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膝盖记得那个冬天。
记得不是用记忆,是用痛。左膝髌骨里埋着半枚阴天的种子,是十多年前梵净山石阶上错失的半步。这些年随我迁徙,在城市梅雨季里缄默,在异国菲利克斯干燥的沙尘天里休眠,偏在这湘西乡下的冬雨中醒了。那痛不是尖锐的刺,是钝而执拗的酸胀,像是骨缝里长出了潮湿的根须,正一寸寸测量着海拔,测量着离故土还剩多少层季风、多少场雨。
我不得不蹲下来。这个被迫的、屈尊的高度,正好遇见那口塘。
池塘小得像个被遗忘的标点,悬在山坳去往德夯的老路旁,像老人眼角意外噙住的一滴泪,忘了擦,就风干了轮廓,凝成了地形。水是沉甸甸的墨绿——不是修辞的绿,是实体的、有重量的绿,能托住坠落的云,能溺死过路的风,能把天空也染成深潭的颜色。水面没有涟漪,只有雨滴落下时绽开的细小年轮,一圈追着一圈,追到岸边就消失了,像是时间在练习写圆,却总也写不圆满。
而时间正在水面陈列它的遗作:荷的骸。
它们早已越过“残荷”尚存的那点诗意矜持。残荷还能入画,还能在宣纸上留住枯瘦的风骨;这些却是纯粹的骸——炭笔在宣纸上反复摩擦直至纸破的那种黑,是灰烬冷却后的黑,是长夜熬尽最后一点光的那种黑。叶片蜷着,各自蜷成不同的遗言:有的像婴儿初次握紧的拳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原始信任;有的像烈火焚过后手掌永恒的痉挛,定格在最后一刻的挣扎;有的则完全卷成筒状,像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字迹已被雨水泡烂。
最惊心的是茎秆。褪尽所有过渡性的褐与灰,褪尽从绿到枯的渐变过程,只剩下矿物质的黑,那种在地底深处拒绝一切光合作用的黑。它们站在水里,不是站,是钉——把自己的骸骨钉进水中,钉进这个冬天。有的笔直如矛,有的弯成问号,还有的折成直角,却依然不肯倒下。
雨顺着茎的沟壑流下。不是泪,是时间在清点自己的年轮。一遍,又一遍。有些雨水积在卷曲的叶心,成了小小的棺椁,盛着天空的碎片。
我来湘西乡下寻傩。都说这里的山有灵,人还守着与鬼神对话的古法,守着那些比文字更古老的姿势。
昨日在夯沙寨,那个戴开山面具的舞者,在鼓声骤歇的刹那,将头颅缓缓拧向肩后。鼓槌悬在半空,他脖颈的转动惊心动魄——一寸,一寸,像老式座钟发条松到极致时的回弹,像树木在逆着年轮生长。身体仍保持向前的冲势,整个人成了一个被撕裂的静止,一个行走与回望同时发生的悖论。汗水从他下颌滴落,落在夯实的泥地上,洇出深色的圆,像一个个微小的傩面。
寨老蹲在火塘边,用长烟杆拨了拨炭火,火星飞起又落下。他说:那是“回望”。开山将军劈开混沌后,要回望来路,看自己劈开的究竟是生门,还是另一重混沌。看身后的世界是否值得那一劈。
此刻池塘里这些黑茎,不就是那舞姿在植物界的拓片?傩是呐喊,荷是沉默。傩是动态的战,荷是静态的守。傩用锣鼓与鬼神谈判,荷用沉默与时间对峙。可它们的骨骼,分明是同一副——都是直立着面对消亡的姿态,都是把断裂站成完整的意志。
水是个不动声色的共谋者。
倒影比实体更狰狞——茎秆的影子被波纹揉碎又重组,像溺水者向上张开的手指,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抓住更多的水。风来的时候,这些黑影在池底变幻魔术:时而聚成折断的青铜戟,戟尖指向湮灭的战争;时而散作炸裂的星图,星辰是无数个破碎的远方;时而扭成傩面上符咒的笔画,那些镇邪的线条在水中荡漾,成了被镇之物的舞蹈。
这面水成了一面巫镜,照着天空,也照着所有俯身观看的人。我在镜中看见自己的脸被波纹拉长、扭曲,成了另一张傩面——一张名叫“过客”的面具。
傩戏是人给不可知世界写的信,有格式,有称谓,有小心翼翼的问询和讨价还价。而荷影是自然临终前的呓语,没有收件人,没有敬语,没有“叩请”或“伏惟”。它只说:看,死亡还有这种姿势。看,消逝也可以站得笔直。看,黑到极致也是一种存在。
