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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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前208年），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秦朝时期大臣、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李斯早年跟随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后入仕秦国，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业，一统天下，并遣谋士持金玉游说诸侯，离间六国君臣。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嬴政下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时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上书《谏逐客书》，秦王嬴政随即取消逐客令，李斯官复原职，后升为廷尉。秦统一六国后，李斯参与主持议定皇帝名号以及有关的礼仪制度。坚持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并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和度量衡制度建议禁私学，焚诗书，制定相应法令。秦始皇驾崩，李斯参与赵高、胡亥的阴谋，矫诏册立胡亥为帝。后赵高为独揽大权，诬陷李斯父子伙同陈胜、吴广勾结，最终李斯被迫认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集，并被夷灭三族。
李斯著述甚多，所作《谏逐客书》是古代散文名篇，李斯的传世书迹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又著有《仓颉篇》七章，如今已佚，后人有辑本。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相邦吕不韦因为嫪毐之乱获罪被罢免。恰在此时韩国人郑国以修筑水利灌渠为名，来到秦国做间谍之事被发觉。秦国的王族和大臣们都对秦王说：“从各诸侯国来奉事秦国的人，大都是为他们的故国主君游说，以离间秦国而已，请求大王把客卿一概驱逐。”受这些事件影响，秦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查，驱逐客卿。 李斯也被列入驱逐名单中。于是李斯就上奏《谏逐客书》。
此文先叙述秦国自秦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国若无客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重物而轻人。文章立意高远，始终围绕“大一统”的目标，从秦王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全文理足词胜，雄辩滔滔，打动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谏逐客书》不只是一篇好文章，而且是一个好策略。其社会、历史价值远远不止于改变“逐客”，更加为秦王朝的统一天下奠定了策略基础。
全文由四段组成。第一段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客卿对秦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为论证逐客的错误提供论据。开头提出总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明确提出一个判断，一种意见，真所谓史家笔削。这是继承《左传》《国策》以来的朴素典雅的写法。是“吏议”而不说“君断”，有意把“失误”的责任推到“吏议”上，避开了一层锋芒。这说明作者措辞委婉，十分注意讽谏策略。接着文章具体分析，由回顾历史入题，写秦国从缪公（即“穆公”）以来任用“客卿”从而走向兴旺发达的发展史。一是远在春秋时期秦缪公从各处召用了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五个人，结果“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到了战国时期，数雄相争，情况更加复杂，立国非易，创业更难。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新立政制，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奠定了强盛的基础。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扩展了大片土地，打散了六国抗秦的合纵，影响一直延续到秦始皇时代昭王任用范雎流放宣太后异父弟穰侯和舅父华阳君，废掉了擅权的宣太后，壮大了政府，杜绝了私门，又进一步开拓国土才有了今天的帝业。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在位时间都很长，都能富国强兵，开疆辟土，都能正确地任用客卿，这就是无可辩驳的任用客卿的立国、兴国、统一天下的发展史。有了这样的发展史，秦王朝当然应该温故知新、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了。“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负于秦哉？”为了进一步加力，作者又从反面把这两个判断结合起来叙述一下，使秦王深信不疑。这一部分是文章精髓所在，核心所在，是作者为帝王之术的历史观、政治观、人事观的集中表现之一。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后面的文章，也足以使秦王改弦易辙了。
第二段写秦王用物并不“逐客”，并指出这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逐客”是对的，悦国外之宝就不对；反之，悦国外之宝是对的，“逐客”就不对，两者必居其一。眼前的现实是怎样呢？作者充分运用逻辑推理来论证是非。首先提出秦王悦国外之宝何也”，“何也”看来像是不明所以急待解说，其实是借以引发批评“逐客”之非。“何也”，微微一宕，轻轻一间，既顿住上句又引发下文，章法上妙趣横生。原因虽然好像不明白，但事理之必然很清楚那便是：如果是“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那么“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等就不应当使用；如果真是“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那么“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就“不进于前”“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就不立于侧。再从另一方面亦即秦国自身的音乐看，“击瓮叩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11] ”“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如果真是也是“必出于秦然后可”，那么，就不能“适观”，也就应为秦王所不能接受。但是，秦王实际是“弃击瓮叩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11] ”，显然认为“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是行不通，不能达到“快意”与“适观”的目的。作者巧妙地迂回一番，设事推理设事喻理，其目的是为了抨击“逐客”，于此巧妙地托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12] ”。而且进一步提高到“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作者以第二部分作为正面论述，也作为前提，推断第三部分的荒谬、矛盾及其政治上的严重后果。该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李斯并非一概反对“逐客”，而是反对“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像韩国派来的借帮助修理渠道而另有所谋、别有所怀的，当然应当逐”，而且也必须“逐”。理解该文浑然认为李斯是反对一切非族客，就属误解，就不明白李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了。
