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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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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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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骸:三十五口呼吸(散文)

一、锁骸

锁是在梦里找到我的。不是卡住,是焊住。像老屋那把生绿霉的铜锁,钥匙早化在三十年前的某个雨季,锁芯里的簧片与弹簧锈成一坨铁疙瘩,沉得能坠井。凌晨三点十七分,我从一口深井的坠落感中挣脱,却发现自己的脖子成了这副模样——它不再是我身体里活生生的部分,而是一件遗物,一件从旧时光深处递过来的、锈死的刑具。

手摸上去,第三节颈椎右侧,那个骨节顶在皮下,硬如枣核。三年了,它从一粒米长成一枚枣核。医生说这叫骨质增生,是低头太久,是坐姿不对,是脊椎在给自己修筑工事。但我总觉得,它是别的什么。是身体里长出了一小块固执的、不肯融化的时间。

我直挺挺躺着,眼球在黑暗里空转。书架是黑的,书脊上的字在黑暗里沉没。只有一点幽微的光,来自书桌抽屉的缝隙——那里压着一本相册,塑料封皮在岁月里微微翘起,像一片干涸的池塘。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一九六八年清明,一个缺了门牙的男孩,站在吊脚楼前,手里攥着半块糍粑。背景里,是一扇窗。

但我转不过身。脖子把我钉在床上,像昆虫学家钉住一只蝴蝶。那枚枣核,就是刺穿我胸腔的针。

窗外的城市开始苏醒。不是鸟鸣,是垃圾车压缩箱闷闷的吞咽声,是第一班公交刹车时放气的嘶鸣。这些声音漫进房间,不是潮水,是雾——黏稠的、无法驱散的雾。而我脖子里的那块骨头,在这雾中变得具象。它不再只是痛,它是一种存在,一种提醒:你身体里有些东西,正在以你不知晓的方式,改变形状。它需要一个解释,一个来处。

于是,那扇窗从记忆的塘底浮了上来。

去年清明,我回老家给祖母上坟。坟头的土新培过,湿漉漉的。下山时路过老屋,鬼使神差推门进去。堂屋很暗,只有破窗漏进的几束光,斜插在夯土地面上。我在神龛底下翻出那本相册。纸页脆黄,照片边缘卷曲。我的目光滑过缺牙男孩的笑,滑过黑白的吊脚楼,最后,停在背景那扇模糊的窗上。

凑近了看,鼻尖几乎贴上塑料膜。在窗格的右下角,杉木纹理间,有三个极浅的刻痕。

不是划痕,是字。三个歪歪扭扭、却用足了力气的字:“卅五空”。“空”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个人走路走到一半,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停在那里,把脚印烙进泥土里。

祖母邱秀英,生于宣统年,卒于一九八八。她不识字,只会在自己的衣襟上绣名字:邱、秀、英。一针一线,绣得工整,像小学生描红。但这刀痕,会是她留下的吗?三十五个,什么?是空缺,是空洞,还是什么别的计量?

这个疑问,像一粒当时未曾发芽的种子,沉在心底。此刻,却被颈后的剧痛唤醒,顶破了意识的冻土。它开始生长,藤蔓般缠绕着我的呼吸——一呼,一吸,都牵动着那枚枣核,都指向那扇窗,那三个字。

我挣扎着起身,像挣脱一口无形的井。昏黄的灯光让房间突然收缩。我开始收拾行李,动作迟缓,因为每一个转身都伴随着骨骼的涩响。两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一本牛皮纸封面的空白笔记本,一支老钢笔。钢笔是祖母的遗物,笔帽上的镀金早就磨尽了,露出黄铜的底色,摸上去有细微的沙粒感。

一九七六年谷雨,她把笔递给我。手心有糯米浆的黏涩。“字要写在纸上,”她搓着指头上的浆痂,眼睛看着窗外,“你看这浆,糊窗的时候,薄了粘不住,厚了皱皮。写字也一样,墨要渗进纸的纤维里,才跑不脱。”

那时我不懂。现在摸着颈后的那块骨头,忽然懂了——我的骨头也在“写字”,用痛当墨,在椎间盘上写“生”字。写歪了,擦不掉,只能任它晕开,长成骨刺,长成枣核。

临出门,我又从书架上抽下那本《湘西风物志》,一九五七年版。靛蓝的布面褪成了灰蓝。翻开扉页,一个褪色的红戳:“邱秀英”。阳文,边框晕开了,像一滴化开的血。那是一九七零年,大队扫盲班结业的全部纪念。她给家里仅有的十几本书都盖上了这个印。“印上了,”她摩挲着刚刚干透的印泥,手指在“秀”字上停留,“就跑不脱了。”

那时我以为她说的是书。背包勒上肩膀的瞬间,颈椎深处那块骨头猛地一紧。不是刺痛,是更深的东西,像某个沉睡已久的机关被触动了。然后,它醒了。它不再是无名的痛,它有了方向——不是地图上的方向,而是后方,是时间深不见底的逆流,是记忆蜿蜒曲折的来路,是那扇刻着“卅五空”的窗。

电梯下降。失重感让那块骨头变得无比具体。轿厢镜子里的男人,脖子以一种奇怪的角度僵着。那不是自然的姿态,是经年累月对抗疼痛形成的扭曲。像个提线木偶,但线不在别人手里,在自己骨头深处。

闭眼。视网膜上残留的光斑跳跃、变形。就在这时,一个几乎遗忘的触觉贴着耳廓响起——不是声音,是触觉,是祖母那双粗糙、温暖、带着浆糊和艾草气味的手,轻轻拂过我后颈的感觉。以及,一句用土话呢喃的、湿漉漉的话:“痛么?痛就痛。痛是你骨头在讲话。你莫要不听。”

我霍然睁眼。轿厢壁上,按摩仪的广告灯箱亮着。一个女人,颈椎光滑笔直,露出标准的微笑。她的世界里没有锈死的锁,没有枣核般的骨节。

电梯门开了。我走了出去,把那个光滑的世界留在身后。我的世界,需要回到一扇破窗面前,去寻找痛的语法。

  二、途中

去老家的大巴像个装满疲倦的铁皮盒子,在晨雾里吭哧吭哧地喘。我蜷在最后一排,座位上的绒布磨损了,露出底下海绵黄色的肌理,像溃烂的伤口。

邻座的汉子在啃冷馒头。他啃得很认真,每一口都扎实而固执,咀嚼的声音在车厢密闭的空气里回荡,沉重而有节奏。我看着他下颌骨有力的运动,忽然想起祖母另一句话:“吃东西要细嚼,嚼出甜味来。日子也要细嚼,嚼着嚼着,苦里也能嚼出点甜来。”我的脖子无法完成这样有力的咀嚼,它只能僵硬地承受着每一次颠簸,将那枚枣核一次次捶打进我的意识深处,像锤子敲钉子,一锤,一锤。

车出吉首,高楼如退潮般矮去。山峦缓缓拱起脊背,墨绿的杉木林覆盖着山体,连绵起伏如凝固的波涛。过马颈坳,隧道接连不断。在那些漫长的黑暗里,我唯一的风景是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倒影——模糊的、僵直的、与窗外飞逝的光带重叠又分离的影子。每次冲出隧道的刹那,白光如瀑,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群山已劈面而来,青黛色的山体上偶尔炸开一树野樱。不是成片的,是孤零零的一树,白得决绝,从墨绿的背景中突然跃出,像一声来不及收回的惊呼。

我关掉手机。信号格在这里变成无意义的装饰。就在这片强制性的寂静里,左耳忽然“闭”了。

不是失聪。是选择性的关闭,像一扇门在颅内轻轻合拢。右耳因此变得异常警醒:引擎粗重的哮喘,风掠过不同植被时音高的微妙差异——松涛是持续的低音,竹啸是尖锐的高音,阔叶林是沙沙的碎响。而左耳那一片庞大的寂静里,并非什么都没有。仔细听,能听见心脏搏动时沉闷的、遥远的回音,像有人在空荡的殿堂里轻轻叩门;能听见血液流动的簌簌声,那声音极其细微,细如春蚕食叶。

一呼,一吸。声音在此分裂,形成峡谷:右耳是喧嚣的现世,左耳是寂静的远古。我在峡谷中央,被两种时间拉扯。而颈后的枣核,仿佛就是这峡谷底部最坚硬的那块石头,沉甸甸地硌在那里。

车在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地方停下。“石堤!石堤的下!”司机喊,声音嘶哑。我跳下车,站在被车轮碾出深槽的黄土路上。尘土扬起,在晨光里缓缓沉降。

等农用三轮的间隙,我看见了那扇窗。

路对面,一栋行将倾颓的吊脚楼。二楼那扇窗,以一种古怪的姿态攫住了我。它不像窗,像几十根倔强的骨头,被一种遗忘的技艺捆扎在一起。没有一根木条是纯粹的直——那些看似笔直的,仔细看都有微妙的弧度;也没有一根甘于彻底的弯——那些弯曲的,又在某个节点固执地挺直。它们在反抗与屈服之间,达成了僵持,一种经年累月的、疲惫的僵持。

我眯起眼,试图数清那些被木条分割出的空格。光线游移不定,数字在光影中浮动。三十五?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老哥,看么子?”

声音从身后老槐树下传来。一个老人,握着竹烟筒,烟锅里的火明明灭灭。他脸上的皱纹如千旱季的河床,纵横交错,深不见底。

“老屋了,冇人住。那窗,是向老四的手艺。”

“向老四?”

“寨子里的老木匠,走十多年喽。”老人吐出一口青烟,烟雾在晨光里缓缓上升,散开。“他讲,好窗子是‘长’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要顺着木头的脾气。直的就让它直,弯的就让它弯,有疤的……疤是木头的眼睛,看过风雨的,要留到。你把它刨掉了,窗子就瞎了一只眼。”

我颈后那块骨头,忽然有了形象。它也是“疤”吗?是我这具身体,看过了什么风雨后,长出的沉默的眼睛?

一辆三轮车突突驶来,车斗里堆着化肥袋子。我跳上车斗,在剧烈的颠簸中抓住锈蚀的栏杆。车开动了,我一直回头,直到那扇窗消失在拐角。但那三十五空格的轮廓,却比任何地图都清晰地烙在了我的视线里,像视网膜上灼出的盲点。

三、茶妇

从石堤到老屋的十里山路,我走了将近三个小时。不是路远,是每一步都需要重新学习。背包像长进了肩膀的肉里,每一步都牵扯着颈后的那块骨头,它随着步伐的节奏律动——抬脚时微微松驰,落脚时猛地收紧,像有什么东西在深处拽着。

我不得不频繁停下,仰头看天。脖子在这个仰起的姿势里,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像老屋的门轴在夜里转动。这声音让我想起相册里那扇窗,杉木的格子,阳光从破洞里进来,在地上烙出一个个明亮的光斑,光斑随着日头移动,从东墙移到西墙,像一群沉默的、金色的蚂蚁。

路过一口井。青石井台被岁月磨得温润,边缘光滑如釉。我蹲下身,掬了一捧水。水极凉,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直抵胸腔,在胸腔里炸开一片清醒的刺痛。就在这凉意中,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你是……英婆婆的孙?”

我转身。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背着几乎和她等高的竹篓,篓里是新采的茶叶,青翠欲滴。她皮肤黝黑,是常年山间劳作的那种黑,油亮亮的。眼角有细密的、放射状的纹路,像瓷器上冰裂的纹。但眼睛亮得像这井水,清澈见底。

“认得。”妇人走近两步,篓子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我小时候,英婆婆常塞糖给我吃,用旧手帕包着,手帕上绣着她的名字——邱秀英,三个字,绣得工工整整。”她仔细看我,目光在我的眉眼间停留,“你眉眼像她。特别是这双眼睛——英婆婆的眼睛,到八十岁都亮晶晶的,看人时,像能把人心里那点灰都照透。”

我的喉头忽然被什么堵住了。我想说些什么,但张了张嘴,只发出一点气音。

“你这是回老屋看看?”

