。
我在这五味杂陈的方寸之地，完成了我的成人礼。我的身高，是灶台上一日三餐的烟火堆砌起来的。我的悲喜，我的聚散，都无声地烙进了这四面墙壁的肌理。
夜更深了。窗外的都市，是一片璀璨而陌生的光海。我轻轻关上了厨房的灯，“啪”一声轻响，世界沉入寂静。
然而，我的背上，那由春的清冽、夏的酣畅、秋的丰腴、冬的沉厚交织而成的无形重负，却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熨帖。它沉甸甸地压着我，像大地，也像摇篮。
这间厨房教给我的，原来是一种存在的辩证法：最沉重的负担，成了生命最坚实的地基；最狭小的空间，因承载了最丰厚的情感，而化为最辽阔的山河。
从此，我走南闯北，背上都驮着这间厨房——这我独一份的，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