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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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窗时，雾正趴在河面上做俯卧撑。
这是我和发小王老四从小看到大的把戏，雾先从老电厂那根烟囱的残骸里钻出来，像给死去的烟囱续上一口白气；然后贴着酉水河面匍匐前进，经过打渔陈的破船坞时打个滚，翻身上岸，顺着供销社坍塌的水泥台阶一级级往上爬，最后爬到老叔家四楼的窗台，把湿漉漉的脸贴在玻璃上。
今天它来得特别早。才凌晨五点，玻璃上已经淌下水痕，像河在哭。
堂屋里，老叔的咳嗽声准时响起。他的肺是酉水河的气象站，雾进到第三指骨关节时开始咳，雾进到肋间时咳得需要扶墙，雾钻透脊椎时，整个人会弓成一只虾米。叔母在灶房骂：“让你年轻时逞能！零下三度还下河捞木料！”
那是1987年冬，叔父在镇木材厂当搬运工。厂子要黄了，最后一批从猛洞河放下来的楠木滞在河心洲。厂长说，谁捞上来归谁。叔父脱了棉袄就跳进去，在冰水里泡了四十分钟。木料捞上来了，当晚就咳出血丝。后来木材厂还是倒了，那根楠木被他刨成木板，打了我的书桌。
“雾是来讨债的。”叔父咳完一轮，对着痰盂说，“它记得每个欠了河水的人。”
我倒了杯热茶递过去。他的手在抖，虎口处那道疤裂开细小的口子，那是捞木料时被缆绳勒的，每年雾季都会复发，像一条沉睡的河突然醒来，在皮肤上重新流动。
下楼买早点时，雾已经占领了整个街道。
它不再是风景，而是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邮局的绿招牌在雾里融化成一团青苔色，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闪着昏黄的光，像雾里浮起的灯笼鱼。菜市场入口，卖豆腐的麻婶正在摆摊，塑料布上的水豆腐颤巍巍的，每一块都映着同一个灰白的天。
“又回来啦？”麻婶扯下口罩，露出被雾腌出红斑的脸颊，“在你居住城市那个雾，和我们这个雾，哪个厉害？”
“我那城市那个叫霾。”我接过豆腐，还是温的。
“霾是什么东西？”
“就是……被汽车屁熏过的雾。”
麻婶哈哈大笑，笑声在雾里变成一团团白气：“那还是我们的雾干净！我们这雾里只有柴火烟、酸菜坛子、还有河底的泥巴味，都是吃进肚子不碍事的东西！”
我提着豆腐往回走。建设路拐角那家“酉水网吧”还亮着灯，门上贴着转让告示。初中时我和王老四常来这儿通宵，雾从门缝钻进来，在显示器上结成水珠。老四一边擦屏幕一边骂：“狗日的雾，连传奇都打不利索！”后来他去深圳打工，第一个月写信回来：“这里的雾是甜的，带香水味，闻了头晕。还是我们酉水河的雾好，闻着像外婆的胳肢窝。”
外婆的胳肢窝。我停下脚步。这个比喻只有真正在酉水河边长大的人才懂，那种混合了汗味、艾草味、老棉布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腐水气的味道，是雾的体味。
走到老桥时，我看见了那个疯子。
我们都叫他“雾人”。没人知道他真名，只知道他以前是水文站的观测员，1996年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他妻子和女儿在渡船上失踪。第二天雾散时，他一个人站在观测站屋顶，从此再不说话。每天雾起时他就出门，沿着河岸走，手里拿着一台报废的录音机，贴着地面录音。
“他在录什么？”小时候我问叔父。
“录雾里的声音。”叔父说，“他说他妻子和女儿还在雾里，只是我们看不见。”