“嗯。”

“老屋还在,就是旧了。窗也还在。”她顿了顿,目光投向山路深处,“英婆婆走前那几天,人已经不太清醒了,还总指着窗子,说要糊纸。她说,纸要糊得匀,光进来才柔,柔得像她年轻时熬的糯米浆——慢慢熬,用小火,熬到能拉起丝,那样的光才养人。”

我想问“卅五空”的事。话在嘴里滚了几滚,又咽了回去。有些问题,该由那扇窗自己回答。就像有些痛,该由身体自己言说。

妇人从背篓深处抓出一大把茶叶,专拣那最嫩的芽尖,一芽一叶,茸毛细细的。她不由分说塞进我背包侧面的网袋。“刚掐的明前茶,你带回去。用这井水泡,就是英婆婆喜欢的味。她说井水有地气,泡出来的茶,魂是稳的。”

茶叶嫩得几乎透明,蜷缩着,像婴儿紧握的拳,又像无数个微小的问号。

“多谢。”

“快去吧,天黑前要走到。”她指了指山路方向,“过了前面那片油茶林,转两个弯就到了。门要是锁着,钥匙在老地方——窗台第三块砖底下,英婆婆一直那样放。她说砖底下的土是活的,钥匙贴着活土,锁就不会死。”

她说完便转身走了,篓子有节奏地晃动,茶叶的清气在她身后淡淡地飘散。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直到她拐过山脚,消失在油茶林的绿荫里。她的话,像又一把钥匙,轻轻插进了记忆的锁孔。锁芯深处,有什么东西,开始松动了。

四、老屋

油茶林正在开花。白花一簇一簇,开得喧闹又寂寞。花很小,五瓣,攒在一起像雪沫子。花开得那样认真,却只是在山野的寂静里完成自己的仪式,没有观众,除了偶尔路过的风。蜜蜂的嗡嗡声铺天盖地,那声音厚实而温暖,像一床晒透的棉被,盖在整片林子上。

穿过林子,山路拐过第二个弯时,老屋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眼前。

它比记忆中小了整整一圈,也矮了,像一个人老了,个子会缩回去。黑瓦上长满了狗尾巴草,草穗在风里轻轻摇曳。木板墙被风雨侵蚀成了灰黑色,但飞檐依然倔强地翘着,翘向天空,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了一拍。像一个离家太久的人,突然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脸,熟悉又陌生,亲近又疏离。

走近些。门上挂着一把老铜锁,锁身长满了铜绿,绿得发黑。我没有急着开门,而是绕到侧面,去看那扇窗。

它还在。像一个衰老但骨架依旧硬朗的老人,沉默地站在那里,等着什么。木格还是那些木格,只是窗纸早已荡然无存,残存的浆糊痕迹在木条边缘结成黑色的、坚硬的壳,像干涸的血痂。几片破碎的纸屑挂在榫卯缝隙里,在风中有气无力地抖动着,像垂死蝴蝶的翅膀。

我开始数格子。横五,竖七。三十五格。不多不少。

“卅五空”。

原来如此。不是三十五个“空缺”,不是三十五个需要填满的“空洞”,而是三十五个需要被糊上纸的“空格”。祖母用她学会的、极其有限的几个字,在窗棂上刻下这个朴素的计数。她每日要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乡愁,不是宏大的时间,而是具体的、琐碎的三十五个洞。光从这些洞里进来,风从这些洞里进来,雨水从这些洞里进来,甚至会有迷路的蜂子钻进来,在屋里嗡嗡地撞。她的任务,就是用米浆,用纸,用耐心,一个一个地覆盖它们,安抚它们。这是一个主妇的算术,也是一个生命对抗消散的、最朴素的工程——把破了的补上,把漏了的堵上,让光柔下来,让风慢下来,让雨停在外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手指僵硬,直到眼睛昏花,直到再也爬不上凳子去够最上面的那格。

我的手指抚过那些木条。杉木的,质轻而韧,经几十年风雨和无数双手的摩挲——祖母的手,母亲的手,我儿时的手——表面已经光滑如釉,在斜阳下泛着温润的、琥珀色的光。在窗棂右下角,我摸到了那个刻痕。“卅五空”,三个字刻得并不深,但每一笔都用了力——不是木匠的力,是一个女人的力,一个母亲、祖母的力,那种要把日子过下去的、笨拙而坚韧的力。我的指腹能感受到每一道刻痕边缘细微的毛刺,那是木头纤维被强行撬开时留下的抗拒与顺从。这感觉,竟与我抚摸自己颈后骨节时的触感,有某种遥远的相似——都是身体在岁月里留下的印记,都是生命与时间博弈的痕迹。

从窗台第三块松动的砖底下,我摸出了钥匙。铜钥匙已经发黑,系着一段褪成灰白色的红绳,绳头散开了,毛茸茸的。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拧。

“咔哒。”

锁开了。声音清脆,干脆,像咬断一根新鲜的黄瓜,也像某种禁锢的应声而碎。锁舌弹回去的瞬间,我仿佛听见了一声悠长的叹息,从屋子的深处传来。

五、堂屋

推开门。一股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陈年木头的朽味,灰尘干燥的粉末味,隐约的草药残香(是艾草?是菖蒲?),阳光长期照射后留下的、暖烘烘的焦木味。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是时间的体味,是老屋呼吸的味道。

堂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透进的几缕斜阳,像几柄金色的、满是灰尘的剑,斜插在夯土地面上。光柱里,无数尘埃在缓缓浮游,上下沉浮,无始无终。我站在门口,等眼睛慢慢适应黑暗。黑暗也是有层次的,像墨分五色,最浓的黑在墙角堆积,稍淡的在屋梁上悬浮,最浅的在门边流动,随着我的呼吸微微颤动。

渐渐地,屋里的细节显现出来:神龛还在,只是祖先牌位早已被请走,留下空荡荡的格子和一层厚厚的灰,灰尘在木格上积成柔软的绒;八仙桌还在,一条桌腿被虫蛀了几个洞,洞口边缘整齐,像精心雕刻的花纹;墙上的年画已经褪色到难以辨认,只能看出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也许是关羽,也许是钟馗;地面是黄土夯实的,被无数双脚踏磨得光滑如镜,在微弱的光里泛着幽暗的光泽,像一片静止的、深褐色的湖。

我走到窗前,这次是从里向外看。

窗格把外面的世界,切割成了三十五个独立的画面。左上一格,是一截油茶树的枝桠,上面挂着几朵将开未开的花苞,白中透绿;右下一格,是半片天空,蓝得发灰,云丝像撕碎的棉絮;中间一格,是远山的剪影,青黛色的山脊线起伏如卧兽的背;靠边的一格,是邻家屋顶的黑瓦,瓦缝里长着茸茸的青苔,一只花猫正蹲在屋脊上,尾巴悠闲地左右摆动,忽然它转过头,隔着三十五格的距离,与我对视了一瞬,然后纵身跳下屋脊,消失了。

三十五格,三十五个独自成立、又彼此相连的小小宇宙。目光可以从这一格跳到那一格,累了,就停在某一格,看云丝如何缓慢地变形,看光线如何一寸寸挪移。我突然明白了“窗含西岭千秋雪”的真意:窗不是看见的工具,窗是容纳的容器。它框限了视野,却也给了视野形状;它阻挡了一部分世界,却也保护了一部分世界。祖母的一生,就在这三十五格的容纳与保护中,缓缓流过。她在这框限里生火、做饭、纳鞋底、哼山歌、等信、老去。而我的痛,是否也因为失去了这样一扇可以“框限”和“容纳”它的“窗”,才变得如此弥漫而无状?它没有形状,所以无处不在;它没有边界,所以无法安放。

脖子又开始痛。那种熟悉的、深沉的胀痛,从颈椎深处漫上来,像潮水漫过沙滩。我找了个矮凳坐下,那凳子也是杉木的,凳面被磨出了凹痕,正好契合臀部的形状。把背包放在脚边,取出水壶,喝了一口。水已经温了,但茶叶的清气还在舌尖徘徊,淡淡的苦,悠悠的回甘。

在黑暗里,在茶叶清气的氤氲中,我仿佛又听见了祖母哼歌的声音——不是唱,是哼,一边纳着鞋底,针在发髻上蹭一蹭,一边从鼻子里哼出婉转的调子。哼的是猛洞河一带的山歌,调子简单极了,就那么几个音,来回地转,像纺车纺线,一圈,又一圈。歌词我大多听不懂,只记得有一句反反复复地出现:“月亮出来亮汪汪……”

“月亮出来亮汪汪。”我轻轻地哼出声来。声音在空荡的堂屋里显得很微弱,刚出口就被黑暗吸收了。一遍,两遍,三遍……哼到第五遍的时候,左耳深处,那种厚重的、堵塞的感觉,一点一点地松动了。像冻土在春风里慢慢化开,像闸门被一股温柔的力量缓缓推开。左耳重新听见了声音——慢慢地、试探性地:屋后竹林被风掠过的“飒飒”声,远处小溪流过石滩的“潺潺”声,山谷里不知名的鸟一声一声的“咕咕”声,还有,我自己呼吸的声音,深长而平稳,一呼,一吸,像潮汐。

平衡,以一种极其温柔的方式,回来了。不是治愈,是和解。是这间老屋,这扇破窗,这首简单的歌,为我内在的“峡谷”搭起了一座暂时的、柔软的桥。我不再被两种声音撕裂,我站在桥上,听见左耳的寂静里有心跳,右耳的喧嚣里有远山的回音。

我睁开眼。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来,迅疾而汹涌。不是悲伤,不是喜悦,是某种更为复杂、难以命名的东西——像冰封的河面在春天裂开第一道缝隙,河水从裂缝里涌出,带着整个冬天的委屈和解脱,冰凉而畅快。我任由它流,在这空无一人的老屋里,在三十五个窗格的注视下,第一次,允许自己这样彻底地流泪。没有声音,只是流泪,像一场静默的祭祀。祭奠那些消散的时光,也祭奠这具一直被我苛责、却始终承载着我的身体。泪水流过脸颊,有些烫,滴在夯土地面上,迅速被干燥的泥土吸收,只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像一个句号,也像一个开始——对疼痛的接纳,对残缺的承认,对生命的鞠躬。

六、夜宿

在老屋的第一个夜晚,我睡在祖母的床上。

没有电。我点了一支蜡烛,烛火在穿堂而过的夜风里明明灭灭,影子随着火焰的跳动而变形,在墙壁上放大、缩小、扭曲、拉长,像一场无声的皮影戏。

老屋在夜里,才真正显露出它的另一副面孔。房梁和柱子因为降温而收缩,发出悠长的“咯吱”声,那声音缓慢而沉重,像老人在翻身;老鼠在阁楼窸窸窣窣地跑动,爪子在木板上刮出细碎的声响,偶尔停下,发出“吱”的一声叫,尖细而短促;风从窗纸的破洞里钻进来,遇到阻碍,便发出低沉而呜咽的“呜呜”声,像孩子在哭,又像什么人在远处吹埙。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古老而完整的夜曲。我躺在这声音的包围中,第一次觉得,寂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所有声音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老鼠有老鼠的位置,风有风的位置,木头有木头的位置。它们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着夜的秩序。我的痛,是否也应该在身体里找到它的“位置”,而不是被当作入侵者驱逐?它也是这身体夜曲的一部分,一个低沉而持续的音部。

床是旧式的架子床,挂着已经发黄、变脆的夏布蚊帐。帐子破了几个洞,月光从洞里漏进来,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随着月亮的移动缓缓漂移。被子有浓重的樟脑丸气味,盖在身上很沉,压得人踏实。但奇怪的是,颈椎那种持续的、尖锐的痛感,反而减轻了。枕头是一个蓝布缝制的荞麦皮枕头,很薄,刚好能托住颈后那个生理的弯曲,不高不低,像量身定做。枕头里有荞麦壳滑动的声音,沙沙的,像春夜细雨。

半梦半醒之间,那歌声又来了。

“月亮出来亮汪汪……”

这次,声音很轻,很远,像从山谷的另一头飘来,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是个女声,年轻,清亮,脆生生的。那不是祖母的声音——祖母的声音是沙哑的,像被岁月磨糙的砂纸。这声音太年轻,年轻得让我心惊。

我猛地坐起身,侧耳倾听。歌声却戛然而止。

只剩风声,和老鼠窸窣的跑动。我屏住呼吸,等了很久,再没有第二句。也许根本不曾有过歌声,只是我的幻觉,是记忆在梦里开出的花,是这老屋积蓄了太多生命的气息——祖母的,母亲的,我的童年,无数个日夜的呼吸、叹息、梦呓——这些气息在夜晚无意识地流淌,汇成了一条隐秘的河,而我,在这河边睡去,便听见了河水的吟唱。