第三段写“五帝三王所以无敌”跟今天“逐客”的明显不同，并指出“逐客”的严重危害，有利于敌国而不利于秦国。“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这是根据，这是社会公理，也是从政者的历史经验。《史记·索引》：“管子云：‘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李斯加以改造写成“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又以此作为比喻和根据引出“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又以“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作为根据引出“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总之是因果紧扣事理分明，论证问题具有强大的箝制力。以上从正面说，接着再回到现实面前亦即秦王逐客是“弃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损害了自己帮助了敌人，结果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其实质只能是“藉寇兵而赍盗粮”。这里是从秦王着想，而不只是从自己的荣辱得失着想，因此语重千钧，掷地有声。
第四段收束全文，进一步说明逐客关系到秦国的安危，把“宝物”跟“逐客”联系起来照应上文说明事理相悖，损己而利敌，进而说明国家必将危亡，以使秦王权衡轻重收回成命。从“夫物不产于秦”到“而愿忠者众”，用两句话就总结了前面三段的意思：谈物的一半照应第二段，以见出“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这种态度的不对，谈人的一半照应第一段，以见出“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作法不当。最后的一句照应第三段，阐明逐客对秦国危害之所在，因从利害关系上立论，抓住了秦王的思想要害，所以极有说服力，这两句还和文章开头提出的总论点“窃以为过”相呼应，具有首尾相连，前后贯通之妙。
这篇文章在论证秦国驱逐客卿的错误和危害时，没有在逐客这个具体问题上就事论事，也没有涉及自己个人的进退出路，而是站在“跨海内，制诸侯”，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高度，来分析阐明逐客的利害得失，这反映了李斯的卓越识见，体现了他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政治主张和用人路线。文章所表现出的不分畛域，任人唯贤的思想，在现代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谏逐客书》识高文亦高，它不仅思想可贵，而且辞采富赡，文思横溢，写作技巧十分出色。第一，摆事实，设比喻，重铺叙，论辩有力，说理透辟。“事实胜于雄辩”，确凿的事实最具有说服力。文章第一段铺陈的一系列历史事实，在说明客卿一向对秦国有功这个问题上就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喻也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此文在说明“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和“王者不却众庶”时都用了很多比喻，甚至可说文章的大部分就是由比喻组成的，正因为事实和比喻用得多，反复用，重铺叙，重渲染，不仅深入浅出、形象鲜明地说清了道理，而且增强了文章铺张扬厉的特色。第二，在结构上，既曲折多变，又严谨有序。这是一篇议论文，但并不显得呆板滞涩，枯燥无味，而是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除了善用比喻外，和文章写得有波澜、有起伏也相关。在论说秦王对物的态度时，几层的意思差不多，可是一会儿顺说，一会儿倒说；一会儿正叙，一会儿反诘；或者略换几个字，或者稍变一下手法：真是跌宕生姿，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另一方面，此文论证逐客错误的中心思想十分突出，万变不离这个中心，在行文上还注意到前后呼应，一气贯通，所以全篇文章显得不枝不蔓，紧凑缜密。第三，多用排比句和对偶句，造成文章雄浑奔放的气势。文章气势充沛主要是由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辩形成的，但是善用排偶句，并和散体句错杂出之，在语言形式上就富有整齐错落之美，在音节上又显得抑扬顿挫，铿锵响亮，给人一种音乐的美感，这些使得此文更增强了滔滔不绝、雄放不羁的气势。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此文开散文辞赋化的风气之先，对后来汉代的散文和辞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南朝宋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评价：“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进言：“诸侯刚被消灭，燕、齐、楚等地非常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置藩王，就无法安定当地民众。请求立皇子为王，希望皇帝能够批准。”秦始皇把他们的建议下交群臣商议，群臣都觉得很适当。
廷尉李斯则提出异议：“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分封的同姓子弟非常多，可是后代血缘关系变得疏远，彼此攻击好像仇敌，诸侯相互征战，周天子没有办法制止。现在四海之内仰赖陛下的神武威灵得以统一，都设置为郡县，皇子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来施以重赏，局面很容易控制。天下人没有二心，这就是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分封诸侯不妥当。”
秦始皇说：“天下人都为战乱不止而苦恼，就是因为有诸侯的缘故。仰赖祖先的保佑，我刚刚平定天下，如果再去创建诸侯国，这是给自己树敌，再想要求得安宁，岂不是很难做到吗！廷尉的建议是正确的。”
自李斯入仕秦国，到秦一统天下，历时二十多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具体为左丞相，拆平了各个郡县的城墙，销毁了各地的兵器，表示不再使用。使秦朝没有一寸分封的土地，也不立皇帝的儿子、兄弟为王，更不把功臣封为诸侯，以便使国家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战争的祸患。
毛泽东对此评价道：“孟夫子一派主张后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先法后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