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辞，或别离》（散文）

当第一缕秋风像一把无形的梳子，轻轻梳理过湘西深处黄麻岭的每一寸土地时，那原本灵动的溪水，仿佛被一只神秘的手悄然抽走了灵魂，渐渐退去，只留下一副干涸的骨架，倔强地裸露在时光的面前。这八个字——“溪水退去，骨相毕露”，如同一把钥匙，在我回到黄麻岭的第三天，于远方伯父家那张榫卯松动的八仙桌抽屉深处，悄然开启了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记忆之门。

一

抽屉拉开时扬起的灰尘，在午后的光线里起舞，每一粒都载着三十年时光。我认出那支铅笔，笔杆上深深的牙印像地层中的化石，记录着伯父焦虑时的呼吸节奏。上排齿印深而急促，下排浅而绵长，形成一个完整的焦虑图谱。我的指尖在这些齿印上游走，忽然意识到，我正在触摸的不仅是一支铅笔，而是整个村庄的咬痕。黄麻岭也在用它的方式咬住什么——咬住即将消失的方言，咬住快要被遗忘的节气歌，咬住溪流退去前最后的湿润。

头三天，我患上了真正的失语症。不是城市里那种可供炫耀的、矫情的沉默，而是所有的词语都卡在了喉骨后面，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源头。清晨，我被窗外麻雀的争吵惊醒，那些尖锐的叫声像针一样刺穿梦境。我躺在床上，试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却只发出嘶哑的气音。这种失语让我恐惧——当我最需要语言来承载这片即将消失的土地时，语言却率先背叛了我。

后来我才明白，不是语言背叛了我，而是我带来的城市语言无法承载乡村的经验。我们各自的语言系统，已经在不同的时空中进化成了无法互译的密码。在城里，我们说“社区”；在这里，人们说“堡子”。在城里，我们谈“生态系统”；在这里，老人说“山水脾气”。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命名体系，仿佛我们生活在平行的宇宙中。

老姑婆在电话里说：“回来看看吧，黄麻岭快没了。”她说“没了”的语气，像是在说一个久病之人的临终。那个“快”字里包含着多少不忍和无奈，只有听惯了生死的人才懂得。但我站在这里才发现，岭下的溪水不是“没了”，而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从可见的流淌变成了不可见的渗透，从表面的喧哗变成了深处的沉默。

这种转变让我想起小时候看伯父裱画。他说最好的裱画师懂得“留白处作文章”，画面的气息全在那些不着笔墨的地方流动。现在的黄麻溪就是这样一幅被拆了画芯的裱褙，只剩下纯白的宣纸，但正因如此，我们才第一次看清了纸的纹理，看清了支撑画面的内在结构。

我只能走，从下游的碾坊遗址走到上游的野渡。鞋底沾满河水退去后析出的白色矿物质，走起路来沙沙作响，像是一直有人在身后跟随。这粉末让我想起七岁那年，在村口代销点偷吃的糖精——同样的涩，在齿间慢慢融化，最终留下的不是甜，而是一种确凿的虚空。

代销点的玻璃柜台早已碎裂，里面曾经诱人的糖果现在落满灰尘，和老鼠的粪便混在一起。那些糖果曾经是我们整个童年的欲望坐标，如今却成了时间废墟的一部分。但奇怪的是，当这些物质性的坐标一一消失，它们所标记的记忆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或许记忆本就与实体无关，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引信，而消失本身，就是最猛烈的引信。

这行走，表面是怀旧，内里却是对一片即将消失的地貌作最后的丈量。每一步都像是在数念珠，为一条将死的河流念往生咒。但走着走着，我忽然意识到，我或许不是在为溪水送葬，而是在参加自己的某一部分的葬礼——那个还能与自然直接对话的、童年的我的葬礼。

