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日（散文）

在湘西的深山里，我们把集市叫做“场”。赶场，从来不只是买卖。它是山峦皱褶里的人们，向生活定期缴纳的贡赋，也是一场沉默的朝圣。我记忆里的赶场日，深埋在离石堤西不远的罗塔坪的冬月，被浓霜与晓雾包裹。它不像文人笔下温润的琥珀，它就是一块刚从红壤里刨出来的“懒汉芋”，沾着最本真的泥土，封存着一些即将被现代洪流冲散的重量。

一、与路

凌晨四点，雾——我们叫它“罩子”——正卡在武陵山皱巴巴的裤脚里。去罗塔坪的路在脚下醒来，像一条刚蜕皮、还带着湿气的花蛇，从大山的阴影里钻了出来。

这路认得我。十四年前，我踩着它去镇上读初中，每周末回来。现在，它用同样的红壤试探我的鞋。城里带来的运动鞋，其轻便的材质正在微妙地排斥着辰州地面那浸骨的寒气。背包侧袋里那支昂贵的录音笔，像一节冰冷的、异质的金属阑尾。

这趟回来，心里是虚的。城里的玻璃幕墙把阳光切割得太碎，晃得人心慌。我想回到罗塔坪，把脚重新踩进这泥巴里，印证我那点关于“根”的念想，是不是一种文化人特有的、“幻肢痛”。我论文里那些关于乡村的华丽辞藻，此刻在真实的山风里，像一张裹不住实物的糖纸，瑟瑟作响。

路，很快用它自己的方式给了我答案。湘西特有的红壤，吸饱了一夜雾水，酥软得像一块正在冷却的猪油膏。每一脚下去，都陷进一种温柔而执拗的包裹，仿佛土地张开了嘴唇，要将这外来的异物含住。拔脚时，泥发出“噗”的一声轻响——那不像脚步声，更像土地一个小小的饱嗝。这声音，反而让四周无边无际的静，有了毛茸茸的、更具压迫感的质感。

雾里，有声音开始渗出来。不是涌，是渗。先是一声闷在胸腔里的咳嗽，从对面山腰的枞树林深处滚出来。接着，是扁担铁钩与竹篾摩擦的、“吱扭”一声，带着沅水支流拐弯处特有的涩意。很快，这些零散的声音便找到了伴儿，汇聚成一股暗流。这不是田园牧歌，这是武陵山脉在清晨醒转时，骨骼与关节松动开的、沉闷的嘎吱声。

我试着往前挪，却生出一种怪诞的错觉：不是我在动，而是整条路，连同两侧长满蕨类植物与荆棘的峭壁，在缓慢地向后推移。我，成了一枚被强行钉入这幅《湘西行旅图》的、规格不符的洋钉。

二、脊背的辞典

在这条通向“场”的路上，个体的姓名被雾没收了。你没有名字，你只是一个背影，是众多背负着生活前行的脊背中的一个。平日里，我们通过面容识别彼此，而在这里，在赶场日破晓前的浓雾里，你只能阅读背。背，是这片土地最古老的语言。

最先定义了我对“重量”理解的，是一张“弓”。

那不是弓，是廷水老伯的背。他的背，我童年时是认得的。七岁那年，他还能把我架在他那尚且挺拔的脖颈上，一路吆喝着从石堤西跑到罗塔坪看傩戏。如今，他身体的重心，早已不是胸腔里那颗跳动的心，而是脊椎上那个突起的、如同风化石般的骨节。他肩上的那根桑木扁担，让我想起外婆家那根被几代人的手摸出深色包浆的门闩。它弯下去的弧度，和外婆常年挂在碗柜边的那把老木勺一模一样，那是一种被生活反复使用后的、屈服与共生。

