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康“子”记

明清时，南康府辖星子、都昌、建昌、安义四县。与都昌山水相连的湖口则属九江府。

两府虽相邻，言语却颇不同。

今日都昌，方言保留甚好。普通话自归普通话，孩童在学堂，自然与老师说普通话；然人在家中、田畈、街市，乃至公门之人在厅堂议事，仍必说方言。若有人于此等场合说普通话，则易招众人反感。不论说得流利与否，皆会被视作“打官腔”——都昌话谓之“好响”。“响”在方言中意为虚浮、不稳重、浅薄。

书家吴德胜、摄者鄡阳三哥，皆力倡方言，且以身作则，所言纯粹地道，委实可嘉。此事极好——不说方言，每令我心不安。盖因华夏许多文化藏于方言，不在普通话中。譬如“熝饭”之“熝”，普通话说“做”，干枯无味；而“熝”从火，令人思及猎鹿烤食之景，有烟火、有历史，闻者皆感亲切。许多古语词，普通话竟已无存。

是故当认真学方言、说方言，并教之后辈。否则方言文化必将萎谢。今日都昌，能说一口地道方言者亦已不多。此非戏言，他日有缘细听，便知好与不好，韵味相差甚远。于此再赞吴德胜、鄡阳三哥二君，其方言说得极自然流利，纯粹不杂普通话，词汇丰盈，如“挼粟穗子”般丝滑而有理路。

都昌话除完整保留“入声”外，尚有一大特色：有“得”无“子”。

此处“子”，指作名词后缀之“子”。此本古汉语已有之语言现象。

《史记》《汉书》中“天子”“刀子”等词，已略具后缀意味，然其中“子”仍带“尊者”或“具体物”之义，未全虚化。魏晋至唐，带“子”之词渐增，其义初步虚化，于口语材料中，“子”始附着于名物之后，意义渐泛。佛经文献中亦见其例。笔记小说中虽有“狮子”“帽子”等词，然“子”仍存“小”义（如“帽”对“冠”为小物）。唐代“子”已近词缀用法，多限于指具体小物，如“盒子”“扇子”。

至宋代，“子”为名词后缀之用法趋于成熟。口语文献如禅宗语录、话本中，“子”尾词大量出现，完全虚化，不复表“小”。

例：《朱子语类》：“譬如人治生，也须先理会个屋子。”

宋话本《碾玉观音》中“娘子”“裤子”“轿子”“桌子”等已常见。“桌子”“椅子”等家具名称在宋代广为使用（盖因起居方式之变）。此时“茄子”“柿子”等作物名称亦已多用。

元明清时，“子”后缀用法普及，戏曲小说中“子”尾泛滥，已同今日。

例：《水浒传》第三回：“绿槐树下放着一条桌子，铺着些盘馔，三个盏子，三双箸子……”

《红楼梦》“茄子”“刀子”“柿子”等词屡见不鲜。

有趣的是，《康熙字典》未收“子”字后缀用法，亦不录其轻读现象。盖因传统字书重古义而略俗语。

文言几无“子”尾用法，“子”尾实生于白话。

白话不等同方言，“子”尾现象各方言皆有，表现却异。

赣语（如南昌话）中，“子”尾极为普遍，音为 zi，上声淡化，多轻读。然古南康府四县之人，却极一致地将“子”轻读为 de，都昌话最为明显。

一些研习民间文化或从事乡土文学者，轻率将“子”写为“的”，如“茄的”“桌的”“刀的”……彭子观之颇觉别扭。

其实南康人从未改“子”为“的”，只是将“子”读成了 de。

《康熙字典》中，“子”并无 de 音，无论如何反切，皆不可得。

南康人de 音何来？

今已难考。或可设想：昔日南康有某具影响力之人，或为官如寇准，或为善辩讼师，或为令人痴迷之优伶。此人或是“大舌头”，或虽非“大舌头”却有此噱头，习惯读“子”为 di，久之 di 又转为 de。本为个体发音之变，众人仿效，竟成通例。此亦臆测，并无实据。然今日永修（古建昌）、庐山（古星子）方言，仍将 zh 声母读如 d，毫不含糊。不少人说普通话时，仍将“钟”念作“东”。

都昌人虽不将 zh 读成 d，却固执行“de 尾构词法”。

然此并不能改变“子”尾之本质。换言之，南康话（尤部都昌话）从未化“子”为“的”，不过是先祖偶然“舌变”，遂成此音。

与都昌烟火相接的湖口，却绝不学此“舌变”——或仍读 zi，或径用单字（如“帽”即帽，少说“帽子”），决不如“都佬”般称“帽 de”。

不得不说的是，方言如古木之根，音变似虬枝曲展，虽形有异，本则未移。今人若能循其脉、温其韵，则乡音永续，文脉长存。

说到底，万不可把“茄子”写成“茄的”，不然你都昌之“都”真是白“都”了。你硬要写俺也无解，俺是打死也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