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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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推窗，赣江的潮气裹着稻香扑进来，这是吉安给我的第一份见面礼。我站在青原山脚下的老巷里，看卖米糕的阿婆用竹片挑起热气，竹篮上"庐陵"二字的红漆已斑驳，像极了这座城被时光磨旧的荣光。欧阳修说"环滁皆山也"，若他回到故里，该会写"环吉皆水也"吧？赣江穿城而过，泷江、恩江、禾水像脉络般织起这片土地，可这滋养了千年文脉的水，如今却也载着些许迷茫，在时代的河道里打转。
晨起的雾还没散，赣江就像被一块半透明的纱蒙着。我站在青原山脚下的老码头边，看摆渡人撑着竹篙从雾里钻出来，竹篙点在江面上，溅起的水珠里都裹着稻香，这香气不是凭空来的，是赣江两岸万亩稻田蒸出来的，混着水汽，在吉安的街巷里绕来绕去，连墙角的青苔都沾着几分温润的米香。
吉安的地理，是老天爷细细描过的。赣江从南往北穿城而过，到了中游地段，水流缓了下来，千万年的泥沙沉在江底，堆出了一片平坦的冲积平原。当地人管这片平原叫“赣吉沃野”，春末夏初时，稻浪一层叠着一层，风从青原山那边吹过来，稻穗晃得人眼晕，连空气都变得沉甸甸的，全是粮食的分量。青原山在城东，武功山在城西，两座山不算多高，却像两道绿色的屏风，把西伯利亚来的寒风挡在山外，把南来的暖湿气流留在平原上。老辈人坐在巷口的石凳上晒太阳，总爱用烟杆指着远山说：“咱吉安是‘金龟背印’的格局，你看赣江绕着城转半圈，像条红绸子系在龟身上，两岸的平原就是龟甲，这样的水土，养不出孬种，更养得出文气。”
我顺着泷江的田埂往乡下走，田埂窄得只能容下一只脚，两边的稻叶上还挂着露水，蹭得裤脚湿漉漉的。走了约莫二里地，看见前头的稻田里蹲着个老人，戴着顶旧草帽，背有些驼，手里捏着一把刚拔出来的稗子。我放慢脚步走过去，他听见动静，抬起头来，草帽沿下露出一张黝黑的脸，皱纹像田埂上的裂纹一样，一道叠着一道。“小伙子，来逛田？”他开口说话，声音带着点沙哑，手里还在不停地翻拣着稗子和稻苗，稗子的叶子比稻苗窄，颜色也深些，不细看很容易混在一起，可他的指尖像长了眼睛，捏起来分毫不差。
老人叫李建国，家就在附近的沙溪村，种了一辈子稻子。他把拔好的稗子捆成一小把，往田埂边一放，又蹲下去，手掌在稻穗上轻轻抚过，动作轻得像怕碰疼了什么。“这稻子金贵，稗子抢养分，得趁早拔。”他说，“我小时候跟着我爹拔稗子，他就跟我说，欧阳修当年在沙溪老家，也跟着他娘在田里薅过秧呢。”提到欧阳修，他的眼睛亮了些，伸手往西北方向指了指：“从这儿再走三里地，就是沙溪老街，欧阳氏的老祠堂还在，梁上的木雕，还是当年的样子。”
顺着他指的方向走，沙溪老街的青石板路被踩得发亮，缝隙里长着些细碎的青苔。老街尽头就是欧阳氏宗祠，大门是黑褐色的木门，门环上的铜绿磨得发亮，门楣上挂着块牌匾，写着“欧阳文忠公祠”，字迹虽有些斑驳，却透着一股端正的气。推开木门，“吱呀”一声响，像惊动了沉睡的时光。院子里种着两棵老桂树，树干得两个人合抱，枝叶遮了大半个院子。祠堂的正屋梁上，雕着些花纹，不是寻常大户人家爱用的龙凤，全是稻穗和书卷，稻穗颗粒饱满，雕得连麦芒都清晰可见；书卷是翻开的样子，连书页上的纹路都细细刻着。守祠的老人姓欧阳，是欧阳修的旁支后人，他指着那些木雕说：“当年欧阳修他爹欧阳观在四川做官，早早就没了，他娘郑氏带着他回沙溪，日子过得紧巴，哪有钱买木料雕龙凤？这些稻穗，是咱沙溪人的根本；这些书卷，是文忠公的念想。”
正屋的墙上挂着一幅郑氏的画像，画里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裳，头发挽得整齐，手里拿着一根荻草，眼神温和却透着坚定。欧阳老人说，当年郑氏就是用这泷江边的荻草教欧阳修写字的。“那时候没钱买纸墨，郑氏就带着欧阳修到泷江的滩涂上去，拔一根荻草，在湿泥上写字，写了干，干了再写。”我跟着老人走到祠堂后面的码头，这里紧挨着泷江，滩涂上长满了荻草，细长的叶子在风里晃着，顶端的穗子还是青绿色的，要到秋天才会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老人弯腰拔起一根荻草，递给我：“你摸摸，这草杆硬挺，写起字来不软塌，当年郑氏就用这个教出了个大文豪。”我捏着荻草杆，指尖能摸到细微的纹路，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荻草的清香，忽然就想起欧阳修写的“离愁渐远渐无穷”——他后来贬官在外，写了那么多思乡的词，怕不是总想起小时候在滩涂上，母亲握着他的手，用荻草在泥上写字的模样？那离愁里，藏着的不只是对故乡的念，还有母亲教给他的韧劲，是泷江边的风、滩涂里的泥，一点点喂进他骨子里的。
从沙溪往南走三十里，就到了吉水的湴塘村。还没进村子，就闻到一股荷香，顺着香味走，一片荷塘豁然出现在眼前。塘不大，约莫有十几亩，荷叶挨挨挤挤的，粉白的荷花从叶缝里钻出来，有的开得正盛，有的还打着花苞。塘边的老槐树下坐着个老人，手里拿着把蒲扇，慢悠悠地扇着，见我盯着荷塘看，就笑着招呼：“来瞅荷花？这塘可有年头了，杨万里当年就在这儿看荷写诗呢。”
老人姓杨，是湴塘村的老住户，守这荷塘守了四十多年。他说，这塘比杨万里的年代还早，只是杨万里当年在村里教书时，最爱蹲在塘边看荷，写了不少关于这塘的诗。“人家都说他写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是写西湖的，其实啊，他最早写的是咱这塘的荷。”杨老人往塘里指了指，“你看那塘中间的老荷梗，比别的都粗，那是几十年前的老根发的，当年我爹就跟我说，这根底下，说不定还埋着杨万里看过的荷瓣呢。”
正说着，几个穿汉服的姑娘说说笑笑地走过来，手里举着荷花，对着手机镜头摆姿势。“姑娘，知道这塘是谁写的不？”杨老人问。一个姑娘头也不抬地说：“不就是个网红荷塘嘛，好看就行。”另一个姑娘跟着说：“好像有个诗人写过，叫啥‘小荷才露尖尖角’，下句是啥来着？”杨老人叹了口气，摇着蒲扇不说话了。我蹲在塘边，看着水里的蜻蜓停在刚露出来的荷尖上，翅膀透明得像纱，忽然就懂了杨万里的“诚斋体”为啥那么鲜活——他写的哪里是荷？是塘边吹过的风，风里带着的荷香；是荷叶上滚着的露，露掉在水里的声响；是农夫下塘摘莲时，裤脚沾着的泥点；是傍晚时分，塘边人家升起的炊烟。这些不是什么文人雅事，全是湴塘村最寻常的日子，可他偏偏能从这些日子里写出诗意来，这是刻在吉安人骨子里的“接地气”。
塘边有家小卖部，老板娘正用吉水方言吆喝着卖冰棒：“冰棒——绿豆的——凉快哟——”尾音拖得长长的，拐着个弯，像唱歌一样。我买了一根冰棒，坐在小卖部的屋檐下吃，听老板娘说，她娘家就是湴塘村的，小时候跟着外婆在塘边采莲，外婆就教她背杨万里的诗，“那时候觉得诗难背，现在才知道，外婆教的不是诗，是咱吉水人的日子。”她说着，用手指敲了敲柜台，柜台是老木头做的，上面刻着些细碎的花纹，“这柜台还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当年杨万里要是来买东西，说不定就趴在这上面歇过脚呢。”我看着她脸上的笑，又听着她的吉水方言，忽然觉得，她的吆喝声和杨万里诗里的节奏竟有几分像——都是那样轻快、鲜活，带着生活的热气。
从湴塘村再往东南走，就到了文天祥的故乡富田镇。刚进镇口，就看见一棵老樟树，树龄怕是有上千年了，树干粗得要四五个人合抱，枝叶像一把大伞，遮了半条街。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围着一张石桌下象棋，棋子拍在石桌上，“啪”的一声响，在安静的镇子里传得很远。
