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女图

腊月二十九，风刮得像刀子，割在脸上生疼。父亲拧紧电动车后轮的螺丝，抹了把脸上的雪水，喘着白气说：“好了，能撑到你三舅家。”我踩了踩脚踏板，车子发出一声沉闷的嗡鸣，像是垂死的叹息。就在我转身时，右脚踢到草丛里一个方正的硬物——是个铁盒，约莫巴掌大，边缘裹着新鲜泥土，像是刚从地里挖出来不久。

“哪来的？”父亲头也没回，只顾检查线路。

“不知道，刚冒出来的。”我用袖子擦了擦，铁锈簌簌掉落，露出底下一层暗红漆面，边角一块漆皮翘起，我下意识一抠，整片剥落，露出金属本色。漆皮下似乎还贴着东西。我没吭声，把它塞进羽绒服内袋。铁盒冰凉，贴着肋骨。

三舅家炉火旺，熏得人昏沉。表弟戳着手机屏幕抱怨成绩查不到，我心不在焉应着，指尖在口袋外摩挲铁盒粗糙的边缘。趁人不注意，我溜进堆杂物的偏房，反手掩上门。

光线昏暗，铁盒躺在掌心更显破败。我沿着翘起的漆皮边缘，用指甲小心剥离。锈蚀的铁皮脆弱得像枯叶，一片片落下，露出里面紧紧蜷缩的、发黄脆硬的纸。一张是模糊的身份证复印件，黑白影像里，年轻女孩的脸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姓名：袁丽田。地址是云南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乡。

另一张是信。字迹歪扭，笔画深重，夹杂着拼音和涂改：

“看到这封信的好心人：我叫袁丽田，是独龙（划掉，改‘独龙江’）的苗族人（‘苗族’后打了个问号，写‘不知道算啥族’）。我被爸妈卖给外地人了……他们给我喝了药……我现在在一辆车上，车外面写着‘七彩童画美术补习班’……药劲有点过了，我醒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把信和身份证（复印件）塞进这个装巧克力的铁盒里（‘巧克力’写拼音）……我会想办法从窗户扔出去。求求你，帮帮我，我想回家。……袁丽田。2005年.11.月.3号。”

信纸末尾，还有一行更潦草、几乎无法辨认的小字：“……路过……河南……”

指腹下的纸张粗粝冰凉。偏房外，是热闹的劝酒声、电视里的欢声笑语。两个世界被一扇薄门隔开，一面滚烫，一面结冰。2005年冬，一个叫袁丽田的女孩在迷药残留的眩晕中，把求救信塞进铁盒，抛向未知的路边，二十一年后，它被我的脚尖踢出冻土。

我找到父亲，把信递给他。他蹲在院角抽烟，就着雪光看完，烟头在指尖明灭几次。“年头太久了。”他声音干涩。

“得试试。”我说。

年后，我们开始奔波。镇派出所的民警年轻，接过复印件看了看，摇头：“这得找事发地或户籍地。光凭这个，我们没法立案。”县公安局接待窗口的人语气更公式化：“非本人报案，且无明确犯罪证据和结果发生地在本县，无法受理。建议联系云南当地警方。”电话打到云南贡山县公安局，值班民警听了情况，叹了口气：“独龙江乡？那个地方……2005年？同志，不是我们不作为，这类情况当年确实有，但时间太久，线索太少，查起来像大海捞针。你如果有更具体的线索，比如买主信息、详细地址，我们可以记录。”

每一次走出那些挂着国徽的大门，寒风都显得格外刺骨。铁盒揣在怀里，沉甸甸地坠着。父亲话越来越少，只是跟着我跑，递水，递干粮，在我沉默时递过来一支烟。

“去独龙。”我说，“把东西送回去。至少，得让那边的人知道。”

父亲看了看手机里微薄的存款余额，点了点头。“买硬座。”他说。

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摩托，最后一段路靠步行。独龙江被群山锁在云雾里，潮湿寒冷。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个黝黑的本地干部，看了信，眼神复杂。“阿妹啊……”他低声用方言念叨了一句，转身拨电话。不久，县里电视台的陈记者和公安局的和警官来了。

