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

 《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他的编纂方法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至唐，始有人疑问，或谓之西汉刘向校书所辑，或谓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编成，近代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将存疑考证。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从史学角度讲，史料价值极高；从文学角度讲，它的文笔比较朴素、简括，许多优秀篇章在记载人物对话上饶有风趣，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国语》在记述历史的手法上，以时间为横线，以并列的国家为纵线，开创了中国用国别体记述历史的先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采用国别体编写的史书。全书共21卷，分别为：《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共计7万余字，所记历史自周穆王伐大戎开始，直到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结束。书中主要记载了西周末年及春秋时期西周与各国的史实，特别是对春秋时期的各国史实记载比较详细。 《国语》一方面记载了当时各国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另一方面记载了当时各国贵族的一些言论。

 历史发展到西周以后，由于牧野之战、国人暴动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人们对于天神的崇拜已经开始动摇，一股怀疑和否定天神的思想逐渐兴起，人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特别是春秋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突变阶段。随着青铜器在生产中普遍使用和铁制农具开始出现，人们开垦的荒地增多，牛耕也逐渐推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手工业获得了长足进步，商业和城市开始繁荣，各地土特产相互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制度开始由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过渡，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革，引发了政治结构的急剧变革和动荡。周王室日渐衰微，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威信下降，地位动摇。同时，“诸侯亢强”，以霸主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开始崛起。他们广占私田，扩充军备，不断进行争霸战争，“春秋无义战”。就是这种社会状况的鲜明写照，从而形成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的社会政治现象。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直接推动了对商周以来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天道观的重大变革和转型。这一变革和转型的首要标志就是“天道”渐变为“人道”，从“重神”渐变为“重民”。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旧的思想观念不再适应上层建筑的需要，《国语》民本思想应运而生。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国语》的思想内容与《尚书》、《春秋》相比，已有了不少新特点。其中“重民”、“尚礼”、“崇德”即主要表现。其思想观念固然驳杂而不纯，仍基本体现出儒家的思想倾向。但其中也杂有不少因受巫史遗风影响关于天命神鬼、祸福预言的记述。柳宗元即曾由此作《非国语》，以非难其“不概于圣”(《非国语序》)。从文学角度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全面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现了当时政治变化的轮廓，描绘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具体行文上它也与《尚书》多载训诫之文和《春秋》多寓褒贬之言不同，而专记教诲之语即多举各国贵旅及知名人士大夫的言论，谏议人物的高下，分析史实的得失而显得很有说服力。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写厉王酷虐无道，不听召公之劝，致使民怨鼎沸，激起公愤，终被人民放逐。文章重点记述了召公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从正反两个方面、两种结果，说明不可“防民之口”的道理，比喻生动，论证有力，表现了一种进步的民本思想。全文亦简括有法，比喻贴切自然而颇有说服力。清人林云铭即评此文日：“召公谏，语语格言”，而全文更“回把防民之意，融成一片，警健绝伦”(《古文析义》)。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中各个层面的义利观在不同场景和人物上表现得复杂而矛盾，礼制在某些方面逐渐被瓦解破坏，在某些方面又被坚定地信奉着，这都基于当事人的利益出发，基于当时的现实而发生。周初通过尊崇“敬天保民”思想，一方面诠释周代商的合理性，一方面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一个朝代开国之君往往精明能干，但几代之后，由于顶层设计缺乏对天子、国君的约束，国君肆意妄为，骄奢淫逸，违背道义礼制的现象也有发生，但这些国君终会遭受灾祸，体现了《国语》作者对此种义利观的批判；同时“敬天保民”的义利观开始在诸侯国中出现，周朝实行宗法分封制，“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的世代愈多,便愈疏淡 ,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权力造成,名分背后的权力一消失, 名分便成了纸老虎。”随着血缘世代的延长以及周王室王权的衰落，维护统治秩序的是这些“尊王攘夷”的诸侯霸国，并且这些诸侯国家存在利益竞争关系，保障这些霸国的利益的是该国的人口、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因此“敬天保民”的义利观被这些国家继承发扬，并作为保障本国利益的保证，使民众和国家保持一定的和谐。诸侯大国由于自身实力的壮大，其国君对愈发衰落的周王室愈发不屑一顾，但是为了保持自身霸主地位以及谋求更大的利益，其国君仍要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由此表现出诸侯国君对周天子表面尊敬、暗自蔑视的义利观，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礼制的有效执行转移到诸侯国家中，这对于周天子来说当然是一种僭越，“这种借宗法制保存下来的专制权力，初步形成了君主专制体制的成熟政治形态，而为秦汉以下的历代王朝所奉行”。

