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大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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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长河悠悠回溯，岁月的涟漪轻抚着旧时的影像，我们望见一个在旧时代浪潮与新中国曙光交织中奔波的身影，那是许秉仪老师，用她短暂却炽热的一生，书写着对教育的无尽忠诚与热爱。她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她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最生动写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人民教师最纯粹的品质——无私、坚韧、热忱，以及对知识传播的执着追求。
霞浦，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孕育了无数才子佳人。1917年4月11日，霞浦城东古善里，晨曦初露，一个新生命在此呱呱坠地，她就是许秉仪。而许秉仪的出生，宛如一颗璀璨星辰，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许秉仪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许氏家族，家族世代从教的传承，仿若在她幼小的心田种下一颗教育的火种。在那个时代，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阶梯，而许家，正是这条阶梯的建造者和守护者，他们用知识的智慧和教育的热情，为一方百姓点亮了希望的明灯。
许秉仪自幼聪颖好学，展现出超凡的天赋与对知识的渴望。小学高年级起，她便沉迷于书海墨香，临帖练字成为她课余的日常。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娱乐方式相对单一的年代，书法成为她心灵的寄托和生活的乐趣。得游寿先生的传授，更是如鱼得水，在游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她的书法精进至柳体风格，刚劲有力、笔法精湛。游寿先生，这位在书法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许秉仪的书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那刚劲的笔触下，流淌着对文字的敬畏和对艺术的追求，每一笔、每一划都饱含着情感与力量。
她为学校、邻里书写标语题联，连行内人都啧啧称赞，只当是出自哪位书法家之手。她的字，不仅在形式上刚劲有力，更在内容上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楷模与典范。而她与同窗叶挺松情同姐妹，共同沉浸于音乐世界，切磋乐理、练唱弹琴，进步神速。音乐，作为一种无国界的语言，成为她们共同的追求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她们在音乐的海洋中遨游，用心灵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跳动，用歌声去诠释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16岁，一个花季的年龄，许秉仪从省立第三中学初中部毕业后，毅然决然地步入教育征途。在那个时代，16岁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或许意味着婚姻的开始，意味着家务的操持，但许秉仪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教育。她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和艰辛的道路，但她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
她进入霞浦特科师范学校后，在祖辈父辈“甘当孺子牛”敬业精神的浸润下，逐渐成长为怀揣教育理想的青年。在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她不仅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理论知识，更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育智慧。她深知，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她将祖辈父辈的敬业精神牢记心间，不断激励自己在教育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毕业后，她投身近聖小学（今实验小学），开启了她数十年如一日的教书育人征程。她除了亲自为近圣小学校歌谱曲外，她在语文、音乐课堂教学上，做到声情并茂、琴声悠扬，与师生打成一片，被学生称赞为“许师姐”。这个亲切的称呼，不仅仅代表了学生对她的喜爱和敬重，更体现了她在学生心中如亲人般的温暖与关怀。还她以母亲般的温柔和耐心，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以朋友般的真诚和热情，与学生们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以师长般的智慧和严谨，引导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她用她那独特的教学风格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她的课堂，是知识的殿堂，是艺术的乐园，更是学生成长的摇篮。
此后，她辗转于省立福安师范附小、长溪中心小学等，一路播撒知识的种子。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她始终坚守在教育的第一线，用她的爱心和智慧，为学生们点亮前行的道路。她像一位辛勤的园丁，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她像一盏明灯，在黑暗中为学生们照亮前方的路途；她像一座桥梁，连接着知识的彼岸和学生的未来。
抗战初期，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难当头，许秉仪老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用她的歌声和行动，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起全民抗战的力量。她教同学们高歌《大路歌》《流亡三部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这些激昂的歌曲，如同一把把利剑，刺破黑暗的夜空；如同一团团烈火，点燃人们心中的爱国热情。
在上街游行的“晨呼队”里，她总是领头高歌，带领师生唱响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她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愤恨和对祖国的热爱。她用歌声表达着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祖国的忠诚，用行动诠释着一名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她深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在各级各类的抗日公演的音乐会上，她带着同学们引吭高歌、翩翩起舞，亲自弹风琴为同学伴奏，用歌声凝聚国民的伟大抗战精神……由于她出色的表现，她被民众称为“能歌善舞”的教师楷模。她的名字，在抗日的浪潮中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人们心目中抗日救亡的象征和榜样。
