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在某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从而自认为我就算步入文坛了。又在同年年底通过泥水坝乡政府汪文洋的介绍下接触了汪秀才。
其实汪秀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也不能说耳闻,而是在《泉水报》副刊上经常看到他的散文,虽然当时我的文字还没有印成铅字,但是我还不太瞧得上《泉水报》副刊上那些豆腐块散文。这里面也有原因,因为我向《泉水报》投过几回稿,都没有被采纳,我就有些憎恨这个本地的报纸。
汪秀才的主打行业是刻印私章。汪秀才说,他的师傅是延迟贵。然后汪秀才又评价延迟贵说,这个人其实是挺有文才的人,不理想的就是有污点,曾当过扒手。
我怎么不知道延迟贵呢,延迟贵是沙溪沟人,与我们老家水坪坝属于隔岸相望。沙溪沟呢,属于阳山;我们水坪坝呢,属于阴山。阳山呢,光照时间长,而阴山呢,光照时间短。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因素,沙溪沟的人比咱们水坪坝的人要聪慧一些。要说延迟贵有文才,那是完全可以说得过去的。
我父亲以前提到过延迟贵当扒手的事。延迟贵这个人并非什么人都扒窃的,他也不是在什么场合都施展扒窃的。在扒窃这个问题上延迟贵还是有道德底线的,他的扒窃原则是:一、劫富济己;二、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窝下食。不会在本县市扒窃,他扒窃一般是在渝市或者渝市以上类型的大都市扒窃。这充分证明延迟贵的扒窃完全上了好几个档次,是一般扒手可望而不可及的扒窃,抑或没有可比性的扒窃。当然会走夜路都会撞一回鬼,他被关过好几次。
二
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天气陡变,屋外零星地飘起了雪花。我生起了火炉子,正在寝室里给学生们批改作业。突然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是汪秀才。自从汪文洋介绍过汪秀才过后,汪秀才经常光顾寒舍,所以我便叫汪秀才屋里坐。汪秀才说,来的不止我一个。我一瞅,一个满脸络腮胡,蓬头垢面的人蓦地站在我的面前,说,您好啊!说后,便礼节性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
但我从他伸出的那只纤细的手指可以判断,的确这个人并非一般的人,他的陡峭的鼻梁的那道伤痕告诉我,有人曾经在他的鼻梁上做过手脚。他的眼睛似乎闪动着一束光,充分表明他还算有睿智的。
汪秀才告诉我说,这是我的师傅延迟贵。
我一下子醒悟过来,但与我想象中的延迟贵大相径庭。虽然我知道,延迟贵是要大我七八岁,但这会儿感觉,他哪里大我七八岁,简直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家伙。我来不及想象他的人生有多么复杂。
延迟贵便说,我们老家对河二岸住着哩,应该算真正的老乡哟。
我说,是的,我父亲经常提起你,屋里坐,屋里坐——
延迟贵与汪秀才进屋坐下,我去给他们沏茶。
延迟贵说,我也是经常听到汪秀才提起你,说你在业余时间搞文学,还发表小说。
我一边递茶杯给他们,一边说,写了两三年了,今年才发表一个。
延迟贵带着怀疑似的眼神说,有没有样刊,拿来拜读一下。
我便从木箱子里面取出一本样刊,拿给延迟贵看。
延迟贵拿着那本样刊后,就打开阅读起来,他一阅读起小说来,就当我与汪秀才不存在一样。我与汪秀才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他一直在说他在《泉水报》上发表的那些散文的语言问题,他时不时还王福卖瓜自卖自夸起来,说他哪句话是采用的哪样修辞手法,哪句话的用语又非常优美、漂亮——
我几乎不提写作上的事,我一直在埋怨工资问题,总觉着两三百块钱一月的工资真的太少了,入不敷出,基本每个月都靠借钱用。这样下来,我与汪秀才的闲聊,基本就属于南辕北辙。当然我也夸过汪秀才的散文写得朴实无华。他也赞同过我的意见,的确一年收入太低,在家的收入不及那些在外面打工的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少——
看得出延迟贵根本就不屑于与我俩交谈,他在读我的小说的时候,时不时发出一个抿笑,似乎有些挑逗的语句,还能够把他带进某种语境里去。他把那篇小说读完后,也没见评论我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也不与我俩闲聊社会的问题,也不闲聊工资不公的问题,当然也不提写作上的成败问题,只是提出,你写不写诗歌?