我想起老舅公。他生命最后那个冬天,也是这样一寸寸枯瘦下去的。
不是突然的撤离,是缓慢的退守——从丰润的肉身退守到嶙峋的骨骼,再从骨骼退守到意志,那最后不肯溃散的意志。最后半年,他坐在老屋天井的藤椅里,脊柱弯成一个沉重的问号。阳光好的时候,那问号的影子会爬到对面的白墙上,缓慢移动,从晨光移到暮色,像是时光在审问他的一生,而他以沉默作答。
但每天清晨六点,他仍要求梳头。
母亲端来温水,用那把断了三齿的黄杨木梳——梳柄已被摩挲出深褐的包浆,像是另一截老旧的骨头——蘸水,从他稀疏的白发根部开始,缓缓梳向脑后。一下,又一下。水流过白发,流过梳齿的残缺,滴到肩头,洇湿深蓝布衫。这个动作毫无必要——他已经三个月不出门了,头发是否整齐,无人看见。巷子里的老邻居越来越少,能认出他的人大多先他而去。
“老舅,今天就不梳了吧?”母亲某天试探,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老舅公摇头。不是大幅度的摇,只是喉结滚动,挤出两个字:“头……要正。”
那时我站在天井的门槛外,看着这一幕。我不懂。我以为这只是老人最后的固执,是无意义的仪式。多年后,当我的膝盖开始记得天气,当我开始在某些清晨对镜整理并不凌乱的衣领,我才忽然明白:他是在守“人形”。
就像这些荷,在守“荷形”。
生命大规模撤退时,会留下最后的阵地——往往不是器官,不是功能,而是一个姿态。一种虽败犹荣的站姿。老舅公守的是“头要正”的那个“正”字,荷守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个“出”字。即使淤泥已漫到脖颈,即使死亡已爬上茎秆,还是要“出”,还是要“正”。这是尊严最后的据点。
暮色是从山脚开始漫上来的。
不是降临,是漫——像茶垢在杯壁缓缓爬升,像墨汁在宣纸上渗透。先染灰远山,山脊线模糊成睡着的龙的背;再吞没杉木林,每一棵树都成了暮色的注脚;最后抵达这口池塘,温柔地覆盖水面。荷的黑与水的黑开始交融、谈判、最终媾和。只有雨滴还在画圈,一圈,又一圈,像是谁在练习写“无”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却总也写不对。
这守是何等徒劳。
春天还在遥远的山背面打盹,要翻过多少重山峦、经过多少场雨才会醒来。它们等不到了。这些荷骸会在某个北风呼啸的深夜进一步折断,碎在冰凌里,碎成泥,碎成它们来时的模样——那深藏在淤泥中的、洁白的藕。连藕也会腐烂,成为新的淤泥,孕育新的荷,新的盛放与新的枯槁。循环如此残酷,又如此慈悲。
可人哪,不就在做同样徒劳的事?
母亲守着老舅公毫无意义的梳头仪式,在那些清晨重复同一个动作,仿佛只要梳头声还在,时间就还没有赢。我守着膝盖里那窝阴天的痛,把它当成故乡的坐标,痛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夯沙的舞者守着千年不变的舞步,每一个转身都踩着祖先的脚印。敦煌的画师知道颜料终会剥落,石窟终会坍塌,仍一笔笔描摹飞天的衣袂,衣袂上的每一条褶皱里都藏着风。司马迁知道帝国终会崩塌,文字也会被篡改或遗忘,仍一字字刻写项羽的叹息,那声叹息穿过竹简,穿过纸张,一直传到我的窗前。
原来“守”从来不是关于永恒。永恒是神的领域,人是速朽的物种。
守的是“守”这个动作本身。是向流逝的时间出示一张倔强的收据:某年某月某日,有人曾在此处,以此种形态,存在过。就像老舅公梳头时,梳齿与白发摩擦的簌簌声——是他生命最后的印章,盖在寂静的晨光里。印章会磨损,声音会消散,但那个盖章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天终于黑透了。