陈记者四十多岁，眼神像钩子。和警官话不多，但查看信件和铁盒时极为仔细。“袁丽田……没印象。但信里说的‘卖女儿’，那个年头有。”和警官指着信纸，“‘美术补习班大巴’，这个点很怪。通常就在附近转手，用长途大巴往外省运，还伪装成补习班……不是小案子可能涉及的。”

“能找到她家人吗？”我问。

陈记者摇头：“难。就算找到，很多家庭也不愿再提。伤疤揭开会流血。”他顿了顿，“但我们可以从侧面打听，特别是信里提到‘路过河南’。如果真有这种跨省线路，当年可能不止她一个。”

在乡干部陪同下，我们走访了几个村寨。问起“2005年被带出去的女孩”，人们要么躲闪，要么叹息。一位牙齿快掉光的老阿婆拉着我的手，眼泪浑浊：“我侄女，07年没的，说是去山外打工，再没回来……”她不知道什么袁丽田。

线索似乎要断了。直到我们在江边一个废弃的窝棚里找到阿霞。她四十岁上下，眼神枯槁，独自住着。听到“2005年”、“京华”、“旅游老板”，她正在生火的手僵住了。

“我不认得袁丽田。”她声音嘶哑，“但我阿姐，是05年秋天没的。不是卖，是抢。”她抬起眼睛，瞳孔里映着跳动的火苗，“一伙外地人，旅游的。领头的老板，这里，”她指向自己额头眉心上，“有三颗痣，三角形，头发遮着一点，但近看能看清。他夸我阿姐眼睛亮，像泉水。他们走后第三天夜里，我阿姐就被绑走了。阿爸阿妈去找，被人用钱堵了嘴，说是去京华享福。”

“你阿姐叫什么？”陈记者迅速打开录音笔。

她说了一个本族名字，音节拗口。“如果用了汉名，”阿霞补充，“可能就叫‘丽田’。那时候，好多姑娘都有个汉名。”

“那个老板，有什么特征？除了痣。”

阿霞想了很久：“他手上戴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上面刻着……像一条盘着的蛇，或者龙？我看不清。他说话，口音很重，不是我们这边的，也不像电视里的普通话。”

京华，富商，额头三颗痣，盘蛇（龙）金戒指。这是迄今为止最具体的线索。

调查暂告段落。陈记者需要回去整理材料，争取支持进行跨省协查。我和父亲决定北上。铁盒里的呼救声，似乎正从西南群山，遥遥指向北方那座巨大的城市。

京华之大，超乎想象。依靠陈记者通过媒体同行获得的有限信息，以及“额头三颗痣”、“05年左右在京旅游业起家”、“可能涉足艺术品收藏”这些模糊标签，我们像筛沙子一样，在网络、工商注册信息、旧新闻报道中寻找。过程枯燥绝望。父亲学会了用复杂的查询软件，眼睛熬得通红。

血丝下。一个名字浮上眼睑：谭天魁。早年做过边境旅游贸易，后在京华经营高端旅行社和画廊，收藏颇丰，行事低调。网络流传的极少几张早期照片中，有一张侧脸，额发下隐约可见深色斑点。更重要的是，一位曾在云南做过志愿者的退休教师依稀记得，05年左右，谭天魁的旅行社组织过“滇西北秘境探访”高端团。

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信息都隔着一层毛玻璃。

“得靠近他。”我说。

机会来得偶然。谭天魁旗下画廊举办一场小型当代艺术展，凭邀请函入场。陈记者设法弄到了两张。我和父亲换上最体面的衣服，混了进去。

画廊位于东四环一个闹中取静的艺术区。谭天魁本人出现了，五十多岁，身材保持得很好，穿着中式立领西装，笑容得体，与人交谈时手势舒缓。他额发较厚，但当他转身侧对灯光时，我清晰地看到了——三颗深褐色小痣，在他左侧额头眉弓上方，排成一个近乎标准的等边三角形。我心跳如鼓。父亲在一旁，用力捏了捏我的胳膊。

我们没有贸然接触。通过陈记者的关系，我们以“南方民俗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一次短暂的、以“探讨云南少数民族艺术收藏”为名的拜访机会，地点是谭天魁在顺义的别墅。