我重新躺下。蜡烛已经燃尽,最后一缕青烟在黑暗里袅袅上升,然后散开。黑暗彻底降临。在这种黑暗里,眼睛失去了作用,其他感官却变得敏锐。我能感觉到被子粗糙的纹理摩擦皮肤,能闻到木头和灰尘混合的气息里,隐隐有一丝甜味,也许是多年前藏在某处的半块冰糖化了;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缓慢而有力,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鼓,鼓声透过大地传来。

就在这鼓点声中,我沉沉睡去。没有梦,只有深不见底的黑,和颈后那块骨头隐隐的、却不再令人恐慌的脉动。那脉动应和着心跳,一下,一下,像黑暗中另一颗小小的心脏,在寂静中独自搏动。

七、向老四

第二天清早,我是被鸟鸣唤醒的。

不是一种鸟在叫,是许多种。黄鹂的清脆,画眉的婉转,喜鹊的喳喳,斑鸠的咕咕,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小鸟,唧唧啾啾。它们组成了一场庞大、繁复而充满生命力的多声部合唱,从窗格的每一个空格里涌进来,灌满整个堂屋。这合唱没有指挥,却自有章法,此起彼伏,交错应答,像一场酝酿了一夜的、盛大的晨祷。

天刚蒙蒙亮,从窗格看出去,天空是一种冷冷的蟹壳青色,边缘泛着鱼肚白。晨光从东边的山坳里漫出来,先是一线金红,然后迅速扩散,染红了云层的底边。我起身,推开沉重的堂屋木门。门轴发出悠长的“吱呀”声,那声音在清晨的寂静里被放大,惊起了屋檐下的一窝麻雀,扑棱棱飞向油茶林。

我站在门口,深深地呼吸。山间的空气清冽得刺鼻,带着夜露的湿润和草木的清气。一,二,三……我慢慢地数着自己的呼吸,让气息沉到丹田,再缓缓吐出。数到第三十五次呼吸时,东边的太阳终于爬上山头,第一束光穿过山谷里的雾气,直直地照在老屋的门楣上。光里有无数细小的尘埃在飞舞,金光闪闪,像一群狂欢的精灵。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

一位老人,站在院子的篱笆外,仰着头,极其专注地看那扇窗。他背佝偻得厉害,几乎成了直角,拄着一根花椒木的拐杖,拐杖头磨得油亮。他看窗的样子不像在看一件器物,像在看一位老友,目光里有审视,有回忆,有温柔,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

“老伯?”

老人慢慢地转过身来。他转身的动作是一节一节完成的:先动脚,再挪腰,然后缓缓抬起上半身,最后转过头。他有一张真正的、树皮般的脸,皱纹深如刀刻,纵横交错,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风霜。眼睛浑浊,眼白泛黄,但眼神却异常专注,像两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火苗虽弱,却依然执着地亮着。

“你是……英妹子的孙崽?”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破风箱在拉,每一个字都带着嘶嘶的气音。

“是。您是……”

“我姓向。向木匠。”他说,目光又落回窗上,仿佛那扇窗有磁力,吸着他的视线。“这扇窗,是我做的。”

我怔在原地。昨天槐树下的老人不是说,向老四走了十多年了吗?

“可是……他们都说您……”

“说我死了?”老人咧开嘴,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全部挤在一起,像一团揉皱的牛皮纸,但眼睛里有光闪过。“死容易,活才难。我活到这把年纪,阎王爷都嫌我老,不肯收。说我身上的木头味太重,怕我把棺材板都刨出花来。”

他拄着拐,颤巍巍地走近几步,篱笆的竹枝划过他的裤腿,发出沙沙的响声。

他伸出手,抚摸上窗棂。他的手指在木条上滑动,不是在摸,是在读,像盲人读盲文,指腹轻轻按压,感受木纹的走向、疤痕的凹凸、榫卯的接缝。“四三年做的。那年英妹子出嫁。她爹跟我说,女儿房的窗,要好,要亮堂,要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看得见回家的路。我就做了这扇。”

“为什么……是三十五个格子?”

“不是格子,”老人纠正我,他的语气严肃起来,像在纠正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是空。窗子要紧的,是空,不是木。木头是框,空,才是窗。三十五个空,是算出来的。”

“怎么算?”

老人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天色,又低下头,看了看地面的光影。晨光正从窗格里漏进来,在地上投出整齐的光斑阵列。“你看,这屋子,坐东朝西。早上,日头从东山爬起来,光,从左边这些格子进来;下午,日头落到西山背后,光,从右边这些格子进来。一年四季,日头在天上走的路不一样,光进来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三十五个空,是算好了的——春分那天的光,要刚好照到神龛的正中,照着祖先牌位;夏至的光,要漫到水缸沿上,暖一缸清水;秋分的光,要落在谷仓的门槛,看着收成进仓;冬至的光最短,但要够到火塘边,暖人的脚。不能多,不能少,三十五个,刚刚好。”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深井里打捞上来的,带着水汽和泥土的腥味。我屏住呼吸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木头是后山的杉木。我选了五棵,不是最直的,是最韧的。直木易折,弯木扛风。砍树要在立冬后,那时候,树睡了,汁液往下走,木头干爽,不招虫。刨光嘛,要等到开春,木头发软了,好刨,刨出来的花子又长又卷,像姑娘的头发。”

他的手指摸到窗棂上一处明显的疤痕,那疤痕凸起,像个小小的树瘤。“这棵树,小时候被野猪啃过一口皮。疤就留在这里了。我没刨掉它。疤,是树的记性。树记得痛,才会长得更紧实。你把疤刨了,树就忘了痛,忘了痛的木头,不经用。”

又摸到一处木节,那节子颜色更深,质地更密。“这个节,是树枝小时候被风吹断了,后来又长出来的。树受了伤,就用更多的木头,把伤口包起来,包成一个节。节比旁边的木头都硬,都密。做窗的时候,节要留在榫头咬合的地方,这样,关节才牢靠。你把它剔了,关节就松了,窗子就散了。”

我忽然想起医生的话:“退行性病变……骨赘形成……是身体自我修复的表现。”原来我颈椎里那些增生的骨刺,也是在长“节”——身体在受伤之后,用更多的钙质把伤口包起来,包成一个坚硬的节。那不是病,是修复,是身体在用自己的方式说:我在这里受过伤,但我活下来了,而且我把伤口变成了最坚硬的部分。这些骨节,是我身体的“记性”。

“您……能教我做窗吗?”这句话脱口而出,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老人转过头,用那双浑浊的、却依然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目光像两把钝刀子,慢慢刮过我的脸。“你想学?”

“想。”

“为什么?”

我沉默了片刻。山谷里的风掠过,带来油茶花的清香和远处炊烟的气息。我听着自己的心跳,感受着颈后的痛——那痛此刻变得具体,它就在第七颈椎右侧,像一个固执的客人,不肯离去。然后我说:“我的颈子坏了,像一段生了虫、变了形的木头。我想知道……一段坏掉的木头,还能不能……做成窗。我想知道,痛能不能也有个形状,有个去处。”

老人笑了。这次的笑细碎而温暖,像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光斑,明明灭灭。

“好。明早,鸡叫三遍的时候,到后山那棵老樟树底下等我。带把柴刀,要磨快了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刀快,木头才听你的话。”

说完,他转过身,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缓慢而稳定地,沿着来路走了。他的背影佝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脚印在露水打湿的泥地上留下清晰的凹痕。他的身影消失在尚未散尽的晨雾里,雾是乳白色的,慢慢合拢,像舞台的幕布。

八、选木

鸡叫第一遍的时候,我就醒了。

叫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隔着好几重山,声音变得飘渺,像从梦里传来。第二遍鸡叫近了些,也许是隔壁寨子的。接着是第三遍,四面八方都响了起来,此起彼伏,互相应和,宣告着山间新一天的开始。这鸡叫声不像城市的闹钟那样粗暴,它有一种天然的节奏感,一声,停一停,又一声,像在和你商量:该起了,该起了。

我起身,摸出柴刀。刀是昨夜向隔壁人家借的,生了厚厚的红锈,刀刃钝得能当锤子用。我在油灯下磨了将近半个时辰,就着昏暗的光,蘸着井水,在磨刀石上一推一拉。磨刀石发出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山村夜里被放大,沉稳而单调,像某种古老的咒语。磨到后来,手指能感觉到刀刃上传来的细微振动,那振动顺着刀柄传到手掌,再传到手臂,与心跳渐渐合拍。

天还暗沉沉的,东方只有一线微光。我揣了两个煨熟的红薯——昨夜埋在灶膛余烬里,现在还是温的——背上柴刀,出门往后山走。山路很陡,露水极重,草叶上的露珠打湿了裤腿,冰凉地贴在皮肤上。走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听见了越来越清晰的水声,哗啦啦的,像一群孩子在笑。然后,看见了那棵老樟树。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巨大。树干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皲裂成不规则的块状,像披着一身鳞甲。树冠遮天蔽日,枝叶间垂下无数气根,在晨风里轻轻摇摆。树下有一块青石板,石板表面平滑,中央微微凹陷,是被无数人坐过、磨过的痕迹。

向老四还没来。我在石板上坐下来等。晨雾正从山谷底部升腾起来,乳白色的雾霭缓缓流动,漫过山腰的竹林,漫过梯田的田埂,漫过远处黑瓦的屋顶。世界变得朦胧而柔软,一切边界都模糊了。

“来得早。”

声音从巨大的树干后面传来。向老四拄着拐杖走出来,肩上扛着一根碗口粗的杉木。他走得依然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扎实,拐杖点在石头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像另一个人的脚步声跟在后面。

“老伯,我来。”我起身想去接。

他没让,轻轻一卸肩,把那根木头平放在了青石板上。木头落地,发出沉闷的“咚”声,震得石板微微一颤。

“你自己摸。”他说,在石板的另一边坐下,掏出烟筒。

我蹲下来,把手掌平贴在木头上。表皮是粗糙的,带着山间晨露湿润的凉意,凉意顺着掌心往骨头里渗。我顺着木纹的走向慢慢抚摸。木纹不是直的,有细微的弯曲,像河流在地图上蜿蜒的轨迹,又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抚摸的时候,能感觉到木纹凸起的地方更光滑,凹陷的地方有细细的粉尘。

然后,我把脸侧过去,贴在上面,闭上眼睛,深深地嗅闻。不是香气,是一种更复杂、更本质的味道——雨水的味道,土壤的味道,阳光的味道,时间的味道,还有一种淡淡的、类似树脂的辛味。这气味不讨好人,它直接、原始,像大地本身在呼吸。

“这是后山阳坡上的杉木。”向老四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他装了烟丝,划火柴,火柴“嗤”一声亮起,照亮了他沟壑纵横的脸,又迅速暗下去。“长在石头缝里的,根扎得深,石头缝里攒的那点土,金贵。你看这里——”他用拐杖头点了点木头中段一处明显扭曲的纹路,那纹路像麻花一样拧着,“这里有个弯,是被石头硬生生挤出来的。树要往上长,石头不让,它没办法,就从石头旁边绕过去,绕啊绕,就绕出了这个弯。它不是直的,但它活着,而且活得比直木更韧。直木易折,弯木能扛风。八年的风,十年的雨,它都扛过来了。”

我仔细看那个弯。它不是优美的弧线,而是一种倔强的、不甘心的转折,像一个人拧着脖子,偏着头,不肯服输的姿态。

“你的颈子里面,也有这样的弯吧?”

我一愣,抬起头看他。晨光里,他的脸一半明一半暗,明的部分被天光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暗的部分沉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痛的那个地方,就是弯的那个地方。骨头不肯直着长,非要弯出它自己的形状。这,不是病,是命。”

“命?”

“嗯。每块木头,都有自己的命。直木做梁,弯木做犁,有疤的木头做窗——疤是它的眼睛,得留着,留着看世界。你的脖子弯了,是因为它要你看另一种东西。看那些直着脖子看不见的东西——低头时脚下的泥土,仰头时头顶的星空,还有,疼痛本身的形状。”

我沉默着。山风掠过巨大的樟树树冠,枝叶摩擦,发出潮水般的“哗哗”声,那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真正的潮汐。在这声音里,我颈后的痛似乎也变得有节奏了,它随着风声起伏,一涨,一落。

“今天,学选木。”向老四在石板上磕了磕烟锅,烟灰簌簌落下。“选木,不是选最好的,是选最‘对’的。你得学会听它说话。”

“听……木头说话?”