二

祖父当年说“水走骨现”的那个早晨，其实还有后续。他磕完老竹烟斗，青石上留一圈灰烬。他没有立即起身，而是用烟斗的铜锅，在青石上慢慢画圆。“你看，”他的声音带着烟叶的沙哑，“水在的时候，石头是圆的。水走了，石头露出棱角。”

那时我十岁，正为能赤脚踩溪石而兴奋，听不懂这话。我的注意力全在脚底板上——溪石被太阳晒得微热，光滑的表面偶尔有粗糙的纹理，像祖父掌心的老茧。溪水清澈见底，小鱼小虾在腿间穿梭，痒痒的，让我忍不住咯咯笑。

那时的黄麻溪是一条会呼吸的河流，它的每一次涨落都牵动着整个村庄的脉搏。我们通过这些涨落来理解世界——丰水年是慷慨，枯水年是节制，洪水是愤怒，干涸是沉思。河流不仅是地理的存在，更是我们认知世界的语法。

“水软，石头硬，可软的能磨硬的，你晓得为啥不？”祖父用烟斗敲敲我的脑袋，“因为软的水从不跟硬的石头对着干，它晓得绕路走，晓得慢慢磨，晓得在石头身上找出路。”

直到这个十月，我的脚尖蹭到对岸粗粝的黄土，一个趔趄，膝盖磕在河床上。疼痛如一道闪电——水的柔软不仅塑造石头的圆润，更塑造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习惯了水的存在，以至于忘记石头本来有棱角，大地本来有骨骼。

现在的黄麻溪，更像一具被解剖的躯体，肌肉血脉褪去，骨架完好无损地呈现。这种呈现带着医学的冷静残酷，也带着神圣庄严。我蹲在河床中央，用手指丈量皲裂的缝隙。最宽处可插入整个手掌。裂缝边缘锋利，像大地刚刚张开的嘴唇，想要诉说，却因长久失声而保持沉默。

我把耳朵贴近裂缝，听见的不是声音，而是一种震动——遥远而持续，像是大地的心跳。这心跳如此微弱，却又如此固执，仿佛在证明生命从未真正离开。

指尖在裂缝底部触到一种凉意——不是表层的寒，是地底深处传来的、尚未散尽的水汽，是大地的余温。这凉意让我想起外婆地窖里储存的夏瓜，即使在最热的伏天，也带着一股清冽。那是时间深处的清凉，是记忆本身的温度。

在这条最深裂缝里，我发现完整的螺壳化石。它嵌在黄土中，螺旋纹路清晰如昨。我用树枝花了半小时才小心撬出。它躺在掌心，那么小，那么轻，却承载亿万年重量。

旁边紧贴一枚生锈的鱼钩。我认出是阿贵用的那种——他自己用缝衣针在煤油灯上烧红弯成，钩尖总是向内多偏一分，他说这样鱼吃了饵还能吐出来。阿贵摸鱼从不为了吃。“每条鱼说的话都不一样，”他曾神秘地告诉我，“刚出生的鱼说水话，老鱼说土话。”

我们当时都笑他疯了。现在想来，也许疯的是我们这些“正常人”。我们失去了听鱼说话的能力，还理直气壮嘲笑那些能听见的人。

远处传来挖掘机的轰鸣——上游在建水库，据说能解决三个镇的饮水问题。进步总是要以一些消失为代价，这个道理我懂，但心还是会疼。那种疼很特别，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缓慢的、弥漫性的钝痛，像是整个身体都在为某种失去而默哀。

三

“石船”确实变小了。不是石头收缩，是我的视野被城市高楼和信息洪流撑大。童年时，这块浑圆巨石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在上面演戏、打仗、做白日梦，石面被几代人脚底板磨得光滑如玉，有几处天然凹陷，正好容下小孩子蜷缩的身体。