此刻雾人正趴在桥栏杆上，把录音机伸向河心。他的头发全白了，和雾长在一起。我走近时，听见录音机里沙沙的电流声，夹杂着极细微的、像是女人哼歌的调子。
“录到了吗？”我轻声问。
他慢慢转过头。他的眼睛是浑浊的黄色，像两颗泡在雾里的玻璃珠。看了我很久，突然开口：“今天她们在唱《马桑树儿搭灯台》。”
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话。
“你……能听见？”
“不是用耳朵。”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里的骨头，会跟着她们的调子共振。”
他把录音机贴在我胸口。冰凉的塑料壳下，确实有极其微弱的振动，像远山的闷雷，又像地底河流过岩缝。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疯了，他只是找到了一种和我们不同的听法。当所有人都用耳朵听世界时，他用骨头听雾。
回到小区门口，保安老张正在雾里打太极。他的动作慢得惊人，仿佛每一式都要推开千斤重的雾气。打到“白鹤亮翅”时，他忽然停住，保持那个姿势足足一分钟。
“怎么了张伯？”
“嘘——”他闭着眼，“雾里有东西。”
我屏息。除了远处隐约的汽车声，什么也没有。
“是蛙。”老张睁开眼睛，“雾把去年秋天的蛙声存起来了，现在正在回放。你听——”
我凝神。真的，在雾最浓处，有极淡极淡的、像是从水底冒上来的蛙鸣，咕，咕，咕，三声一组，带着秋天的凉意。
“雾是个录音机。”老张收回姿势，“它把这条河所有的声音都录下来，随机播放。有时候是1975年修大坝的号子，有时候是1998年下岗工人游行的口号，有时候……是我老婆还在时的咳嗽声。”
老张的妻子前年肺癌去世。医生说，和常年吸雾有关。
“那你还打太极？”
“打啊。”老张又起了一式，“雾拿走你一些东西，总得还你一些什么。它拿走我老婆的呼吸，还给我这些声音——不公平，但总算有个交代。”
电梯坏了，我爬楼梯回家。楼道里弥漫着霉味和谁家煎辣椒的呛味。在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墙皮脱落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红色的砖，那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烧的“土高炉砖”，粗糙多孔，像冻疮溃烂后的皮肤。
小时候我和王老四常抠这些砖缝，说里面藏着炼钢工人的汗。有一次真抠出一小截生锈的铁钉，老四说这是“钢铁的骨头”。我们把它埋在后山的樟树下，还撒了泡尿做记号。后来老四去深圳前，我们挖开那里，钉子已经烂完了，只剩一团红褐色的锈，在雾里迅速消融。
“你看，”老四说，“连钢铁都会被雾吃掉。”
叔父还在咳。叔母在阳台收衣服，一件件摸过去：“都没干透，雾把水分又塞回去了。”她回头看见我手里的豆腐，“放灶上温着，等你妹回来。”
堂妹在镇医院当护士，今晚值大夜班。她的白大褂永远带着一股雾洗不掉的消毒水味，和外婆留下的那件靛蓝土布衣挂在一起时，像两个时代在衣柜里对峙。
我推开自己房间的窗。书桌上那本《沈从文文集》正在发胀——雾让书页卷曲，字迹模糊，仿佛文字也要在潮湿中重返水墨。翻开《边城》，第137页有一团黄渍，是我十二岁那年打翻姜茶留下的。茶渍边缘，我用铅笔写着：“翠翠会不会得关节炎？”
那时我刚得风湿，膝盖肿得像馒头。叔父带我去看老中医，老先生把完脉说：“酉水河的女儿，骨头里本来就多二两水。”他开的药方里有一味“雾尖草”，要在清明前雾最浓时，去河心洲采摘叶尖带露珠的嫩芽。