“手放在木头上,闭上眼睛。不是用耳朵听,是用你的手心听。手心有脉,木头也有脉。两个脉碰到一起,要是对上了,它会告诉你——告诉你它想成为什么,能承担什么,害怕什么,又盼着什么。你听懂了,再下斧子,这一斧子下去,就不是砍,是请,是成全。”

我依言照做。手掌重新贴上那块微凉的木头,闭上眼睛,调整呼吸,让心跳慢下来。起初,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木头粗糙的触感和自己手掌的温度。慢慢地,随着我掌心的温度传递过去,在那冷与热交汇的边界处,我仿佛真的感觉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脉动——不是心跳,是更缓慢的、更深沉的搏动,像大地深处传来的震动,一下,隔很久,又一下。

“它在说什么?”向老四问,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我睁开眼,茫然地摇摇头。“我……听不见具体的字。只觉得……它在动,很慢地动。”

“不急。”他说,脸上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深沉的耐心,那耐心像老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安静而坚实。“木头说话,慢得很。一句话,可能要说上几十年。你得有和它一样慢的耐心。今天听不见,明天再来听;明天听不见,后天再来。听到你听见为止。听见了,你就知道该从哪里下斧子,该怎么顺着它的纹路走,该怎么留住它的疤,该怎么用它的弯。”

他从腰间解下一个蓝布包袱,摊开来,里面是几件老工具:一把小斧头,斧刃寒光闪闪;一把凿子,凿身被手汗浸润得发黑;一把刨子,刨刀磨得能照见人影。都磨得发亮,木柄被长年累月的手汗浸润,呈现出深沉的褐红色,像陈年的血渍。

“开料,第一斧要准。这个准,不是用眼睛量的,是用你的身体量的。”

他让我站直。“膝盖,微微地曲一点,别绷着。腰,要松,像柳条,风来就随风摆。肩膀,要沉下去,沉到脚底板。力,从你的脚底板起来,经过腿,传到腰,再升到肩膀,灌到手臂,最后,落到斧头刃上。这一条线,不能断。断了,斧头就不听你的话,木头也不听你的话。斧头不听你,会砍歪;木头不听你,会裂。”

他一边说,一边缓慢地示范。举斧,那动作不像在举重物,像在行一个古老的礼,庄严而虔诚。落下。“咔嚓”一声,干净利落,木屑飞溅,像炸开一朵淡黄色的花。木头顺着纹理,裂开一道笔直的口子,那口子边缘光滑,像用尺子比着划开的。

“你来。”

我接过斧子。斧柄入手温润,上面有几个深深的凹痕,是指印,是另一双手长年累月握出来的。我学着他的样子站好,吸气,感觉气息沉到丹田,然后举斧,感觉力从脚底升起,经过腿、腰、背、肩、臂,传到斧头,落下。

“咚!”一声闷响。斧头砍歪了,斜斜地嵌在木头里,只进去一小半。

“力断了。”向老四在我身后说,声音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你的力,走到肩膀这里,就堵住了,下不去。脖子太僵,气不通。气不通,力就不顺。力不顺,斧头就不直。斧头不直,木头就委屈。”

他走到我身后,伸出手,手掌平贴在我的后颈上。他的手很糙,掌心有厚厚的茧,但掌心是温热的,那温度透过皮肤,慢慢渗进去。“吸气。想象那股气,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你头顶百会穴进来,一直落到脚底涌泉穴,像一柱香,从头烧到脚,烧得透透的。呼气。想象气从脚底涌上来,经过腿,腰,背,穿过你僵住的脖子,再从头顶出去。气是水,脖子是河道。河道堵了,水就流不动。但你不是要打通河道,你是要让水学会绕弯。”

我尝试着做。吸气,想象那股清凉的气从头顶灌入,但脖子却下意识地绷得更紧了,像在抵抗什么。

“不是这样想。”他的手微微用了点力,那力量不大,但很稳,像在按住一匹受惊的马。“脖子,不是一根水管,非要打通它。脖子,是一座山谷。气,是风。风过山谷,不是硬冲过去的,是顺着山势,绕着弯,贴着岩壁,慢慢吹过去的。你的骨头有了弯,你就让气,顺着这个弯走。它弯,你也弯;它绕,你也绕。你们一起弯,一起绕,就顺了。顺了,力就通了。”

我忽然想起了昨天在车上,左耳失聪,右耳敏锐,那一呼一吸之间形成的听觉峡谷。气在身体里,不也是一条峡谷吗?疼痛就是峡谷里最狭窄、最曲折的那段。我不该试图炸开它,我该学着像风一样,贴着岩壁,温柔地拐过去。

我重新调整。不再刻意“引导”气,而是“想象”和“跟随”。吸气时,想象那股清凉的山风,从山谷的左侧入口徐徐吹入,贴着左侧的岩壁,温柔地拐过第一个弯——那正是我颈椎最痛的地方;呼气时,想象温热的气息,从山谷的右侧盘旋而出,绕过右侧的骨刺,缓缓升腾,带着体内的浊气,散入空中。一下,两下,三下……脖子深处那种沉甸甸的、像被水泥浇铸的感觉,似乎真的松动了一点点。虽然痛还在,但痛有了空隙,气息能在痛与痛的缝隙间流动了。

再次举斧,吸气,力从脚底起,这一次,我让那力流经脖子时,顺着那个“弯”绕了一下,像水绕礁石。落下。“嚓!”这次的声音清脆了许多,斧头正正地砍在木纹上,虽然进去不深,但方向是对的,木头顺着纹理裂开一小段。

“对了。”向老四点了点头,脸上有了淡淡的笑意,那笑意从嘴角漾开,慢慢爬到眼角的皱纹里。“记住这个感觉。做窗,说到底,就是把这个‘顺着走’的感觉,一点一点,刻进木头里去。你顺着木头,木头就顺着你;你对抗木头,木头就对抗你。做人,也是一样。你顺着命里的弯,命就给你留条路;你硬要掰直,命就给你断掉。”

我放下斧头,看着那个并不完美的切口。它不直,不光滑,边缘有些毛糙,但它是我砍出来的。我第一次用这把斧头,在这块木头上,留下了我的痕迹。那痕迹不漂亮,但它真实,它记录了我如何与一块木头、与自己僵硬的脖子、与一种古老的技艺,第一次笨拙地对话。

向老四重新坐回石板上,掏出烟筒,慢慢地装烟丝,点火。烟雾升起来,在晨光中蓝幽幽的,盘旋,散开。樟树的影子慢慢缩短,晨雾渐渐散尽,露出远处青翠的山峦。

我知道,今天的学习结束了。但这结束不是句号,是逗号,是喘息,是下一次开始的预备。

我把斧头放在一边,在那块木头上坐下来。手掌重新贴上去,闭上眼睛。这一次,我不再急于听见什么,只是静静地感受。晨风吹过,带来远处溪流的声音,带来鸟鸣的声音,带来树叶摩擦的声音,带来向老四抽烟时轻微的呼吸声。在这些声音的包围中,我忽然觉得,脖子里的疼痛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它还在,但它成了背景音,像溪流声、鸟鸣声一样,成了这山间清晨的一部分。我不再与它为敌,我与它共处,在这块粗糙的杉木上,在向老四沉默的陪伴里,在三十五格窗棂遥远的注视下。

也许,这就是“顺着走”的开始。不是战胜痛,是听见痛;不是消除弯,是尊重弯;不是纠正命运,是理解命运如何用疤痕和骨节,写下我们各自独一无二的纹理。

九、刨光

接下来的日子,时间变得很慢。

慢得像山间的云,一片云从东山飘到西山,要一整个上午;慢得像树影的移动,光斑从窗格的这一头挪到那一头,要一炷香的工夫;慢得像向老四说话的速度,每一个字都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肯吐出来。

每天鸡叫三遍,我去后山老樟树下。向老四教我刨光、开榫、组装。他话说得极少,大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地做,让我看。他的动作也慢,但慢中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顺畅,那顺畅不是来自速度,而是来自节奏——一种与呼吸、与心跳、与木头纹理的节奏合拍的节奏。

刨光是最磨人性子的。起初我刨出来的木板,总是两头厚薄不均,表面坑坑洼洼,像被狗啃过。向老四从不批评,只是把他自己刨好的木板递给我,让我摸。

那表面,光滑得像丝绸,不,比丝绸更温润,像婴儿的皮肤,又像被溪水冲刷了千百年鹅卵石。手摸上去,几乎感觉不到阻力,只感觉到木纹细微的起伏,那起伏是活的,像平静湖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外荡漾。木纹清晰、流畅地舒展着,像地图上的河流,从源头到入海,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处断流。

“不是你在刨木头,”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正眯着眼看一块木板的平直,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脸上,光斑跳跃。“是木头在教你,怎么刨。它哪里硬,哪里软,哪里该去一层,哪里该留一分,它自己知道。你的手,只是听着,跟着。手要软,心要静。手软了,才能感觉到木头的脾气——哪里在抵抗,哪里在顺从;心静了,才能听懂木头的语言——它在说‘这里够了’,还是‘那里还多’。”

我停下来,静下心来。手握着刨子,那刨子沉甸甸的,木柄被磨得圆润,握在手里像握住一只温顺的鸟。闭上眼睛,不再用眼睛去看木板平不平,而是用手去感受刨子与木头接触的那个瞬间。推出去,刨刃吻上木头,先是极轻微的阻力,然后“沙”的一声,木屑像一朵朵淡黄色的、卷曲的小花,连续不断地吐出来,落在脚边,慢慢积成一堆。在那有节奏的“沙沙”声里,我仿佛真的能“听”见木头的呼吸——硬的部位呼吸沉,像壮汉的鼾声;软的部位呼吸浅,像婴孩的呓语;顺纹的地方呼吸畅,像风过竹林;逆纹的地方呼吸涩,像脚步陷进泥沼。

脖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持续地痛着。但痛的质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那种尖锐的、像针扎一样的刺痛,而是变成了一种深沉的、像潮水涨落一样的胀痛。痛有了节奏,有了起伏,它随着我推刨的动作而变化:往前推时,痛感增强,像潮水涌上来;收回时,痛感减弱,像潮水退下去。我不再害怕这痛,我开始观察它,像观察天气的变化——今天痛得沉闷,像要下雨;今天痛得清透,像雨过天晴。

晚上躺在床上,在完全的黑暗和寂静里,我能清晰地摸到自己颈椎的骨节。食指和中指并拢,从第一颈椎慢慢往下摸。一节,两节,三节……摸到第七节颈椎时,手指能感觉到那些增生的骨刺,它们像小小的礁石,凸起在平滑的骨面上。在我的触摸下,它们有了具体的形状——不是异物,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这具身体在岁月里长出的“节”,是我个人的、骨质的年轮。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恐惧和厌恶它们。我摸着它们,像摸着老树上的疤,像摸着向老四窗棂上那些不肯刨掉的木节。我甚至给它们起了名字:最大那个叫“老樟”,旁边那个叫“溪石”,最小的那个叫“茶芽”。它们是我身体里的风景,是我疼痛的地图。

十、开榫

开榫那天,下起了雨。

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时下时停。雨丝细得像蛛网,在风中斜斜地飘。向老四让我把已经刨好的木条搬到树下干燥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凸出的岩壁,像天然的屋檐。我们并肩坐在石板上,看着雨丝如帘,看着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青黛色的山体被洗得发亮。

“榫卯,是什么?”他忽然问,眼睛看着雨,目光涣散,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是……连接。”我想了想,说。这个词太简单,不足以形容榫卯的微妙。

“不只是连接。”他拿起两根已经开好榫头和卯眼的木条,一根凸,一根凹。榫头是方的,边缘微微倒角;卯眼也是方的,内壁光滑。他把它们举在雨中,雨水顺着木纹流下来,在榫头和卯眼上挂起细小的水珠。“你看,榫头要进去,卯眼要容纳。进去,不是占领,是契合;容纳,不是被动,是邀请。它们两个在一起,不是谁绑住了谁,是谁成全了谁。榫头进了卯眼,才有了意义;卯眼纳了榫头,才有了完整。它们互相需要,互相成全,像山需要水,水需要山。”

他把榫头对准卯眼,在雨中,没有用眼睛看,只是凭手感,用手掌轻轻一按。

“嗒。”一声轻响,清脆得像咬开一颗瓜子。严丝合缝,雨水都渗不进去。两根木条成了一个整体,稳稳地立在他掌心。

“你的颈子,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它们之间,也是榫卯。”他的目光转向我,雨光在他的瞳孔里闪烁。“现在它们僵了,卡住了,动不了。不是骨头坏了,是‘契合’的那个感觉,忘了。忘了怎么进去,怎么容纳,怎么成全。你得帮它们,慢慢想起来。”

“怎么帮?”

