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

在矿上，人们经常喊他“二糊涂”。这外号从他阜阳老家的平原上，一路跟到了这片黑色的矿区。

村里人喊他“二糊涂”，不是因为他真糊涂，是他问题多得像田里的杂草，薅不完。“为啥鸟能飞，鸡也有翅膀，咋就飞不高？”“为啥日头一定从东边起？”大人被问烦了，一挥手：“你这孩子，真糊涂！”于是，吴斌这名字，就被“二糊涂”扣得严严实实。

六岁那个黄昏，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穿长衫布鞋，手里一面泛黄的布幡，“神机妙算”四个字褪了色。先生在他家门口站住脚，非要给他母亲算一卦。母亲推不过。他躲在母亲身后，听见先生嗓子嘶哑，说母亲命里有“三男一女，将来养老送终靠的是老二，其他孩子，怕是都用不上了。”

别的卦辞像风过耳，唯独这句，像一枚冰钉子，凿进了他心窝里。他看见母亲脸上，先是一愣，随即，嘴角轻轻一牵，那表情说不清是信了还是没信，是悲是喜，像投石入深井，只泛起一丝看不真切的涟漪，就没了踪影。

后来，时代的洪流卷着家往前走。国家照顾煤矿工人，能给家人“农转非”。哥哥参军去了部队，弟弟妹妹还小。十七岁不到的吴斌，心里还装着书本，父亲却已在矿区的招工花名册上，替他按了手印。

第一次下井，他被一种纯粹的黑暗吞没了。那不是夜的黑，夜是有光、有声的。这是地心的黑，浓稠、死寂，压得人胸口发闷。矿灯的光柱像根细针，拼命想扎透这团墨。师傅的声音在黑暗里浮起来：“习惯就好，小子，咱们吃的就是这碗饭。”

可他习惯不了“不问”。在井下，他依旧是“二糊涂”。

“师傅，为啥这煤层斜着走，不直着长？”

“为啥这儿的煤比三区的硬，敲着声儿发闷？”

师傅帽灯的光束晃过被煤灰涂抹的脸，嘿嘿一笑：“小吴啊，叫你下井挖煤，不是叫你下井问问题。干活！注意自己的安全！”

日子，像矿车在轨道上运行，沉重，规律。他成了家，有了自己的窝。命运的轨迹，却似乎早被那算命的言中。弟弟刚办完喜事没多久，一个春日下午，人就没了——车祸，留下个没出世的女儿。哥哥从部队转业，好不容易在区武装部安稳下来，小日子刚透点亮，却得了烧钱的大病，掏空了大半个家，人还是没留住。父亲下了一辈子井，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终日坐在楼头，等那个“开车的大儿子”带他去洗澡。吴斌只是看着，一天天，一年年。

矿上棚户区改造，按政策分了一套主户，一套分户。母亲身体还硬朗时说过：“买房子挑个大点的，我将来跟你住。”吴斌记死了这句话。搬家到新小区，他在矿上干调度，凭着笔杆子和天天跟领导打交道的便利，找了管分房的副书记，递了份申请，硬是要来一套三室一厅。另一套房的户头，卖了三万块钱，像卖掉了家里一件沉重的旧家具。

母亲瘫痪在床，整整十七年。

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钻进母亲那间弥漫着药味和衰老气味的屋子。母亲不能说话了，只能用一双浑浊得如同雨前天空的眼睛看着他。那眼神里，有全然的依赖，有深不见底的歉疚，有时，会极快地闪过一丝他童年见过的、类似于“果然如此”的认命。他总是避开那眼神，心里却有个声音在无声地呐喊：“妈……那个人，当年到底还说了啥别的没有？”

送母亲走的那天，坟头的纸钱灰被风卷起，黑蝴蝶似的，在苍茫的天地间打着无奈的旋。

退休后，他在矿业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单位当了保安。脱下了厚重的矿工服，换上一身不合体的浅蓝色制服，他对自己说：这是最好选择了，往后，一天不如一天。

没人知道，这个微微驼背、沉默寡言的老吴，曾是矿上技术最过硬、脑子最清楚的金牌调度。

多年前，他跟风学人炒股，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买了20000股马钢。屏幕上的K线图，红红绿绿，在他眼里，是另一张藏着天地规律的“煤层图”。他研究、琢磨，以为自己抓住了那点规律，投进去的钱却像漏了底的口袋，一点点瘪下去。最终，输得很惨。

妻子这次没哭，也没闹，只是用一种被反复失望磨砺出的平静语气说：“老吴啊，咱认了吧。一辈子了，你总想把这世上所有事都掰扯明白，可有些事，它就是笔糊涂账。你这是跟命较劲，把家都较进去了。”儿子在外地上学，电话里的声音焦急又陌生：“爸，不是我讲你，你太自私了。这么多年，家里一点钱都让你亏完了。你拎不清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吗？你别炒了！将来我都不一定结婚，我准备出去打工赚钱了。”儿子的话，像钝刀子割肉，一下，一下。

他在妻子陪同下，去证券交易所营业部，清空了所有股票，办了销户。走出大厅时，阳光刺眼，他一阵眩晕。

此刻，他坐在狭小的保安亭里，窗外的秋风扫着落叶，打着无力的旋。他忽然无比怀念井下那纯粹的、可以被矿灯和身体感知的黑暗。那种黑暗，比眼前这日光下空茫的、无处着力的虚无，要好受得多。

“吴师傅，有你的件。”快递员塞进来一个扁平的纸盒。

他疑惑地拆开，是一本崭新的《诗刊》。他年轻时迷恋过文字，参加过自学考试，拿下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凭，也正因为这笔杆子，才从井下被提到了调度室。他写过诗，诗句里有过黑夜、矿井和远方的天空。后来，生活沉重的顶板压下来，诗情便被封存在了记忆的煤层深处，再没挖出来过。

把门的这几个老哥们，都是矿上退下来的，两千块的工资，长期守着夜班。生活，又一次轻而易举地把他摁倒，碾摩。

黄昏将天空染成橘红，像一块温暖的旧布。一个老人牵着一个小女孩走过。小女孩仰着头，声音清脆得像刚出井的煤块：

“爷爷，为什么树叶会变黄？”

“因为秋天到了呀。”

“为什么秋天到了，树叶就要变黄呢？”

老人被问住了，慈爱地拍拍她的头：“你这小丫头，怎么这么多‘为啥’呀。”

那一刻，时光仿佛猛地倒流。他看着小女孩那清澈的、不含一丝杂质的追问的眼神，仿佛看到了五十年前，那个在村头踩着夕阳影子、追问飞鸟与太阳的少年。一股热流毫无预兆地冲上他的鼻腔和眼眶，他赶紧低下头，用手背狠狠擦了一下。

他明白了。

他不是“二糊涂”。

他只是活在一个习惯了“差不多”、“就这样”、“问啥问，问了又能咋”的模糊世界里，却像生了病一样，固执地、不合时宜地，想要一个“清楚”。

夜色渐浓，路灯次第亮起，将他蹒跚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像一个沉默的、被磨损了的问号。

他锁好保安亭的门，裹紧了单薄的制服。风更冷了，直往骨头缝里钻。

明天，路，还是得一步一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