堂哥刻的“早”字还在，但笔画被风雨磨浅了，像记忆里逐渐模糊的誓言。那是他看完《朝花夕拾》后刻的，刻完就被二伯揍了一顿，说糟蹋了祖辈留下的石头。现在二伯也老了，整天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我在石头上坐下，试图找回当年感觉。奇怪的是，身体还记得凹陷的位置。背贴合石面，一股凉意透过衣衫，但很快，体温就将石头焐热，仿佛被有力的大手托住。这感觉让我突然想哭——在城里住了十五年，换过三个公寓，没有一个地方给过我如此确凿的归属感。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那些一直存在却被忽略的化石。

它们一直都在，只是被水流、青苔和我们嬉戏的脚底板掩盖。现在，水退苔枯，石头露出本来面目——一本打开的地质史书。最让我震惊的，不是常见蕨类植物化石，而是一组清晰波痕化石。那是亿万年前，水流在沙地上留下的涟漪。

手指抚过那些波浪痕迹，指尖纹路与石头纹路交错，仿佛在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我的生命只有几十年，而这些波纹已经存在了亿万年——在这种不对等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了某种神圣。

这让我想起老伯祖父书房里那座老座钟。它的钟摆总是慢半拍，滴答声滞重疲惫。老伯祖父说，那不是钟坏了，是时间在这间屋子里走得慢些。“河流的时间、钟表的时间、心的时间，从来不是同一个时间。”他说话时，窗外的黄麻溪正哗哗流淌，像是为他的话做注脚。

一个放牛的孩子路过，好奇地看着我。我问他知不知道这些石头上的花纹是什么，他摇摇头，说老师没教过。他的牛在干涸的河床上寻找青草，铃铛声在空旷中格外清脆。

“你晓得黄麻溪以前有多宽吗？”我指着河床问他。

他摇摇头：“老师说这是季节性河流。”

“你晓得这里以前能抓到这么大的鱼吗？”我比划着。

他笑了：“你骗人，这么浅的水怎么会有鱼。”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我熟悉的、对一条河流的敬畏。教育给了他知识，却拿走了体验；给了他概念，却拿走了感受。这种交换，不知是得是失。

四

阿贵的红桶还在老地方，靠着歪脖子柳树。但颜色已褪成近乎透明的粉，像是被时光稀释的血。塑料在年复一年阳光下变得脆弱，桶壁上有细密裂纹，像老人手背的青筋。

我记得阿贵最后一次用这个桶的情景。那是个夏天黄昏，暑热还未散去，他蹲在溪边，把桶浸入水中，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提起满满一桶水，对着里面游动的鱼苗说：“去吧，去吧，游远一点。”那些鱼苗顺水流散开，他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满足笑容。

他哥哥带他去城里那天，这个桶就被遗弃在这里。三年过去，桶还在，阿贵也回来了，但那个会对鱼说话的阿贵，永远留在了精神病院的某间病房里。医生说是“现实感丧失”，可究竟是谁丧失了现实感？

现在的阿贵，安静、有礼，见人会打招呼，按时吃药，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有一次我看见他站在干涸的溪边，对着河床发呆。我走过去，他转过头来说：“水走了。”我说是啊，今年特别旱。他摇摇头，声音很轻：“不是今年，是永远地走了。”

那一刻，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从前那个阿贵的影子——那个能听鱼说话的阿贵。虽然只是一闪而过，却让我确信，有些东西从未真正消失。

在铁匠铺旧址上建起的便利店，每天准时在早上六点开门。这个时间，恰好是陈铁匠从前点燃炉火的时间。便利店的自动门开启时，会发出“嘀”的一声响。这声音取代了从前风箱的“呼——嗒”，取代了铁锤敲击的“叮当”，取代了淬火时的“刺啦”。

但有一天凌晨，天还没亮，我路过便利店，看见陈铁匠独自站在紧闭的店门前。他穿着从前的皮围裙，手里拿着那把断了柄的铁锤。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另一个从时间里逃出来的人。我没有上前打扰，只是远远看着。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弯腰把铁锤放在门口，转身离开了，背影融进未散的晨雾里。