“做窗。”他简短地说,目光又回到雨中,看雨丝如何编织天空,看树叶如何承托雨滴。“你做的时候,你的手在开榫,在组装,你的身体里面,那些僵住的‘榫卯’,也在跟着动,在学着重新‘契合’。做着做着,它们就醒了,就记起来了。身体有身体的记忆,骨头有骨头的智慧。你相信它,它就会找到路。你不信它,它就一直僵着,直到锈死。”

雨不知何时停了。山涧对面,厚厚的云层裂开一道缝,一束阳光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山林上。被雨水洗过的叶子绿得发亮,每一片叶子都在滴水,滴答,滴答。忽然,一道彩虹弯弯地架了起来,从这边的山头跨到那边的山头,颜色淡雅,像用极细的毛笔蘸了水彩,轻轻抹在天幕上。

向老四望着那道彩虹,看了很久。他的眼睛眯起来,眼角堆起深深的鱼尾纹。“你看那弯。”他轻声说,像在自言自语。“彩虹要是直的,光就散不开,也就没有这七种颜色了。弯,是光的榫卯——光穿过水滴,发生了弯曲,不同颜色的光弯曲的角度不同,于是就分开了,就有了红、橙、黄、绿、青、蓝、紫。没有弯,就没有彩。直的光,是白的,刺眼;弯的光,才是彩的,养眼。”

我怔住了,看着那道渐渐消散的彩虹,它像一座正在融化的桥,颜色越来越淡,终于化进天空的灰蓝里。我又下意识地转了转自己依然僵痛的脖子。那个顽固的“弯”,那个被医生诊断为“病变”的弧度,那个让我夜不能寐的痛源,也许,并不是一个需要被矫正的错误。也许,它是我个人的彩虹需要的那道“弯”。也许,疼痛就是我生命的光,穿过我身体的“水滴”时,发生了弯曲,分散成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沉重的灰,有的是尖锐的红,有的是忧郁的蓝,而我要学会的,不是消除这弯曲,是看见这弯曲带来的色彩,接纳这色彩构成的、独一无二的图谱。

雨后的空气清新得像刚刚洗过,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草木的甜香和泥土的腥气。我们重新开始工作。雨停了,但树叶还在滴水,滴在石板上,滴在木头上,滴在我的脖子上,凉丝丝的。我拿起凿子,对准画好的线,用木槌轻轻敲击。凿刃吃进木头,木屑卷曲着翻出来,湿润的,带着木头的清香。我的脖子随着凿击的节奏微微震动,那种震动传到深处,像在唤醒什么沉睡的东西。每敲一下,颈骨深处就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咯”,像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像冰层在春风里开裂。

  十一、组装

组装窗框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把山谷照得一片通明。三十五根已经处理好的木条,摊开在清晨的阳光下,像一群等待检阅的士兵。每一根都有独特的纹路,独特的疤痕,独特的弯曲,没有两根完全相同。向老四让我自己决定,哪一根做横梁,哪一根做立柱,哪一根做斜撑。

“窗是你做的,就得你來选。”他说,声音严肃,像在交付一件重大的使命。“选了,就要负责。这根木头因为你选了它,它就得在那个位置待一辈子,风吹日晒,雨打霜冻,都不能挪窝。它要把自己的命,交给你安排。你要想好,想清楚它能不能扛住那个位置的力,想清楚它的疤该朝里还是朝外,想清楚它的弯该怎么放才不别扭。选错了,窗子就歪了;选对了,窗子就活了。”

我蹲在这堆“骨骼”中间,一根一根地抚摸,端详。这不是选择材料,这是选择命运——为这些沉默的木头安排它们一生的位置。

这一根,中间有个圆圆的疤,像一只独眼,木纹围绕着疤旋转,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它应该放在视野的正中央,让每个看窗的人,第一眼就看到这只“眼睛”,看到木头如何把伤口变成图案。

那一根,纹理里有一个漂亮的“水波纹”,那是树木年轻时长出的一个侧枝,后来被砍掉了,留下的痕迹。水波纹流畅而优雅,像书法的一笔。它应该放在转角的位置,让那个弯角既有支撑的力度,又有流动的美感。

这根笔直如尺,但直中带着微微的弧度,像一张拉满的弓,蓄势待发。它做中柱,撑起整个窗扇的骨架。

那根带着天然的弧度,弧度柔和,像少女的腰身。它做上梁,让窗的上沿不是僵硬的直线,而是一条舒缓的曲线。

我选得很慢。每拿起一根,都要闭上眼睛,用手心去听,去问:你想去哪里?你能承担什么?你害怕风雨吗?你渴望阳光吗?有些木头“说”它想在最上面,俯瞰山谷;有些“说”它想在边上,安静地做个陪伴;有些“说”它的疤想朝里,那是它的隐私;有些“说”它的弯想朝外,那是它的骄傲。

选定了,开始组装。在榫头上涂上自制的米浆——糯米和粳米对半,加井水,用小火熬了整整一个上午熬成的,黏稠,透明,拉得起丝,带着谷物的清香和阳光的味道。

对准卯眼,用一柄小小的木槌,轻轻敲击。不能重,重了木头会裂,裂了就是内伤;不能轻,轻了进不去,进去了也不牢靠。要刚刚好,像叩门,像问候,像第一次握住恋人的手。每一声“嗒”,都清脆悦耳,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而我的脖子里,也仿佛跟着响起极其轻微的“咯”声,像遥远的回声,像内在的应和。

一根,两根,三根……窗的骨架慢慢立起来,在阳光下投下复杂的、交错的影子。那些影子随着太阳的移动慢慢旋转、变形,像一场缓慢的皮影戏。当横梁与立柱咬合,当斜撑嵌入榫眼,整副窗框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不再是一堆木头的堆叠,它是一个结构,一个系统,一个彼此支撑、彼此制约的有机体。

当最后一根横梁被嵌入,最后一记木槌声落下,整个已经成型的窗框,忽然发出“嗡”的一声低鸣。那声音低沉而饱满,像一口古老的钟被轻轻敲响,余音袅袅,在山谷里久久不散。那是所有榫卯同时到位,所有力量相互制衡、相互成全,达到完美平衡时产生的共振。那声音不是来自任何一根木头,是来自所有木头在一起,来自它们的连接,它们的契合,它们的相互依存。

我退后两步,看着它。早晨的阳光斜射过来,穿过那三十五个刚刚成型的空格,在青石板的地面上,投下三十五个明亮的光斑。那些光斑缓缓地移动,随着太阳升高,慢慢拉长,变形,像一群金色的蝌蚪在石板上游动。

向老四走过来,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仔细地摸过窗框的每一个接缝。他的手指在榫卯结合处停留,按压,感受结合的紧密程度。然后,他点了点头。

他只说了一个字:“糊。”

十二、糊纸

糊窗纸,要选阴天。向老四说,太阳太烈,纸干得太快,容易皱,一皱就有脾气,就不服帖;雨天下糊,纸干得太慢,容易霉,一霉就有怨气,就不长久。阴天最好,不燥不湿,让纸和木头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地互相认识,互相渗透,像两个陌生人经过漫长的交谈,终于成了朋友。

纸是他带来的,土法造的构树皮纸,厚实,柔韧,米黄色的,对着光看,能看到里面交织的纤维,像人的血脉。米浆要现熬。糯米和粳米对半,加井水,用小火慢慢地搅,搅到黏稠,搅到能拉起透明的丝,在筷子上挂得住,滴下来慢得像眼泪。

我们把窗框架在堂屋的两条长凳上。堂屋很暗,只有门缝里漏进一点天光,那光是灰白色的,软软的,像浸泡过的棉花。向老四做示范:用宽毛刷蘸了米浆,从木格子的中央向四周刷开,要匀,要薄,薄得像一层月光;然后,拎起裁好的纸,对齐一边,轻轻地覆盖上去,像给婴儿盖被子;紧接着,用手掌的侧面,从纸的中心向四周,耐心地抚平,赶走气泡,那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睡梦中的脸;最后,再用一把干燥的软刷,轻轻地在纸面上刷过,把纸和木条之间最后的空隙填满,让它们亲密无间。

他做得极慢,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虔敬,像在举行一个古老的仪式。一张纸糊好,对着门外透进的天光看,纸与木条之间,没有一丝缝隙,没有一丝褶皱,纸面平整如镜,但又不是死板的平,那平中有一种微微的起伏,像平静的湖面被微风拂过,漾起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涟漪。

“你来。”

我接过刷子。手,竟然在微微地颤抖。我知道,我正在做的,远不止是修复一扇窗。我是在给祖母未完成的计数画上句号,是在给向老四的手艺一个交代,是在给自己的疼痛寻找一个容器,一个形状。这张纸糊上去,光就会变得不同,风就会变得不同,世界通过这扇窗进入眼睛的方式,就会变得不同。

刷浆,手抖,米浆滴在木框上,迅速渗进去,留下深色的痕迹。铺纸,纸在木框上皱成一团,像不高兴的脸。我有些懊恼,想撕了重来。

“皱了就皱了。”向老四的声音很平静,他伸手指了指那个皱褶,皱褶在灰白的光里像一道浅浅的阴影。“纸有纸的脾气。它不肯完全平展,是它还记着自己曾是树皮,曾在风里摇动,曾是一只蛾子产卵的床。留一点皱,就是给它留一点‘记得’。完美的东西没有记忆,有记忆的东西都不完美。你祖母糊的窗,也有皱。她说,皱是纸的呼吸——纸也要呼吸,不能憋着,憋着就死了。有点皱,光进来的时候,就会在皱褶处拐个弯,拐弯的光,才有故事。”

我愣住了,看着那个皱褶。在灰蒙蒙的光里,那皱褶确实像一道浅浅的呼吸,纸在这呼吸里微微起伏,像活了过来。我不再试图抚平它,我让它留在那里,成为这张纸的记号,成为这扇窗的记忆。

第二张,第三张……手渐渐稳了,心也渐渐静了。我不再执着于追求那种机械的平整,而是开始真正地“倾听”:听刷子划过湿润木头的“沙沙”声,那声音细碎而密集,像春蚕在吃桑叶;听纸张被抚平时的“簌簌”声,那声音轻柔而舒展,像雏鸟第一次展开翅膀;听米浆慢慢渗入纸张纤维时那种“滋滋”声,那声音几乎听不见,但你能感觉到——感觉到纸在吸收,在饱满,在与木头结合。这些声音很轻,很细,汇成一首无声的歌,一首关于愈合、关于连接、关于温柔的歌。

脖子,在这无声的歌声里,一点点地松弛、柔软下来。痛,还在那里,但痛,变成了这首歌里一个不可或缺的低音部。它不再刺耳,它成了和弦的一部分,让整首歌更丰富,更深刻,更真实。我甚至能感觉到,在每一次呼吸的深处,在每一次心跳的间隙,颈椎的那些“榫卯”在慢慢活动,像生锈的铰链被滴了油,开始发出细微的、艰涩的转动声。

糊到第三十张纸的时候,天色明显地暗沉下来。乌云从西边的山头涌过来,堆叠,翻滚,像一群黑色的羊。山雨欲来,空气变得潮湿而沉重。我们加快了手上的动作,但节奏依然稳,不能因为赶工而乱了章法。糊窗如做人,急不得,一急就出错,一出错就留下永久的遗憾。

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我的动作越来越熟练,但熟练中不失谨慎。我不再是“我”在糊窗,是“手”在糊窗,是“呼吸”在糊窗,是脖子里的“痛”在糊窗。我成了这古老工序的一部分,成了连接木头与纸、过去与现在、疼痛与安宁的那只手。

当第三十五张纸被妥帖地抚平,覆盖住最后一个空格时,酝酿了一下午的雨,终于落下了第一滴。

“叮。”清澈的一声,敲在瓦片上,像拨动了一根琴弦。

紧接着,第二滴,第三滴……雨声密集起来,哗啦啦,哗啦啦,像无数双手在同时鼓掌。我和向老四合力,将糊好纸的窗扇抬起——好沉,三十五张纸,三十五个空格的重量,加上木头的重量,沉得像一扇石门。我们小心翼翼地安进窗洞。窗扇有点紧,需要稍微用力才能推到位,但一旦到位,就严丝合缝,仿佛这窗洞等这扇窗,等了几十年。