我和叔父去了。雾大得看不见自己的脚。我们在及膝的冷水里摸索，手被水草割出一道道口子。采到半篓时，叔父突然直起身：“你听。”
我听见了。雾深处，有纤夫的号子。不是真人，是雾在重播，那种低沉的、从丹田深处迸出来的“嘿呦嘿呦”，像大地在翻身。
“这是1952年的声音。”叔父说，“酉水河最后一批纤夫。你爷爷在里面。”
“爷爷不是教书匠吗？”
“那是后来。”叔父亲望着雾，“1952年他十八岁，为了挣学费，在船上拉了半年纤。右肩那块疤，就是纤绳磨的。”
我摸了摸自己的右肩。那里确实有一小块暗色的印记，像胎记。我一直以为是痣。
“雾把爷爷的疤……传给我了？”
“不是传。”叔父蹲下来，把一棵雾尖草举到我眼前，“是雾记住了所有在河里留下痕迹的人，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些痕迹印在后来者身上。”
草叶的露珠里，映出无数个重叠的影子。
晚饭时堂妹回来了，带着一身医院的疲惫和雾的潮湿。她把护士帽扔在沙发上，那顶帽子像一只被雨打湿的白鸟。
“今天收了三个哮喘的，都是老烟厂职工。”她扒拉着饭，“医生说，他们的肺已经被雾腌成了腊肉，纤维都板结了。”
叔母盛汤的手顿了顿：“你爸当年要是没离开烟厂……”
“离开是对的。”叔父闷声说，“至少肺只烂了一半。”
1998年，叔父是烟厂的锅炉工。厂子改制，一半人下岗。领导找他谈话：“老杨，你肺不好，不如病退。”他签了字，抱着一纸箱个人物品走出厂门时，雾大得看不见路。他在雾里站了两个小时，直到婆婆找来。
“那天雾里有股甜味。”叔父忽然说，“像烤烟叶的味道，又像……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确实有人在雾里烧东西，下岗工人们在厂门口焚烧工牌，火光在雾里晕开，像一朵朵病态的花。
饭后，堂妹洗碗，我擦桌子。厨房窗外，雾正在变魔术，它把对面楼变成水墨画，把电线杆变成竖琴，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巨大的、正在融化的雕塑。
“哥，”堂妹背对着我，“你说雾会不会是一种……生命体？”
“怎么说？”
“它吃东西。”妹妹转过来，手在围裙上擦着，“吃声音，吃光线，吃温度，还吃记忆。你注意到没有，雾大的日子，老人们特别容易忘事，却不是老年痴呆，是雾把他们的记忆暂时借走了。”
我想起幺外婆晚年。她总在雾天坐在门口，说在等“那个人”。我们问是谁，她说不清。直到她去世后整理遗物，在箱底发现一张1953年的合影，上面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背面写着“赠秀兰：等我剿匪回来”。秀兰是幺外婆的闺名。那个年轻人再没回来。
也许幺外婆等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被雾借走的、关于那个人的所有细节。雾把它们打包带走，偶尔还回来一些碎片，一个背影，一句没说完的话，手掌的温度。
十点钟，我出门散步。
雾里的古镇呈现出另一副面孔：路灯变成蒲公英，霓虹招牌变成水母，KTV传出的歌声被雾泡得发胀，像隔着一层水听见的声音。在“酉水记忆”茶馆门口，几个老人在下棋。棋盘上的水珠让棋子边界模糊，仿佛楚河汉界也在雾里融化了。
“将！”穿棉袄的老头拍下一子，“雾棋，得用雾的走法。”
我蹲在旁边看。果然，他们的走法不同寻常，马可以走“日”字的对角线，象可以过河，炮不需要炮架。问为什么，老头说：“雾里哪有什么规矩？规矩都是天晴时定的。”
另一个老头接口：“1992年发大水，雾三天不散。我们在屋顶下棋，船从街上过。那时才知道，所有的规矩都是临时的。”
茶馆老板端来姜茶，顺便打开电视机。本地新闻正在播报：“州气象局启动人工消雾作业，将在凌晨发射增雨弹……”