第二天，铁锤不见了。不知道是他带走了，还是被便利店员工当垃圾扔了。我想问，终究没有问出口。有些问题，答案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五

我一个远方伯父，那个退休的小学教师，最近开始学画画了。他画的是黄麻溪从前的样子——有水的样子。但他用的不是水墨，是溪边的泥土调制的颜料。

“水走了，土还在。”他说，“用这里的土画这里的水，最合适。”

他的画室里挂满各种姿态的黄麻溪：春天的湍急、夏天的丰沛、秋天的清澈、冬天的瘦弱。但最多的，还是现在的干涸河床。奇怪的是，他用泥土画出的干涸河床，反而给人一种充盈的感觉。

有一天，他指着一幅画对我说：“你看，这是溪水的骨头。很美，不是吗？”

我仔细看那幅画。他用深浅不一的褐色，勾勒出河床的纹理。在裂缝深处，他用白色点出了那些化石。整幅画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干涸，但不荒凉；裸露，但不羞耻。

“中国人讲究藏，”伯父一边调色一边说，“水藏石，石藏土，土藏根。但现在，什么都藏不住了，只好亮出来给人看。这一亮，倒亮出了另一种美。”

伯父告诉我，他正在画一幅长卷，记录黄麻溪从源头到入河口的变化。“等画完了，溪水可能就真的没了。”他笑着说，但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苦涩。

我看着他在画布上涂抹，忽然明白：他画的不是记忆，而是忏悔。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遗忘而忏悔，为所有不可避免的失去而忏悔。而忏悔，或许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

六

决定离开的那个早晨，霜很重。我再次来到黄麻溪，这次，我带了一把铁锹。

我在河床最宽的地方开始挖掘。泥土坚硬，每一锹都需要用力。大约挖到半米深时，泥土开始变得湿润，颜色变深。再往下，出现了渗水，虽然不多，但确确实实是水。我把手伸进冰凉的泥浆中，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凉意。

我把耳朵贴近挖开的坑洞，屏住呼吸，终于听见了极其微弱的水声——不是流淌，是渗透，是凝聚，是等待。那种感觉，像是听见了大地的毛细血管还在工作，虽然缓慢，却从未停止。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坑洞的壁上，有一些细小的根须。它们像无数只小手，向着湿润的泥土伸展。这些根须属于岸边的老枫树——那棵在秋天最早落叶、在春天最晚发芽的树，我们都叫它“慢爷爷”。

原来，即使在最干涸的季节，生命依然在看不见的地方延续。树根知道水在哪里，它们用最慢的速度、最耐心的姿态，向着水源生长。

我把挖开的土重新填回去，用手掌拍实，像是为一个秘密盖章。起身时，我在填平的坑洞上放了一块石头——那块有波痕化石的石头。算是一个标记，也算是一种致敬。

七

在村档案室，我找到了一份1982年的水利报告。泛黄的纸张上，钢笔字迹依然清晰：“黄麻溪年均流量1.2立方米/秒，保证率95%...”

报告后面附着一张手绘地图，标明了溪流的每一个转弯、每一处深潭。我惊讶地发现，我记忆中的黄麻溪与这张地图有很大出入——有些我认为很宽的地方实际上很窄，有些我印象中的浅滩居然是深潭。

档案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退休教师，他告诉我：“记忆就像这溪水，每次回忆都是一次改道。最后留在你脑海中的，早已不是最初的样子。”

他拿出更多资料：1958年大旱的记录、1976年洪水的照片、1990年第一次断流的报告...黄麻溪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干旱抗争的历史，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恰好生在它的丰水期，便以为那才是常态。

“人们总是怀念不存在的美好过去。”老教师说，“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困境和美好。”

这句话让我深思。我们这代人怀念溪水丰盈的故乡，但父辈们可能怀念的是更早的、没有污染的故乡，而祖辈们怀念的或许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八