我们退到堂屋中央,看着雨中的新窗。新糊的纸,在雨气的浸润下,微微地起伏着,呼吸着,纸面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虽然是阴雨天,但糊了纸的窗,透进一种柔和的、奶白色的光,从那三十五个空格里漫溢进来,缓缓地注满整个堂屋。那光不刺眼,不炫耀,它温柔地包裹着屋里的一切——神龛的灰尘,八仙桌的虫洞,夯土地面的裂纹,还有站在光中的我们。光里,有雨声的节奏,噼里啪啦,淅淅沥沥;光里,有木头静静呼吸的韵律,吸气,停顿,呼气;光里,有纸张干燥时极其细微的颤抖,像蝴蝶在试飞前抖动翅膀。

向老四在堂屋的门槛上坐下来,那里干燥,有屋檐遮着。他点燃烟筒,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气在朦胧的光线里盘旋,盘旋,然后慢慢散开,融进潮湿的空气里。

“窗,糊好了。”他说。不是宣告,不是评价,只是一个陈述,像说“天亮了”、“下雨了”一样自然。

“嗯。”我应了一声,也在门槛的另一边坐下。门槛是青石条的,被无数双脚磨得中间凹陷,光滑冰凉。

“你的颈子呢?”他问,眼睛看着雨,雨丝如帘,把世界隔成里外两重。

我尝试着,慢慢地向左转动了一下脖子。能转了。虽然还有涩感,还有阻力,像门轴缺油,但不再是那种被死死卡住、动弹不得的感觉。我又向右转,向前低,向后仰。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细微的“咯咯”声,但那声音不再让我心惊,它像老屋木门的呻吟,像山间石头的摩擦,是这身体在岁月里行走时自然发出的声响。那根深蒂固的痛,还在深处盘踞着,但它已经退成了背景里持续的低音,像远处闷雷的余响,你知道它在,但你不怕它了。

“好些了。”我说。

“不是‘好些’。”他吐出一口悠长的烟气,烟气在雨光里变成淡蓝色。“是找到了和‘痛’相处的方法。痛,不会走的。它会跟你一辈子,像影子,像回声,像你走路时拖在身后的风。但你可以给它一扇窗,让它也有个地方,坐下来,看看风景。它有了着落,就不闹了。就像孩子哭闹,不是要你让他不哭,是要你看见他在哭。看见了,抱一抱,他就不闹了。痛也一样,你看见了它,承认了它,给了它一个位置,它就不那么凶了。它还在,但它安静了,它成了你的一部分,而不是你的敌人。”

我的眼眶猛地一热,连忙低下头。雨水从屋檐滴落,在石阶上砸出小小的水坑,“嗒,嗒,嗒”,声音清脆,有间隔,像时钟在走。我盯着那些水坑,看水滴如何落下,如何溅开,如何慢慢汇成细细的水流,沿着石缝流向低处。看了很久,直到眼眶里的热退去,变成一种温润的潮湿。

“老伯,”我声音有些哑,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您……为什么要教我这些?”

他沉默了。沉默了很久。只有烟锅里暗红色的光,明明灭灭,像一只疲惫的眼睛在眨。雨声填充着沉默的缝隙,哗啦啦,淅沥沥,时大时小。

“英妹子走之前,我去看过她。”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更沙哑,每个字都像从沙砾里磨出来的。“她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被子盖在身上,几乎看不出起伏。但她的眼睛,亮得很,一直看着窗外——就是这扇窗。她说,老向啊,我那扇窗,纸又破了。我说,我给你糊新的。她摇摇头,说,不用了,破就破吧。破了,光进来才好看,一格一格的,亮汪汪的,像用刀切开的水梨子,一瓣一瓣的,每一瓣都甜。”

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锅里的火猛地亮了一下,映红了他干瘪的脸颊。“我那时不懂。我说,破了漏风,你冷。她笑了,那笑容很淡,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晃就没了。她说,风进来也好,风也是光的一种,是流动的光。我那时觉得她是病糊涂了,说胡话。人病重了,脑子就不清楚了,会说些云里雾里的话。”

他顿了顿,用枯瘦的手指敲了敲烟锅,烟灰掉在地上,被雨水瞬间打湿,变成一小团黑泥。“现在老了,才明白。纸完整的时候,光进来是均匀的一片,白花花的一片,没有分别,没有重点。纸破了,光从破洞里进来,一格一格的,就有了形状,有了故事。这一格照在桌子上,那一格照在水缸上,另一格照在门槛上。每一格光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命。英妹子是在说,生活破点没关系,破了才有光的故事。太完整的人生,像一张完整的纸,光进来都一样,反而没意思了。有点破洞,光才有落脚的地方,日子才有明暗的层次。”

“她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他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耳语,我得竖起耳朵才能听清。“光从破了的窗纸洞里照进来,一格一格的光,就落在她脸上,慢慢移动。从额头,到眼睛,到鼻尖,到嘴唇。她闭着眼,但嘴角是微微翘着的,像是在做一个好梦,梦里有光,一格一格的。那时候,我忽然就想,人活一辈子,东奔西跑,求这求那,说到底,不就是在找一扇窗吗?找一扇能让光一格一格照进来的窗。找对了,光就能照进来,照在脸上,暖在心里;找不对,光就进不来,或者进来也是白花花一片,刺眼,不养人。”

他顿了顿,又装了一锅烟,划火柴,手有些抖,划了三次才点着。“我老了。

这手艺,眼看就要跟我一起进棺材了。儿子不愿学,孙子更不愿——他们都去城里了,城里都是玻璃窗,不用糊纸,脏了用布一擦就干净。可那不是窗,那是墙,是透明的墙。窗要有纸,纸会破,破了要糊,糊了又会破,这才是窗。窗是活的,要呼吸,要衰老,要修补。玻璃窗不会老,但它也不会活,它是个死物。”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在昏暗的光里,他的眼睛异常明亮,像两粒埋在灰烬里的火星。“那天在路边,我看见你,蹲在那儿看那扇破窗。你那眼神……跟当年英妹子看这扇窗的眼神,一模一样。不是看一个物件,是看一个人,一个老友,一个亲人。眼睛里有光,有问,有疼,有念。我就知道,是时候了。不是要教你做一扇窗,是得教给你,怎么给自己心里那扇窗,糊上纸。心里的窗没纸,光进来太猛,会瞎的;纸太厚,光进不来,会闷的。这个度,得自己找。米浆的稠稀,纸的厚薄,刷子的轻重,都得自己试,自己品。别人教不了,只能指个方向,剩下的路,得你自己摸着走,走到你能听见自己骨头说话,听见自己心里那扇窗呼吸。”

雨,不知不觉间,小了下去。从“哗哗”变成“淅淅”,从“淅淅”变成“沥沥”,最后只剩下屋檐滴水的声音,“嗒……嗒……嗒……”,间隔很长,像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踱步,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

“明天,我要走了。”向老四撑着膝盖,有些吃力地站起来。他的关节发出“咯咯”的响声,像一段干木头在折断。“去吉首,我女儿家。这身子骨,不能再一个人在山上熬冬了。去年冬天,差点没爬起来。女儿说了好几次了,再不去,她要上来绑我下去了。”

“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声音干涩,像很久没说话了。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看透一切的淡然,像秋日的天空,高远,明净,没有一丝云。“不回来了。窗在这里,你在这里,就够了。我的手艺,传下去了;我的窗,有人看了;我的木头,有人懂了。这就够了。人活一辈子,不就是求个‘够’吗?够了,就能走了。像一棵树,果子结了,叶子黄了,就可以落了,落得心安理得。”

他拄着拐杖,走进门外尚未完全停歇的细雨里,没有再回头。佝偻的背影在雨幕中,越来越淡,像一滴墨滴进水里,慢慢化开,最终消失在山路拐向竹林的那一头。竹林在雨里青翠欲滴,沙沙作响,像在挥手告别。

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山路,看了很久很久。雨彻底停了,山间蒸腾起更浓的白雾,从谷底升起来,淹没了竹林,淹没了山路,淹没了远山,只剩下老屋,和这扇新糊的窗,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漂浮的、温暖的岛屿。

十三、归途

在老屋的最后一天,我起得很早。

其实没什么行李可收拾。几件换洗衣服,笔记本,老钢笔。还有向老四留给我的那套旧工具,用蓝布包袱皮仔细包好,打了两个结,一个活结,一个死结。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是承诺,也是债。有些东西接过来了,就得背一辈子。

想了想,我又把那些日子积攒下来的刨花、木屑、树皮,都收集起来。它们已经干了,失去了新鲜木头的气息,但还是有淡淡的木香,那香味沉郁,像陈年的酒。另用一张旧报纸包好,报纸是一九八五年的《湘西报》,头版标题已经模糊。塞进背包,占了一半的空间。它们是时间的化石,是我身体记忆的物证,是我与这山、这木、这窗、这痛,相处过的痕迹。

临行前,我最后做了一件事。从笔记本上撕下小小的一角纸,巴掌大,边缘毛糙。用那支老钢笔,吸墨器早就空了,写不出字。但我还是用力在纸上划,笔尖刮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划出深深的凹痕。不需要墨水,凹痕本身就是字,是刻进纸纤维里的印记。

我写了三个字:“卅五空”。

不是模仿祖母的笔迹,是用我自己的字。我写得慢,每一笔都想着祖母刻字时的样子——她不识字,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五谷丰登”,会写“卅五空”。这些字对她来说不是符号,是动作,是生活本身,是日复一日的计数,是年复一年的修补。我的字不如她的有力,但多了些曲折,多了些迟疑,像一个人走路时留下的、歪歪扭扭的脚印。

然后,我走到窗前,将这张小纸片,轻轻地贴在窗棂右下角,那个陈旧刻痕的上方。用一点残余的米浆粘住,米浆已经干了,我用口水濡湿了一点,勉强粘上。

不是覆盖,是对话。祖母的刻痕在下面,深深刻进木头里,是根,是源;我的纸片在上面,轻轻贴着,是叶,是流。祖母说:卅五空。我说:是的,卅五空。但空不是结束,是开始。空等待着被填满,光等待着被接纳,生命等待着被经历。空是邀请,是可能,是每一次呼吸之间的停顿,是每一次心跳之间的寂静。

锁上门。铜钥匙放回窗台第三块砖底下。钥匙在这里躺了很多年,还将继续躺下去,等待下一个需要它的人,或者等待时间把它彻底锈蚀,变成泥土的一部分。钥匙的使命不是永远存在,是在需要的时候存在。现在它完成了使命,可以休息了,像一位老仆,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担子,在阳光里打个盹。

下山的路,走起来异常轻快。背包其实更重了——多了工具,多了木屑,多了茶叶。但脚步自己找到了节奏,一种与呼吸、与心跳、与颈痛同频的节奏。我不再刻意对抗疼痛,我只是走,让疼痛成为行走的一部分。它痛它的,我走我的。我们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又彼此依存。疼痛像一根拐杖,它让我慢下来,让我注意到脚下的石头、路边的野花、头顶掠过的鸟影。颈椎还在痛,但那痛,不再是一个需要对抗的敌人。它成了我行走时一个低沉而恒定的背景音,像山涧的水声,像林间的风声,像自己的呼吸声——它们一直都在,你习惯了,就不觉得是干扰,反而觉得是陪伴,是这具身体还在工作的证明。

在等车的老地方,又遇见了那位采茶妇人。她好像知道我要走,特意等在那里,背篓是空的,也许刚送茶下山。

“窗,好了?”她问,眼睛亮亮的,像晨露在草叶上闪光。

“好了。”

“那就好。”她几乎是从背篓深处,又挖出一大捧新茶,塞进我的背包侧袋,动作熟练而自然,像母亲给孩子整理衣领。“带上。英婆婆以前讲,茶气最通七窍。你从城里来,城里气浊,多喝山里的茶,把浊气洗洗。茶洗不净的,就靠时间洗。时间洗不净的,就带着它活。人嘛,总要带点东西上路的,干净的,脏的,好的,坏的,都是行李。行李重了,脚步就稳了;行李轻了,反而容易飘。”

车来了。还是那辆旧大巴,车身上溅满了泥点,像一头刚从泥潭里打滚出来的水牛。我坐在靠窗的老位置,看着房舍、田垄、溪流,在车后缓缓地蜿蜒、缩小、变淡,最终彻底隐入群山的褶皱之中。山还是那些山,沉默,永恒,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山还是山,但我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在山里留下了一扇窗,窗里留下了我的呼吸、我的痛、我的领悟。我也从山里带走了一些东西:一双手的记忆,一种看光的方式,一种与疼痛和解的可能。