别墅是中式园林风格，低调奢华。谭天魁很客气，但眼神里有种审视的疏离。他带着我们参观部分公共区域的藏品，话题围绕艺术和商业，滴水不漏。提到云南，他感慨：“那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我早年常去，带回来不少灵感。”至于婚姻家庭，他轻描淡写：“早年离了，一个人清静。”

参观时，我留意着布局。在一楼通往内廊的拐角，挂着一幅巨大的工笔重彩《唐宫仕女图》，画中女子雍容，眼神却似乎透着难以言说的幽寂。画框与墙壁的贴合处，有一丝极细微的、不自然的缝隙，若非特意观察且角度合适，绝难发现。我记下位置。

告辞时，我们在一楼门厅遇到一个女孩，约莫十五六岁，校服外套着羽绒服，正低头换鞋。应该是刚放学。

“谭先生，这是令千金？真秀气。”我停下脚步，状似随意地问。

谭天魁笑了笑：“是。叫月月。月月，跟叔叔们打个招呼。”

女孩抬起头，礼貌地笑了笑，眉眼间并无太多谭天魁的影子，倒有几分清秀和拘谨。

“月月名字真好听，有寓意吧？”我尽力让语气温和。

“我妈妈起的。”女孩声音轻轻，“她说，是月光下的田野的意思。”

“妈妈很有诗意。她叫什么名字？也是搞艺术的吗？”我问得小心翼翼。

女孩看了一眼父亲。谭天魁笑容不变：“她妈妈叫袁丽田，以前确实对艺术有点兴趣。不过我们分开很久了。”他语气平静，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

袁丽田。

名字就这样自然而轻易地从他口中说了出来。没有遮掩，没有迟疑。仿佛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早已翻篇的前妻。

我们适时表现出恰到好处的寒暄，然后告辞。坐进回城的出租车里，我和父亲许久没有说话。车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流光溢彩。

铁盒里的求救信，独龙江的迷雾，阿霞枯槁的眼神，别墅里那幅仕女图幽寂的面容，还有谭天魁平静说出“袁丽田”三个字时的表情……所有这些碎片，在脑海中疯狂旋转、碰撞，却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图景。

父亲抽一支烟，点燃。烟雾升腾，模糊了窗外的灯火。

路，似乎才真正开始，但方向已截然不同。谭天魁的坦然像一层更厚的冰，覆盖在旧日罪恶之上。袁丽田若真是“前妻”，为何阿霞的记忆是“被抢走”？那封信里浸透的恐惧，绝非虚构。

我们没离开京华。陈记者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一位曾为谭天魁早期公司处理过法律事务、现已退休的律师。几经周折，在一家老茶馆里，老律师抿着茶，眼神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谭天魁这个人，野心很大，也……很敢。”他缓缓说道，“零几年那会儿，边境旅游刚热，什么鸟都有。他弄那条线，可不光是看风景。”他顿了顿，“有些‘特产’，是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姑娘，长得有特点，在一些特定圈子里，有‘收藏’价值。”他看了我们一眼，“你们查到的‘袁丽田’，如果真是那时候跟他回来的，过程绝不会是合法婚姻。不过，时间太久，人也‘安置’了，后来怎么发展，难说。”

“安置？”我追问。

老律师放下茶杯：“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再烈的马，关久了，磨掉了野性，也能变成圈里最漂亮的一幅画。’”他不再多说。

关久了。磨掉野性。一幅画。

那幅《唐宫仕女图》幽寂的眼神，猛地撞进脑海。

我们再次将目标锁定在谭天魁的别墅，尤其是那幅画。通过连续多日在外围观察和有限的信息搜集，我们发现谭天魁每周三晚上通常会去俱乐部，深夜方归，家中只有保姆和女儿月月。保姆会在晚上九点后离开，回到隔壁的佣人房。

一个周三，傍晚开始下起冷雨。我和父亲穿着深色衣服，带着微型相机和录音笔，利用别墅后侧树木的掩护，接近了房子。父亲年轻时做过电工，对简单线路和锁具有些了解。我们避开了正门监控可能覆盖的范围（根据白天的观察估算），找到一扇似乎用于通风检修、略显陈旧的小侧窗。锁是老式的，父亲用了些时间，在雨声掩护下，小心地弄开了它。