文氏宗祠就在镇中心，红墙黑瓦，飞檐翘角，只是墙皮有些脱落，露出里面的青砖。宗祠的大门上挂着块牌匾，写着“文氏祖祠”，门两边的石柱上刻着“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字体浑厚有力，只是被雨水浸得发黑，边角处有些风化。导游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姓文，也是文氏后人，她指着石柱说：“这四个字是文天祥小时候跟着族人刻的，那时候他才八岁，写的字还带着点稚气，后来族人又重新刻了，可还是照着他当年的笔意。”
走进宗祠，正屋的供桌上摆着文天祥的牌位，牌位前的香炉里插着几炷香，烟气袅袅地往上飘。供桌后面的墙上挂着文天祥的画像，画里的他穿着官服，眼神坚定，透着一股不屈的气。文导游指着画像说：“文天祥小时候就在宗祠后面的私塾读书，私塾旁边有口古井，他每天都要去井里汲水研墨。”跟着她往后走，果然看见一口古井，井栏是青石板做的，被绳子磨出了一道道深沟。我趴在井栏上往下看，井水清得能看见井底的鹅卵石，水面映着蓝天白云，还有几只蜻蜓在井边飞，可怎么看，都照不出当年那个少年研墨时的模样，更照不出后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决绝。
“我爷爷说，文天祥就义前，在大都写《正气歌》，开头‘天地有正气’五个字，其实是咱吉安的山水教给他的。”文导游说，“你看青原山，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都站得笔直；你看赣江水，不管遇到多少礁石，都往前流。这就是正气，是刻在吉安山水里的。”镇口的老樟树下，下棋的老人散了场，一个白胡子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听见我们的话，点点头说：“当年文天祥从大都押回来的时候，路过吉安，就站在赣江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可那眼神，比赣江水还沉。”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一股庄重，“咱富田镇的人，不管过多少年，都记得他那句话——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富田镇回吉水县城，特意绕到了解家巷。巷口的牌子上写着“解缙故里”，巷子不宽，青石板路两旁是老房子，墙头上长着些瓦松，还有几户人家的院墙上爬着丝瓜藤，开着黄色的小花。解家巷32号是一栋老宅院，门口挂着块“解缙故居”的牌子，院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走进去，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结满了青绿色的石榴。守院的老人姓解，是解缙的第十代孙，他说这院子是解缙当年亲手建的，石榴树也是他种的。“我爷爷说，解缙小时候就爱在石榴树下读书，夏天热了，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手里拿着书，嘴里还念念有词。”
院子的东厢房里，挂着几块石刻，上面刻着解缙写的春联，其中一块上写着“门对青山千古秀，户迎绿水万年春”，字迹潇洒飘逸。解老人说，这是解缙当年为邻居写的，后来邻居刻在石头上，一直传到现在。“解缙小时候可调皮了，巷口的豆腐摊老板喜欢他，常让他帮忙看摊子，有一次老板让他写个招牌，他挥笔就写了‘磨碎春秋，煮融岁月’，把个豆腐摊写出了文人味。”解老人笑着说，“那老板不识字，只觉得字好看，就把招牌挂在摊子上，后来好多人来买豆腐，都是为了看那招牌。”
可提到解缙的结局，解老人的眼神暗了下来。“他那么有才，却落了个被埋杀在雪地里的下场，可惜啊。”他叹了口气，指着院子里的石榴树，“这树每年都结很多石榴，可我总觉得，要是解缙能看到，肯定会写首诗夸夸它。”从故居出来，走在解家巷的青石板路上，看见巷口的豆腐摊还在，老板是个年轻人，摊子上的招牌换成了塑料的，写着“正宗解家巷豆腐”，却没了当年“磨碎春秋”的韵味。旁边有个卖奶茶的小店，招牌上写着“解缙奶茶”，可来往的年轻人买了奶茶就走，没几个人知道，这条巷子里曾经出过一个“明代第一才子”，写过“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的妙联。
离开吉水前，去了庐陵文化生态园。园子里种着很多樟树，阳光穿过樟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园子的中央有个石碑林，几十块石碑上刻着吉安先贤的名句，最显眼的一块刻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不是吉安人，可导游说，当年欧阳修把这句写在自己的文集里，后来吉安人就把它刻在石碑上，因为这句写的，正是欧阳修、文天祥、解缙这些吉安先贤的心声。
我站在石碑前，看着那些跳动的光影，忽然听见旁边有人说：“这‘先天下之优而优’写得真好。”转头一看，是个年轻姑娘，正拿着手机对着石碑拍照。“姑娘，那是‘忧’，不是‘优’。”我提醒她。她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哦，看错了，反正就是个拍照背景嘛。”说完，拍完照就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又看了看石碑上的字，心里像堵了点什么——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字，是吉安千年文脉的根，可如今，拍照的人多了，驻足细读的人少了；凑热闹的人多了，懂其中滋味的人少了。
风从赣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樟树的清香和稻子的气息，拂过石碑上的字迹。我伸手摸了摸那些刻痕，指尖能感受到石头的冰凉，还有那些字里藏着的温度——那是欧阳修的韧劲，是杨万里的鲜活，是文天祥的骨气，是解缙的才情，是吉安的山山水水，用千年的时光，一点点浸进石头里，也浸进这片土地的血脉里。
天刚蒙出一层薄亮，赣江的潮气还没散，阳明路菜市场的竹筐就已经在青石板路上摆开了。我从租住处出来时，街角的修鞋摊刚支起木架，老王正弯腰把钉枪往工具箱里归置，金属件碰撞的轻响，和远处传来的卖豆浆的梆子声，搅和着晨光里的薄雾，成了吉安清晨最早的调子。
沿江路的老房子还浸在阴影里，墙根下的青苔沾着露水，踩上去软乎乎的。转过卖五金的铺子，菜市场的喧闹就撞了过来——不是大城市菜市场那种急吼吼的嘈杂，是带着吉安方言特有的温软，尾音拖得长长的，像赣江里打旋的水。入口处的老槐树掉了几片隔夜的叶子，落在一个卖菜阿婆的竹篮沿上，她伸手拂开时，我看见她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极了竹篮把手上磨出的包浆。
“后生仔，买把空心菜不？青原山脚下种的，今早天没亮才割的。”阿婆见我停步，把盖在菜上的湿纱布掀开一角。菜叶上的露水滚下来，滴在铺着的旧报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蹲下来看，空心菜的梗是嫩白的，梢头带着点浅紫，根须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黑泥。“阿婆，您这菜怎么种的？看着比别处的嫩。”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哪有什么诀窍？就是天天去山边挑泉水浇，不打那化学药。我家老头子种了一辈子菜，说菜和人一样，得用心喂。”