我说,古诗我都没有读过几首,不太懂诗歌创造,但也涂鸦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算不算诗歌的东西。
汪秀才说,他教数学的,好像写小说是他的强项。
我听出汪秀才的口气,意思是说,我一个教数学的,虽然写小说,但对诗歌这个门类好像还不是太熟,意思是教数学可以跟写小说划等号,可却不能跟写诗歌划等号;还有一点,就是阻止我谈诗歌的事情。
我冲汪秀才说,写小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通过阅读一些外国小说后,引发了一些兴趣而已,谈不上强项。
延迟贵却不按照汪秀才的思路出牌,说,那么把你的诗歌拿我拜读一下呀。
我的诗歌全写在一本硬面抄笔记本上的,表示比我的小说还珍贵。于是我便把那本硬面抄从抽屉里取出来拿给延迟贵瞅,但补充了一句,莫见笑啊。
延迟贵拿起那本硬面抄,又当我与汪秀才不存在一样,仔仔细细地阅读起来。我与汪秀才继续聊着一些不咸不淡,不痛不痒的话题。而且有时候,汪秀才还聊起他们泥水坝街上的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我们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延迟贵根本听不进去,他只顾认真地仔细地阅读我的硬面抄上的诗歌——
他把整个硬面抄上的诗歌读完后提出,我可不可以抄下一两首诗歌去分享,我不白抄,我给你刻一颗私章。我说,没关系,你抄吧,你喜欢的话,我把这本硬面抄全送给你,刻一颗私章也行,反正我还差一颗私章呢,我拿钱给你。
延迟贵说,不行,我不能夺人所爱,我只抄两首诗歌,两首诗歌兑一颗私章,大家两不亏。
我对延迟贵说的其他话语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他要抄的是哪两首诗歌,指不定把这两首诗歌投稿会得到发表,我还没有投过诗歌稿子呢。
延迟贵挑选了两首。一首是: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有了/我们有了的时候/我们没有/听信钱的日子/我们贫穷过/但我们很团结/因为有贫穷作后盾/有了钱的日子/我们以为很幸福/来一阵风/我们攥紧的拳头渐渐松弛/像散了架的桥梁/渐渐坍塌/等到天清气爽的时候/我们彻底感觉/这是现代风的情调——
另一首是:我们毫不虚构地/站在水沟岸上/像写诗一样/在一个自然的晚上捞鱼/用一束竹火光照在一张纸上/鱼就在那儿凸显出来/一动不动/当风摇动的时候/我们赶快用网兜/把它打捞起来/不要让肥脸的魔鬼像侮辱诗一样/侮辱鱼/我们把它们喂在耕种的水田里/保护它们有新婚燕尔/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像诗一样,享受世间的舆论与平和——
延迟贵抄的是反字体,也就是刻章的字体。抄好后,延迟贵就说,水母老师,可不可以给我的茶杯里添上一点开水。
我说,哦,你看我都搞忘了给你们加水了,好的,没问题。
于是我就去给他们二位的茶杯里添加开水,并冲汪秀才说,我这里没有吃的,饿不饿,我们下几根面条吧——
汪秀才问延迟贵,怎么样,在水母兄这儿,我是挺随便的,要不要下几根面条?
延迟贵说,不了,喝杯水就走了,也不饿,这样,下场赶场的时候,我把私章拿到汪秀才家来,你到他家去取——
我表面上说好的,内心里面却以为延迟贵不过顺口说说,别把封密当著信,他哪里会把它当回事儿呢——喝过添加的茶水过后,延迟贵第一个提出,我们走,人家水母老师明天还要上课呢——
汪秀才也假惺惺地把手表拿起来看看,说,是啊,都十一点过了。
改时候,我们再来拜访你。延迟贵一边说,一边拉开门走了。
汪秀才还恋恋不舍地拉住我的手说,我师傅这个人呢,不大喜欢说话,但他喜欢办点实事,并握住我的手说,那我们走啰,哪哈有空了过来我家耍哈嘛,写作上的事,不过业余的,爱好而已,你要叫你我这种状况的人能够在这方面搞出哪样大名堂,估计是不可能的,条件限制嘛——
是的,有空了,我会来你家玩的,这么近,顺便就过来了。我只字不提写作上的事。我一边说,一边跟着汪秀才走出门去送送他们。
