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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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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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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第一不避嫌一一欧阳修与曾巩苏轼

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中国北宋史学家、政治家。中国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进士考试,旨在改革当时浮华艰涩的文风。这次进士考试时,梅尧臣[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祖籍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担任考官,辅助主考官欧阳修阅卷,发现了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之语,他阅卷后推荐苏轼的试卷给欧阳修批阅。欧阳修询问道:“这出自何书?”梅尧臣说:“为何需要出处。”欧阳修认为只是众人偶尔忘记了出处,但也颇惊苏轼之才。但是试卷糊名,欧阳修认为很有可能是弟子曾巩所写,但为了避嫌,于是将此卷取为第二。等到揭榜时,欧阳修见到苏轼的姓名,开始时对梅尧臣说:“他所写的一定有依据,遗憾我们这些人不能记得了。”等到苏轼拜访感谢欧阳修时,欧阳修询问其试卷内容出处,苏轼说出了与梅尧臣相同的回答:“为何需要出处。”之后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苏轼考取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內翰 右轼启。: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启。”

  欧阳修感叹他的才华。欧阳修在给诗人梅尧臣的一封信《与梅圣俞书》中称赞苏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三十〈嘉祐二年〉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罚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频见过,某居常在家。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

  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是庆历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代文坛宗主。

    同为江西人,曾巩对年长他十二岁的欧阳修十分仰慕,早期给欧阳修的书信《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就表达了对其崇敬之情:

  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蹖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既有志于学,于时事,万亦识其一焉。则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节选)可以看出,曾巩对欧阳修是发自内心的仰慕和钦佩。庆历元年(1041),曾巩第一次赴京应试,带着十万字的文章拜见欧阳修,欧阳修惊叹于这名年轻人的才华,也精准地感受到了曾巩文章当时“渺漫”的缺点。简言之,青年曾巩的文章存在追求气势而底蕴不够丰厚的问题,欧阳修悉心加以指导,劝勉曾巩“思”之不足,“道”则不胜,让曾巩从根本上增强自己的学养以增强文章底蕴。另外,欧阳修还指点曾巩,文章应该更舒展些,充分论述才会更有说服力。

  庆历二年(1042),曾巩参加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由于当时的录取标准是推崇“四六文”,即骈体文,曾巩因此落第。欧阳修为曾巩抱不平,于曾巩南归临行时写了一篇《送曾巩秀才序》。这篇序不仅表达了他对曾巩的关爱和鼓励,也阐述了他对当时盛行的徒具形式而不切实际的文风的强烈不满。这也为欧阳修此后的科举改革和古文振兴开了先河:

  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诿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呜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送曾巩秀才序》(节选)

  曾巩这次科考落第,欧阳修十分惋惜,曾巩本人却表现得比较平静。他非但没有消极沉闷、一蹶不振,反而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情。曾巩回到江西之后,又写了《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表达了对欧阳修关爱自己的感谢:

    某之获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宾客之谈,率然自进于门下,而执事不以众人待之。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而及于中庸之门户,受赐甚大,且感且喜。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节选)

   反思了此次科考不中的原因以及决定继续增强修养的信念:

  重念巩无似,见弃于有司,环视其中所有,颇识涯分,故报罢之初,释然不自动,岂好大哉?诚其材资召取之如此故也。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节选)

   曾巩认为,此次科考不中确实是自己的文章水平还欠点火候,故而心态比较释然。他并非故作姿态说大话,而是对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这封书信中,曾巩还写了一路上灾民流离的场景,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祖上为官、丰衣足食还可以读书的家庭是非常幸运的。即便科考落第,对欧阳修以及其他人对自己的赏识,曾巩都发自内心地感恩。

  后来,正是在欧阳修大力推行文风改革并主持科举考试的嘉祐二年(1057),曾巩与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同榜高中。不仅如此,曾巩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也同科考中了进士。

 曾巩进士及第后,被派到太平州任司法参军,这段任职不是非常愉快。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上《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举荐曾巩,曾巩由此得以进入馆阁任职,这是他后来在政坛上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他的古文创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可以说,无论是政坛还是文坛,欧阳修均是曾巩的引路人。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文风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平实质朴,温厚典雅,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醒心亭记》是北宋文学家曾巩所作的一篇散文。文章描写欧阳修等人登亭游山的乐趣,热情地赞扬了欧阳修忧国忧民以普天下之乐为乐,而不愿一己独乐的宽阔胸怀,也透露了作者对自然恬静的生活的向往。全文结构严谨巧妙,细针密缝,前后呼应。文章夹叙夹议,景中寓理,醇厚清新: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在《朝中措·平山堂》中,欧阳修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这首词是作者送别友人刘敞到扬州任职时所作。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起词人几年前在扬州所建的平山堂并抒发人生的感慨。全词通篇文字鲜明生动,情感豁达温愉,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其格调疏宕豪迈,在欧词中极为少见,对后来苏轼的豪放词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是苏轼《西江月·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此词表达苏轼在扬州平山堂对恩师欧阳修的缅怀之情,同时也蕴含苏轼自身的人生感叹。上片写作者瞻仰恩师欧阳修词作手迹而生的感慨;下片写听唱欧阳修词而生感慨,道出对恩师的缅怀之情,有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全词以欧阳修词《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为中心线索,上下片意脉不断,浑然一体。

 元代脱脱修史提到苏轼与欧阳修时说道: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脱脱(传统蒙文:ᠲᠣᠭᠲᠠᠭᠠ,清代改译“托克托”,蒙语意为“定”,1314年—1356年1月10日),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蔑儿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作为都总裁官,脱脱曾主编《辽史》《宋史》《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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