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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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门
我又一次站在寨门前。
青石垒成的拱门，幼时数过它的石头，三百七十二块。每条缝隙里都藏着指甲盖大小的秘密。那时寨门是世界的边界，门外是圩场、学堂，坐两天汽车才能抵达的县城。门内才是人间，有炊烟，有方言，有祖先牌位上永远锃亮的名字。
如今我站在这里，门的内外颠倒了。
大婆婆三天前在电话里说，堂屋漏雨处补好了，西厢房换了新瓦。她的声音穿过千里电缆，依然带着柴火灶的温吞。我应着，心里浮起古怪念头。我像预约参观的游客，故乡成了待验票的展厅。
青石门楣上，永镇边陲四字还在。光绪十七年，寨子抵御土匪后刻下的。字迹被风雨磨圆，像老人不再锋利的牙齿。我伸手去摸，触感陌生。不是记忆中粗粝刮手的质地，竟光滑得有些油腻。仿佛几十年间，无数归乡者在此驻足，用体温将石头盘成了玉。
守门的杨公不在了。那个永远坐在门槛内侧竹椅上的佝偻身影，本是寨门的一部分。问起时，堂弟划着手机屏幕，头也不抬。走了三年，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语气平淡如说今日气温。想起杨公总爱讲，门有门神，寨有寨魂。他走后的门，还镇得住什么。
跨门槛时，我下意识抬高脚。儿时觉得这道槛高如山坡，总需奋力一跨。今日才发现，不过二十公分。原来不是门槛变矮，是我的腿变长了，长得已量不出故乡的尺度。
二 巷弄
寨子里的路我记得分明。
从寨门到老屋，要过七道弯，经三口水井，五户人家的屋角需侧身。李婆婆家的墙角有块凸石，七岁那年奔跑撞上，眉骨缝了四针。疤痕还在，像一枚微缩的故乡印章。
可当我真正走进去，巷弄开始扭曲。
不是青石板变了。石上包浆依旧，雨天该滑处照样滑。是空间与记忆的对应错了。那条曾悠长得足够做完一场梦的巷子，如今五十步就走完。刘叔家的吊脚楼，记忆中巍峨如城堡，眼下只是略倾的二层木屋，廊柱雕花模糊如隔夜梦痕。
方向感也失了效。站在十字路口，确信左边通祠堂，走了十余步，却对着一堵陌生土墙。墙上枯死的何首乌藤，像幅潦草地图。退回来重选，才知需先右转，绕过废弃石磨，才能到祠堂后墙。这条路走过千百遍，为何如今要重新学。
堂弟嗤笑，“哥，你离寨太久了。前年大水冲垮东边一截路，大家就改了道”。他顿了顿，也三年了。
三年。我缺席的三年，故乡悄悄修改了自己的密码。而我还在用旧钥匙，试图开新锁。
巷里偶遇的老人，用混浊眼睛打量我，然后绽开笑容。“是彭家老大吧？”，回来了。我点头，他们便说，模样没变。可我知道我变了。我戴着他们故乡赋予的轮廓归来，内里早已置换了他乡的零件。这种认出，本身就是误认。
三 老屋
老屋在等我。
它站在一排吊脚楼中间，像个坚持用方言诵古诗的老人。木墙泛着烟熏的深褐，几十年火塘熏出的底色。门楣上挂的镜子和剪刀还在，辟邪的古旧巫术，母亲从未取下。
推门。吱呀声依旧，音调却高了半度，像老唱片机转速不稳。堂屋正中的八仙桌，曾在桌下爬行，把它想成宫殿穹顶。如今低头看，桌腿有一只是修补过的，新旧木料色差分明，像一道缝合的伤口。
大婆婆迎上来，接过行李。她动作里有种小心翼翼，仿佛我不是归来的儿子，而是需招待的客人。她指屋顶，“看，新瓦，再也不漏了”。又指墙壁，“刷了桐油，防虫”。她如数家珍展示这些年对老屋的修缮，每处改动都是一次等待的注脚，等待游子归来，需要一间完好的容器来盛放。
可坐在火塘边，望着跳跃火焰，却感到一种深刻的不合身。这张坐了十八年的矮凳，如今让膝盖委屈地抵着胸口。火塘上悬挂的炕架，曾挂满腊肉，如今空荡，只有蛛网在暗处结着时光经纬。祖父就是在这火塘边教我辨认二十四节气，他说，塘里的火不断，家的香火就不断。
现在火还燃着，可添柴的手换了。大婆婆的动作熟练而孤独，她一个人守着这塘火，守了三十多年。