她的摊位不大，就摆着三四样青菜：空心菜、上海青、小葱，都码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小兵。旁边放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面盛着清水，泡着刚摘下来的菜心。“以前欧阳修在沙溪老家时，他娘种的菜，怕是也这么嫩。”阿婆用稻草给我捆空心菜，手指灵活得不像七十多岁的人，稻草结打得紧实又好看。“我孙女在南昌上大学，每次回来都要吃我炒的空心菜，说城里的菜没这个味。”她说着，又往我袋子里塞了一把小葱：“不要钱，搭给你的，炒鸡蛋香。”
菜市场里头更热闹些。卖鱼的老周蹲在水泥台后，手里拿着把剖鱼刀，正给一位大妈处理草鱼。鱼鳞在晨光里闪着银亮的光，落在地上的水盆里，溅起细小的水花。“周师傅，这鱼新鲜不？”大妈敲了敲鱼身。“放心，今早五点从赣江捞的，还蹦跶呢。”老周把鱼鳃掀开给她看：“你看这鳃，红得很，不是隔夜货。”他剖鱼的动作麻利，三两下就把内脏掏干净，用清水冲了冲，装在塑料袋里递过去：“还是给你切花刀不？”“要得，我家小孙子就爱吃你切的鱼块。”
拐角的豆制品摊前围着不少人。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叫李桂兰，大家都喊她兰子。她的摊位上摆着豆腐、豆干、豆皮、腐竹，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兰子，来两块豆腐。”一位大爷递过钱。“好嘞，张大爷。”兰子用竹刀切豆腐，动作轻缓，怕把嫩豆腐切散了。“这豆腐是今早三点磨的，你闻闻，还有豆香味。”她把豆腐装在荷叶上，“不用塑料袋，你老人家拿回去好透气。”
我站在旁边看她称豆干，发现她的秤杆总是翘得高高的。“称足点，大家都是老主顾，不能亏了人家。”兰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她的围裙上沾着点黄豆渣，像是天然的装饰。“我公公以前是做豆腐的，教我做豆腐时说，做吃食的，得讲良心，缺斤少两的事不能干。”她指着摊位后的小推车：“等下我还要去送豆腐，巷尾的老面馆天天要我的豆腐脑。”
从菜市场出来时，怀里的空心菜还带着露水的凉。顺着沿江路往南走，就看见老王的修鞋摊了。摊前的老槐树长得枝繁叶茂，把大半的阳光都挡了回去。老王坐在小马扎上，正给一双旧皮鞋钉掌。他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左手扶着鞋，右手握着钉枪，“啪”的一声，钉子就牢牢钉在了鞋底。
“老王，忙呢？”我走过去打招呼。他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是你啊，后生仔。来修鞋？”“不是，刚从菜市场过来，顺便看看。”我指着他手里的鞋：“这鞋有些年头了吧？”“可不是，张老师的，穿了五年了，舍不得扔，坏了就来修。”老王把钉好的鞋拿起来看了看，用砂纸磨了磨边缘：“以前人穿鞋，一双能穿好几年，坏了就修；现在年轻人，鞋稍微有点旧就扔，我这生意啊，一年不如一年。”
他的工具箱是个掉了漆的木箱，分成好几个格子，里面摆着钉子、线团、胶水、砂纸，都码得整整齐齐。箱盖上贴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年轻时的老王和一个女人的合影。“这是我老伴，以前和我一起守这个摊。”老王摸了摸照片：“三年前走了，走之前还说，这摊不能丢，老主顾们还等着呢。”
正说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大爷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双布鞋：“老王，帮我把这鞋底补补，孩子给买的新鞋，就是鞋底太薄。”“好嘞，李大爷。”老王接过布鞋，翻过来一看：“这鞋料子好，我给你补层牛筋底，耐穿。”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块牛筋底，比着鞋底的大小剪起来，剪刀在牛筋上“咔嚓咔嚓”响，像是在裁剪时光。
“以前这沿江路多热闹啊，”李大爷蹲在旁边说，“有修鞋的、修伞的、配钥匙的，还有卖糖画的。现在就剩老王你这一个老摊子了。”老王叹了口气：“是啊，修伞的老陈去年回乡下了，配钥匙的小吴去深圳打工了。就我这老骨头，走不动了，守着吧。”他剪好牛筋底，涂上胶水，用夹子夹好：“明天来拿，胶水得晾一晚才牢。”
中午的太阳热起来，沿江路的老房子投下长长的影子。我顺着香味找到那家炒粉店时，门口已经坐了好几桌人。老板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师傅，围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正站在灶台前翻炒米粉。铁锅烧得通红，他往锅里倒了勺菜籽油，油一热，放进蒜米和干辣椒，“滋啦”一声，香气就飘了满街。
“陈师傅，一份炒粉，加个蛋。”我找了个靠街的桌子坐下。“好嘞！”陈师傅应了一声，抓起一把干米粉放进锅里，手里的锅铲上下翻飞，米粉在锅里跳着舞，很快就染上了酱油的颜色。他又往锅里加了豆芽、青菜和肉丝，继续翻炒，动作娴熟得像在表演。
“以前我这店是柴火灶炒粉，”陈师傅一边炒粉一边说，“那火猛，炒出来的米粉又香又有嚼劲。后来为了环保，改成煤气灶了，味道总差那么点意思。”他把炒好的粉盛进瓷碗里，撒上葱花和花生米：“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口，米粉筋道，豆芽脆嫩，带着淡淡的酱油香，确实好吃。邻桌坐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炒粉。“小明，慢点吃，别噎着。”陈师傅递给他一杯凉茶。“陈叔叔，你炒的粉比我妈做的好吃。”小明含糊地说。“你这孩子，就会哄我。”陈师傅笑了，眼角的皱纹里都是暖意。
“这孩子家就在附近，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跟着爷爷奶奶过。”陈师傅坐下来歇了会儿，喝了口凉茶，“每天放学都来我这儿吃一碗炒粉。”他指着墙上的老照片：“你看，这是我刚开这店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现在都快五十了。”照片上的陈师傅穿着白衬衫，笑容青涩，灶台还是柴火灶，旁边摆着几个粗瓷碗。
“以前赣江边全是炒粉摊，”陈师傅说，“一到晚上，灯亮起来，热闹得很。现在就剩我这一家了。年轻人都爱去吃火锅、烧烤，不爱吃炒粉了。”正说着，一位大妈端着个碗走过来：“小陈，给我下碗清汤。”“好嘞，王大妈。”陈师傅站起来，走进后厨，很快就端出一碗清汤，里面飘着几个肉馅的小馄饨。“还是老样子，不放香菜。”“对，你记得清楚。”王大妈笑着说。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吉安南火车站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候车厅里人来人往，大多是背着行李的年轻人，他们的脸上带着对远方的期待，也藏着对家乡的不舍。我找了个座位坐下，旁边坐着个穿粉色外套的姑娘，正低头给手机充电。
“你也是去深圳吗？”我问她。她抬起头，笑了笑：“是啊，去深圳打工。你呢？”“我来吉安玩的。”我说。她把手机揣进兜里：“我叫小周，吉水的，在深圳的电子厂上班，一年就回来一次。”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玻璃罐，里面装着酱萝卜：“这是我妈做的，说让我带在火车上吃。”