延迟贵说,你回吧,啊,下次有空再玩——
我便听话地回转了,可汪秀才好像还没有尽兴,又回过头来悄悄强调道,真的,我师傅这个人,不善言辞,但每做一桩事,都做得挺好的哟,最近媳妇跟人跑了,思想上挺矛盾——
是的,看得出——仿佛我会算命一样,知道他媳妇跑了似的,说出了模棱两可的话。
但汪秀才却没有反驳我,转过背走了——
他们走后,我才想到,也许延迟贵媳妇跟人私奔的事,才让他内心里面需要填补,而那篇小说好像与个人婚姻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他选择了那两首诗歌,也许他媳妇就成了肥脸的魔鬼——
三
那天,我在寝室里写我的小说,我写小说的时候,除了后面的窗户是打开的外,别的地方都必须把窗帘拉上,保证一片漆黑。也就是杜绝干扰。可还是有人敲我的门,而且敲得山响。我想敲我门的人,除非校长会不关心我外屋的背景,不顾一切地敲门外,学生或者别的同事在敲门之前,肯定会事先瞅瞅我外屋的背景,如果是漆黑的,他们会断定我没在家。于是就放弃了。如果是明亮的,说明我在里屋,他们便会敲门。
我觉得在这样严密的状态下,还继续敲门,肯定不是校长,就是其他重要的人员。我便去开门。结果是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六十开外了,他平时很少到我的寝室来,今天到我的寝室来,肯定是谈我三弟婚姻方面的事,因为三弟一直在外打工,忙于工作,没太在意婚姻大事。
父亲常常跟我讨论这个话题,父亲常常说,光有钱,不谈婚姻,也不是个意思,一个家庭,关键的是要繁衍生息,要有后代,那才是本钱。这天我安顿好了父亲坐下,然后又给父亲沏了一杯茶。父亲就又数落起三弟来。我怎么说呢,你说叫父亲不要操心太多吧,那是他的任务。子女有两件事,是必须由父母完成的,一是读书,二是婚姻。当然这两件事,也是成就一个子女一生的大事。书读好了,会有好的工作,会得到工资,有了工资,人生存下来就比较容易。媳妇娶好了,他的一生会得到幸福,另外还会繁衍后代,让这个家族世代相传。
结果真的,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晓得啷个搞哦,老三他一直不提婚姻的事呢,我都在信中给他提起几次了,叫他该结婚了,该结婚了,他就是不回答我。这次村子里的志强回来说,老三耍起媳妇了,我还高兴一会儿噻,可我打电话问老三,老三却说是志强造谣的。你说这玩意,咋搞嘛。
我说,哎呀,年轻人的事,全靠缘分,指不定志强说的是真的,一说无风不起浪,就是这个道理。指不定这老三已经耍好媳妇了,只是老三这个人,从来不张扬,他做任何一桩事,都比较稳当,在没有做好之前,是不会向外公布的。父亲说,你说这个,我倒是相信,可是你耍不耍好,要告诉我一声噻,免得我担心呢。
我再次强调,老三的事,他自己做主,不用你太操心,你只要保证有良好的身体就行了,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用操心太多。
父亲说,《增广贤文》上都有这句话呢,可是他一天不结婚,我一天心里面就像塞了一团东西消化不下去一样。
我说,时间长了,就慢慢消化下去了——
过后,父亲觉得他是旧话重提,我也是旧话重提,没有意思,就要走了。可在他立起身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说,哦,我忘记了,延迟贵给你刻得有一颗私章。于是父亲从衣服兜里取出一颗章,递给我——
我拿着这颗章,心里觉着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味道,那是用一颗玉石刻的私章,写上的是我的名字,那字的笔画,在章上刻得恰如其分,该细的细,该粗的粗。我没有向父亲提起延迟贵到我寝室来过的事情,父亲也没有提起延迟贵向他说过多余的话。真还应验了汪秀才说过的,延迟贵不善言辞。我向父亲说,吃了下午饭回去嘛。父亲却说,这会儿还早,我还要回去找一下朱兽医,我家那猪有些问题,不大爱吃食——
我说,嗯,老三的事,你少担心,他都快三十的人了,他会自己处理的——
