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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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出生的人，有千字文墨者皆能咏《过都昌》：
鄱阳湖上……
人皆认此诗为苏轼所作。大文豪，到了都昌县来，咏那灯那火那山那碧桃，都昌人引起为豪。
我也是。我初读此诗时已经十六岁，刚丢下肩上扛了一年半的扁担，考上了师范，第一次到县城，渴求学习文化，就被那谁介绍了此诗。
哎呀，苏东坡到了俺这里啊，那当然好让俺觉得腰直。
实话讲，我那时并不觉得那诗有多好。
一首七绝，拢总才四句，首句说都昌县在鄱阳湖上，以我粗浅的思维来看那就是废话，较真点说也是错话：都昌县在鄱阳湖北岸，虽有些垄、咀地貌以半岛形式伸到鄱阳湖里去，且有猪婆山诸小岛，总体来说是靠山邻水，在湖畔不是湖上。第二句说万家灯火，明明四个字足够，为了敷衍成诗硬是被说成了七个字，我傻逼的思维就是这七个字不如四个字说得准确。万家，摆明是虚指，百家、千家均可虚说“万家”，“一万家”就实了，不是二万不是三万不是九千就是一万，那么问题有了，都昌宋时全县才三万多人，在南山能看到一万家灯火？而且，一座县城，晚上灯火相映的景观是最普通不过的，彼时的都昌，在全国来说繁荣程度实在算不上上乘，苏轼看惯了大都市的“万家灯火”，初看都昌夜景，有“万家灯火”感慨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水隔南山”句是说南山和县城之间隔了湖汊，没有直达的道路，人来人往只能靠船渡，怎么说成人不渡呢？最后补一句也让我觉得不解，东风里，碧桃花开，那是春天才有的景色，苏轼是春天到了都昌吗？碧桃非普通桃，花碧色，重瓣，香味淡，一个诗人是怎样在夜色里敏感碧桃的？
说碧桃，却言老，是说碧桃花落吗？夜晚也能敏感花落？
鄱阳湖，都昌，南山，碧桃。我怎么也想不出其间有什么值得触发诗意的勾连。
疑问只在肚里，而且怎么疑最终都是怪自己文墨粗浅，心无灵犀，自我论定为：诗是好诗，是我不懂。
疑问却一直在我心中。
很多年之后，忽有一天因为思索都昌八景，我写过八景之一的苏仙剑池或橘井，知道橘井本在郴州，苏仙之说实乃炼丹者虚构的神话。于是连带想起有些古迹的真伪，脑子闪过一个念头：苏子《过都昌》怕是清人伪构的。
到故纸堆里去查。
哎呀，原来，原来——
《过都昌》一诗只在康熙版、同治版《都昌县志》“艺文诗”里记载。未有任何宋、元、明文献涉猎。
县志称：时公南迁，遣侍妾碧桃于县，因为此诗。见南山碧桃盛开，忆之，故云“东风吹老碧桃花”。
确实，苏轼绍圣元年（1904）夏天被贬惠州。县志所说南迁，该言此。然碧桃花开在早春（先开花后长叶），盛夏哪有碧桃花？
史料记载，苏轼姬妾中知名者有朝云、春娘，未有碧桃。
《东坡全集》、《苏轼诗集》正文，没有该诗。
清代学者王文诰考证后指出：《过都昌》属“逸诗”。“考查注续采二卷独失此诗……或疑逸诗，似后人集字贴刻之者。”王文诰的意思，该诗很像是后人集苏轼字迹拼刻、托名之作。
王文诰是清嘉道年间苏诗注家，他见到康熙版都昌县志里的《过都昌》，在《苏诗编著集成总案》卷三八绍圣元年“自南康赴都昌县留一诗”条下录石刻并加按语：
【诰按】
此诗所见石刻不一，相传原刻在县治内。查注《续采》二卷独失此诗，《合注》谓疑逸诗，似后人集字帖刻之者，故云“书”，不云“题”也。
这是说该诗只在都昌县志（康熙版）里载，而且所见石刻拓片不一，此前编的苏东坡的诗集里根本没有此诗，《合注》里补上但说明了怀疑那是逸诗，好像是后人写了那四句诗，从东坡书法拓片里寻到那些字临摹刻上，说“苏轼书”，而不说“苏轼题”。
这其实说得很清楚，苏轼没有写这诗，有人（疑是都昌人）写此诗学苏轼笔法刻字，表明是眉山苏轼书，本来也没有伪造的意思，说“书”不说“题”。这“书”和“题”是有严格区别的，书只是写，题是文、书一人完成，崔颢黄鹤楼题“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宋江浔阳楼题“他年若得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诗是人家作的，字是人家写的。今日书家作品，以别人诗为文，会先标明诗者谁，后标明某某书。
而且，彭子借元宝查得：苏轼真迹多为行草，而都昌流传的“眉山苏轼书”楷书版“手迹”与苏书风格不合，学界多认为是后人伪托苏轼游都昌南山题野老泉事迹附会所题或集字伪刻。就是说，说“苏轼书”也是不合适的，最多是“仿苏轼书”。
疑那诗不是苏著的不只一人，叶廷琯《鸥陂渔话》也补记：“东坡如果有此事，宋人必应纪载，《都昌志》不知从何书采入，姑志以广异闻。”
彭子疑《过都昌》非苏子诗（刻者本来也没有说是，后人想当然而已），不影响认《过都昌》石刻为文物之认，康熙王朝之前的都昌人，学习苏轼楷书，自作一诗，能用苏子笔法刻在石上，这依然非常该赞，试想能镌石者一般为匠人，文人虽然运笔也讲究“斧劈刀刻”，纸上运作毕竟远不同于石刻，能刻文镌画者百匠无一，能模仿古圣贤笔法刻文者万中无一。这字迹是文物，事儿流传至今是文化。
一个有文墨的匠人，偶思碧桃花，竟被认为前年前的大文豪手笔，这实在也是千古传奇。
从文物的角度看，那诗为都昌人所作比为苏轼所作更具“都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