扁担两头，是两座小山似的“懒汉芋”，每一个都沾着湿润的、罗塔坪特有的红褐色泥土。那分量，让桑木扁担弯成了一道濒临极限的弧，也让他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要用尽全身力气，把脚下的这片土地，钉得更深一寸。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等扁担从那被岁月压榨得变形的胸腔深处，挤出一声悠长而痛苦的“吱呀——”，并在那声叹息完全落定之后，才肯迈出下一步。他靛蓝色的土布衫，洗得发白，被汗水紧紧黏在嶙峋的肩胛骨上。那两块骨头，像冬日里冻僵的、却仍在试图挣脱泥土的薯块。汗水从他后颈窝汇聚成流，沿着脊椎那道深刻的沟壑向下，在蓝布衫上画出一道深色的痕迹。那不像溪水，更像一道陈旧、无法愈合的伤口。

他让我想起的，不是我论文里冰冷的“乡土符号”，是我邻居胡老伯。童年时，我最爱吊在他那根同样油亮的扁担上打秋千，他总会用带着烟味的声音笑骂一句：“细伢子，莫压断了我的吃饭家伙！”那时我不懂，一根木头棍子，怎么会是吃饭的家伙。现在，站在廷水伯身后，我懂了。这根扁担，挑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挑着田里的种子化肥，挑着孙子上学的费用。它，就是他的命。

正出神间，两个妇人，像两艘满载的驳船，从我身边沉稳地“挤”了过去。她们的背影，是另一番天地。盘在脑后的发髻，用黑色的丝线网兜紧紧兜着，梳得一丝不苟，像两座小小的堡垒。但发髻边缘，那些探出网兜的、倔强的银白髮丝，却无声地宣告着时间的流逝。

她们的身子，因长年劳作而显得粗壮，走起路来，臀部的摆动带着一种山野母兽般的韵律。一个挎着元宝形竹篮，几十枚青壳鸭蛋，每一枚都用金黄色的谷糠小心地隔开。另一个背着的背篓里，几颗“油冬儿”青菜翠绿欲滴，叶片上还挂着露珠。

她们一路走，一路不住地说话，声音高亢。

“王屠户家的肉，膘薄，今日怕又要涨……”

“我家那个背时的，昨儿个竟会喊‘太’了，喊得我心窝窝都酥了半邊！”

“老大从东莞捎信来，说是年关厂里忙，归期未定……信里总说好好好，天晓得哩……”

她们被山风撕碎的对话，像一把把粗糙的钥匙，不经意间打开了她们身后那一扇扇被烟火熏得微黑的木门。她们的背影是喧闹的，那微微佝偻的宽厚曲线里，包裹着的仿佛不是疲惫，而是一整个需要她们去张罗、去温暖的家族。

人流中，一道微弱的光，闪了过去。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的背影在这沉重的背景里，显得格外单薄。两根乌黑的长辫子，辫梢却系着鲜亮的、火焰般的红头绳，随着她轻捷的步子，在纤细的腰肢后头，一摇，一摆。她肩上只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我认得她，是村小刘老师的女儿，叫英子，去年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她走得轻快，灵巧地侧身，避让着那些更沉重的挑子。那背影里，有一种怯生生的好奇，还有一种对前方、对山外那个世界，掩藏不住的向往。

三、场的温度

路仿佛到了尽头，视野豁然开裂。那市集，便像一头被惊醒了千年沉睡的巨兽，轰然一声，用全部的音量、色彩和气味，砸在了你所有猝不及防的感官上。

声音是第一个砸过来的。先是混沌一片，像一锅滚开的粥。渐渐地，耳朵学会了分辨：卖土布的妇人，嗓音尖亮，“自家——织的布哩——磨不烂——穿不透——”，那尾音在山谷间打着旋。卖陶碗的老汉，则闷声闷气，偶尔才从喉咙深处，榨出一嗓子“碗——瓦盆！”。 卖针头线脑的货郎，摇着拨浪鼓，“嘣楞嘣楞”的声音，清脆而富有节奏。更多的，是无数人交谈、问价、争辩汇成的嗡嗡声。这是一种原始的、充满生命力的喧嚣，它让你无处可逃，也让你莫名的心安。