上楼，走向房间。楼梯第十三级依然会响，是儿时躲避父母查夜的警报。推开门，房间收拾得过于整洁，整洁得没有我的痕迹。书桌、木床、窗棂上贴的旧报纸，还是高考那年贴的，为挡西晒阳光。报纸上的新闻早成历史，而历史正透过泛黄纸背凝视我。
我寻找刻在床板下的字迹。十五岁那年，用小刀刻下，我要离开这里。找到了，字迹还在，但被一层清漆覆盖。母亲解释，去年除蛀虫，整个刷了一遍。清漆让字迹模糊，像隔着毛玻璃看自己的青春。那个决绝少年被封印在透明涂层下，我站在涂层外，成了无法与自己对质的陌生人。
窗外的梨树还在。它应开过三十次花了，我错过其中二十二次。此刻是冬日，枯枝划破天空，像大地伸向苍穹的神经末梢。
四 祠堂
祠堂是寨子的心脏。
每逢清明、中元、除夕，寨人聚于此，在祖宗牌位前烧香、叩拜、分食祭肉。香火缭绕中，活人与死人达成某种契约，我们铭记你们，你们庇佑我们。
这次回来，正赶上腊月祭祖。男人们聚在祠堂正厅，女人们在偏厅准备祭品。我站在人群边缘，发现自己融不入这场仪式的语法。
主持祭祀的是三叔公，寨里最年长的长辈。他穿对襟衫，声音洪亮念着祭文，列祖列宗在上，不肖子孙谨以清酌庶羞，祇荐岁事。文言与土语混杂的祭文，像条混浊河流，我在其中打捞熟悉词汇，却拼不出完整意义。我该何时跪拜，何时应答，何时上前敬香。
记忆里，父亲会牵着我的手，在耳边低声提示。如今父亲的牌位就在神龛上，第三排左起第五个。黑色木牌，金漆字迹，显考彭公讳大福府君之灵位。他不能再提示我了。
轮到我们这一房敬香时，我学前面人的样子，跪拜、上香、默祷。起身时，三叔公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有认可，有审视，还有淡淡惋惜。后来他对我说，你阿公最看重你，可惜你现在是外边人了。
外边人。这个身份在此刻如此确凿。我的普通话口音，我的城市穿着，我接电话时下意识的你好，都在标记我的异质。在祠堂这个最需纯粹的地方，我成了携带杂质的参与者。
祭祀后宴席上，话题自然转向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谁在长沙买了房，谁的孩子进了国际学校，谁的公司筹备上市。这些话题与祠堂氛围形成奇异反差，我们在祖先面前谈论如何更彻底地离开他们庇佑的土地。
堂弟喝多了米酒，搂着我的肩说，“哥，你知道我最羡慕你什么，你可以不回来”。他指着祠堂屋顶，“这些椽子，这些瓦，这些祖宗规矩，压得人喘不过气。可我又走不了，阿婆老了，田要人种，祠堂要人守”。
我看着他，这个曾跟我一起在祠堂后墙掏鸟窝的少年，如今眼角有了深刻皱纹。我们分享了同一个故乡的童年，却走向不同的成年，他成了故乡的守护者，我成了故乡的凭吊者。
五 语言
夜里，寨子静下来。
这种静是厚重的，有质量的静，与城市夜晚充满电磁波背景音的静完全不同。躺在老屋床上，听见屋后溪流声，听见风过竹林沙沙声，甚至听见自己心跳在寂静中放大。
然后我意识到一种更深刻的寂静。我失去了用土家方言做梦的能力。
离乡头几年，在城里出租屋依然用土家方言说梦话，被室友当作笑谈。后来不知从哪一天起，梦境也改用普通话配音。今夜，在这方言腹地，我的思维却依然在用他乡语言运转。我试图用母亲腔调默念儿歌，月光光，夜光光，船来等，轿来扛。发音生涩，像台缺油的机器。
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我们方言里有十二个表示山的词，高耸的，连绵的，有洞穴的，有溪流的，向阳的，背阴的。每个词都携带一整套视觉、触觉甚至情感记忆。而普通话只有一个统称。
这些年，我习惯了扁平的世界。我用山这个词指代一切隆起地貌，从湘西的武陵山到远方的落基山。语言简化了，世界也跟着简化。当我回到这需要精密描述的世界时，我的词汇表已贫瘠得无法匹配眼前的丰饶。
清晨，去井边打水。遇见春婶，她正用木桶汲水。我试图用方言问好，却卡在一个声调上。春婶笑了，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讲不来土话了吧，没事，讲官话也好听。
她的宽容比责备更让我刺痛。我的舌头被驯化了，驯化成一种更通用也更空洞的工具。而故乡的语言，像一株只能在特定土壤里生长的植物，在我这片移栽过的土地上，已经枯萎。