父亲说,嗯。
我看着父亲的背景,觉得眼睛有些湿润,因为他一辈子太辛苦,太操劳了——
父亲走后,我拿着延迟贵给我刻的私章,我翻来覆去地查看,总找不出一点瑕疵,总感觉非常漂亮。但延迟贵不是说要把这颗私章交给汪秀才,让我去取吗?怎么会交给我父亲呢,当然啰私章这东西是属于绝对保密的东西,如果泄露给外人,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样的事来呢。虽然我与汪秀才比较熟,可延迟贵这样做,也是保证万无一失啊,我越发觉着延迟贵不简单——
四
一九九五年寒冬的时候,水坪坝老家过世老人了。我曾经起过誓,凡水坪坝过世老人,无论天寒地冻的冬天,还是酷暑炙热的夏天,我都必须从学校回老家吊唁。因为水坪坝全是水氏家族的人,不是长辈都是平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死人与别的事务不一样,死人,是因为死者再也回不到人间了,必须去见一见最后一面。这次是水在乾家母亲过世了。
白天,无所谓,夜晚离不得人,特别像这种望族、大族更是离不得人,免得让人说闲话。我是下午泥水坝中学放学过后回老家去的。那天下了毛毛冻雨,那路还是毛马路,所以全是稀泥,走起路来相当吃力。关键是手冻得也像红萝卜似的,还有身上,寒风过处,像没穿衣服一样,冷得直打哆嗦——
如果路宽一点,平一点,没有烂泥,那也好办,关键是到处都是烂泥,鞋被泥巴糊得冷冰冰的。我一边走,一边想,总觉得自己那种起誓有些不切实际,总觉得不应该那么起誓,如果没有那样的起誓,我完全可以不冒这样大的冻雨回老家去。但转念一想,其他事情,人为可以控制,可是过世老人,那可是命运的安排,由不得自己,谁不想躲过这个时候,然后再去谈死亡的事呢。
待我走拢水坪坝,天已经黑下来了。熟悉的人们都会问我,有没有吃晚饭。其实我放学后,就走了,哪里有时间吃晚饭呢。我说,不是很饿,待会儿吃吧。有熟人就说,现在不去吃,只有等待晚上大家宵夜,你才有机会吃饭啰。我说,没关系,这会儿不饿。
我去了火炉屋,我想在火炉屋好好烤烤火,让身上多少沾点热气。火炉屋的人不少,水长河见我哆嗦成那个样子,便主动撤开,给我让座。
我刚坐下,就看见延迟贵来了,还带了个小孩。我看见延迟贵的背驼了不少,那件衣服也破烂不堪,外衣里面不知道塞了什么东西,被外衣的扭扣扣得死死的,瞅去,整个人像企鹅一样,缩着头,猫着眼瞅我,仿佛在哪儿见过我,又像不认识我一样。那小孩呢,也是穿戴得破衣烂衫的,有四五岁左右吧。终于延迟贵把我认清了,但好像也不大愿意跟我说话,最后依偎在我旁边艰涩地轻声地对我说,你来干吗?
我说,没干吗,我六婆死了,回来守灵,你坐。
那个刚刚撤开,还没走的水长河说,别,别,他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你自己坐。我担心水长河多心,也就只能顺便提提而已,没有打算给延迟贵让座。然后延迟贵就在我的背后站了一小会儿,就带着孩子走了——
我顺便过问水长河,老延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呢,他不是在集市上刻私章吗?水长河说,一句话,重的,承担不起,轻的也轮不上他,一句话,就是一个死懒,想吃白食。刚说完,延迟贵又来了,而且腋下夹着一根苦竹,手里拿着一把柴刀。我冲孩子说,小伙子,来挨我坐。小孩就站在我面前,我感觉小孩身上还有一点体温。在我的印象中,苦竹在水坪坝有两种用途,一是可以用来浇蜡烛,二是可以用来做笛子。我以为是六婆家专门请延迟贵来浇蜡烛的,如果延迟贵与六婆家是亲戚,那延迟贵浇蜡烛是没有报酬的,如果浇蜡烛是延迟贵的生财之道,那延迟贵浇蜡烛是有报酬的。延迟贵在我的背后找了一根凳子坐下,然后操起刀子开始在苦竹上下功夫了。他的举动,完全可以看出有别于水坪坝的人,而只在我背后活动。他把苦竹的两头削掉,只留中间有两尺长的样子,然后就开始把竹节疤给削平,削得光滑一些,其他的部分,保持一种原生态的模样。然后延迟贵又从我的头顶烟管上取来火钎,插进火炉里去——
水长河说,延迟贵,你又要干什么?昨天晚上你才做了一根簘,现在又要做什么?