玻璃罐里的酱萝卜切成细条，颜色是深褐色的，透着股酱香。“我妈每年都给我做这个，”小周说，“在深圳买不到这个味。我每次吃的时候，都想起家里的饭。”她拧开罐子，夹了一根放进嘴里，眼睛微微眯起来：“还是家里的味道好。”
候车厅的电子屏上，正播放着吉安的招商广告：“庐陵故地，投资热土，欢迎您来吉安创业。”小周瞥了一眼，笑了笑：“要是吉安的工资能高点，谁愿意去外地啊？我在深圳一个月能挣八千多，在吉安最多三千，不够花。”她的手机响了，是她妈妈打来的：“妈，我知道了，我会注意安全的……嗯，到了给你打电话……你和爸别太累了。”挂了电话，她的眼睛有点红。
不远处，一对夫妻正带着孩子收拾行李。男人背着个大大的行李包，女人抱着孩子，孩子手里拿着个玩具车，不停地哭闹：“我不要去深圳，我要奶奶。”女人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乖，到了深圳，妈妈给你买新玩具。”男人叹了口气：“没办法，在家里挣不到钱，只能去外地。”
候车厅的广播响了，开始检票了。小周站起来，拿起行李：“我该走了。”她挥了挥手：“下次回来，我还来吃陈师傅的炒粉。”看着她随着人流走向检票口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座城市的热闹里，藏着太多这样的离别。
从火车站出来，我打车去了吉安县的工业园区。车子驶离市区，路边的稻田渐渐多了起来，金黄的稻穗在风里晃着，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工业园区的大门很气派，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吉安电子信息产业园”。走进园区，一座座标准化厂房整齐排列，门口停着不少货车，工人们正忙着装卸货物。
在一家生产手机屏幕的企业里，老板张总带我参观了生产车间。车间里很干净，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在流水线上忙碌着。“我们是去年从深圳转移过来的，”张总说，“吉安的劳动力成本低，政策也优惠，而且离珠三角近，物流方便。”他指着一条新的生产线：“这条线下个月就能投产，投产后产能能提高一倍。”
但张总也有自己的烦恼：“我们想在吉安建研发中心，可就是招不到高端人才。吉安的高校少，留不住人才，我们只能从深圳派专家过来，成本太高了。”他叹了口气：“现在车间里的工人大多是本地的年轻人，但技术工人还是缺，只能慢慢培养。”
在车间里，我遇见了一个叫小林的年轻人，他正在操作一台机器。“我是吉安本地的，”小林说，“以前在深圳打工，去年听说这里招工，就回来了。”他笑了笑：“虽然工资比深圳低，但能陪在父母身边，挺好的。”他的手机响了，是他妈妈打来的：“妈，我晚上回去吃晚饭，你做我爱吃的红烧肉。”挂了电话，他的脸上满是笑容。
傍晚时分，我去了螺子山公园。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橙红色，赣江的水面波光粼粼，像撒了一层金子。公园里很热闹，有散步的老人、跳广场舞的大妈、带着孩子玩耍的父母。在公园的一角，一位大爷正坐在石凳上拉二胡，旁边围着不少人。
大爷穿着件旧中山装，头发花白，手里的二胡很旧，琴杆上包着厚厚的浆。他拉的是《十送红军》，琴声悠扬又悲壮，听得人心里发沉。“大爷，您拉得真好。”我说。他停下来，笑了笑：“我拉了一辈子二胡，就爱拉这首曲子。我父亲是老红军，当年跟着部队从吉安出发，就再也没回来。”
他的手指在琴弦上动了动，又开始拉起来。琴声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场景，看到了那些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们。旁边的一位老人跟着琴声哼唱起来，声音有些沙哑，却很投入。夕阳落在他们的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公园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放起了音乐，欢快的节奏和二胡的琴声交织在一起，竟也不觉得违和。我坐在石凳上，看着眼前的景象：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打闹，老人们在树下聊天，年轻情侣在湖边散步。这座城市的傍晚，是这样的平和而温暖。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才离开公园。沿着沿江路往回走，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在老房子的墙上，像一幅温暖的画。菜市场已经收摊了，只剩下几个摊主在收拾东西，竹筐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
老王的修鞋摊还没撤，他正弯腰收拾工具箱。“老王，还没回家啊？”我问。“快了，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就走。”他抬起头，笑了笑：“今天生意还行，修了五双鞋。”他把工具箱扛在肩上，慢慢往家走，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回到租住处，我把从菜市场买的空心菜拿出来，炒了一盘。菜的香味飘满了屋子，和阿婆说的一样，比城里的空心菜嫩多了。吃着菜，我忽然明白，吉安的市井烟火里，藏着最真实的生活——有阿婆的热情，有老王的坚守，有陈师傅的实在，也有小周的不舍。这些冷暖交织的瞬间，才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窗外的赣江静静地流着，月光洒在水面上，像一条银色的带子。我知道，明天的吉安，还会从菜市场的喧闹开始，还会有那么多的人和事，在这座城市里上演着属于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就像赣江里的水，平凡却又充满力量，滋养着这座城，也温暖着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
我是在一个雨后的清晨走进解家巷的。此前已在网上见过它的模样——青石板路被刷得发白，两侧老墙画满水墨漫画，“解缙故里”的木牌悬在巷口，字上还裹着新漆的亮泽。可真站在巷口时，最先撞进眼里的不是那些网红元素，而是墙根下坐着的一位老人。他穿件洗得发灰的蓝布对襟衫，手里攥着个缺了口的瓷碗，碗里是凉透的稀粥。见我举着相机，他眼皮都没抬，只往墙里挪了挪，避开那片被网红们踩得发亮的石板。
“这巷儿，前两年还不是这样。”老人忽然开口，声音像巷尾老槐树的皮，粗糙得刮耳朵。他姓周，在解家巷住了七十多年，小时候跟着爷爷在巷口的豆腐摊帮工，与解缙的后人做过邻居。“那时候巷子里的墙是土坯的，下雨就掉渣，可墙根下全是花——指甲花、凤仙花，都是各家阿婆种的。”他指了指现在画满漫画的墙，“你看这墙，刷得比脸还白，可夜里摸上去，凉得像冰，没有一点人气。”
巷口第一家就是“解缙茶铺”。玻璃门上贴着网红打卡指南，写着“必点才子饮，拍照发圈赠小礼品”。我掀开门帘进去，一股甜腻的果茶香扑面而来，盖过了本该有的茶叶清苦。收银台后的小姑娘正对着手机直播，头上戴的“江南才子”纸帽歪在一边。“欢迎宝宝们来到解缙故里茶铺！”她声音捏得发尖，“这款金桔柠檬茶，据说是解缙当年最爱喝的，大家赶紧下单哦！”