漫长的隧道再次来临。在绝对的黑暗与轰鸣的共振中,我闭上眼睛。这一次,我不再试图数呼吸来对抗焦虑,不再试图用思考填满黑暗。我只是静静地待着,像一块石头,像一根木头,像老屋墙角的那只陶罐。让黑暗是黑暗,让轰鸣是轰鸣,让我是我。我在黑暗中看见那扇窗,看见三十五个空格里三十五种不同的光,看见向老四佝偻的背影消失在竹林,看见祖母的手在虚空中绣着永远绣不完的名字。

视网膜上,却异常清晰地浮现出那扇窗的每一个细节:木疤凹凸的触感,像摸着自己的骨节;纸面微皱的纹理,像展开的手心;晨光一格一格爬过时那种庄严的缓慢,像时间本身在踱步。还有向老四手掌的温度——粗糙,温热,像晒过的石头;祖母哼歌的调子——简单,重复,像心跳;妇人递茶时指尖的触碰——轻,快,像蝴蝶的停留。

这些感知,这些记忆,这些身体的体验,都比此刻在隧道尽头重新涌现的手机信号,以及随之涌入的几十条未读信息——工作的催促,朋友的问候,广告的骚扰,世界的喧嚣——更为具体,更为真实。它们不是信息,是经验;不是知识,是智慧;不是过去,是此刻仍然在我身体里搏动的现在。它们成了我的一部分,像那些骨刺一样,长进了我的生命结构里。

车冲出隧道,白光如瀑。我睁开眼,迎着光,没有躲避,没有眨眼。让光刺眼,让眼泪流出来——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光太强,眼睛需要保护自己,流泪是眼睛的智慧。光进来,就让它进来;痛存在,就让它存在;记忆浮现,就让它浮现。我不再筛选,不再抗拒,我只是容纳。像一个容器,像一扇窗,像三十五空格中的一格,安静地,在那里,等着光来,等着光走。来的时候不迎,走的时候不送,只是看着,感受着,记录着。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一下,又一下,像一只焦急的啄木鸟在敲树干。我没有立刻去看。在这一秒,在光刚刚重新拥抱世界的这一秒,在眼睛还在适应从黑暗到光明的这一秒,我想先完整地体验这束光——这穿过隧道尽头、穿过车窗玻璃、穿过我瞳孔、穿过视网膜上那扇窗的虚影、最终抵达意识深处的光。它是如此具体,如此直接,没有任何媒介,没有任何解释。它就是光,纯粹的光,也许还带着隧道的凉意和速度的余温。

然后,当眼睛适应了,当光从“刺眼”变成“明亮”,当窗外的景物重新清晰——不再是山,是楼房,是广告牌,是车流——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黑色的屏幕像一块小小的墓碑,映出我模糊的脸,脸上有疲惫,有平静,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眼底沉淀。我按下开机键,屏幕亮了,白光刺眼。

未读信息:47条。

我划开屏幕,没有点开任何一条。只是看着那些缩略的文字在通知栏里滚动:主编的“稿子怎样了?”,朋友的“周末聚?”,银行的“账单到期”,商场的“周年庆”……这些文字熟悉又陌生,像上辈子的事。然后,我关掉了蜂窝数据,关掉了Wi-Fi,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显示着时间:下午三点十七分,和一个小小的飞机图标。

飞机在飞,但我在地上。这样很好。飞有飞的辽阔,走有走的踏实。我的路还得用脚走,我的痛还得用身体扛,我的窗还得用呼吸去糊。

十四、回城

回到城市,已是深夜。

出租车穿过霓虹的河流。高楼像巨大的发光积木,每个窗口都是一个发光的格子,方的,长的,有的亮着白炽灯,有的闪着电视的蓝光,有的挂着彩色的窗帘。但这些格子与老屋的格子不同——它们是封闭的,是隔绝的,是彼此独立的。光从这些格子里透出来,但光不交流,不流动,只是在那里亮着,像无数只沉默的、失明的眼睛。没有糊纸,光就直接、粗暴、赤裸裸的,没有缓冲,没有过滤。

电梯上升,失重感再次袭来。这一次,我没有闭眼,而是看着楼层数字跳动:1,2,3……数字在红色的LED屏上变化,精确而冷漠,像心跳监视器上的读数。颈椎深处的针,又开始隐隐作痛。但这一次,我只是感受它,像感受电梯的失重,像感受楼层的上升。它在那里,我知道;我不喜欢,但我不对抗。我们达成了暂时的和平——它痛它的,我活我的。痛是痛,我是我,我们同居一室,但各有各的领地。

推开门,屋里有股沉闷的气味,是灰尘、电子设备发热、还有食物残渣混合的味道,城市公寓特有的“人味”。我放下背包,没有开灯,径直走到阳台,推开窗——不是玻璃窗,是纱窗,外面还有一层玻璃窗,城市里的窗都是双层的,为了隔音,为了保温,为了安全,也为了把世界关在外面。

城市的夜,有它自己致密的质地和混合的气味。尾气的微辛,餐馆的油烟,水泥在白天吸饱了热量、晚上慢慢释放的焦糊味,还有温热的、带点甜腻的人气——那是成千上万人同时呼吸、出汗、生活产生的气息。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城市夜晚特有的“体味”,浑浊,复杂,充满张力。

万溶江对岸,霓虹依旧在不知疲倦地闪烁。红的,绿的,蓝的,黄的,交替变幻,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狂欢。没有星星。只有一弯下弦月,薄薄地贴在天幕上,被城市的灯光衬得苍白无力,像一片被遗忘的、透明的指甲。

我仰起头,这个简单的动作,依然能牵扯出颈骨深处熟悉的涩响,“咯咯”的,像老旧的木楼梯。但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听到这声音就心慌,就立刻试图扭动、拉伸、矫正。我只是让头颈保持着这个仰起的姿势,看着那弯苍白的月,看着那些迷乱的霓虹,看着被灯光染成暗红色的天空。天空不是黑的,是暗红的,像淤血的颜色,那是地面灯光反射的结果。在这片人工的天空下,自然已经退得很远,很远。

然后,我抬起手,手指沿着后颈的骨节,一节一节地向下摸索。在皮肤下面,在肌肉深处,是坚硬的颈椎。在第五颈椎和第六颈椎之间,我清晰地摸到了那些小小的、坚硬的突起——医生胶片上显示的“骨赘”,向老四口中的“疤”,我自己身体里的“节”。它们摸起来不光滑,有棱角,像河床上的石头,被水流冲刷了多年,依然顽固地保持着最初的形状。

它们是我个人的、微缩的、骨质的山峦与沟壑。这具身体,在城市的坐标系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低头工作,抬头看屏幕,乘车时颠簸,走路时躲闪,睡觉时辗转……每一次动作,每一次坚持,每一次疲惫后的瘫软,都被这些骨头记录下来,用钙质,用增生,用变形。它们是存在的“证据”,证明这具身体,曾怎样努力地、笨拙地,试图去承载一些过于沉重的东西——生活的重量,时间的重量,记忆的重量,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名为“意义”或“虚无”的东西的重量。这些重量压下来,骨头就弯了,就长了节,就用它自己的方式说:我扛住了,但我留下了痕迹。

我忽然想起向老四在组装窗框时,木槌落下,所有榫卯同时归位,整个结构找到自身平衡的瞬间,所发出的那一声低沉的——“嗡”。那声音不是来自任何一根木头,是来自所有木头在一起,来自它们的连接,它们的契合,它们的相互成全。那是结构的声音,是关系的声音,是“在一起”的声音。

我的身体里,是不是也有那样一声“嗡”,在无数次呼吸的尽头,在无数次心跳的间隙,在无数次疼痛的顶点,一直在等待着,被我自己的耳朵听见?不是用肉体的耳朵,是用骨头的耳朵,用记忆的耳朵,用那扇刚刚糊好的、心里的窗的耳朵?那声“嗡”,也许就是生命本身的声音,是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明暗、所有的弯直,最终达成某种和解、某种平衡时,发出的共振。它很轻,很细,藏在喧嚣的深处,藏在寂静的核心里,需要极致的安静和极致的专注,才能听见。

我离开阳台,回到屋里,躺回床上。床垫很软,是记忆棉的,能根据身体形状凹陷,像温柔的拥抱。但颈下的枕头依然不合适——试过各种枕头,乳胶的,荞麦的,羽绒的,都不合适。不是枕头的问题,是脖子的问题。脖子有了自己的形状,不再符合任何标准,它要的枕头,得是独一无二的,得像老屋那个荞麦皮枕头,薄薄的,刚好托住那个弯。

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烦躁地翻身,把枕头摔到地上。我只是静静地躺平,让身体沉入这过度的柔软里。闭上眼睛,黑暗降临。但这一次,黑暗不再是空虚的、压迫的、让人想立刻开灯逃避的。我仿佛能“看”见黑暗的质地——它不是一片虚无,它是有厚度的,有温度的,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的天鹅绒,温柔地覆盖下来,覆盖眼睛,覆盖身体,覆盖整个房间。黑暗里,有城市遥远的嗡鸣,像海潮的声音;有自己呼吸的声音,像风过山谷;有颈椎深处隐隐的脉动,像地下河的流淌。

我开始数自己的呼吸。这一次,不再是为了对抗失眠,不是为了进入冥想,只是静静地、全然地聆听。聆听气息如何进入鼻腔,如何沿着咽喉下滑,如何在那个顽固的“弯”那里遇到轻微的阻力——不是堵塞,是问候,像熟人见面点点头;如何艰难而执着地绕过那些增生的“骨峦”——不是障碍,是风景,像游人绕过山石;如何终于抵达腹腔深处,在那里停留,然后反转,沿着原路返回。呼气时,则相反,气息带着体内的浊热,缓缓上升,经过那些“骨峦”,经过那个“弯”,最后从鼻腔呼出,带着体温,带着生命的痕迹,散入黑暗的空气里。

一,二,三……我数得很慢,让意念跟随着气息的路径,像一个向导,带领游客参观自己身体内部的峡谷。这峡谷我住了几十年,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仔细地、不带评判地游览过。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

数到第三十五次呼吸时,我缓缓地、彻底地、将肺里所有陈腐的空气,吐尽。不是用力,是放松,是允许,是交付。把空气交给房间,把身体交给床垫,把意识交给黑暗,把疼痛交给时间。我不再攥着什么,我松开手,摊开掌心,像个乞丐,也像个富翁。

黑暗。万籁俱寂。

只有颈骨的深处,从那些“骨赘”的缝隙里,从那些“节”与“节”之间,传来一声极细微的——“咯吱。”

像冻土深处,一颗沉睡太久的种子,终于用尽力气,顶开了第一道细微的裂痕。像老屋那扇新糊的窗,在夜风中第一次微微振动,纸面发出几乎听不见的颤音。像向老四的木槌,在最后一记敲击后,余音在空气中久久不散,慢慢沉入寂静的湖底。

那不是疼痛的声音。那是……松动的声音。不是解脱,不是治愈,是松动。是某种坚硬的东西,开始允许一点点柔软;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开始允许一点点移动;是某种封闭的东西,开始允许一点点开放。松动不是终点,是起点,是可能性,是“也许”。

我保持着平躺的姿势,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惊扰了这声音。它没有再出现第二声。也许它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呼吸,更多的夜晚,更多的允许。也许它永远不会再出现第二声,这一声就够了,像一句耳语,一个承诺,一个开始。开始总是很轻的,轻得像蝴蝶落在花瓣上,像雪片触到水面,像光穿过第一格窗纸。

但我知道,它开始了。松动开始了。不是结束,是开始。

开始与痛共存,开始与弯同行,开始在三十五个空格里,看见三十五种不同的光。

  十五、余响

第二天早晨,我被手机闹钟叫醒。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切出一道锐利的光带,正正地照在我的眼睛上。我坐起身,颈椎依旧有熟悉的僵硬感,转动时依旧有涩响,但那种沉坠的、仿佛被无形之手扼住喉咙的感觉,减轻了许多。不是消失,是减轻。像退潮,水还在,但压力小了,呼吸的空间大了。潮水退去,露出沙滩,沙滩上有贝壳,有脚印,有被阳光晒干的海草。

我走到书桌前,打开背包。木屑和刨花的气味扑面而来,浓烈而清新,瞬间盖过了房间里的沉闷。我把那包“时间的化石”拿出来,摊开在桌上。它们已经干了,颜色变深了,但木纹依旧清晰,像掌纹。我找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罐——以前装咖啡豆的,洗干净了,还留着咖啡的余香——把这些木屑、刨花、树皮,小心地装进去。不能压实,要让它们保持松散,保持呼吸,保持彼此之间的空隙。空隙里可以藏光,藏风,藏记忆。