湘西大山腹地的黑,是没有杂质的黑,没有星光渗透,没有灯火污染。视觉被彻底缴械后,其他感官开始暴动。
先是听觉:雨打在不同材质上,有着不同的密谋。打在芭蕉叶上是沉闷的擂鼓,每一声都像在捶打大地的心脏;打在杉木林是细碎的耳语,千万片叶子在交换冬天的秘密;打在竹丛是清冷的弹拨,像是谁在暗处调弄古琴的弦;而打在眼前这片看不见的水面上——是绵密的“淅淅沥沥”,像时间在穿针引线,缝补什么,或者拆解什么。我分不清,也许缝补就是拆解,拆解就是另一种缝补。
接着是嗅觉。腐殖质的气息从泥土深处翻涌,那是死亡供养生命的味道;混合着枯草的清苦——草知道自己死了,但苦味还活着;柴火的微呛从远处寨子飘来,人间烟火在雨夜里挣扎着不灭;还有铁器在潮湿中缓慢锈蚀的气味,那是氧化的时间,是金属的衰老。所有这些味道混在一起,成了“腐朽”本身的气味。并不难闻,只是庄严,像是大地在缓慢地翻动它的经卷,每一页都写着消逝与新生。
最后是触觉:雨落在脸上,冷而密;膝盖的痛在黑暗中更加清晰,像一盏内部的灯,照着骨骼的地形;扶着岩石的手掌感到苔藓的湿滑与绒毛感,感到石头内部亘古的凉。
我知道它们还在那里。虽然看不见了,但它们黑瘦的影子,已经烙在我眼底的暗房里。成了永久的负片——黑的茎,黑的水,黑的天,只有雨丝是亮的,像银针在缝合天与地的伤口,缝合此夜与往昔的裂缝。
起身时,膝盖的剧痛像一道闪电劈开黑暗。我趔趄了一下,手扶住旁边湿冷的岩石。那一瞬间的疼痛如此尖锐,以至于我在黑暗中看见白光——不是视觉的白,是疼痛的白。
就在那白光中,我忽然明白:这具身体,也是一口塘。
左膝是它隐痛的堤岸,半月板是堤岸上磨损的石头。血液是沉郁的绿水,循环往复,搬运着氧、记忆和未愈合的伤。心跳是池底的暗流,肺叶是呼吸的涟漪。而那些荷骸——傩舞的姿势、老舅公梳头的剪影、母亲低头蘸水的侧脸、女儿们在凤凰城阳光下奔跑的背影——都站在我胸腔这片水域里,黑黢黢的,一言不发,却站成了各自的形状。有些笔直,有些弯曲,有些已经折断,但都站着。
雨滴落进来。每一滴,都在水面画圈。涟漪与涟漪相遇、叠加、抵消,无休无止。有些圈很大,包容着整个童年的夏天;有些圈很小,只盛得下一句来不及说的话。它们在我的内部水域荡漾,从心脏荡到指尖,从记忆荡到梦境。
我成了这口塘——一个会走路的塘。背着湘西的雨,背着夯沙的鼓点,背着一整个冬天,也背着所有已经离开却还在我心里站着的人。我的重量不只是骨骼与血肉的重量,是所有站在我内部的荷骸的重量,是所有记忆、所有未完成的告别、所有坚持要“正”的头的重量。
离开时我没有回头。
有些东西不需要看见。就像老舅公去世多年后,某个清晨我突然醒来,在凤凰城公寓的寂静里,在女儿们均匀的呼吸声中,清清楚楚听见了那把木梳划过白发的声音——细碎的、坚持的、簌簌的。
像春蚕食叶,蚕食的是自己的岁月。
像雨打枯荷,打的是自己的前世。
像雪落在另一场雪上,覆盖的是同一个冬天。
声音如此真切,我甚至能闻到黄杨木遇水后散发的微苦清香,能看见水珠从发梢滴落的弧度——不是垂直落下,是顺着颈部的曲线,迟疑地滑落,像是舍不得离开。能感到晨光正爬过天井的矮墙,先照在西墙的爬山虎上,然后移到老舅公深蓝布衫的肩头,布衫上细小的绒毛在光里变成金色。
我躺了很久,不敢动,怕一动那声音就碎了。直到那个声音完成它的最后一次梳掠——梳到后颈,停顿,提起,梳齿离开白发。最后一个音是“嗒”,很轻,像是关上一扇很小的门。
然后我起身,走向浴室。拧开水龙头,温水。镜子蒙着雾气,我用手擦开一片清明。对镜中的自己说:头要正。声音很轻,但镜子里的人点了点头。那一瞬间,我看见的不是自己的脸,是无数张脸的叠影:老舅公的,母亲的,夯沙舞者的,还有那些荷骸在水中的倒影。我们都在这面镜子里,都在这句“头要正”里。
吉首的夜雨没有边境。
它落在真实的万山之间,落在夯沙寨新修的青石板路上,落在矮寨大桥的钢索上,也落在我体内这片新辟的水域。这片水域,今夜刚刚有了名字。不是我想出来的名字,是它自己浮现的,从所有涟漪的中心浮现。