我问她知道解缙写过什么吗？小姑娘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当然知道啦，他是大才子嘛！墙上画的都是他的故事，比如……比如给人写春联那个！”她指了指墙上的漫画，画里解缙站在豆腐摊前，手里举着“磨碎春秋”的招牌，可旁边配的文字却是“网红豆腐，打卡必吃”。周老伯说，那豆腐摊确实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歇业，摊主姓陈，是解缙的远房亲戚，摊前的招牌真是解缙手迹，后来被文化馆收走了，“哪有什么网红豆腐，当年陈家阿婆做豆腐，凌晨三点就起来磨浆，磨出来的豆腐嫩得能掐出水，街坊邻居都来买，从不用吆喝。”
茶铺隔壁是家汉服租赁店，门口挂着十几件绣着蕾丝的“改良汉服”。几个穿校服的姑娘正在挑衣服，其中一个拿起件露肩的粉色汉服，问老板：“穿这个去净居寺拍照，能出片吗？”老板拍着胸脯保证：“绝对能！昨天还有个网红穿这个拍视频，点赞都过万了！”周老伯看着那些衣服，摇了摇头：“我们小时候，只有结婚的姑娘才穿汉服，都是家里老人一针一线缝的，哪有这么花哨？穿在身上，是规矩，也是体面。”
顺着巷子里的指示牌，我找到了解缙当年为邻居写的春联石刻。石刻被嵌在一面新砌的石墙上，周围用玻璃罩着，旁边摆着“最佳拍照点”的牌子。几个年轻人正围着石刻拍照，有人蹲在地上找角度，有人拿着手机支架调试，却没人看石刻上的字。“这字写得真好看，就是不认识。”一个姑娘笑着说，另一个接话：“管它写啥，拍出来好看就行！”我凑近玻璃罩，看清上面的“门对青山千古秀，户迎绿水万年春”，字迹遒劲有力，可玻璃上满是指纹，把“秀”字的最后一笔遮得严严实实。
周老伯说，以前这石刻就嵌在老墙根下，没有玻璃罩，孩子们放学路过，会用手指顺着笔画摸，久而久之，字的凹槽里磨得发亮。“有次我孙子问我，‘爷爷，这字写的啥呀？’我就教他念，教他讲解缙的故事。现在孙子在外地上大学，回来也不看石刻了，就抱着手机刷抖音，说上面有解家巷的网红视频。”他叹了口气，转身往巷深处走，背影融进了新旧交织的巷影里。
从解家巷出来，我打车去了青原山的净居寺。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听说我去净居寺，笑着说：“你是去拍照吧？现在那地方可火了，周末全是穿汉服的小姑娘，堵得车都开不过去。”我问他去过吗？他说：“去过一次，想烧柱香求平安，结果到处都是拍照的，连香炉前都站满了人，挤都挤不进去，后来就再也没去过。”
车到青原山脚下，果然看到不少穿汉服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往山上走，手里拎着化妆包和自拍杆，有的还拖着行李箱，装着换穿的衣服。山路上的石板被踩得光溜溜的，两旁的竹林里，不时传出手机拍照的“咔嚓”声和姑娘们的笑声。有个姑娘为了拍竹林深处的背影，让同伴踩着竹子摇晃，几片竹叶落下来，粘在她的头发上，她却浑然不觉，只顾着看手机里的照片。
净居寺的山门是明代遗存的，红墙斑驳，门楣上的“净居寺”三个字是行思大师的手迹，被风雨浸得发黑。可山门前的空地上，却搭起了临时的摄影棚，铺着粉色的地毯，挂着写着“禅意写真”的横幅。几个姑娘正围着补妆，粉底涂得厚厚的，口红是亮闪闪的色号，与寺庙的肃穆格格不入。有个姑娘穿着露脐的“汉服”，在山门前摆着夸张的姿势，摄影师举着相机喊：“再往门里站一点！把‘净居寺’三个字拍进去！”
我走进山门，迎面撞见一个僧人。他穿着灰色的僧袍，手里托着一个铜钵，正往大殿走。见我进来，他合掌行了个礼，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我问他现在来寺庙的游客是不是大多为了拍照？他点了点头，说：“以前来的多是香客，清晨来，带着香火，在大殿前拜一拜，然后去后院听师父讲经，中午在寺里吃碗素面，下午安静地走。现在不一样了，游客来得晚，走得早，大多是奔着拍照来的，进殿不拜，见佛不礼，拍完就走，连寺里的钟声都嫌吵。”
他带我去了后院的银杏树下，那是网红们最爱拍照的地方。树下铺着一层落叶，金黄一片，可落叶间却散落着不少垃圾——化妆品的包装盒、矿泉水瓶、撕碎的纸巾。“昨天有个姑娘为了拍银杏雨，让同伴摇树，摇下来好多叶子，也不收拾，就那么扔在地上。”僧人蹲下身，捡起一片被踩碎的银杏叶，“这棵树有三百多年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以前我们都舍不得碰，现在却成了拍照的道具。”
大殿里，几个香客正在拜佛，手里拿着香，神情虔诚。可殿门口，却有个穿汉服的姑娘靠在柱子上打电话，声音很大：“我在净居寺呢，拍了好多照片，回去就发朋友圈，保证比你上次拍的好看！”香客们皱着眉看她，她却毫不在意，挂了电话又对着柱子摆起了姿势。僧人叹了口气，说：“我们也劝过，可有的人说‘我花钱租了汉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还有的人说‘我是来宣传寺庙的，让更多人知道这里’，可这种宣传，不是我们想要的。”
中午在寺里吃素面，面是寺里的师父自己做的，浇头是青菜和香菇，清淡可口。邻桌坐着两个姑娘，正对着手机里的照片修图，把寺里的红墙修成了粉色，把银杏叶修成了金色。“这样发出去肯定火！”一个姑娘说。另一个说：“对了，我们要不要加个‘求姻缘’的文案？这样点赞更多！”她们吃面吃得很快，剩下半碗就走了，碗里的青菜还没动。师父收拾碗筷时，看着剩下的面，轻声说：“以前香客吃面，都是吃得干干净净，说不能浪费粮食，现在的年轻人，唉……”
离开净居寺时，山脚下的茶农正在采茶。他们戴着斗笠，腰间系着竹篓，手指在茶树尖上飞快地掐着。茶农姓王，今年六十多岁，种了一辈子茶，寺里的茶叶都是他供的。“以前我每天早上都要送茶到寺里，师父们会和我聊几句，问茶叶的长势，还教我怎么炒茶。”他说，“现在送茶去，师父们都在忙着劝游客，没功夫说话了。”他拿起一片茶叶，放在鼻尖闻了闻：“这茶叶要静下心来采，才能有香味，拍照拍不出茶叶的香啊。”
从青原山下来，我去了文天祥纪念馆。纪念馆在富田镇的文氏宗祠旁，是座白墙黑瓦的建筑，门口立着文天祥的雕像，雕像前摆着几束鲜花，看得出是刚换的。讲解员小吴正在门口等我，她二十出头，戴副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今天人不多，平时周末会有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还有一些单位来搞党建活动。”她说着，带我走进纪念馆。
纪念馆里陈列着文天祥的书信、手稿复制品和一些历史图片。小吴指着一封《与弟书》的复制品说：“这是文天祥在狱中写给弟弟的信，里面说‘吾平生无他志略，惟有忠义报国’，这是他一生的写照。”正说着，几个年轻人走进来，手里拿着手机，一边走一边拍，根本不听讲解。其中一个人指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手稿说：“这句话我知道，王者荣耀里有人用过！”另一个人笑着说：“真的假的？那我也去用！”
小吴的脸沉了下来，想说什么，又忍住了。等那几个年轻人走后，她才叹了口气：“这样的游客遇到过很多次，有次一个人问我，文天祥是不是三国里的？还有人把‘正气歌’念成‘霸气歌’，我纠正他，他还说‘不都差不多嘛’。”她带我走到一面刻着《正气歌》的墙前：“这面墙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上面的字是请书法家用隶书刻的，可很多游客根本不看内容，就对着‘人生自古谁无死’那一句拍照，拍完就走，连后面的‘留取丹心照汗青’都不知道。”