六 时间
在寨子的第四天，我开始看见时间的叠影。
走在巷弄里，我同时看见三个时空。眼前真实的寨子，记忆中的寨子，以及一个想象中的、从未存在过的寨子。它们叠在一起，像没对齐的彩色胶片。
那口老井旁，我同时看见此刻空无一人的石台，二十年前母亲们在此洗衣、交换家常的场景，还有一个幻象，井底沉着我的童年，如一枚永不锈蚀的硬币。
铁匠铺已经关了。老铁匠去年过世，他的儿子在远方工厂打另一种铁，流水线上的零件。铺子里还留着风箱、铁砧、淬火的水槽，如今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场所。我站在门外，仿佛还能听见叮当打铁声，还能看见火星四溅中，老铁匠被火光映红的脸。那些火星落在时光绒布上，烧出了一个个记忆的洞眼。
最奇异是在寨后的古树下。这棵重阳木据说有五百岁了，树干需五人合抱。树身上钉着一块铁牌，写着县级保护古木。我抚摸树皮嶙峋纹路，突然想起八岁那年，曾用小刀在这里刻下自己名字。我蹲下身，在低处树干上寻找。
找到了。名字还在，但已被树皮生长吞没一半，彭字的耳朵旁几乎看不见了，明字的日字旁变成了树皮的一部分。树用它的生长包容了我的刻痕，把它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突然明白，故乡也是如此。它不会拒绝我们的印记，但会用自身的时间尺度来消化它们。我们的悲欢，在故乡的漫长时间里，不过是树身上一道浅浅刻痕，终将被生长覆盖。
树下有一群孩子在玩耍，玩着和我当年一样的游戏，踢毽子、跳房子、追逐。但他们口中哼的歌谣变了，不是我们当年的土谣，而是从电视上学来的流行歌曲。他们追逐时踩过的土地，和我当年踩过的，是同一片土地，但土地上生长的文化，已经嫁接了他乡的枝条。
七 仪式
离除夕还有两天，寨子里开始准备最重要的仪式，驱傩。
这是湘西土家、苗疆一带古老的傩戏传统，面具、锣鼓、吟唱、舞蹈，意在驱逐旧岁晦气，迎接新春祥瑞。我小时候最期待这个日子，那些鬼神面具既可怕又迷人，大人们的舞步里有种通灵的癫狂。
可今年的驱傩，让我感到一种深切的忧伤。
面具还是那些面具，开山莽将、土地公公、歪嘴婆娘。但戴面具的人换了。老一辈的傩师大多故去，现在表演的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们的动作不够娴熟，偶尔需要瞟一眼藏在袖口的小抄。观众也变了，除了寨里的老人孩子，多了许多架着相机的外来者。他们穿着冲锋衣，镜头如枪口般对准舞者，捕捉原生态。
傩戏进行到高潮，开山莽将需要赤脚走过炭火。老傩师能做到脚底毫发无伤，那是几十年练就的真功夫。现在这位表演者犹豫了，他在炭火边停顿了三秒，最终选择绕过了火堆。观众中有人发出轻微的嘘声。
仪式结束后，我遇见扮演开山莽将的堂哥。他卸下面具，满脸是汗。没办法，他苦笑着，真踩了炭火，伤得起，医院去不起。他指着那些拍照的人，他们是县里文旅局请来的，说要宣传非遗。给了寨子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买走了一场仪式的魂魄。剩下的，只是一个可供观看的空壳。
夜里，我独自走到寨外的土地庙。很小的一座石龛，供着模糊的土地神像。按照传统，驱傩后要来这里安神，告诉土地爷仪式已毕，请他继续庇佑这一方水土。可今年没有人来。
我在石龛前蹲下，发现神像前竟有一小捧新鲜的山花，不知是谁放的。花瓣上的露水还没干，在月光下像细小的钻石。这个微小的、不被记载的举动，比白天那场被观看的傩戏更像真正的仪式。它没有观众，没有报酬，甚至没有名字的供奉者，但它完成了人与神、人与土地之间最私密的对话。
八 根与叶
离乡前夜，大婆婆在灯下为我整理行李。
她塞进一包腊肉、一罐霉豆腐、一袋干竹笋，都是故乡的味道，可以让我在他乡的厨房里复刻一些记忆的片段。最后，她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本手抄的族谱。
你阿公临走前交代，这副本该传给你爸，现在给你。大婆婆的手抚过宣纸脆弱的边缘，你是读书人，或许能看懂里面的一些老事。