 《国语》虽为史书，但重在立论，不少论述关涉美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几个关于“美”的概念：其一是“文”，文有多义，其中之一就是“美”。其二是“章”，章有诸多含义，几乎概括了美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其三是“和”，音乐特别看重和，其实不独音乐重视和，各种美的事物均重视和，和是美的本质。和是诸多因素的化合，和的实现是新事物的创造。其四是“美”，《国语》对“美”下了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美”的基本性质：无害，有利，合德，成礼，可观。其五是“貌”，《国语》认为“貌”是重要的，但“言”比貌更重要，言是心之声，心决定言，因此，最重要的是心。《国语》的“美”论几乎集先秦儒家“美”论之大成。

  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国语》的文章浑厚淳朴而不失深奥，语言自然少润饰而又简炼明快，有些对话写得生动幽默，滑稽有趣，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如《叔向谏杀竖襄》(《晋语》)，写晋平公一次射鹅不死，让竖襄搏之，又不得，便欲将竖襄关起来甚至要杀死。叔向闻之，对平公说：“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为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端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欲杀之，勿令远闻!”一段妙语，正话反说，饶有风趣，把唐叔一箭射死兕牛而以才艺受封爵与平公射小端不死还要杀竖襄这样两个人、两件事放在一起，加以鲜明对照，尖锐犀利，咄咄逼人。难怪平公一昕，作“忸怩颜”，乃趣（促）赦之”。类似的例子还有《王孙圉论楚宝》(《楚语》下)、《晋重耳自翟适齐》(《晋语》四)、《勾践栖于会稽》(《越语》上)等篇章，都写得相当精采。书中虽杂有天命神鬼之类的迷信成分，但较《左传》却能更真实而具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凶狠残暴、穷奢极欲，从而也进一步揭示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处境的悲惨和生活的痛苦，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鲜明的历史画面而具有着不朽的认识、参考价值。后人评《国语》认为其“妙里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远之而味永，”看来并非过誉之词，但《国语》毕竟是有八国史事汇编而成，文章风格并不统一。《周语》、《鲁语》颇重文辞，较为典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乏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笔则又另具一格，精彩动人，诚如崔述所言：“《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洙泗考信录》)。近人钱基博亦为此而言：“《国语》以国为分，盖本《诗》之十五《国风》；然《国风》为有韵之诗，而《国语》则无韵之文也。大抵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文之佳者，深闳杰异；不同《左传》之从容委曲，而《越语》尤奇峻。然亦有委靡繁絮，不能振起者；不如《左传》之婉而成章，熔铸如出一手；其辞多枝叶。……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由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中国文学史》)。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汇编，是根据春秋各国史料汇编而成的，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

 《国语》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唐刘知几列《国语》体例为六家之一。《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王充《论衡》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外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但后人对上述说法已有异议。《国语》记事与《左传》虽同止于智伯之亡，但所起则远自周穆王时代，且其中不少内容与《左传》相抵牾或重复，而与《春秋》无关，所以看来是各自为书，非出自左氏一人一说，其外传之说也不恰当。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即曾称：“自班固志《艺文》，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所著，仍与《春秋传》并行，号为《外传》。今考二书，虽相出入，而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唐代柳宗元曾写《非〈国语〉》一文，他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