色彩随之泼洒而来。新宰的猪羊，白生生的肉条上，盖着官府蓝色的检验印章。本地产的“一点红”萝卜，是扎眼的红，水灵得能掐出水。竹篾编成的鸡笼里，“乌骨鸡”探出惊慌的脑袋。旁边的铁匠铺里，炉火正旺，那喷薄的火焰，映着铁匠淌着汗水的、古铜雕塑般的胸膛。

空气，则是各种气味混战的战场。汗水的微咸，生肉的腥膻，油炸粑粑的焦香，老农的草烟味，还有那无处不在的、混合着牲畜粪便与泥土清香的基底气味。它们一股脑地涌来，蛮横地塞满你的鼻腔，让你无法回避这生命的全部真实。

四、微观的史诗

我的目光，又落回到那些熟悉的背影上。在这里，背影们卸下了路上的风尘，投入了另一场更具体的、关于交换的搏斗。

廷水老伯，已寻了一个墙角，将“懒汉芋”篓子卸下。他弯着腰，那张“弓”拉得更满了。他用一双青筋暴起、指节粗大的手，小心翼翼地将最大的那几个芋头，码在最外面。那双手的每一次移动，都缓慢而精确。我注意到他右手食指包扎着一块脏污的布条，渗出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

我走过去，蹲下身，视线与那担芋头齐平。

“廷水伯，这芋头咋个卖法？”我用了尽量地道的乡音。

“五毛一斤。”声音干涩，沙哑。

我的手指触碰到一个芋头，冰凉、粗糙。我忽然想起外婆用柴火灶灰煨熟的“懒汉芋”，剥开焦黑的皮，那股扑面而来的甜香，是我童年冬天最温暖的记忆。而此刻，这冰冷的触感，是它进入冰冷的经济链条前的本来面目。我知道，在三十里外县城的超市里，这种芋头被装在干净的塑料袋里，明码标价三块五一斤。

“给我称十斤。”我说。

他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抬起来。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这才忙不迭地拿起那杆带着铁锈的旧秤。那双树根般的手，在冰凉的秤杆上移动着秤砣，微微发抖。秤杆高高地翘起。“十一斤半，算十斤。”他哑着嗓子说。我递过去一张十元的纸币。他接过，小心地将钱在膝盖上抚平，对折，再对折，然后撩起外衣，塞进内袋的一个深处。那动作，庄重得像完成一个仪式。

他找给我五元。我接过那带着他体温和一丝血腥气的、皱巴巴的纸币，感觉它比城里任何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都更沉，更烫手。我的“田野体验”，于他而言，是一次真实的交易。我所追寻的“根”，正是他每日试图从泥土中挣拔出来的生活。我们之间横亘着的，不是五元钱和十斤芋头，而是一整个由教育、机遇构成的鸿沟。我没有说“谢谢”，他也没有说“下次再来”。我们完成了一次最朴素的交换。

不远处，那两位妇人，正挤在一个堆满棉絮的杂货摊前。她们高高地举起粗壮的手臂，争抢着几捆棉絮。

“这棉絮匀实！你看这弹得多好！”

“我先看上的！你莫抢！”

她们的争吵里，没有真正的恶意，只有对家人冷暖最本能的守护。最终，两人各得其所。我听见其中一个对同伴说：“给我家老二絮床厚被子，他在广东，那边冬天潮得很，骨头缝里都冷。”她们的背影，在完成采购后，显得更加饱满，仿佛把一整片温暖的、故乡的云彩都背在了身上。

那个年轻的英子，则在一个卖雪花膏和红头绳的小摊前停住了。这个摊位，在这充斥着实用品的集市里，像一个美丽的异数。她微微俯下身子，拿起一盒印着俗艳城市高楼图案的雪花膏，凑到鼻尖闻了闻；又拿起一副更鲜艳的、掺了金线的红头绳，在乌黑的辫梢比划着。她最终买下了那副红头绳，小心地揣进怀里，像藏起一个秘密。那一刻，她的背影似乎也亮了一些。