屋内一片漆黑，弥漫着昂贵木材和香料的味道。我们不敢开灯，凭着记忆和手机屏幕微弱的光，摸向一楼那处拐角。《唐宫仕女图》在黑暗里只是一个更浓重的黑影。我伸手触摸画框边缘，沿着那天记下的缝隙仔细摸索。在画框右下角内侧，有一个轻微的凸起，用力按下去，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咔哒”。

整幅画，连同后面一小片墙壁，向内悄无声息地滑开约一尺，露出一个向下的、狭窄的楼梯入口，里面透出昏黄暗淡的光，还有一股混合着陈旧空气、药物和某种难以形容的、颓败气息的味道涌出来。

我和父亲对视一眼，心脏狂跳。顺着陡峭的楼梯走下，大约十来级台阶，下面是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地下室。墙壁做了软包，隔音很好。灯光来自墙角一盏永远调在最暗档的落地灯。房间里有简单的床铺、洗手池、马桶，还有一个巨大的、占据整面墙的博古架。

但架子上摆放的，不是古玩。

是衣服。各式各样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女性衣裙，苗绣的、彝族的、傣族的……还有一些银饰头冠，在昏光下黯淡无光。它们被精心悬挂或放置在架子上，像博物馆的陈列品，却弥漫着死亡般的寂静。

房间中央，一个瘦削的女人背对着我们，坐在一张椅子里，面对着一面空白的墙壁。她穿着质地精良但样式古怪的丝绸长袍，头发很长，被梳理得一丝不苟，披在身后。

“袁……丽田？”我的声音干涩，在地下室沉闷的空气里几乎听不见。

女人没有回头，也没有动，仿佛一尊凝固的蜡像。

我缓缓绕到她面前。她约莫四十岁年纪，面容依稀能看出身份证复印件上的轮廓，但瘦得脱了形，眼神空洞地凝视着前方的白墙，嘴角甚至挂着一丝诡异的、僵硬的微笑。她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神经质地微微蜷曲。

“袁丽田，我们是……从独龙江来的。”我压低声音，试图唤醒她，“你妹妹阿霞，让我们找你。”

听到“独龙江”和“阿霞”，她的眼珠极其缓慢地转动了一下，目光掠过我的脸，却没有焦点，仿佛穿透了我，看向更远、更虚无的地方。嘴唇嚅动了几下，发出气若游丝、却异常清晰的声音，用的是方言，但我勉强听懂了几个词：“……画……好看……跑不掉了……”

父亲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她的状态，对我摇了摇头，用口型说：“药。”

她长期被服用精神类药物，意识已经浑浊不清，被困在了某个破碎的时空里。

就在这时，博古架角落一个不起眼的旧皮箱引起了我的注意。箱子没锁，我轻轻打开。里面没有衣物，而是堆满了各种纸质文件、旧照片，还有几个厚厚的笔记本。

我快速翻看，寒意从脚底窜起。照片里，有年轻时的袁丽田，眼神惊恐或麻木，穿着不同的民族服饰，站在别墅各个角落，像被迫展示的藏品。有一些是与其他年轻女孩的合影，那些女孩同样眼神闪躲。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许多信息：名字（许多显然是少数民族名字的音译或代号）、年龄、大致来源地（多是西南偏远地区）、被“引进”的时间、以及……后续“处置”情况。

“处置”一栏，词汇冰冷：“已安置（省内）”、“转手（粤）”、“客户（沪）”、“留用”、“不驯，处理中”。在某一页，我看到袁丽田的名字后面，最初标注的是“留用”，但在几年后，增加了新的注释：“协助鉴别、安抚新人，有效。”再往后，又变成了：“情绪不稳，疑有反噬，需控制。”