我接过，翻开。毛笔小楷，从五代开始记载，我们这个家族如何从江西迁徙至此，如何开枝散叶，如何与当地的土家、苗人、瑶族人通婚、争斗、最终融合。族谱里不仅有名字生卒，还有田产记录、契约文书、甚至几场官司的判词。在最后一页，祖父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壬午年清明，仲孙明离乡赴省城求学。自此，吾族血胤，播于四海。
血胤播于四海。我咀嚼着这个词，感到肩上一沉。我不是归人，也不是过客，我是携带故乡基因远走的孢子，在陌生的土壤里尝试生长。而族谱是一份地图，标注了我出发的坐标。
“大婆婆，你跟我去城里住几天吧？”。这句话我说过无数次，这次依然无望。
大婆婆摇头，笑容里有种古老的智慧，“我是寨子的根，你是寨子的叶。根挪了，树就死了”。
她指着窗外的梨树：“你看它，年年开花结果，果子落到哪里，哪里就可能长出新苗。但老树自己，是要一直站在这里的”。
那一夜，我失眠了。凌晨时分，我起身，在老屋的各个房间行走。我触摸每一件家具的纹理，嗅闻谷仓里陈年的气味，聆听老鼠在楼板下的窸窣。我想把这些感觉刻入身体的记忆。
天蒙蒙亮时，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寨子从黑暗中浮现。第一缕炊烟从谁家的屋顶升起，第一声鸡鸣撕开寂静，第一扇木门发出吱呀的呻吟。这个运转了数百年的系统，没有我也将继续运转。
我突然明白了异乡的含义。异乡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时间概念。当我离开，故乡继续向前走，它有了新的皱纹，新的伤痕，新的记忆。而我记忆里的故乡，停留在我离开的那个时刻。当我归来，两个故乡无法完全重合，那个差值，就是异乡感。
我不再属于这里，但这里永远属于我的一部分。
九 离开
离开那天下着小雨。
青石板路被雨浸成深黑色。寨门在雨中显得模糊，仿佛水中倒影。大婆婆执意送我到寨门，这是规矩，归时接进门，离时送出关。
在寨门下，她为我整理衣领，这个动作从我七岁上学第一天开始，重复了三十年。在外头，好好的。她只说这一句。
我拥抱她，感觉到她身体的瘦小。记忆中需要仰望的母亲，如今在我怀里像一片秋天的叶子。
跨出寨门的那一刻，我回头。母亲站在门内，雨水顺着门檐滴落，在她面前形成一道透明的水帘。她站在水帘之后。这个画面将烙印在我心里，我跨出了门，她留在了门内，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但永远存在的门槛。
车开动了。寨子在倒后镜里缩小，先是完整的轮廓，然后变成几片屋顶，最后消失在山弯之后。我闭上眼睛，试图在脑海中绘制寨子的地图，巷弄、水井、老屋、祠堂、古树。但地图上的墨迹在晕染，边界在模糊。
手机响了，堂弟发来信息：哥，到了报个平安。还有，阿妈让我告诉你，你房间的窗子有点响，是她故意没修，这样风大的夜晚，听起来像你小时候在楼上跑动的声音。
我握着手机，久久不能言语。故乡不仅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种需要被不断翻译、不断阐释的文本。
车驶上高速公路，速度将风景拉成模糊的色带。故乡不再是地理的坐标，它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我的一部分。
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像钟摆，丈量着我与故乡之间不断增长又不断缩短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公里数，而是一种情感的拓扑，无论走多远，那根脐带从未真正剪断，只是被拉成了透明的、几乎看不见的丝，在风中颤动。
而我知道，下一次归来时，我将带着新的陌生感，辨认旧的陌生感。故乡作为异乡的存在，将是我必须携带的乡愁，是我在茫茫人世中确认自己坐标的、疼痛的、珍贵的参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