叫“守”。
水波微漾。荷骸静立。雨继续下。
它们教我的,不是如何盛放——盛夏的莲,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莲,那太奢侈,太青春,太像一场注定要醒的梦。梦醒时分的落差,比从未做梦更残忍。
它们教我的,是如何在生命的大撤退中,保持站姿。如何在叶片蜷缩、茎秆焦黑、花瓣落尽之后,依然用骸骨站定,站成时间无法完全抹去的痕迹。站成“即使如此,依然站立”的那个“即使”。
回吉首市区的车上,司机突然说:“你看这雨,要下到过年喽。”
他说话时没有回头,眼睛盯着前方被雨模糊的山路。语气不是抱怨,是陈述,像是在说一件早已注定的事。
我看向窗外。雨刮器单调地摆动,左一下,右一下,像钟摆,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群山在玻璃上流淌成墨色的河,河里有黑色的舟,舟上站着黑色的蓑衣人——是我的幻觉,还是雨夜的魔法?膝盖还在隐隐作痛,但痛得深沉了——痛得有纹理了,像是年轮在骨头上缓慢生长,一圈痛包裹着另一圈痛,最中心的痛是梵净山的那级石阶。
我忽然摸了摸左膝。隔着牛仔裤粗糙的布料,我仿佛触到了另一种质地:光滑的、坚硬的、微凉的。
像黑陶经过窑变后的釉面,窑变是不可控的奇迹。
像青铜器在地下埋藏千年后的包浆,包浆是时间的吻痕。
像老舅公那把黄杨木梳被摩挲出的温润,温润是无数清晨的叠加。
像荷秆最坚硬的髓,髓是植物忘记自己会死的那部分。
原来我的膝盖里,也长出了黑色的荷。不是开花的荷,开花是青春的挥霍。不是结藕的荷,结藕是务实的储藏。是骸。是站成骸,依然不跪的荷。它们站在我的骨缝里,站在血液环绕的水域中,站在每一个下雨的清晨提醒我——
头要正,身要直。
脊梁要像荷秆那样,即使内心已被掏空,空成一条风雨的通道,外壁依然挺立。
记忆要像荷叶那样,即使已经蜷缩成拳头,拳心里依然握着昨日的天空。
车灯切开雨夜,光柱里有无数雨丝在坠落,像是整个天空都在迁徙。前方山路蜿蜒,一个弯接一个弯,像谁在黑暗里画下的一个又一个问号。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答案就是不断提问本身。
我靠着车窗,感受膝盖里那窝阴天的种子正在发芽。这次,它不会长出青翠的茎,不会开出粉红的花。它会直接长出黑色的茎,黑色的叶,黑色的骸骨,和一场永不结束的雨。这场雨会下在我的内部,滋润那些站立的荷骸,让它们在无人看见的黑暗里,完成自己的站立。
雨还在下。荷还在站。我还在回吉首的路上。山路漫长,像一生。
而“守”这个字,刚刚在我的身体里,用黑色的荷秆,用隐痛的膝盖,用记忆的雨,落下了第一笔。这一笔很重,重得能压住纸,能渗进血脉,能穿过时间,抵达所有需要站立时刻。
我知道,当我也成为骸的那一天,我的骨骼里会有荷的形状,我的脊椎会像荷秆那样笔直。即使弯曲,也是问号那种有尊严的弯曲。我的头骨会保持“正”的角度。而我的膝盖,那对陪伴我翻山越岭、跪过也站过的膝盖,会像最坚硬的藕节,即使埋在泥里,也记得天空的方向。
车进吉首,灯火渐密。雨中的灯光晕成毛茸茸的光球,像是黑暗孵出的暖卵。
我下车时,司机忽然说:“慢走。雨大。”
我点点头,走进雨里。没有伞。让雨落进头发,落进衣领,落进体内那片叫“守”的水域。水面上,荷骸静立。水底,洁白的藕正在淤泥中做梦,梦见下一个夏天,梦见自己开出花来——哪怕只是短短一季,哪怕注定再次成为骸。
但那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刻,雨在下,荷在站,我在走。
头正,身直,向着有灯的地方,向着需要“守”的每一个明天。
膝盖里的荷骸,在雨中,微微颔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