纪念馆的后院有口古井，就是文天祥幼年汲水研墨的那口。井栏上布满了绳痕，是岁月磨出来的。小吴说：“以前来参观的老人，都会趴在井边看很久，有的还会掬一捧井水洗手，说沾沾文先生的正气。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站在井边拍张照，连井里的水都懒得看一眼。”我趴在井边，看到水面映着蓝天白云，还有纪念馆的白墙，可怎么看，都看不出当年那个少年在此研墨的身影。
有个老人拄着拐杖走进后院，径直走到井边，慢慢蹲下身，用手摸了摸井栏。小吴说，老人姓文，是文天祥的后人，每天都会来纪念馆转一转，看看古井，看看宗祠。“文爷爷，今天来得早啊。”小吴笑着打招呼。老人点了点头，指着井栏说：“这井栏，我小时候就摸，那时候上面的绳痕没这么深，现在都快磨平了。”他看着井里的水，眼神悠远：“我爹告诉我，文先生当年就是用这井里的水写文章，写出来的字才有骨气。现在的孩子，用电脑打字，哪还知道井水的凉、墨汁的香啊。”
离开纪念馆时，遇到一群来搞党建活动的人。他们穿着统一的红色马甲，在文天祥雕像前合影，有人举着党旗，有人喊着口号，合影完就匆匆离开了，没进纪念馆参观。小吴说：“这样的活动每周都有，说是学习文天祥的精神，可大多是走个过场，拍完照就走，根本没人愿意静下心来了解他的故事。”她望着那群人的背影，眼里满是无奈。
接下来的几天，我去了吉安市图书馆。图书馆在市中心，是座现代化的建筑，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走进馆内，一楼的少儿借阅区很热闹，孩子们坐在地上看漫画书，笑声此起彼伏。可上到三楼的古籍部，却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古籍部的管理员姓刘，已经快退休了，正戴着老花镜整理古籍。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封面上的字大多模糊不清，有的书脊已经断裂，用绳子捆着。“这些都是庐陵文化的宝贝，有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抄本，有文天祥的《指南录》刻本，还有解缙的《永乐大典》残卷。”刘老师指着书架说，“可一年也没几个人来借，除了几个研究历史的老教授，年轻人根本不来。”
他拿出一本《欧阳文忠公集》抄本，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是手写的，工整秀丽。“这本抄本是清代的，是以前一个老秀才抄的，里面还有他的批注。”刘老师说，“上次有个大学生来查资料，看到这本抄本，问我能不能复印，我说这是孤本，不能复印，他就走了，说网上能找到电子版，没必要看原书。”
古籍部的角落里，堆着一些捐赠的旧书，有的是线装书，有的是民国时期的铅印本。刘老师说：“这些都是市民捐赠的，有的是家里传下来的，可我们没地方放，也没人整理。”他拿起一本民国时期的《庐陵诗钞》，封面上有虫蛀的痕迹：“这本书里收录了很多吉安本地诗人的作品，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
少儿借阅区的管理员告诉我，现在孩子们最爱看的是漫画书和教辅资料，很少有孩子看吉安先贤的著作。“我们也摆了一些《欧阳修故事集》《文天祥传》之类的书，可很少有人问津。”她说，“有次一个孩子拿起《文天祥传》，翻了几页就放下了，说‘不好看，没有奥特曼有意思’。”
图书馆门口的“庐陵文化研习基地”牌子，油漆已经脱落，“研”字的右边少了一笔。刘老师说，这个牌子挂了五年了，刚开始还组织过几次研习活动，后来因为没人参加，就停了。“上次想请个教授来讲欧阳修的文章，报名的只有五个人，还都是退休老人，最后只好取消了。”
离开图书馆那天，遇到一个来还书的老教授。他借的是一本《杨万里诗集》，书页上写满了批注。“我研究杨万里的诗几十年了，每次来图书馆都要借这本书。”老教授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这些了，觉得太老了，可这些都是我们吉安的根啊，根丢了，就什么都没了。”他看着图书馆的玻璃幕墙，叹了口气：“建筑越来越新，可里面的东西越来越旧，越来越少了。”
最后，我去了吉水县的老街，想看看那些快要失传的老手艺。老街不长，两旁是低矮的砖瓦房，有的门上挂着“木雕世家”“剪纸坊”的招牌，可大多关着门。
在一家木雕店前，我看到一个老人正在雕刻。他姓陈，今年七十四岁，是陈家木雕的第五代传人。店里摆满了木雕作品，有佛像、花鸟、人物，雕工精细，栩栩如生。“以前我们家的木雕很有名，吉安的祠堂、民居，很多都用我们的木雕。”陈师傅说，“现在没人做祠堂了，民居也都是钢筋水泥的，用不上木雕了，我的生意越来越差。”
他正在雕刻一个木雕笔筒，手里拿着刻刀，在木头上飞快地游走，木屑纷纷落下。“这门手艺要学十年才能出师，不仅要会雕刻，还要懂美术、懂历史，比如雕人物，要知道人物的身份、服饰、神态，不能瞎雕。”陈师傅说，“我收过三个徒弟，都是我侄子、外甥，可他们都嫌太苦、不赚钱，出去打工了。”
他拿起一个雕好的“松鹤延年”木雕，眼神里满是骄傲：“这个木雕我雕了三个月，光打磨就用了一个月，现在能出这个活的，吉安没几个人了。”可说完，他又叹了口气：“上次有个老板来买木雕，说要放在办公室当装饰，问我能不能雕个‘招财猫’，我说我只会雕传统的，他就走了。”
在老街的另一头，有个剪纸艺人，姓肖，今年六十多岁。她的店里摆着各种各样的剪纸作品，有窗花、喜字、生肖，还有一些反映吉安民俗的剪纸，比如“插秧”“采茶”“庙会”。“以前姑娘出嫁，都要找我剪窗花，剪‘鸳鸯戏水’‘莲年有余’，现在姑娘出嫁都买现成的装饰品，没人剪窗花了。”肖阿姨说，“我现在只能在旅游景点摆个小摊，卖些简单的剪纸画，赚点零花钱。”
她给我演示剪窗花，只见红纸在她手里转了几下，剪刀“咔嚓”几声，一朵栩栩如生的莲花就剪好了。“这门手艺是我娘教我的，我十岁就开始学，剪了一辈子。”肖阿姨说，“我想收个徒弟，可问了好多年轻人，都说‘剪这个能当饭吃吗？’没人愿意学。”她拿起一朵剪好的莲花，放在阳光下看：“再过几年，我眼睛花了，就剪不动了，这手艺也就断了。”
老街的巷口，有个修棕绷的老人，姓罗，今年七十八了。他的修棕绷摊子摆在一棵老樟树下，工具摆了一地——棕绳、木槌、锥子。“现在没人用棕绷了，都用席梦思，我的生意早就歇了，只是每天来这里坐一坐，习惯了。”罗师傅说，“以前吉安人结婚，都要买一张棕绷床，我一天能修三张，现在一个月也遇不到一个修棕绷的。”
他拿起一根棕绳，放在手里搓了搓：“这棕绳要选海南的老棕，泡在桐油里三个月，才耐用。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这些讲究？”他看着老街的尽头，那里正在建高楼，塔吊的影子投在老街上，像一把巨大的锤子，“老街也要拆了，建商品房，到时候我连摆摊的地方都没有了。”
离开老街时，夕阳正往下沉，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肖阿姨站在店门口，手里举着剪好的“吉安八景”剪纸，对着夕阳看，剪纸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幅流动的画。陈师傅的木雕店关了门，门上挂着一把旧锁，锁上的铜绿在夕阳下闪着光。罗师傅收拾好工具，拄着拐杖慢慢走，背影融进了暮色里。
我忽然想起在解家巷遇到的周老伯，在净居寺遇到的僧人，在文天祥纪念馆遇到的小吴，在图书馆遇到的刘老师，他们就像老街的老手艺一样，守着吉安的文脉，可这文脉，就像老樟树上的叶子，一阵风来，就落了一地。网红的喧嚣像一场热闹的戏，戏散了，只留下满地狼藉，而那些真正的文化，却在角落里，渐渐被人遗忘。