五、根的重量

太阳偏西，光线变得醇厚，给整个集市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人声如潮水般退去，留下满地狼藉。人们开始收拾行囊，也收拾起各自的心事。

回去的路上，依旧是满眼的背影。只是这时的背影，与清晨来时，有了差别。那物理上的分量，或许并未减轻，但步履间，却多了一份踏实。

廷水老伯，扁担两头的篓子空了，却多了一小布袋的米和一小罐油。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那空篓子发出轻快的晃荡声。那张拉满的“弓”，此刻终于微微松弛。

那两位妇人，臂弯里挎着满满的收获，依旧在高声谈笑，内容变成了晚上要做点什么好吃的。

英子的布包里或许多了一盒雪花膏，一副新的红头绳，她走得更轻快了。

我跟在他们后面，慢慢地走着。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长长的。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标点。我手里提着那十斤“懒汉芋”的重量，通过勒紧的塑料袋提手，化为一种清晰的触感，传遍我的全身。

我掏出那个皮质封面的笔记簿，翻开，没有写下一个字。任何预设的学术词汇，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我只是在本子的最后一页，画了一根扁担，扁担两头，是两个沉甸甸的、被完全涂实的黑色圆圈。这幼稚的图画，是我与这片土地，新签下的契约。

天色暗得快，山影浓重起来。远处的山峦，只剩下黛黑色的剪影。各家窗户里，陆续亮起了灯，那光是昏黄的，暖的，在渐浓的夜色里，像一颗颗温柔的心脏在跳动。

那些背影，就在这灯火的方向，隐入各自的屋瓦之下，不见了。他们回归为丈夫、父亲、母亲、女儿，那压弯的脊梁，将在温暖的饭桌旁，获得一夜短暂的舒展。

路，又恢复了它的寂静。

我独自站着，四周空无一人。但我的手里，提着十斤罗塔坪的“懒汉芋”。我的根，从未如此具体而沉重。

他们的脊梁将在温暖的饭桌旁获得舒展。而我的“根”，这十斤芋头，将被我带回城里的公寓，放在光洁的厨房角落，像一个突兀的闯入者。

我终将思考：当我用文学将他们的脊背固化为一首深情而感伤的挽歌，我是否在无意中参与了另一种形式的遗忘？我真正应该寻找的根，或许不是与土地虚假的和解，而是诚实地承受这种永恒的、介于城乡之间的断裂。那根我画在本子上的扁担，一头，必须挑着罗塔坪真实、粗粝的红壤，另一头，必须挑着我此刻的、毫不浪漫的迷茫。

我知道，终有一天，这条由脊梁汇成的河流会改道。廷水伯的孙子不会再挑起这根桑木扁担，英子会在省城安家，那两位妇人的儿子可能再也不需要家乡的棉絮。但我今日所感所受，并非一曲挽歌。挽歌大多深情而无力。我更愿意它是一份严厉的诘问，一份对我自身文化身份、对我所窃取的故事的诘问。

我的书写，不应是隔岸观火。它必须是这扁担本身，承受其全部的重力与弯曲；也必须是这扁担在某一天终于折断时，那一声清脆的回响。我窃取了他们的故事，那么，我便有义务让这窃取之物，生长出属于他们的、不被我曲解的荆棘——哪怕这荆棘，首先刺穿的，是我自己虚浮的乡愁。

这十斤“懒汉芋”，我会一个一个地吃掉它们，让这罗塔坪的重量，通过最原始的消化方式，成为我身体血肉的一部分。然后，带着这融入血肉的重量，继续写下去。不是为他们代言，而是为他们作证；不是唱挽歌，而是立此存照，记录下在一切彻底改变之前，这些脊背曾经怎样弯曲，又曾经怎样，在弯曲中，撑起了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