把玻璃罐放在窗台上。阳光照进来,穿过玻璃,在这些木质的碎片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木屑是金色的,像碾碎的阳光;刨花是淡黄色的,卷曲着,像无数个小小的问号,又像无数个小小的耳朵,在聆听光的声音,也准备讲述自己的故事。树皮是深褐色的,粗糙,有龟裂的纹路,像老人手背的皮肤。

然后,我拿起那套用蓝布包着的工具。解开布结,斧、凿、刨静静地躺在里面,在晨光里闪着幽暗的光,那光是收敛的,不张扬的,像野兽在暗处睁开的眼睛。我没有木料可以加工,也没有窗需要制作。城市里没有杉木,没有需要糊纸的窗格,没有鸡叫三遍的清晨,没有向老四蹲在树下抽烟的背影。但我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手边,放在书桌的一角。不是装饰,是提醒——提醒我另一种时间的存在,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另一种与物、与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它们在那里,沉默着,但有一种重量,一种温度,一种随时可以唤醒的记忆。

我开始工作。电脑屏幕亮起,文档打开,光标在空白处闪烁,等待被填满。但这一次,我的感觉不一样了。敲击键盘时,我感觉到手指的力度——不是机械地敲打,是每一次按下都带着意识,知道这个键会打出什么字,这个字会连成什么句,这个句会指向什么意义;感觉到手腕的转动——不是僵直地悬着,是灵活地调节,像溪流遇到石头,自然分开,又自然合拢;感觉到肩膀的松弛——不是紧张地耸起,是自然地垂下,像树枝在风中,有摇曳的余地。我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当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屏幕上时,呼吸会变浅,脖子会不自觉地前伸,像乌龟探头。这时,我就停下来,向后靠一靠,闭上眼睛,想象气息如何绕过颈椎的那个弯,如何像风过山谷一样,温柔地、执着地,找到自己的路。气息找到路了,思维也就通畅了。

中午休息时,我没有点外卖,而是用带来的山茶,泡了一杯。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从紧握的拳变成摊开的手掌,颜色从暗绿变成鲜绿,像复活。茶香依然清冽,带着山里的气息——露水的气息,云雾的气息,泥土的气息,还有那位采茶妇人指尖的气息。我慢慢地喝,让茶汤在口腔里停留,用舌头搅动,感受那股微苦后的回甘。苦是真苦,甘也是真甘,它们不分开,它们在一起,像生活的两面。

下午,编辑打来电话,催问稿子的进度。过去,这样的电话会让我瞬间紧张,脖子后面的肌肉会立刻绷紧,像听到警报的士兵。但这一次,我听着他的声音——焦急的,不耐烦的,被截稿日期追赶的——同时感受着自己后颈的状态。那种熟悉的紧绷感在升起,像潮水漫上沙滩,但我没有与之缠斗,我只是注意到了它。我说:“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声音平静,没有歉疚,也没有焦躁。挂了电话,我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的人和车。人很小,像蚂蚁;车很快,像甲虫。做了几个缓慢的转头动作,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每转到一个极限,就停一停,呼吸一下,感受颈骨在那个角度下的状态,然后继续。痛还在,但痛不再是命令,痛是信息,它在告诉我:这个角度到了极限,该回来了。

痛还在。但它成了一个提醒,一个身体的信号灯。红灯不是禁止通行,是提醒你停一停,看一看,再走。我不再把它当敌人,我把它当盟友——一个严厉的、不讨人喜欢的盟友,但它是诚实的,它从不说谎。它用痛告诉我:你这里太紧了,你这里太累了,你这里需要休息,需要松动,需要呼吸。它是我身体的守夜人,在喧嚣的白日里,提醒我那些被忽略的、细微的真相。

傍晚,我写完了一部分稿子。保存文档,关闭电脑。屏幕暗下去的瞬间,我看见自己模糊的倒影,在黑色的屏幕上,像站在深潭边。夕阳西下,对面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红色的光,刺眼得很,像无数面小镜子在同时反光。我拉上纱帘,光线变得柔和,像透过一层宣纸,朦朦胧胧的,有了水墨的韵味。房间里暗下来,但不再是令人窒息的暗,是温暖的、包容的暗,像祖母的怀抱,像老屋的堂屋。

我重新拿起那把刨子。没有木头可刨,我只是握着它,感受它的重量,它的平衡。斧头太重,杀气腾腾;凿子太尖,咄咄逼人;只有刨子最合适——它不轻不重,它的刃藏在肚子里,它的力量是向内的、平整的、修复的。我想起向老四的手,想起他推刨时那种行云流水般的顺畅,不是用力,是顺势;不是工作,是舞蹈。他的手和刨子成了一体,刨子成了他手指的延伸,木头成了他掌心的纹理。

我忽然明白,他教我的,从来不是如何做一扇窗。

他教我的是如何“在”。如何与材料同在,与工具同在,与疼痛同在,与时间同在。窗,只是一个媒介,一个借口。当你通过做窗,学会了如何与一块木头相处——听它,顺它,成全它——那么,你也就学会了如何与生活相处,如何与自己的身体相处,如何与时间相处。因为生活也是一块木头,有纹理,有疤痕,有弯直;身体也是一块木头,会痛,会累,会变形;时间也是一块木头,一年一圈年轮,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不管你赶不赶得上,它都在那里长着,长成自己的样子。

糊窗纸,糊的不是纸,是心。把那些心灵的破洞——焦虑的破洞,恐惧的破洞,孤独的破洞,迷惘的破洞——用耐心和接纳,一点点糊上。不是掩盖,不是粉饰,是承认破洞的存在,然后给它一层纸,让它既能透光,又能挡风。光还会进来,但不再是刺眼的、令人无处躲藏的白光,而是柔和的、有温度的、可以被凝视和承受的光。风也会进来,但不再是凛冽的、割人的寒风,而是舒缓的、带着远方气息的微风。

夜里,我又站在阳台上。霓虹依旧,车流依旧,城市的夜晚没有真正的黑暗,只有不同层次的光污染。但当我仰头时,在那被灯光染成暗红色的天空穹顶上,我似乎看到了星星。不是很多,只有最亮的几颗——天狼星,织女星,还有北斗七星的勺柄——顽强地穿透城市的光雾,闪烁着微弱但确定的光。它们一直在那里,只是平时看不见。不是它们不在,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眼睛被太亮的光宠坏了,失去了看见微弱之物的能力。而疼痛,也许就是命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不得不低头、不得不闭眼、不得不内视的时候,重新学会看见那些微弱而恒久的光——身体内部的光,记忆深处的光,平凡日子里一格一格透进来的光。

我的手指再次摸向颈后。那些骨刺还在,那些“节”还在,那些“疤”还在。它们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历史,是我的“卅五空”。我不再渴望它们消失。我渴望的是理解,是共处,是让这些“空”成为光的通道,而不是生命的漏洞。真实是带着疤痕生长,是带着弯度站立,是在三十五个破洞里,看见三十五束不同的光,并在每一束光里,认出自己的一部分——脆弱的部分,坚韧的部分,疼痛的部分,安宁的部分。

手机在屋里响了一声。是短信。我没有立刻去看。我继续看着那几颗星星,直到眼睛发酸,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凝视——凝视久了,眼睛就会流泪,这是身体的智慧,是眼睛在清洗自己,洗掉白日的灰尘,洗掉强光的灼伤,准备在睡眠中修复,在黑暗里新生。

然后,我回到屋里,关上了阳台的门。城市的声浪被隔在外面,变成低沉的、持续的背景音,像远海的海潮,你知道它在,但它不打扰你。

我坐在桌前,打开台灯。灯光是暖黄色的,不刺眼。玻璃罐里的木屑和刨花,在灯光下呈现出更丰富的色泽:金色,浅褐,深褐,灰白。光影在它们之间流动,随着我轻微的呼吸,那些极轻的碎屑微微颤动,像在呼吸。

我摊开笔记本,拿起那支老钢笔。吸墨器已经空了,写不出字了。但我还是握着它,像握着一根手杖,一个信物,一个与祖母、与向老四、与那扇窗、与那段山间时光的连接。笔身冰凉,但握久了,就有了体温。

我没有急着去买墨水。我只是握着笔,在空白页上,用无形的笔迹,开始书写。书写那些无法被真正书写的感觉——痛的感觉,像一根线在骨头里穿行;松动的感觉,像冻土在春风里开裂;光一格一格照进来的感觉,像金币缓缓洒落;米浆渗入纸张纤维的感觉,像血液流进毛细血管;木头在手中呼吸的感觉,像握着另一个生命的心跳;祖母哼歌的感觉,像摇篮曲在记忆里回荡;向老四抽烟的感觉,像时间在烟圈里凝结又消散;采茶妇人递茶的感觉,像山泉在掌心停留……

我知道,这些字不会被任何人看见,包括我自己。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墨迹,只有凹痕,只有我手指的力度,只有我呼吸的节奏,只有笔尖划过纸面时那细微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夜里工作。但这就够了。书写的目的不是被阅读,是被经历。我在经历书写,就像我在经历呼吸,经历疼痛,经历生活。我在纸上留下无形的痕迹,就像时间在我身上留下有形的骨节。这些痕迹不需要观众,它们存在过,就够了。

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夜更深了,车流稀了,霓虹倦了,连路灯的光都似乎柔和了些。世界在准备入睡,或者已经入睡,只剩下一些守夜的人,和一些失眠的魂。

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生活将继续。颈椎依然会痛,也许还会痛很多年,直到这些骨节和我和平共处,直到痛成了习惯,习惯成了自然。工作依然会有压力,截稿日期会像鞭子一样抽过来。城市依然会喧嚣,信息依然会爆炸,玻璃幕墙依然会反射刺眼的光。手机依然会有无数的信息和催促,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赶不走,躲不开。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

我的身体里,有了一扇窗。不是比喻,是真实的感受。当我闭上眼睛内视,我能“看见”那扇窗,三十五个空格,糊着米黄色的纸。光从外面照进来,一格一格,有的亮些,有的暗些,有的带着晨露的凉意,有的带着午后的暖意。疼痛就在某一格里,它在那里,但它不再充满整个视野。它有了自己的位置,像窗格里的一个画面:也许是一截枯枝,也许是一片残云,也许是一只停落的鸟。它就在那里,是窗景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纸会破的,我知道。米浆会失效的,我知道。木头会朽的,我知道。但没关系。破了再糊,失效再熬,朽了……朽了也是归处。朽木可以肥土,土里可以长出新木,新木可以做新窗,新窗可以糊新纸。生生不息,轮回不止。而我的责任,只是在我这一环上,好好糊这一扇窗,好好看这一格光,好好痛这一次痛,好好活这一辈子。

光会进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强度。风会进来,带着不同的气味,不同的温度。雨会进来,有时淅沥,有时滂沱。寂静会进来,在夜深人静时,填满每一个空格。

而我,会在这里。在窗的这边,也在窗的那边。在疼痛之中,也在疼痛之外。在城市的高楼里,也在山野的老屋中。在每一次呼吸的起点,也在每一次呼吸的尽头。在“卅五空”的计数里,也在计数之外无垠的时空里。

“咯吱。”

又一声,从骨头深处传来。很轻,很轻,像雪片落在棉絮上。这一次,我听见了。并且,我微笑了。不是开心的笑,不是解脱的笑,是……认得的笑。像认出老朋友的声音,在门外轻轻叩门,三下,停顿,又两下。你听出来了,于是微笑,起身,去开门。你知道门外是谁,你知道他会带来什么——也许是一阵凉风,也许是一束微光,也许只是他沉默的陪伴。但你不再害怕,你只是开门,说:来了?进来吧。

门开了,光进来了。一格,一格,又一格。先是左上的那一格,然后是右下的那一格,接着是中间的那一格……光慢慢地移动,像时针,不急不缓。三十五格光,三十五次呼吸,三十五个疼痛与安宁交织的瞬间。

我的窗骸,终于完成了它的功课。在每一次疼痛的闪烁中,在每一次安静的凝视里,它呼吸着。我也呼吸着。我们一同呼吸,在这具身体里,在这个世界上,在时间无垠的河流中,呼,吸;呼,吸。像一个承诺。像一句呢喃。像祖母绣在衣襟上的名字,一针,一线,绣得工工整整,绣进岁月的布匹里,绣进生命的纹理中。

邱、秀、英、卅、五、空。光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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