老人们安静下来。
“要消雾？”棉袄老头盯着屏幕，“消得掉吗？”
“试试呗。”老板叹气，“现在搞旅游，雾影响游客体验。昨天还有个广东客投诉，说雾太大拍不了照，要求退钱。”
“退他娘的钱！”一个一直沉默的老头突然开口，“酉水河的雾看了几千年，轮到他来嫌弃？”
他是老摆渡人孙爷，在河上划了四十年船。旅游开发后，机动游船取代了木渡船，他被安排到旅游公司当“形象大使”，每天穿着土家族服装和游客拍照。
“上个月，”孙爷点了根烟，“有个小姑娘问我：老爷爷，你们这雾是不是干冰造的？我说不是，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呼吸攒出来的。她听不懂，非要我告诉她雾的配方。”
大家都笑了，笑声里有点苦。
我离开茶馆时，孙爷跟出来：“老哥，陪我去河边走走？”
我们沿着亲水步道往河滩走。雾在这里更浓了，像凝固的牛奶。旅游公司安装的景观灯在雾里变成一团团毛茸茸的光晕，失去了所有棱角。
“我小时候，”孙爷说，“雾是活的。春天它带着桃花香，夏天带着荷腥，秋天带着稻秆味，冬天带着炭火气。现在……”他深吸一口气，“只有汽车尾气味和下水道的馊味。”
走到老码头遗址，孙爷停下来。这里只剩几根腐烂的木桩，像河滩露出的肋骨。1998年洪水后，老码头废弃，下游建了新码头。
“最后一场雾渡，是我划的。”孙爷摸着木桩，“1998年6月13日，雾大得看不见船头。船上七个人，都是去对岸参加中考的学生。一个女孩吓得哭，我说莫怕，雾认得好孩子。”
“后来呢？”
“安全过去了。”孙爷顿了顿，“但那七个孩子，后来都考出去，再没回来。只有一个女孩，在长沙当医生，前年疫情时回来支援，在河对岸的隔离医院工作。她给我打电话说：‘孙爷，我从病房窗户看见雾了，和送我去考试那天一样。’”
孙爷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小的布袋，倒出一些粉末撒进河里。
“这是什么？”
“雾的骨灰。”他笑了笑，“开玩笑的。是石灰粉，消毒的。但我想，雾要是死了，大概就是这样——一把灰，撒进它出生的地方。”
回程时，雾开始变化。
不再是均匀的乳白，而是出现深浅不一的层次，像一幅正在创作中的水墨画。最深处是黛黑，那是河的本体；中间是青灰，是山峦的轮廓；最浅处是鱼肚白，是天光在挣扎。
在建设街道和河滨街道的交叉口，我看见了王老四。
他站在雾里，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像个突兀的标点符号。我们已经三年没见，但雾让他看起来和十六岁那年没有任何区别，还是那个会在雾里迷路，需要我把他领回家的少年。
“老四？”
他转过身，笑了：“我刚下火车，雾就来接我了。”
我们拥抱。他的外套冰凉，带着火车车厢的味道，但深处还有一丝酉水河特有的水腥气，那是浸入骨髓的印记，漂白粉洗不掉。
“怎么突然回来？”
“厂子倒了。”他轻描淡写，“深圳那个电子厂，搬越南去了。拿了补偿款，不知道干啥，就想回来看看雾。”
我们找了个还在营业的烧烤摊。老板在雾里烤串，炭火把周围的雾烫出一个洞，洞里是他流汗的脸。
“你记不记得，”老四咬了一口烤鱼，“高二那年，我们逃课去河心洲，雾大得差点回不来？”
“记得。你在雾里哭，说我们要死在这里了。”
“然后你拉着我，说听水声，看水往哪边流，岸就在哪边。”老四笑了，“后来我们真的听着水声走回来了。从那天起我就知道，雾关不住酉水河边长大的人。”
烤串的烟升起来，和雾缠在一起。烟是直的，雾是横的，它们在路灯下交织成一张灰色的网。
“这次回来待多久？”
“不走了。”老四看着河的方向，“我想清楚了，我要在雾里开个网吧。”