延迟贵轻声说,笛子——
我听汪秀才说过,延迟贵手艺多,他不仅会刻私章,他还会做乐器;他不仅会做乐器,他还会用乐器。
围在炉子周围的人没有反应,也没有多言。我简单地向水长河求情说,你就让他做吧,水坪坝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苦竹。
水长河说,水母啊,你不晓得,他最近精神不正常,得一些苦竹到处砍起,浪费呀——
说后,水长河像是见不得延迟贵似的,便退出炉子屋里,把门带上去别的地方了——
这一下,又没有人指出延迟贵的不是,延迟贵便放松地做他的笛子。在苦竹上钻了眼,又找了竹襄子将笛子的某一个孔给贴上,便吹奏起来了——
他吹的是《敖包相会》,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吹奏得悠扬婉转,煞是动听——
围在炉子屋里的人们都听得挺专心。其中水长江就冲延迟贵抱着一种不满意的态度说,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吹奏这个曲子呢?簘都做好了,就是不见音——
延迟贵就一边吹奏,一边脸上绽放出一点笑容——
我很难领会昨天晚上延迟贵干了些什么,又为什么不吹奏——
这天晚上,大家被延迟贵的笛声温暖着,不但没有反对延迟贵一曲一曲的吹奏下去,而且还给延迟贵让座——
我出来上厕所的时候,碰到水长河站在门口仔细地听着。我问过水长河,延迟贵跟六婆家是亲戚吗?水长河说,哪里是亲戚嘛,只要是对河二岸有人过世了,他都去守灵,在沙溪沟,他还拉二胡——
我说,那他根本就没有犯病嘛,他是去凑热闹吧。
水长河说,哎呀,还不是装的也有,真的也有,还不是他媳妇跑了闹的,多聪明的人啊——
进行到半夜,夜宵过后,延迟贵就一声不响地带着孩子,打着火把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还在等待延迟贵的到来呢,直到安葬六婆这天,延迟贵都没有来了——
五
二零二三年暮春,我早离开泥水坝中学,调到县城工作了,我表弟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邀请我“五一节”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我表弟家就在泥水坝住。我是提前一天去的。现在农村跟城市一样,无论办什么样的酒席,都提前去。还在离表弟家一里路左右的地方,就听见表弟家搞得热闹起来。这个我是知道的,现在的婚礼,哪怕是农村,都改变了很多,大凡有一点排场的,都会请一个乐队,而且在农村,这个乐队就是包罗万象了,包括结婚典礼,都由乐队的人来主持。我赶到表弟家的时候,乐队的表演正激烈呢。
主要表演的节目是舞蹈和唱歌。说是那种大型一点的乐队,还可能表演相声小品之类的娱乐节目。当然也会请一些杂技演员来表演杂技,估计花费比较大。表弟见我去了之后,便招呼我坐,然后便又是递烟,又是倒茶。过后,他还跟我俩一起坐下来看舞台上的表演。这场表演是萨克斯独奏,当然后台也有电子琴和打击乐器伴奏。吹奏萨克斯的人,畜着长发,而且在脑后还绑了一束马尾梢,前额的那束白发表明这人年龄比较大了。吹奏的仍然是《敖包相会》,虽然吹奏的是萨克斯,可对曲调的把握与那年延迟贵用苦竹做成的笛子吹奏的曲调大同小异。看表演的人特别多,而且还特别用心,仍然是: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
我又打量了一下,那人面相,仿佛有几分熟悉,我便向表弟提出来说,吹萨克斯的面相虽然皱纹不少,但能看出,仿佛像延迟贵——
表弟说,他就是延迟贵。
我说,难怪,那曲子吹得那么熟悉又那么悦耳。想不到延迟贵还活着哈。我都有近三十年没有见到过他了。表弟悻悻地说,他好像是从2013年组织的乐队,就驻扎在泥水坝街上,他这人聪明啰,你不看他平时不说话,他掌握的东西多着哩,相当有文才。
我说,他应该在七十岁左右了吧,精力还那么充沛。
表弟说,差不多吧,婆娘跟人跑了,遭受了不少折磨呢,现在终于殊归正途了。
我说,那他的乐队有多少人啊?
表弟说,不少呢,在附近乐队中,他的人数是最多的,有十多个人,他的头子,他主要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全才呢。
不知道我是被延迟贵发现了,还是怎么的,他吹奏结束,让别的人上演的时候,便跑下舞台走到我跟前来。我以为他是要跟我谈点他的经历,抑或他的组织乐队的经验。他只用一种不屑的态度跟我说了一句话,你都来了。
我把视线冲着表弟向他介绍说,这是我表弟。
他轻蔑地“哦”了一声,又递了一根香烟给我后,就回他的团队里去了。
我这人不喜欢戳别人家的伤口,我知道这种表演是没有特别的任务的,但也没有挽留他坐一会儿。
表弟说,这个人怪怪的,不大好接触噢,但听他那团队的人说,与他熟悉了,也没有产生过矛盾,一场表演结束,他把队员们的工资结清后,大家就相安无事了,或要排练,或要到别的地方去演出,他另行通知,一点不复杂——
我轻描淡写地说,他最后解决婚姻问题没有呢?
表弟说,听人说,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媳妇,至于他的媳妇是哪个,我也不清楚——
我便不置可否地说,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