她除了对教育的深沉而执着的热爱外，在家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婚前，除母亲去世请过几天假，她几乎把全部身心都交付给了学校。她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置于个人生活之上，用她的奉献和付出，诠释了一名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婚后，尽管子女幼小、家务繁重，她也从未因此耽误工作。她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在家庭和教育的战场上，奋力拼搏，为家人和学生创造幸福和希望。
她对丈夫支助和七位子女的教育，可谓是乡里的楷模。她和丈夫相互扶持，共同肩负起家庭和教育的重任。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七个子女都健康成长，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她的家庭，成为她教育事业的坚强后盾，也是她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49年9月，霞浦解放不久，许秉仪老师便随着丈夫郑觉怀先生来到松山小学。彼时，松山小学满目荒凉，教学秩序混乱不堪。新中国成立后的松山小学，百废待兴，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许秉仪老师却坚定地与丈夫并肩，用信念和汗水在废墟上重建校园，让松山小学在新中国曙光下焕发生机。她相信，只要心中有爱，手中有知识，就能为学生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的十几年，她在后港小学、沙江中心校、东关小学（信义小学）、江边小学、霞浦第一小学等地的校园里穿梭，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无论是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她都始终坚守在教育的第一线，用她的爱心和智慧，为学生们点亮前行的道路。她用她的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她的心血浇灌着祖国的花朵。
解放前，工资微薄，仅90斤大米还不稳定，她却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她关爱贫困学生，王建勋、王建功兄弟家境凄惨，她给予精神鼓励与物质支持。她深知，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阶梯，而贫困学生更需要帮助和支持。她用自己的微薄收入，为他们购买学习用品，提供生活上的帮助，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勇敢面对困难；像邱保龄同学家境艰难，她时常送书本簿籍与他。那些书籍，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她对学生的关爱和期望。郑景钊同学失去父亲，她与父亲邀他到家中辅导自修、补课，助力他安心学习，让郑景钊同学完成所有的学业。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教育的真正含义——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给予学生温暖和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她在城关与农村学校间来回奔波，从不因年岁渐长、身体欠安而推脱工作。她不管在哪一所小学任教，总是安心工作，联系群众，及时地家访家庭困难的学生。她深知，家访是了解学生的重要途径，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家访，她能够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成长。
她为缺课、学习困难或表现不佳的学生补课。她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学生们提供额外的学习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提高学习成绩。她自己生活拮据，却常为贫困学生送书本、文具和衣物。她的慷慨解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在涵江、松山、竹下等地，她不仅完成全日制小学教学，还办起成人识字“扫盲班”。她深知，教育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权利，也是成年人的需求。通过扫盲班，她帮助了许多成年人识字，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周末或寒暑假，她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出墙报、黑板报，宣传国内外形势、农技知识，助力乡村科技知识的普及。她用自己的行动，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为乡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她虽然离开松山校多年，但松山村的学生家长仍像走亲戚般探望她。这份深厚的师生情缘，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许秉仪老师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像林爱华同学，许老师视她如亲女儿，这份师生情缘，存续了五十多年，现今想起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许老师对家庭和弟妹关怀备至，婚前帮父母分担开支，为弟弟理发、纳鞋、缝衣。她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家庭带来了温暖和幸福。婚后，夫妇二人虽工资微薄，却肩负起子女学费、保姆工资等重担，还为减轻父亲压力，助力弟妹三人读完师范学校，让许氏一家更多人投身霞浦教育事业。她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家族的教育精神，让更多的后辈加入教育事业的行列中来。
在竹下小学，年过半百的许秉仪体弱多病，便血的隐痛时常折磨着她。病痛的折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但许秉仪老师却从未向病痛低头。她用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与病魔抗争。每次步行十多里赶去学校，风雨无阻，直到1966年秋，大量出血的她被确诊为晚期肠癌。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撼了所有关心她的人们。然而，即便在“文革”初期医疗资源匮乏、求医之路受阻的情况下，她仍心系教育，直至在福州手术后不久，带着对学生的牵挂和未竟的教育事业，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52岁，安葬于长乐首占。
许秉仪老师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她在教育的田野上默默耕耘，用知识的甘霖滋润幼苗，用爱心的暖阳呵护成长。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教师的职责和使命，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教育的辉煌篇章。
红烛虽燃尽，但师魂永存！许秉仪老师虽已离去多年，但她的精神，如烛光穿透黑暗，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她的事迹，似星辰闪耀夜空，为教育界树立不朽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