离开黄麻溪的路上，霜已经开始化了。我遇见了一个放羊的老人。他的羊群在干涸的河床上啃食着稀疏的草。老人坐在石船上抽烟——正是外公当年坐过的位置。

“找水？”他问我，眼睛在皱纹深处闪着光。

我摇摇头：“看看。”

他笑了，露出稀疏但坚实的牙齿：“看看好。很多人都来找水，没几个人来看看。”

他告诉我，他是看着这条溪长大的。“它以前也干过，”他说，“五八年大旱，干得比现在还厉害。后来不是又满了吗？”

他说，河流像人，有丰年也有荒年。“丰年的时候，它给予。荒年的时候，它教导。”

“教导什么？”我问。

“教导你，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他磕了磕烟斗，动作和外公一模一样，“水不是理所当然的，故乡不是理所当然的，记忆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停顿了一下，看着远处的山峦，“连干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他指着山峦起伏的曲线：“你看，山还在。只要山还在，水总会回来的。也许不是今年，不是明年，但总有一天。”

羊群开始移动，他起身跟上。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年轻人，记住今天的黄麻溪。等它水满了，你再来看看。那时的美，和今天的美，是不一样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和羊群渐行渐远。夕阳西下，给干涸的河床镀上一层金色。那些裂缝在光影中显得格外深邃，像是大地的掌纹，记载着不为人知的命运。

我忽然明白了：黄麻溪的干涸，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它以消失的方式，让我看见了平时看不见的真相。

回到书斋，拧亮台灯。我在笔记本上续写三天前的那八个字：“溪水退去，骨相毕露。这不是消亡，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

但我知道，这些感悟终将如溪水一般退去，留下生活的骨相。而我要学习的，便是在这骨相中看见美，在匮乏中体会丰盈，在别离中学会更深层的连接。

窗外，起风了。我听见枯叶摩擦地面的声音，沙沙的，像是无数细小的告别。而我的笔尖在纸面上移动，发出的也是类似的声音。

不同的是，枯叶的沙沙声是走向沉寂，而笔尖的沙沙声，是走向新生——不是在纸上新生，而是在心里。

我知道，明年的春天，当冰雪融化，雨水充沛时，黄麻溪可能会重新丰盈起来。那些化石将再次被水流覆盖，那些遗落的物件将被冲刷到新的位置。但此刻的干涸，此刻的“骨现”，却是这条溪流给予我的独特礼物。

有些别离，是为了更好地生长。有些空无，是为了更满的充盈。有些消失，是为了更真实的显现。

这就是秋天教给我的事。这就是骨溪在这个深秋，用它的干涸教会我的，关于生命的最深奥也最简单的真理。

而真理，往往朴素得像干涸河床上的一粒石子，等待着有心人的捡拾。我在黄麻溪的河床上捡拾了很多石子，它们现在就在我的书桌上，沉默，但充满言语。

也许有一天，当我也变成老人，坐在某块石船上抽烟，会有另一个年轻人走来。我不会问他是否来找水，我只会说：“看看好。看看就好。”

因为有些东西，只能通过看见，才能真正拥有。而有些拥有，只能通过放手，才能真正实现。

这就是秋辞，或别离。辞别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对话的开始。我与黄麻溪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九

写完这篇文章的一周后，又接到老姑婆电话，说黄麻溪上游水库开始试验性蓄水，溪床里终于又见到了细细的水流。但我知道，那条记忆中的黄麻溪已经永远消失了，就像童年、青春和某些亲人。

而我们，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别离中，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那个不变的核是什么？对我而言，就是与万物对话的能力，就是在干涒中听见水声、在寂静中听见言语、在消失中看见永恒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黄麻溪给我的最后礼物，也是最好的礼物。

溪水会回来，以另一种方式。我们也会回来，以另一种身份。而别离，只是这永恒回归中的一个逗号，不是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