“网吧？现在谁还去网吧？”
“不是那种网吧。”他眼睛发亮，“是‘雾网吧’。每个座位配VR眼镜，让你在雾里体验不同的雾——伦敦雾、旧金山雾、黄山云海，还有……酉水河1952年的雾，1998年的雾，你想体验哪年的都行。”
我愣住。这个想法荒谬又迷人。
“你会赔钱的。”
“可能吧。”老四喝了一大口啤酒，“但雾养了我几十年，我总得为它做点什么。至少让那些骂雾的游客知道，雾不是障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们的地铁、外卖、网红店一样自然。”
雾越来越浓。烧烤摊老板开始收摊，塑料凳子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远处，气象局的增雨弹发射了，沉闷的爆炸声在雾里传播得很慢，像从水底传来的雷声。
“开始了。”老四仰头，“他们要杀雾了。”
我们静静看着。第一颗增雨弹在雾层高处炸开，银色的催化剂粉末洒下来，在路灯照射下像一场微型流星雨。雾开始翻涌，不是消散，而是痛苦地扭曲，像受伤的动物。
第二颗，第三颗。
雾层出现裂缝。第一束真正的天光刺下来，在河面切出一道金色的伤口。然后是第二束，第三束，雾被撕成碎片，像一场缓慢的凌迟。
“它哭了。”老四突然说。
我仔细看。真的，那些正在消散的雾絮边缘，有细密的水珠坠落，比雨滴更轻，更慢，像雾在流泪。
半小时后，雾散了七成。保靖城露出了它真实的面目——褪色的楼房、生锈的广告牌、街道上还没来得及扫的垃圾。一切都那么清晰，清晰得有些残忍。
我和老四沿着河走。被驱散的雾残留在低洼处，像白色的水洼。一个小孩跑过去踩水坑，溅起的不是水，是雾的碎片。
“你看，”老四说，“雾死了，但它的魂还在。”
走到我家楼下时，天已经快亮了。残余的雾聚集在楼道里，像不舍得离去的鬼魂。声控灯坏了，我们在黑暗和潮湿中爬楼。
“老四，”在四楼拐角，我突然问，“你说雾会恨我们吗？”
“不会。”他喘着气，“雾没有恨，只有记忆。它记得每条在河里游过的鱼，每只在岸边停过的鸟，每个在雾里哭过笑过的人。它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话。”
回到家，叔父已经睡了。母亲在沙发上打盹，电视还开着，午夜剧场在放《边城》。屏幕里，沈从文笔下的酉水河清澈见底，没有雾。
我关掉电视，走到阳台。
最后一层雾正在从河面撤离，像退潮。它退得很慢，一步三回头。在完全消失前，它突然在河心凝成一团，变成一个模糊的人形，朝城市的方向鞠了一躬，然后散开，化为乌有。
我鞠了一躬还礼。
这时我才发现，阳台栏杆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水珠。用手指划过，水珠连成线，在晨曦中显出淡淡的蓝色，那是雾留下的签名。
天亮后，这个湘西小镇将迎来一个罕见的晴朗冬日。游客会欢呼，摄影师会兴奋，气象局会庆贺消雾成功。
但我知道，雾没有离开。
它只是暂时躲进了地缝、砖孔、老人的肺叶、发黄的旧照片、所有潮湿的记忆角落。它在等待，等待下一个无人预警的夜晚，重新从河底站起，继续它千年未完成的俯卧撑。
而我，我们这些被雾养大的人，将继续在每一个晴天怀念它，在每一个雾天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骨头里养着一小片永不消散的雾，那是酉水河给我们打的钢印，是故乡最隐秘的胎记。
厨房里传来声响。叔母开始在雾散后的第一个晴天晾晒被褥。父亲醒来，咳嗽声比往日轻了一些。
我推开窗，深呼吸。空气里，还有雾的魂魄在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