最后一本笔记的时间，大约在三年前。最后几页，字迹变得狂乱，画满了混乱的线条和重复的“错了”“完了”“关起来”等词句。之后，再无新记录。

一切都有了残酷的答案。袁丽田，最初的受害者，在漫长的禁锢与某种扭曲的“优待”（或许是以女儿月月的安全为筹码）下，曾一度被谭天魁“驯化”，成为他罪恶网络的一环，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经验，协助“鉴别、安抚”其他被拐骗来的女孩，加深了她们的绝望。这或许是她能在别墅内存活，甚至一度拥有“前妻”名分和女儿的原因。但罪恶终将反噬，她未能彻底泯灭的良知或日益加剧的精神压力，最终导致她崩溃，被谭天魁视为“瑕疵品”和“风险”，彻底囚禁在这地下室中，成为他收藏里最特殊、也最悲惨的“一幅画”——一件活着的、却已精神死亡的“仕女”。

楼梯上方传来极其轻微的响动！有人进来了！

父亲立刻关掉我的手电，我们迅速隐入博古架的阴影中。下来的是谭天魁。他穿着睡袍，似乎只是例行查看。他走到袁丽田面前，俯视着她，眼神里没有温情，只有一种审视物品般的冷静，甚至带着一丝厌烦。

“丽田，今天怎么样？”他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袁丽田依旧看着白墙，喃喃道：“……月亮……田……女儿……”

谭天魁皱了皱眉，从旁边小桌上拿起一个药瓶，倒出两粒，又端起水杯。“来，吃药了。吃了药，好好当你的画。”他动作熟练却粗暴地捏开她的下巴，将药片塞进去，灌水。袁丽田被动地吞咽，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喂完药，谭天魁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转向博古架，目光扫过那些衣裙，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收藏。他的手指拂过一件苗绣上衣，停留了片刻。然后，他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他踏上楼梯时，我口袋里的铁盒，因为刚才蹲下隐藏，不小心碰到了博古架的木质边缘，发出一声轻微的“咔”。

谭天魁的脚步停住了。他缓缓转过身，目光如鹰隼般射向我们藏身的阴影。

“谁在那里？”他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而危险。

没有退路了。父亲猛地从阴影中窜出，不是扑向谭天魁，而是扑向楼梯口，试图堵住他的退路。我也站了出来，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生锈的铁盒。

谭天魁看到铁盒的瞬间，瞳孔骤然收缩。他认出了它。

“你们是谁？”他厉声问，但身体微微调整了姿态，像是准备应对冲突。

“送信的人。”我把铁盒举起来，“袁丽田2005年扔出来的信。我们找到了。”

谭天魁脸上闪过一丝极致的震惊，随即被阴鸷取代。“多管闲事。”他冷笑，“有些画，挂在暗处，对谁都好。你们现在离开，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

“那些女孩呢？那些被你‘处置’了的女孩呢？”我指向那些笔记本。

谭天魁的眼神彻底冷了：“看来你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作势要按下手腕上的一个智能手表。

父亲动作更快，他抄起博古架旁一个沉重的铜质摆件（那本身也是一件狰狞的仿古艺术品），猛地砸向谭天魁的手腕。谭天魁吃痛闷哼，手表屏幕碎裂。同时，父亲用身体将他撞向墙壁，两人扭打在一起。谭天魁养尊处优，但力气不小，挣扎中踢倒了落地灯，地下室瞬间陷入半黑暗，只有楼梯口透下微弱的光。

混乱中，我听到袁丽田发出了一声短促的、不似人声的尖叫。我趁乱摸到楼梯口，用手机发出了事先与陈记者约定好的紧急信号（一个定位和特定代码）。

楼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月月的惊呼：“爸爸？下面怎么了？”

扭打声惊动了保姆和月月。我冲上楼梯，看到月月惊恐地站在门口，保姆则拿着手机似乎想报警。我一把拉住月月，将她带离门口，快速对保姆说：“报警！地下室有非法囚禁和伤害！”保姆愣住了。

楼下，父亲凭借经验和一股狠劲，暂时制住了谭天魁，用找到的装饰绳捆住了他的手脚。我返回地下室，扶起父亲。谭天魁倒在地上，喘着粗气，额头那三颗痣在昏暗光线下像三枚肮脏的烙印，眼神充满了不甘和怨毒。

警笛声由远及近、萦绕在耳畔，却只看到窗外飞驰而过的、萧索的华北平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