回到住的旅馆，我打开窗户，赣江的潮气裹着稻香飘进来，和我刚到吉安时闻到的一样。可这香气里，却多了一丝淡淡的忧伤——那是文化失落的味道，是老手艺失传的味道，是先贤故事被遗忘的味道。我想，吉安的“何安”，或许就藏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藏在周老伯的记忆里，藏在陈师傅的刻刀下，藏在肖阿姨的剪刀上，只是，我们还能找到吗？
秋分前一日，我踏着晨露去了泰和县的万亩稻田。天刚蒙蒙亮，赣江的水汽还没散，像一层薄纱蒙在田埂上，踩上去软乎乎的，沾得裤脚全是湿痕。远远地就看见刘老板站在田埂头，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手里攥着个平板电脑，正对着稻田指指点点。他身后跟着个戴草帽的年轻人，是县里派来的农业技术员，手里的测亩仪闪着微弱的红光。
“你来得巧，今天正好测产。”刘老板看见我，笑着迎上来，手掌在衣襟上蹭了蹭——那双手布满老茧，指关节粗大，却能熟练地在平板上滑动。他点开一张卫星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不同颜色的小块：“红的是有机稻，绿的是优质籼米，黄的是试验田的新品种。”他指着最东边的一片红区，“那片稻子，再过十天就能收，已经订给广州的超市了，一斤能卖六块八，是普通稻的两倍。”
我们沿着田埂往里走，稻穗沉甸甸地垂着，穗尖上的谷粒饱满得发亮，沾着的露水掉在鞋上，凉丝丝的。刘老板忽然蹲下身，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穗稻子，轻轻一搓，谷粒就落在掌心里。他摊开手给我看：“你看这谷粒，饱满，色泽亮，这就是用无人机施肥的好处，均匀，不浪费，还能避开雨天。”他又指了指田埂边的几个白色箱子，“那是虫情测报灯，虫子飞进去就出不来，不用打农药，有机稻才能达标。”
正说着，远处传来“突突”的声响，一台收割机从田埂那头开过来，机身溅满了泥点。驾驶员探出头喊：“刘老板，西边的试验田测完了，亩产一千二百斤！”刘老板眼睛一亮，拍了拍大腿：“比去年多了一百斤！没白折腾这一年。”他告诉我，五年前他还是种二十亩地的小农户，靠天吃饭，遇上旱涝就减产。后来县里推广智慧农业，他贷款承包了一千亩地，买了无人机、收割机，还请了农业技术员，“现在种粮，靠的是科技，不是力气了。”
田埂上走来个老农，背着个竹篓，手里拿着把镰刀，是隔壁村的老杨。他看见刘老板，笑着说：“老刘，你这机器就是快，我那两亩地，还得割三天。”刘老板递给他一瓶水：“老杨，明年跟我一起种吧，我包收割，你只负责管田，收入肯定比现在多。”老杨挠了挠头：“我这老骨头，学不会那些新玩意儿。”刘老板拍了拍他的肩膀：“不难，技术员教你，我刚开始也不会用那平板，现在不也熟练了？”
我跟着老杨去看他的田，稻子长得比刘老板的矮一些，穗子也小。老杨蹲下身，拔起一根稗子，叹了口气：“今年虫多，打了两次农药，还是没除干净。”他的手掌比刘老板的更粗糙，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以前种粮，就看老天爷脸色，现在老刘他们用科技，我也羡慕，可就是怕学不会。”他望着刘老板的稻田，眼里满是向往，“等我儿子秋收回来，让他跟老刘学学，说不定明年也能用上那些新东西。”
离开稻田，刘老板带我去了他的烘干房。几台大型烘干机正在运转，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以前收割完，得晒半个月，遇上阴雨天就会发霉。现在烘干房二十四小时运转，收下来的稻子直接烘干，一点不浪费。”他指着墙角的一堆麻袋，“那些是装好的有机稻，明天就用冷链车运到广州，高铁开通后，下午就能到，比以前快多了。”
第二天清晨，我去了永丰县的蔬菜基地。基地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大棚像白色的波浪。菜农王婶正和几个妇女在摘菜心，她们戴着头巾，腰间系着竹篮，手指在菜心间飞快地穿梭，嫩绿色的菜心很快就装满了一篮。“每天天不亮就来摘，要赶在七点前装上车，不然就不新鲜了。”王婶擦了擦额头的汗，拿起手机点开一个APP，“你看，这是基地的监测系统，温度、湿度都显示在上面，要是超标了，手机就会报警。”
她带我走进一个大棚，里面种着圣女果，藤蔓上挂着一串串红得发亮的果子。棚里的温度计显示25℃，王婶说：“以前靠掀开棚膜调温，冬天冷，夏天热，果子长得不好。现在装了智能温控器，手机上就能调，果子结得又多又好。”她摘了一颗圣女果递给我：“尝尝，比超市买的甜，这是专供深圳的，早上摘，下午就能上货架。”
基地门口，几辆冷链车正在装货，工人师傅们忙着把装满蔬菜的筐子搬上车。基地负责人老吴说：“以前运蔬菜到深圳，要走一天一夜，菜到了都蔫了。现在赣深高铁通了，我们用高铁冷链专列，三个小时就到，菜还是新鲜的。”他指着车身上的“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字样，“我们基地是大湾区的供应基地，每天要送十吨蔬菜过去，比以前多了三倍。”
老吴带我去看基地的分拣中心，几个年轻人正在用分拣机筛选蔬菜，大小不一的蔬菜被分成不同的等级。“以前全靠手工分拣，慢还不准。现在用分拣机，又快又准，还能按客户的要求分类。”一个叫小敏的姑娘说，她是附近村子的，以前在外打工，听说基地招工人，就回来上班了。“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还能照顾孩子，比在外打工好。”她笑着说，手里的扫码枪“嘀”地响了一声，给一筐菜心贴上了标签。
从蔬菜基地出来，我沿着公路往回走，看到路边的田埂上，几个老农正在用锄头挖沟。他们说，这是基地帮他们修的灌溉渠，以后浇水更方便了。“基地不仅自己种好菜，还帮我们这些散户，教我们种有机菜，收了还帮我们卖。”一个老农说，“以前菜种出来，只能在本地卖，价格低。现在跟着基地种，能卖到大湾区，收入翻了一倍。”
一周后，我去了吉州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园。产业园在城郊，一排排现代化的厂房整齐排列，门口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欢迎深圳客商考察”的字样。园区里的一家手机屏幕生产企业，老板老陈正陪着几个深圳来的专家在车间里考察。“我们是去年从深圳转移过来的，吉安的劳动力成本低，政策也好，还离珠三角近，物流方便。”老陈说，他的普通话里带着广东口音，“刚开始来的时候，担心配套设施跟不上，没想到政府帮我们建了标准化厂房，还协调了原材料供应商，很快就投产了。”
车间里，工人们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在流水线前忙碌着。一片小小的手机屏幕，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能完成。工人小李是本地的，以前在东莞打工，听说家乡有了电子厂，就回来上班了。“在家门口上班，工资虽然比东莞低一点，但开销小，还能照顾父母。”他手里拿着一块刚生产出来的屏幕，仔细检查着上面的纹路，“我们厂的屏幕，供应给国内好几家手机厂商，质量一点不比深圳的差。”
老陈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吉安地图，上面标满了红色的圆点。“那些是我们的配套企业，现在已经有十几家落户园区了。”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空白处，“那里计划建研发中心，可就是招不到高端人才。”他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一份简历，“这是从深圳来的工程师，要求年薪五十万，还希望能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我们正在和政府协商。”
他给深圳的合作伙伴打了个电话，用粤语聊了几句，挂了电话后说：“深圳的专家下周会来指导，帮助我们改进生产工艺。”他望着窗外的厂房，“吉安的工业基础薄弱，要发展高科技产业，还需要时间，但我们有信心，毕竟这里的区位优势摆在这儿，只要能留住人才，肯定能发展起来。”
当天下午，我去了吉水县的诚斋书院。书院在县城的老巷里，是一座翻新的老宅子，门口挂着“诚斋书院”的木牌，上面的字是用毛笔写的，苍劲有力。书院里很安静，只有孩子们的读书声和毛笔划过宣纸的沙沙声。
周先生是书院的老师，退休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和书法。他正在教一群孩子写毛笔字，孩子们围坐在长桌旁，手里握着毛笔，认真地在宣纸上写着“荷”“莲”等字。“杨万里是吉水人，他的诗接地气，写的都是身边的景物，所以我教孩子们写诗，先从观察身边的东西开始。”周先生说，他拿起一个孩子的作业本，“你看这孩子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虽然字迹稚嫩，但有灵气。”
一个叫妞妞的小姑娘，扎着羊角辫，正皱着眉头写“莲”字。她的毛笔有点拿不稳，墨汁沾到了纸上，晕开一个小墨点。“周爷爷，这个‘莲’字好难写。”妞妞抬起头，眼里满是委屈。周先生蹲下身，握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教：“你看，草字头要写得轻，下面的‘连’要写得稳，就像荷花的根扎在泥里一样。”妞妞跟着写了一遍，果然好看多了，她高兴地笑了，脸上沾了点墨汁，像只小花猫。
书院的院子里，种着几盆荷花，荷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是孩子们自己种的，让他们观察荷花的生长过程，写进诗里。”周先生说，“上周有个孩子写了‘荷叶上的露珠，是太阳的小镜子’，多生动啊。”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孩子们的诗作，“这些诗虽然简单，但都是孩子们的真情实感，这就是杨万里的‘诚斋体’的精髓——接地气，写真实。”
周末的时候，我去了青原山的净居寺，正好赶上寺院的禅修体验活动。二十多个年轻人坐在寺院的禅堂里，跟着僧人打坐。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穿着简单的素衣，闭着眼睛，双手结印，神情平静。
来自深圳的小林是第一次参加禅修，他以前是做互联网运营的，每天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朋友推荐我来这里，说能静下心来。”小林说，他睁开眼睛，望着窗外的竹林，“刚开始打坐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工作的事，根本静不下来。师父说，要关注自己的呼吸，慢慢就好了。”
上午的诵经结束后，僧人们带着大家去茶园采茶。茶园在寺院后面的山坡上，茶树长得不高，叶片鲜嫩。“采茶要掐最嫩的一芽一叶，不能用指甲掐，要用指腹捏，这样才不会伤了茶树。”僧人耐心地教着，小林学着他的样子，轻轻捏住茶叶，一拧，茶叶就摘了下来。“以前在超市买茶叶，从来没想过是这样采出来的。”小林看着手里的茶叶，“这比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舒服多了。”
下午，大家跟着僧人学做素斋。在寺院的厨房里，年轻人和僧人们一起洗菜、切菜，分工合作。小林负责切土豆，他的刀工不好，土豆切得大小不一，僧人们笑着说：“没关系，用心做就好。”素斋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土豆丝，一碗豆腐汤，可大家吃得格外香。“这是自己做的饭，比外面的大餐好吃。”小林说，他擦了擦嘴，“回去以后，我想每周都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做做饭，看看书，不再那么浮躁了。”
禅修活动结束时，僧人们送给每个参与者一包自己炒的茶叶。“这是你们自己采的茶叶，我们炒好了，带回去尝尝，就当是留个纪念。”僧人说，“禅修不是形式，是要把这种平静的心态带到生活中去。”小林握着茶叶包，闻着淡淡的茶香，说：“我以后还会来的，这里的山水和宁静，是在大城市找不到的。”
秋分那天，我又回到了泰和县的稻田。金黄的稻浪在风中翻滚，收割机在田里穿梭，一派丰收的景象。刘老板的儿子从城里回来帮忙，他正在用手机直播收割的场景，镜头里的稻浪金灿灿的，评论区里有很多人问：“这是哪里的稻田？稻子真好看。”刘老板的儿子笑着说：“这是江西吉安的稻田，我们的有机稻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在小黄车下单。”
老杨也来了，他跟着刘老板的技术员学用无人机施肥，虽然动作还不太熟练，但脸上满是认真。“我儿子说，明年我们家的两亩地，也用无人机施肥，肯定能多收点。”老杨说，他望着田里的收割机，“以前觉得种地没出息，现在才知道，种地也能有新出路。”
田埂上，几个孩子在追逐打闹，手里拿着刚摘的稻穗。其中一个孩子大声念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杨万里的诗，大概是在诚斋书院学的。刘老板听见了，笑着说：“这孩子，以后说不定也能成为诗人。”
我站在田埂上，望着翻滚的稻浪，远处的赣江像一条银色的带子，绕着这片土地。风里带着稻谷的清香，还有泥土的气息。我忽然明白，吉安的出路，不在远方，就在这片土地上——在刘老板掌心的谷粒里，在王婶摘起的菜心里，在老陈车间的屏幕上，在孩子们笔下的毛笔字里，在每个吉安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里。
夕阳西下，把稻田染成了金色。收割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田埂上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农民，他们蹲在田边，聊着今年的收成，规划着明年的种植。晚风拂过，稻穗轻轻摇曳，像是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也像是在预示着一个金灿灿的未来。
我想起刚到吉安时，赣江的潮气裹着稻香扑进窗来；想起在诚斋书院，孩子们认真写毛笔字的样子；想起在净居寺，小林平静的眼神。吉安的“安”，不是停滞不前的安稳，是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节奏，是在传承中开拓新的道路。就像这稻田，一季又一季，春种秋收，生生不息，却又总能长出新的希望。
离开吉安的前一天，我又去了阳明路菜市场。卖菜的阿婆还记得我，给我装了一袋新鲜的空心菜：“这是刚从地里摘的，带着露水呢。”我握着那袋空心菜，感受到了土地的温度，也感受到了吉安的温度。
火车开动时，我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稻田和河流，心里没有了来时的迷茫，只剩下满满的希望。我知道，吉安的稻浪还会一年又一年地翻滚，吉安的故事还会一天又一天地续写，而那些关于“出路”的答案，就藏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藏在每个努力生活的吉安人心里。
